英文表示犹豫的语气词:走下神坛的孔子（一）：孔子其人 文武双全

《史记》、《左传》都记载了齐鲁“夹谷之会”。鲁定公十年，鲁国和齐国讲和，并确定在夏季会于夹谷，孔子将陪同鲁君前往。齐大夫对景公说：“孔丘这个人虽然懂得礼法，但不够勇武，如果让我们莱地的士兵用武力劫持鲁侯，就一定能够控制鲁国。”齐景公同意。而在鲁国，孔子对鲁定公建议：“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鲁定公采纳了孔子的建议，做好了以武力应对不测的准备。在夹谷之会上，果然不出所料。孔子一看事情不妙，便立即带着定公退下，并对随行的士兵下达命令：“士兵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操兵器，上!”在双方剑拔弩张、武力对峙之时，孔子慷慨陈词，申明大义：“两君相会，本来是要建立友好关系，而今却动用武力，背弃礼法，君王肯定不能这样做。”齐景公听了这番话，自知理亏，连忙下令来兵撤下。两国准备盟誓，齐国霸气十足，又在盟书上增加这样的内容：“如果齐国军队出国征讨而鲁国不派出三百辆战车随同出征，必受惩罚。”孔子针锋相对，提出“如果齐国不把汶阳的土地归还鲁国，也要受到惩罚。”最终齐国也没有占到便宜。不久齐国归还了所占土地。孔子以大智大勇和文事武备的策略，捍卫了鲁国的尊严。这场惊心动魄的军事冲突，如果入戏，将十分精彩。

《左传》哀公十一年，齐国攻打鲁国。鲁国当政者季孙问计于孔子的弟子冉有，最后决定将鲁师分为左右两军迎战，由冉有统率左军。冉有令自己的师弟樊迟为车右。那时使用战车，驾车人居中，主帅在左，武士在右。车右须英勇善战者充任，保护主帅，以防不测。季孙嫌樊迟年轻，冉有说：“他虽然年轻，但英勇无比。”冉有确实没有看错这位小师弟。鲁国的左军和齐军在鲁都郊外作战，齐军发起进攻，鲁军士兵却不肯越过城沟出战。师弟对师兄说：“军队现在对主帅的号令还不信任。请您把号令申明三次，然后率先越过城沟。”于是，冉有严申号令，然后手执长矛，率军奋勇杀入敌阵，齐师大败。战后孔子表扬冉有说：“这样做是合乎道义的。”孔子在战前是否和学生一起对战争进行过谋划，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对战争的评价来看，他对战事了如指掌。

孔子的学生能打仗，连当时的人都觉得奇怪。据《史记》记载，鲁国获胜之后，季康子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学之于孔子。”这一回答，足以证明孔子是向学生教授过演兵布阵、行军作战之法的。我们所熟知的射、御，就是孔子教授的军事体育项目。

也许满脸犹豫，几包番薯翻了老久却买不下，那头发斑白的半百摊贩忍不住说：“样子是难看点，摆在这里大半天都没人光顾，但这的确是我摊子里最甜最酥的番薯，熟客来我都介绍买这一种。干净好看的番薯多的是，紫皮番薯光滑干净，但粘性强，入粥不化，吃时粘牙，老人家不喜欢。浅棕色皮番薯也干净好看，味道却较淡，煮不了番薯粥。袋里的这些红肉番薯才是好货，现代人只看外表，嫌它难看，专买好看的贵货，我调低价钱也卖不出。”

摊贩话里充满惋惜，又有几分激愤，人们先入为主习性难改，虚华成风的现实重外表讲派头，丑番薯被冷落早已是生活常态。然而，丑番薯尚有识货人，为它遭弃抱不平，拳拳盛意推荐，人世间因其貌不扬而遭埋没的英杰隽才，则往往受尽折辱践踏，彻夜长号，在月亮星光都不照耀的角落郁郁而终。

征聘启事里常仅列明学历要求，工作经验有无，以及一些不着边际的表述：“愿意接受挑战”、“性格友善，向往在本行业发展”。没人明言五官拼凑的那一张脸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应试手册也从未坦言以貌取人早已是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不讨好的脸在职场争逐上常居下风，。

新世纪号称知识型经济世纪，理当才智美慧先行，但媒体上最火红的仍然是各类为一张脸大做文章的广告，充实脑袋内涵远远不及美化脸上几厘米的皮层。或许智慧需要千锤百炼，像种一棵铁树，开花极其艰难；而美丽则可轻易拼凑，几乎是人人皆能实现的梦想。因此，其貌不扬更难找到立足之地。

实际上，以貌取人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痼疾，睿智如孔子亦曾在此狠狠栽了个大跟头。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有弟子名宰予，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初始显然颇受孔子器重。其后他不孝寡恩面目逐渐暴露，学习态度懒散松弛，大白天也怠惰睡觉，孔子斥骂他“朽木不可雕”。对倡导“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万世师表而言，这几乎是孔子一生中最重的话语，对宰予的失望暴露无遗。

另有弟子名子羽，体态容貌丑陋不堪，孔子顿生偏见，认定他材性薄弱，难成大器。孰料子羽敦品力学，人品学识誉满四方，追随他的学生多达三百人。孔子于是感叹道：“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用言辞来衡量、判断人的好坏，孔子把宰予看错了；而根据外貌来衡量、判断人的优劣，孔子又在子羽身上犯了错。历史上能像孔子这般反躬自省者毕竟属于少数，大多数人凭直观讲印象，任由感觉导向，挑得绣花枕头当宝，千百年来遭弃于野、无语问天的大贤，难以胜数。

《三国演义》里庞统胸中之才胜诸葛亮十倍，鲁肃举荐他会见孙权，后者见他“浓眉掀鼻，黑面短髭，形容古怪”，心中顿时不喜，弃而不用。庞统于是转投仁德无双、积极招贤纳士的刘备，《三国演义》写两人会面情况：“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不悦”，打发他到百里外小县当县宰，导致他消极怠工，终日沉湎酒乡。

身兼数学、文学两家之长的美籍华裔学者邵耀成先生近日来到南京，在先锋书店为读者进行了一场题为“历史上真实的孔子”的主题演讲。邵耀成先生此次来宁为的是参加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语言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他带来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最新力作《孔子这个人与他所面对的问题》一书。

研究数学对孔子感兴趣

在国学热的当下，于丹的普及型《〈论语〉心得》深入大众，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对孔子的另类解读，在学术圈内受到震动。而研究数学起家的邵耀成不同于他们，他更尊重的是历史，他以占据大量史料的有利条件，通过文献、考古学考证，告诉大家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演讲会上，邵耀成描述了孔子真实的年表生平，概括性地介绍了他的时代、他所传承的文化传统以及他如何通过教育永远地改变了中国阶层分明、由血统产生的阶级社会。虽然他的夹生普通话，让人很难辨别，但他儒雅的气质以及他独特的研究路径，还是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

邵耀成一边放着幻灯片，一边介绍说，孔子是个大个子，长大后身高1.91米，比姚明只差36厘米。孔子的父亲66岁时与正当妙龄的“颜氏”女“野合”有了孔子。“野合”是当时一种被认可的婚前习俗，也就是非婚姻所生。这对爱礼仪如生命的孔子来说，那种打击与痛苦，是可以想象的。与生俱来的耻辱和缺陷像鞭子那样，督促着孔圣人在礼教与人格完美的追求上，有“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的使命感。邵耀成说，时代启发了孔子多方面的发展，但时代也沉重打击了他；他有坚定的理想，但他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道路。

其实孔子那个时代饭菜的选择很有限，做饭的方法也还在草创时期。主食主要是各种谷物，最早是小米，周代末期也有了各种大麦，小麦，和大米。但那时没有面粉这样的吃法，多半把整个的谷物蒸熟或煮熟了事。黏性的小米或大米也用来造米酒，但不是现在的葡萄酒或高粱酒的造法，基本就是“啤酒”类。配主食的主要蔬菜最早是“菽”，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大豆(吾乡叫做“毛豆”的)，煮食；大豆的叶子也吃，叫做“藿”。后来就还有“葵”(不是现在的向日葵，那是以后从新大陆传来的)，据说是一种茎叶有绒毛，开紫花的野菜，中文现在叫锦葵，英文叫mallow；荠菜；和《诗经》里常见的“葑”“菲”，就是现在说的大萝卜和红萝卜。水果主要有桃，梅，李，柿，枣，杏等等。

那时最常用的烹调方法是蒸和煮(加油翻炒的做法那时不存在)，最有名的菜式是“羹”，基本就是把肉类放进“鼎”(三足或四足，中空，下面可架火直接烧)，有时也加点蔬菜或水果同煮。还有一种肉酱叫“醢”值得一提。它是用碎肉加小米浆和盐，放在米酒里发酵做成的。孔子的弟子，勇猛的子路就是因为打仗时穷讲究，“君子死，冠不免”，俯身去捡打落在地的帽子，结果被斩成肉酱。孔子听说了子路的死法，就在吃饭时把醢撤了。

对于孔子的话古往今来有很多种理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认为，这句话描述了一种人生坐标，但是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她说：“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我们不一定要等到七十岁，才能达到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然而，于丹教授并没有详细解释和阐述这种人生坐标每一步应该达到的境界。杨伯俊先生和国学宗师钱穆先生的解释更是各有千秋。

杨伯俊先生的译文如下：

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至于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的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阐述：

先生说：“我十五岁时，始有志于学。到三十岁，能坚定自立了。到四十，我对一切道理能通达不再有疑惑。到五十，我能知道什么是天命了。到六十，凡我一切听到的，都能明白贯通，不再感到于心有违逆。到七十我只放任我心所欲，也不会有逾越规矩法度之处了。”

对于其中的关键词语，钱穆先生专门批注到：

志于学：志者，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谓。故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

而立：立，成立义。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此为孔于进学之第一阶段；不惑：人事有异同，有逆顾，虽有志能立，或与外界相异相逆，则心易起惑；知天命：虽对事理本复有惑，而志行仍会有困。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因厄或愈大。故能立不惑，更进则须能知天命。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记义与职责。耳顺：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顺之反应与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处之，不为所摇撼所迷惑，于是更进而有耳顺之境界。耳顺者，切听人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与道有不顺。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从心所欲不逾矩：从，遵从义。或说：从字读如纵，放任义。矩，曲尺，规，圆规。规矩方圆之至，借以言—切言行之法度准则。此处言矩不言规，更见其谨言。圣人到此境界，一任已心所欲，可以纵已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

近两天听杨老师说易，却忽然在想：孔子这番说法难道仅仅在讲一个治学的道理吗？难道不是在告诫我们一生中心智应该达到的某种高度和境界吗？似乎突然可以站在某个高处看人生的道路，自出生那一刻起，我们每一个人便放开自己的脚步飞奔，都在匆忙中跨过一个又一个坐标，奔向同一个终点——“死亡”。无论过程如何，这却是一个现实，我们都在匆忙地向死亡的终点奔去。在迎接死亡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一切都不曾拥有，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样赤裸裸的公平的结果，这就是大自然的造化。

“吾十有五，而治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以为也许孔子先生的话可以这样理解：

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开始有想法，开始想到自己一生中需要把握一些东西，是知识、技能、智慧还是物质？

三十岁的时候开始有能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名利地位，房子、车子还有一切能够产生诱惑的东西，从此人生便开始陷入艰苦奋斗的历程；

劳碌追求十年，得失之间的四十岁，忽然像广告中濮存昕说：“人到中年，名利看淡了”，终于开始了不惑，这里的“惑”也许是指“诱惑”，难道不是说，人们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才开始明白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诱惑，是为“空”；但是看清终归是看清，挂在嘴上却不能落实到行动；

到五十岁这十年中人们会在这追逐与抵抗诱惑的矛盾中逐渐放慢脚步，静心去观察周边的人，周边的起伏跌宕，逐渐明白一切都是遵循上天本来定下的法则，没有人能够逆转；

如此一来，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曾经想要追求的已经不惑，曾经想要逆转的依旧遵循“天命”，那么我们没有什么不能接受。周遭的声音都能够理解，能够定义为自然本来的因果，“耳顺”是由于内心已将他们定义为自然本来的“因果”；

如此修炼，七十岁的里程碑则心与自然法则吻合，不需要去调整和克制便会达到“天人合一”的“不逾矩”境界。此乃人生追求死亡过程中心路历程所能达到的极致境界吧。

现代社会发展似乎扭曲了人生本来的生长衰亡之法则，加速了我们的身体奔向死亡的速度，却延缓了我们的心智到达高度的过程。看看周边，三十岁还在迷迷糊糊、懵懵懂懂的不立一族不算什么，一旦“而立”，外界的诱惑却让人们开始为房子、为车子、票子、孩子和老子开始苦苦奔波，十年的时间似乎已经不足以让人们“不惑”。四十岁开始谢顶，开始拥有五十岁的健康状况，甚至六十岁却还不能不惑，还在名利场上苦苦追求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也许就在这种苦苦奔波中，很多人来不及准备就到达了生命的终点，而那些孔子先生谈及的境界，却是永远不能触及的遗憾了。

人类不管这样发达，需要宗教，这是共识。人类一致的认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教堂，没有对宗教神圣的敬畏，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无论文化多么灿烂，也是件很悲哀的事。

中国没有严格的、普通意义的宗教。

如果说有，那就是皇帝的宗教。从有皇帝的时代开始，皇帝就自称天子，天的儿子，他替天行政，替天说话。 当皇帝的牌位被打碎后，仅仅过了三十多年，个人神化成为全民运动。一个人可以决定这个社会的道德、法律，他是上帝，他的语录成为圣经。在黑格尔看来 ，“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则。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的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则。所以，中国人既没有 我们所谓的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的道德。”

现在，中国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社会应该进入平稳期。可是，社会再一次让人们失望。权力与市场合谋，制造了虚假的高潮。享受高潮的人，只占社会的百分之一还不到。人们的不 满与私欲极大的调动起来了，浮躁成为时代的流行病。

我们需要布道。

需要有人引导我们。

我们贫乏的心灵渴望呵护，我们虚弱的身体需要抚摸。

我们想靠在一个安全的、温暖的怀抱里，感受平和的世界。

我们想要单纯的快乐。

我们渴望简单。

简单到了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

这时，最接近我们想法的，当然是孔子。

孔子没有为我们建立教堂。他想建的是一个此岸的世界。可就是这个此岸世界，我们感受到了幸福。论语至少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快乐，怎样宽容。通读论语，你应该觉得，我们可以不相信对方，不理解对方，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对方。他对君子与小人的的定义竟然是这样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做好君子，就要“仁”，要“礼”， 要“恕”。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三省吾身。这与基督的告解有什么两样呢？

但是孔子不是圣，只是人，用李零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有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语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拚命劝人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栖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而耶酥，他是上帝在尘世中的独子，他三十岁之前也一直是木匠，也是一个普通人。三十岁之后开始传扬福音，三年之后被罗马人订上十字架，用他的血为洗清人类的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孔子替前世的中国人受难，耶酥为西土的土人受难。不同的人，耶酥半人半神，而孔子，只是人，或者说，真人。

人类都如羊走迷，都偏行己路。孔子和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们身上。他们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那是因为，他们都在为替百姓代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