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东创新2016高考:中国的司法改革无需站在政改的大旗下

模仿复制美国司法运作模式必定失败(8)

作者： 方鲲鹏

八、中国的司法改革无需站在政改的大旗下

本文标题中“美国司法运作模式”是个泛指的概念，并非专指法系问题，而是对应于言必称美国、鼓吹照搬照抄美国司法但是概念模糊不清的声音。实际上国家采用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不是一个应该争论的问题，因为两大法系各有长处，而且现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采用纯粹的海洋法系或大陆法系。美国更是提供了两大法系共存的例子。美国总体上是属于海洋法系国家，但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在购自法国之前是大陆法系，至今仍然保留大陆法系，而该州的法院组织、法官产生方法、法庭规则、陪审团制度等与美国其他州并无二致。另外路易斯安那州法院的案件，常经由上诉过程打入联邦法院，也没有听说产生与采用海洋法系的联邦法院不能接轨的困难。

在一个泛指的概念下，便于把美国司法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比较系统地归纳在一篇文章里。中文资料中，赞颂美国司法运作模式的文献汗牛充栋，但能指出其具体问题的文章凤毛麟角。我能给凤毛麟角作些贡献，部分原因受益于我近距离观察美国。我的文章经常受到攻击，最常见的指责是：“你这是变相为中国目前的司法制度唱赞歌！”“你的意思，美国司法制度还不如中国？”“你来开个处方！”“重要的不是批评别人的制度，你能提出一个比美国制度更好的制度吗？”一看到批评美国就跳脚，产生莫名其妙的联想，要质疑批评美国的资格，这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吗？我不认为比较中国才有资格批评美国，不认为批评的同时必须开处方。批评可以只是一面镜子，照出脸上的脏污，至于怎么处理这些脏污，不是镜子的事。

另一方面，中国的司法运作模式亟需改革的文献也是汗牛充栋，绝不缺少开处方者。我主要是将观察到的美国问题写出来，给严肃认真的开处方者们借鉴，希望他们高瞻远瞩，在设计司法改革时能预见到这些问题，重视监督这一环，重视防止司法向市场化倾斜。这两个重视极其重要，再强调也不为过。

美国的司法在我们看来有很多毛病，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在他们国家里不至于发展成为社会不能承受的严重问题，这同他们的社会文化和司法制度形成过程有关。而中国没有这些背景，如果照抄过来，一定会把他们的毛病很快发展成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举几个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作为例子。

美国人的观念是法重于理，以判决为准，没商量；而中国人观念是理重于法，判决要合道理，才能接受。但是“合道理”是个软性指标，各人会有各人标准，合你的道理不一定合他的道理，都要合理才合法，社会永远不得太平。中国首先要培植法重于理的观念。

缺乏监督的美国司法制度在形成期，存在一些基础条件，包括法官对法律的忠诚，法官对正义的追求，法官职位具有的崇高感，民众对法官的信赖，法官本人对法官职位的自重和荣誉感等等。这些基础条件不仅中国现在不具备，在其本土也由于时代的发展而变得过于崇高，处于逆向淘汰中。在当今这样一个只重物欲的时代，除了少量的法官，绝大部分法官之所以成为法官，不是受追求正义的崇高精神召唤，而是被法官职位带来的种种好处吸引。

美国的法官不受监督而长时期里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除了上述的基础条件及其贯性外，还受益于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因为基督徒相信人做坏事时上帝在看着。同样，这也是与中国不同的国情，而这个条件在美国本土也在丢失中。

因此不仅中美两国的文化意识不同，支撑美国司法运作的基础条件，也由于时代变迁而显得过于崇高不合时宜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也在流失中，所以盲目移植美国司法模式注定要失败。

而时代的变迁，也使一些原本丑陋的方法更有了用武之地，“死盯行动”就是一例。试想有人举报某路段巡警收钱取代开罚单，你去找警察谈这事，一百个不承认；找双方对证，各说各的话，也不好办。如果派一个农民工装扮的“死盯”去那里开超速车，就省事多了。拦下来后，你要开给我300块罚单？我递上100块现金。你收下了，有录音有录像，赖也赖不掉。你私收100块，会罚你1万块。但还不急着罚，等你私收达到1千块再同你算帐，罚10万，要罚得你倾家荡产，以儆效尤。

假作真时，真亦假。如此整治，真有人行贿时，手也不敢伸出来接了，还会将行贿者的身份证号码记下来报告上级。美国“死盯”督军战术，在道德上确实有瑕疵，但经验证明有效，是能抓到老鼠的好猫，可以考虑引进。但这种战术必须加强管理，制定严密的游戏规则，防止“死盯”被用来陷害和栽赃。

警察、法官是握有执法权的人群，是高风险的被腐蚀对象，美国“死盯”战术对他们却网开一面，完全不可取，也许是对自己人搞“死盯”不方便的缘故（美国的“死盯”部队属于警察系统）。这也说明，权力需要监督，但不能依赖系统内部的监督。权力必须设计成能互相监督。如果只有单向监督，就要层层设置监督机构，没完没了，并且最高权力后面无人可行监督之职。

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官员贪污腐败日益猖獗。七十年代当局下决心整顿，于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大力肃贪，官员贪污风气很快就刹住，而这期间香港的社会体制没有改变。台湾在蒋经国治下是权威体制，他把国民党原来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之风整治得耳目一新。李登辉、陈水扁治下的台湾转型为民主体制，这俩人却把台湾搞得黑金政治充斥。社会体制民主化没有促进台湾的廉政。说穿了，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不依赖于社会体制和政治改革，如果最高权力层自身清廉，只要有决心、有魄力，严厉执法，反腐败可以很快见效。

中国的司法改革无需挂靠政治体制改革，一站到政改的大旗下，唯有上演只闻雷声不见雨滴的戏了。其实，说“司法改革”这样的话都嫌奢侈，因为基本上需要解决的只是，除了绝对豁免权和判例法部分外，让中国法官拥有美国法官一样不受干扰的执法权，同时设计和推出美国所缺乏的监督机制。

美国处于一个社会体制的成熟阶段，做一届、二届守成的总统，也可以成为民意评价不坏的总统。但中国处于社会转形期，政府非得有办大事的魄力，干承前启后的事业。做守成政府只能是一厢情愿，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