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编格式:刘锋：遍地造假 中国人创新灵魂在哪里

　　如果一些人把造假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我们能说这些人没有创新的能力吗？他们很有创新能力，只是把自己的创新用错了地方，而用错了地方的行动，只能是作用力越大，越有害于整个社会。

　　虽然，造假到处可见，但不可否认，整个中国都在为真正的创新绞尽脑力，创新型经济、创新型社会、创新型企业、创新型政府、创新型管理、创新型服务在各地大张旗鼓地宣传、实施，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的口号也是广为人知，可是我们知道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的创新资本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当国人为“四大发明”的文明史而自豪时，有没有想过“四大发明”之后的发明还有什么？当国人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而沾沾自喜时，有没有过想过这种实力来源于中国产业工人的低成本、中国产品的低价格和低附加值的疯狂累积？当各级执政党和政府在千方百计地推行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时，有没有想过统一思想、坚决服从上级要求的下级政权、组织能否真正地激发出创新的活力？当国人为“徐州”号军舰远赴希腊为中国从利比亚撤侨护卫欢呼时，有没有想到中国至今还没有一艘代表军事实力的航空母舰？当中国居民每天在使用转基因大豆调和油时，有没有想到他们正在为他国的技术入侵埋下伏笔？当中国人在津津乐道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技术时，有没有想过下一个袁隆平在哪里？当“80”后、“90”后的孩子在追逐刘翔、姚明、丁俊晖、李娜、韩寒、李宇春、周杰伦这些明星时，有没有想过这些明星的成功经历有多大的复制可能性？当一个又一个家长花费大量口舌和成本逼迫孩子们去上一个又一个课外辅导班、奥数班、特长班时，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正在摧残下一代的创新能力？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去维护稳定时，有没有想过有多少建设性的诤言和拼争被漠视、排斥、打压而因此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人的任何一项创新都需要漫长的岁月积累。一方面，思想上的创新中国人用的时间最久。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的褒贬议论、吹捧批判，到今天也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民主、自由、宪政体制来到中国的水土不服也与国人的守旧思想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到今天也有太多的纰漏。实用主义思想伴随改革开放吹遍了神州大地，美德、正义、伦理秩序已经被挤到悬崖边上。思想创新的责任大旗还没有真正被中国人扛起。另一方面，体制上的创新中国人用的时间也相当漫长。当辛亥革命把一种新型政体的大餐放到国人面前品尝时，自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封建集权制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而中共建立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也用了二十八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用了二十多年的教训作为铺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道路实施了三十多年也不敢说没有大的缺点和不足。体制创新的路径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始阶段。

　　如果中国人能把创新的兴趣集中在正道上而不是造假上，循序渐进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向前走，那么，中国人应该可以找到创新的灵魂所在。

　　创新的灵魂应该脱胎于真实的土壤。一个不说真话、不干真事、不做真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也是没有创新灵魂的民族。说真话需要民主的环境。何谓民主的环境？下级官员批评上级官员不被“穿小鞋”、不被打压，同行之间相互批评而不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高层批评底层不减少支持率，说真话的人有自由、不被动、受欢迎、有保障、成习惯，就是民主的环境。干真事需要法治的支持。法治如何支持？法律的权威第一，执政党位于其下，政府行为受法律的监督与制约，民众的守法意识成为日常的习惯，法治社会的氛围就能形成。做真人需要文化的熏陶。文化怎么熏陶？从言行举止的教育和示范入手，引导每一个公民做表里如一的人，鼓励真实的个性展示和个人爱好，尊崇真实的人性。有了民主的环境、法治的支持和文化的熏陶，一个真实社会的土壤才能说具有创新的灵魂，引领人的思想和行为沿着真实的轨道前进。

　　创新的血液流淌于基础工程里。创新要从娃娃抓起，为此必须在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层面有所作为。如果我们能从孩子一有自主意识开始，就开始关注和培养孩子的个性意识、自主意识、动手意识、问题意识，我们就有了一个好的创新基础。如果我们还抓着教学生考试、教学生听话、教学生服从的旧制不松手，我们就不能培养真正有创新意识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不从现在下决心改变下一代的教育模式，不从那些有奇思怪想、充满梦想，甚至幻想的孩子中寻找创新的血液，那么任凭体制、机制怎么在这些孩子成年后激励与诱导，都不能产生真正持续、有爆破力的创新成果。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功利思想从孩子的培养中消除，那么我们就不能有真正健康的创新血液输入到整个民族创新的肌体中。

　　创新的原动力在于对人性创新需要的尊重。没有对人性的尊重，就没有真正的创新动力。到今天，我们还停留在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讨论上，还没有真诚地看待人性的发展史和人性的创新元素，所以，我们呼唤整个社会从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生活中发掘人性的光辉色彩，从中找到人性的创新需要。尊重人性的光辉，尊重人性中的创新元素、创新灵感、创新表现，要不带偏见和成见地理解人的创新需要，动用各种物质资源、精神资源满足人的创新需要，建立各种制度启蒙人的创新需要、保障人的创新需要，依靠人的创新需要的实现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尊重人权写入宪法并不足以说明这个国家对人性的尊重，而只能是一个开始。尊重人的异见、怪谈、怪癖当是尊重人性创新需要的又一延伸。而在实践中能够少一些功利，多给一些人试验其奇谈怪论的空间的话，也许对人性创新需要的实现和整个民族的创新都会有更多益处。

　　当代中国人的脖子上有两道历史枷锁：一道是久远的历史风情；另一道是近代的苦难悲歌。五千年的泱泱大国文化底蕴与百年的外强凌辱，辉煌的记忆与悲情的回首同时作为今天国人的历史根基，谁想起来都难免动容唱词抒怀：百年悲情古今几国曾有，世纪探索中国何日复兴？文明的自豪感与国力的自卑感，曾经的自信膨胀与近代的彷徨无措形成强烈的历史反差，造就了中国人的历史悲情。

　　历史走到了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中共成立90周年的年份。缓缓从历史悲情中走出的中国人唱起了中国模式的高歌，以接续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辉煌根脉。

　　然而，中国人要从历史悲情中走出，至少要清晰地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历史悲情带给了中国人什么？消除中国人历史悲情的途径中是否包含中国模式？什么样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走出历史悲情的最好途径？目前对中国人是否走出历史悲情尚无定论。一方面，中国人在忧患意识的驱动下走出一条渐进发展之路，越发韬光养晦；另一方面，中国人在越发自信地总结中国模式的路径优势，试图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制度优越性，似乎已经冒尖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种历史悲情笼罩下的中国人

　　1840—1978年以来的中国有难以摆脱的四个阶段的历史悲情：

　　第一个阶段的悲情历经72年（1840—1911），中国人被动地从传统封建专制国家过渡到了新式的民族国家，不情愿地走到了现代性潮流中。其中，中英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收场，以大国威仪的崩塌为引线，以工业文明冲击农业文明为发端，其影响逐渐传导至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定位、清朝统治者的慌乱神经、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挣扎、民众生活的离散漂泊。一场战争就把中华文明的辉煌面具扯下，把悲情的里子强行灌入了中国人的近代文化中。清王朝的垂死挣扎与农民悲情的普遍蔓延，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具有第一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权”，轰轰烈烈地试验了14个年头，终因农民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相矛盾性，即革命反抗性与封建落后性相互矛盾，而走到了尽头。随之而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又把中国人朝历史悲情的深潭推进了一步。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在万众欢呼其历史功绩的声音中又衍生出了无尽的悲情元素。

　　这种悲情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从上到下，悲情不尽一致。

　　以“老佛爷”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晚清顽固派从维护家族利益出发，产生了愧对祖宗的悲情。当他们在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时只能委曲求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以使帝国大厦不至于倾倒，以使宗族、家法能够延续下去，殊不知民心的大厦已然倒塌。

　　尽忠旧制，捞取功名，做一个愚忠的官员成为开明士大夫阶层的人生悲情。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开明派想在旧瓶子里装一些新酒，既不伤筋动骨，又能维护皇朝统治，于是大力推行两面派策略：一方面镇压农民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人士的反抗，另一方面又寻求体制内的技术修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此两面派战略带来的后果就是各个阶级的连续反抗和技术理性的试验失败。

　　改良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深切感受到国难临头的“奇惨大痛”，愤而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欲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但是，在晚清皇族根基上嫁接资本主义共和体制明显水土不服，并且还遭遇革命派的攻击和顽固派的疯狂打压，最终将体制更新的幻想化作一阵悲情。

　　与改良派不同，革命派在数百次革命失败的土壤上酿成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举国上下为之振奋，历史悲情好像一夜消失殆尽。然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未实施，就因实力不济而将革命成果拱手让给了北洋军阀。这也向世人昭示，革命不彻底，必将走向新一轮的历史循环。

　　普通的民众在各种改良运动、革命运动、学说主义的包围中，无法辨别真伪，无法始终如一跟随某种主义前行，只能在本能的驱使下求生存，朴素地反抗着各种压迫，自然地发泄着对命运的不满，在有意无意间为各种运动输送了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在延续历史悲情的同时也埋下了驱散历史悲情的伏笔。

　　第二个阶段的悲情历经17年（1912—1928），中国人被迫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下充当了政客们的试验品，对所谓民主、自由、宪政大失所望。由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实力太弱，又拿不出反帝反封建的一以贯之的勇气，致使革命派最终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妥协，从而使北洋军阀得以用民主、自由、宪政的幌子欺骗了中国民众，进而延长了民众在黑暗腐败的社会中挣扎的岁月。

　　此阶段的悲情元素可作两种归纳：一是使用欺骗伎俩，增加民众的失望情绪。北洋军阀为封建专制披上了民主、自由、宪政的华丽外衣，导演了一幕幕欺世盗名的专制恶行，使不明真相的民众讥讽民主、自由、宪政的价值，从而抛弃宪政制度的尝试，重新回归专制制度。二是宣传革命主义，唤起民众的向往情绪。在各种学说主义杂生的乱局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脱颖而出，成为唤起民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鲜明旗帜，然而，民众对这两种革命主义还不能正确地区分，他们只能在黑暗中向前摸索爬行。

　　第三个阶段的历史悲情历经21年（1929—1949），中国人被迫在抗日战争和内战的双重折磨中寻找真正的幸福生活，而逝去的人却没法分享这个果实，实在遗憾。三股政治力量在中国的大决战以中共的胜利告终，但是其中死去的数千万人却只能饮恨九泉之下而无法享受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的代价实在太大。

　　此阶段产生的悲情元素导致了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分分合合，中日之间不可化解的历史恩怨。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两次合作，两次破裂，创造出了一个新中国，也留下了一个较长时期内难以回归的台湾地区，两党之间的兴衰荣辱、权力更替、执政心得为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留下了太多可供讨论的历史话题，两党执政下的普通民众被硬生生地划为敌我关系，逝去的英灵在黄泉之下也为之感伤。同时，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还在延续，至今日本右派势力还不愿公开承认侵华的反人类行径，“靖国神社”的幽灵时不时地还要在他们身上显灵，那些倒在战场上的无辜生命至今又有谁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又有谁为他们感伤？

　　第四个阶段的历史悲情历经20年（1957—1976），中国人在本应带来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土壤上发动了“反右扩大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使自身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政治运动发展不了中国，反而会毁了中国，这是此阶段悲情元素中延伸出的刻骨教训。“一穷二白”的中国失去了宝贵的二十年，现代化建设丧失了许多宝贵的机遇，几代人的生命轨迹被人为地扭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被人怀疑，至今想起这些惨痛教训，仍让许多人扼腕叹息。

　　被上述四个阶段的历史悲情裹挟下的中国人很难直起腰杆。因为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被生硬地拖入了近代史的洪流，在列强的野蛮欺压下开始尝试了各种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愁苦，即使在新中国的土壤上也被政治运动狠狠地涮了一把，尝尽了艰辛的中国人彷徨无措，既害怕失去现有的生活，害怕别人揭中国人的伤疤，害怕其他民族轻视中国人，又害怕重蹈覆辙，曾经的历史悲情成了中国人的沉重包袱，阻碍了中国人树立平和的自信。

　　用新型中国模式驱散历史悲情

　　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历史悲情，成为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大历史任务。从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改革开放国策的施行，“中国改革试验田”的遍地开花，“北京共识”的提出，中国制造的世界销售，百年奥运圆梦，国庆六十周年庆典、世博会、亚运会的华丽运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的宣扬，孔子学院的世界开花，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中国在二十国峰会、中欧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世界银行中的地位上升，到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中国人似乎正在撬动世界、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历史悲情似乎正在慢慢淡去。

　　中国人正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然而这条路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中国模式，至今尚无定论。虽然国家高层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上从未承认有中国模式，但是民间的讨论还是轰轰烈烈。网络公共空间中正反两方面的争论仍是硝烟未散。

　　近日有两本畅销书都从肯定的角度涉及中国模式问题。一本是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其中代表性语言是：“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 这是“可能的未来景象”。另一本是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书，其中骄傲地指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可否认，媒体对这两本书的热炒说明民众有这种内在的心理需要——摆脱历史悲情，树立大国自信。摆脱历史悲情，需要不断找到历史证据树立大国自信，需要向世人表明模式优越，需要向别国推销模式理念，需要让世界重新认识、评价、看重中国，这条路径从逻辑上看无可挑剔。

　　可是，中国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不是可以被称之为中国模式还有待商榷。至今，仍有不少国家不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推销模式理念也心存芥蒂，“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倾销论”等就是这种质疑的产物。同时，国内学界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也有疑问，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模式提法尚不成熟，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要慎用中国模式，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中国模式。现阶段，民众普遍感受到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蔓延、物价持续上涨、房价持续上涨、贫富差距的拉大、高税负、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大、上学难、看病难等社会问题就在身边，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认为中国形成了所谓中国模式。多方的质疑反而又加重了一些中国人的历史悲情，看来，历史悲情并不能在短时期内逝去。

　　中国人向来以饱含忧患意识自居，居安思危、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等词语常常挂在嘴边，然而中国人也常常说一套做一套。一方面，中国人把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悲情告诉世人，以唤醒中华民族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一些中国人又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动辄就用中国模式为国家套上炫目的光环，殊不知他们已经忘记了“生于忧患”的古训。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陋习，就是好大喜功，夸大成绩，遮掩不足，因此，有些人在改革开放取得一点成绩之后就广为宣传，肆意夸大功劳。试想这三十多年的成绩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一瞬间，也只是大海的一滴水，要建成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与中国相比，美国总是喜欢夸大本国面临的问题来提示国民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天地大冲撞》、《2012》、《不可忽视的真相》、《后天》、《家园》、《改变世界的六度》等影片、纪录片都展示了美国人对未来世界的担忧。纵观今日美国的全球战略，民众也会发现其在世界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布局谋篇，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人说得少，做得多，让国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今天的中国不缺做大事的本领，缺的是做小事的本领，缺的是为民众谋一点一滴福利的本领，缺的是为民众基本权利的实现营造文化氛围的本领。因而，如果将来中国有一种成型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这个模式一定具备时空相连的特点。从时间角度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一定是在注重民众福利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一定更多地延续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和务实意识，它一定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从空间角度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一定是内政外交平衡发展，内外责任兼修，对内凸显包容公民自由个性、包容公民基本权利、包容民间组织发展，对外包容世界各民族文明、包容历史多样性、包容价值判断。也许到了那时，中国人才能说真正脱离了历史悲情的束缚，自信而不傲慢地站在世界民族的大家庭中，为世界文明的绚丽绽放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