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库是怎么制作的:创新在哪里创造价值？

        科学发明和突破性技术产生于何处并不重要——对于国家的繁荣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谁能将这些发明和技术商业化。美国在这种竞赛中并不落后。

如今，或许比以往更厉害，对全球化的恐惧在美国挥之不去。许多曾经风光一时的美国制造企业开始到海外去竞争，或者将它们的许多工作迁移到其它国家。随后，服务型企业也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正如制造业的大批外迁最初始于低工资、非技术性的蓝领工作那样，服务业的离岸外包开始也只涉及数据录入、常规软件的编程与测试，以及电话银行的运营等。但如今，海外员工正在为美国企业分析财务报表、测试贸易战略，以及设计计算机芯片和软件构架。

正是这种代表创新与未来的研发工作的离岸外包引起了人们最深切的忧虑。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曾对许多美国人发出警告，“随着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发展中大国利用它们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武装自己庞大的、低工资的劳动力大军”，美国的竞争力可能会被大大削弱¹。最恰当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一种回答是以保守派评论家Pat Buchanan、电视节目主持人Lou Dobbs为代表的一些人呼吁的实施保护主义。另一种似乎更为进步的观点认为，出路在于花更多的钱，大力发展尖端科学与技术。现行权力机构中的许多人，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同样信奉由经济学家Sylvia Ostry和Richard Nelson命名的“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拜物教”，这两种理论都宣称，美国的繁荣需要她继续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保持统治地位。

以前我们就已经听到过这种担忧以及为此提出的对策。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将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律师和管理人员泛滥，而工程师和科技人员短缺；德国和日本被作为职业比例更合理的国家而受到推崇。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减缓，而美国的经济反而欣欣向荣——而这并非是因为听从了有关职业比例的警告。事实上，美国高中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并无多大改进。法学院的入学率仍然居高不下，管理人员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仍在不断增大。在发表科技论文的数量、科学和工学博士人数，以及申报专利的数量上，美国所占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服务部门在不断扩张，而制造业的就业情况则趋于萧条。

当然，美国不能指望在“痛失领先地位”连续剧的每一集结束时都有同样完美的结局。中国和印度融入全球经济是一个根本性的、史无前例的事件。这一次的结局可能会有所不同吗？美国正濒临被一次技术风暴所摧垮的边缘吗？我认为，答案是“不会”。人们对研发工作的离岸外包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科技进步产生担忧，是因为对技术创新及其与全球经济的关系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创新在培育繁荣上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们必须慎重地制定政策，使其能够不断地支持创新，而不是削弱创新——例如，我们不能偏重某种形式的创新，而忽视其他形式的创新。

三种水平的创新

创新包括开发新产品或新流程，以及开发它们所需的专门知识与技能。新产品的形式可以是高水平的模块化组件或原材料（如微处理器与制造微处理器的硅）、中等水平的中间产品（如具有如微处理器等元器件的主板），以及基础水平的最终产品（如计算机）。与此类似，作为新产品开发基础的专门知识、技能也包括高水平的一般原理、中等水平的技术以及基础水平的针对具体应用的经验法则。就微处理器而言，这种专门知识、技能就包括了固态物理学原理（高水平）、电路设计和芯片设计（中等水平），以及如何调整半导体制造工厂的生产条件，使产品的产量最大化、质量最优化（基础水平）。

技术创新，尤其是高水平的技术创新，通常在经济上或商业上的重要性有限，除非通过较低水平的技术创新对其进行补充。例如，在固态物理学上的突破性创新，只有在随之出现了新的微处理器设计时，对于半导体行业才具有价值；而如果没有工厂层面的生产调整，使大批量生产这些元器件成为可能，那么，微处理器设计本身也基本上没有太大用处。同样，如果没有新型的主板和计算机，新型微处理器的价值可能也就无法实现。

新的专门知识技能和新产品也需要与各种水平的非技术性创新相结合。例如，对于一种新型的无盘（精简用户端）计算机而言，只有当它能有效地打入市场，并且适当地配置使用后，才能为它的生产商产生收益，为它的用户创造价值。一般来说，这就需要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例如，这种计算机可能会促使其制造商制定一种新的销售标准和技术资料，并促使其用户重组自己的IT部门。

然而，争论哪些创新或创新者对于经济繁荣贡献最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都发挥了必不可少和相互补充的作用。支持经济繁荣的创新是在一种大规模竞赛中被开发和应用的，这种竞赛包括了许多从事不同水平创新工作的参与者许多年的努力。

例如，想一想在几乎所有现代电子产品中都起着关键作用的一种器件——晶体管——的开发历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两位德国物理学家获得了有关晶体管最早的专利权。1947年，William Shockley和贝尔实验室的两个同事制成了第一个实用的点接触型晶体管，但贝尔公司只是少量使用了这种晶体管。1950年，Shockley开发出了结构完全不同的双极结型晶体管，并向一些企业（如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发放了生产这种晶体管的许可证，德克萨斯仪器公司最初将其应用于一种小批量生产、作为销售工具的收音机上。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晶体管就已经取代了收音机和电视机中的真空电子管，并催生出了各种新型电子设备（如电子计算器和个人计算机）的大千世界。

德国物理学家的这项发明开始了在各种水平上开发其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漫长过程。有些阶段涉及高水平的发明（如晶体管效应，它使Shockley及其同事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另一些阶段（如需要在半导体生产工厂获得高产的阶段）则需要水平较低的、针对特定应用的知识。

可以用类似的复杂性来描述全球化。对于创新者来说，各种要素的跨境流动可能至关重要——例如，科学原理和突破性技术的传播；专门知识技能使用许可；最终产品的出口和进口；获取中间产品和服务（离岸外包）；产权投资；以及利用移民劳工等。不同类型的全球相互作用与影响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但并非是以一种整齐划一的方式出现：制造产品的国际贸易已经突飞猛进，而大多数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尚待开发。在创新竞赛的许多领域中，只有一些创新工作在遥远的低成本地区得以完成；例如，许多中等水平的创新工作在靠近潜在用户的地方取得了最佳效果。

“技术狂”错在哪里？

“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拜物教”的信徒们把创新过分简单化了，他们将创新等同于在科技期刊上宣布的发明，等同于由大学或从事商业性研究的实验室开发的尖端技术专利。由于他们很少区分不同水平和不同种类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他们忽略了其它创新者所做出的贡献——这些贡献既不会在出版物上发表，也不会申报专利。

同样，他们也将全球化看得过于简单——例如，他们假定，高水平的创意和专门知识与技能很少会跨国流动，只有利用这些创意和专门技术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才会在全球进行贸易。但实际上，创意和技术的跨国流动非常便利，而许多最终产品（尤其是服务部门的产品）要实现跨国流动却并不那么容易。科学发现可以被能利用它们的任何国家所获得——只需付出购买学术著作和期刊的代价。与此相比，先进技术确实具有商业价值，因为它可以申报专利，但专利权的拥有者通常并不会向外国人收取太高的专利使用费。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第一批获得贝尔实验室颁发的晶体管专利使用许可证（价值5万美元）的企业中，就有当时还只是一家小型日本企业的索尼公司。

在这个突破性技术很容易实现跨国流动的世界上，这些技术最初源于哪个国家基本上已无关紧要。尽管曾有过轰动一时的发明权争议，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认为，谷歌的搜索算法是在加利福尼亚开发的其实并不重要。一位英国人在一个瑞士的实验室里发明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协议。一个瑞典人和一个丹麦人在爱沙尼亚创建了提供P2P互联网电话服务的领军企业Skype公司。可以肯定，这些先进技术源于外国并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任何损害（参见附文“医疗卫生领域的创新案例”）。

医疗卫生领域的创新案例

医疗卫生行业反映了公共政策的高度偏见，但同时也显现了更多地关注中等水平和基础水平创新的开发及应用所潜藏的巨大利益。美国花费在医疗卫生上的国民收入比任何其它国家都多，大约占到其GDP的16％。但是，花的这些钱在许多方面并非物有所值¹。2007年，在婴儿死亡率较低的国家中，美国只排在第41位，而在预期寿命较高的国家中，美国仅名列第45位。

政府对高水平医药研究工作支持不足显然并非问题之所在。与此相反，从1998年到2003年政府为医疗卫生研发投入的资金占2004年GDP的比例来看，美国要比奥地利、瑞典或瑞士高出10倍以上——但这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却比美国低，预期寿命也比美国高。此外，政府出资的研究项目远非研发工作的全部：各种基金会和盈利性公司投入的研发资金要远远多于由税收提供资金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发投资。

但在美国，有些人担心，中国和印度会威胁美国在基础医药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例如，2006年2月，《商业周刊》发出警告：中国国务院已经大幅增加研发投资，其中生物技术排在榜首。这篇报道重点介绍了一种用于治疗癌症的实验性基因疗法，报道令人不安地指出中国已在该项技术的研究中“走在了世界前列”²。如果中国的政府补贴使其有可能治愈癌症，美国的医疗卫生或经济繁荣将会受到何种损害呢？有一种顽固的观念认为，美国在每一个可能的医药研究新领域都必须保持领先，这种成见转移了本应投向医疗服务改革的资金和注意力，而医疗服务改革能为美国提供远远大得多和持久得多的利益回报。一些专家主张，为了解决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政府应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另一些专家则提倡采用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方法。不过，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同意，解决之道并不是更多或更好地开展医药研究，而是通过变革“游戏规则”，进一步改善医院的管理、更广泛和更有效地应用IT技术，以及更合理地组织医疗保险方案。

在改革医疗卫生服务的努力中，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允许他们放手去干的话。尽管他们已经提高了美国经济中几乎所有其它行业的生产率，但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医疗卫生体制”（哈佛大学Regina Herzlinger的评论）中，创新被局限于医药技术和医疗保险领域。企业家们很难尝试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医疗服务——而这正是任何实质性解决方案的核心所在，因为“在立法者和保险公司的支持下，现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使这些企业家实际上不可能获得成功”³。

源于瑞士、瑞典、丹麦和爱沙尼亚的突破性技术不会损害美国经济，来自中国、印度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先进技术也同样如此。我们应该期待和希望，随着经济繁荣的不断扩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将为人类科技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并非陷于一个争夺领导权、“赢者通吃”的竞技场中，中国和印度科研能力的提高，以及它们拥有尖端科技的份额增大，同样会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需要做点什么的话，美国应该鼓励这些国家的科技发展，而不是浪费宝贵的资源去反对它们。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水平较低的创新者创造新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以及开发新产品的意愿和能力，至少与他们所依托的突破性科技成就同样重要。例如，当年如果没有像索尼公司那样的收音机制造商，晶体管可能就只是实验室中的新奇玩意儿而已。马里兰州的人均收入比密苏里州高，但这并不是因为马里兰州过去或现在在开发突破性技术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而是因为该州从这些突破性技术中获益的能力更为出色。与此相反，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是柯达公司和施乐公司的老家，虽然它以在美国所有城市中人均占有专利数量最多而著称，但它在美国城市中远远算不上经济上最有活力的城市。

在4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Charles Carter和Bruce Williams曾警告说，“过度的科研活动，从事增加知识积累工作的科技人员比例过大，而从事知识应用工作的科技人员比例过小，都容易阻碍[经济]增长。而这正是当今英国的现状。”²这种警告非常中肯。美国不仅有伟大的科学家和著名的科研实验室，而且还有许多能够开发利用高水平突破性技术的创新者，不管这些技术是在哪个国家发明的。高水平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无论其源于何处）为能提高美国生活标准的中等水平和基础水平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原材料。

“技术拜物教“和”“技术民族主义”也忽略了服务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份额不断增大的潜在意义。制造部门在美国GDP中所占的份额仅有12％，但却占用了大约42％的美国研发经费，并雇用了数量多得不成比例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服务部门在美国GDP中所占的份额约为70％，而其研发经费和人员所占的份额却小得不成比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服务部门忽视创新。正如经济学家Dirk Pilat所指出的，“服务业的研发通常具有与制造业的研发不同的特点，它较少以技术的开发为目的，更多地是与硬件和软件供应商合作，开发将技术应用于产品的方式。”³无论制造业经济应该将多大比例的资源投入到正规的科研（或科研实验室）以及培养科学家上，在基于服务业的经济中，恰当的这种比例都会比较低。

考虑一下美国服务部门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对信息技术创新的应用。这些技术是由哪些国家开发的完全无关紧要；受益者主要是美国的工人和消费者，因为与制造业不同，在美国提供的大部分服务都被美国人所消费。假如说，德国的IT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能帮助零售商削减库存的应用软件，沃尔玛连锁商店以及它的许多美国竞争对手最终会显示出，它们比其它一些国家（如德国）的零售商更有可能会使用这种技术，因为在德国，监管法规以及对别具一格但效率不高的小规模商店的偏爱，阻碍了零售企业抓住采用新技术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生产率和收入比欧洲和日本增长更快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变方针政策

由于创新并不是各国之间的一场“零和游戏”，而且高水平的科学和技术并不比在中等水平和基础水平创新中应用高水平科技的能力更重要，因此，美国应该改变只重视某种创新而忽视其它创新的政策，而且不应该担心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发展进步会使美国走向衰亡。

美国采取的错误政策有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为研发提供补贴和资金，而产品的营销或能帮助人们应用研发成果的基础水平的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开发却得不到这种支持。与此类似，许多企业（如沃尔玛公司）需要投入非常多的IT预算和人力去开发大量基础水平的专门技能，甚至还要开发企业内部系统，但它们却没有获得研发奖励的资格。

为资本设备和传统砖瓦泥浆建筑结构提供税收减免以促进长期投资的政策似乎也已经不合时宜。例如，购买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开支只是实施这些系统的项目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然而，虽然有些企业购买的计算机硬件或软件符合投资税收减免条件，但它们在培训用户、对硬件和软件系统进行二次开发以适应企业的特定需求、或重新设计业务流程以适应新的计算机系统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却无法获得税收减免。

美国的移民政策也存在偏爱高水平科研人才的错误倾向，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要比那些只具有学士学位的人更受青睐。其实，通过在（比如说）零售商和银行的IT部门工作，那些没有高学位的移民为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可能并不比那些拥有高学位的人逊色。同样，美国的专利制度也格外迎合研发实验室的需要，而对那些开发中等和基础水平产品的创新者的需求重视不够。根据目前的专利法规，这些中等和基础水平的产品通常不会产生足以获得专利的知识财产，并且通常会受到很容易获得的高水平专利的威胁。

与 Thomas Friedman 的观点相反，世界并不完全是平的：中国和印度开发和应用技术创新成果的能力远未达到能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从头起步可能会使这些国家在某些方面（如建立先进的移动电话网络）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要在总体创新竞赛中取得领先地位，就必须有一支规模庞大、具有多样性的创新队伍，而建立这支队伍需要花十分漫长的时间。例如，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几十年之内，它已经彻底改革了自己的工业、教育体制和军队。如今，这个国家高度发达的经济对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现代化道路上走过了近150年后，正如平均生产率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日本在开发和应用这些创新的总体能力上仍然落后于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和中国台湾确实取得了奇迹般的高增长率，但它们仍然远远没有追上美国。迄今为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达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水平吗？

自鸣得意是危险的，但是，为凭空想象出来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也会削弱对付真正威胁的能力。对中国和印度的科技进步产生一种被误导的恐慌情绪，会使美国人转移和分散对自身的利益以及由于这两个国家融入全球经济而产生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超过20亿人的人均化石燃料消费量迅猛增加）的注意力。我们确实有许多事情需要担忧。让我们去担忧那些应该担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