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驱鼠超声波:哲学创新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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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研究同语言文字理论研究及哲学术语研究相结合
（首次发表于2005年1月人民网理论频道）
刘立群
内容提要：在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一书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哲学创新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提出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应把对哲学问题的研究与对语言文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对哲学术语及翻译的考证和研究密切地结合，由此才能提出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新的问题，得出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新的观点，从而使哲学研究获得新的视角、新的广度和深度，使古老的哲学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
关键词：哲学创新，语言文字理论研究，哲学术语研究
作者简介：刘立群，男，1954年生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2001年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2008年调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任教授。
两千多年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始终观点迥异、流派纷呈，甚至在“什么是哲学”、“哲学应当研究什么”、“哲学有什么用处”或诸如“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哲学”等等这类十分重要和基本的问题上，至今都众说纷纭、各无定论。自古至今，不少学者殚精竭虑，做出各种努力，思考各种路径，希望能够使哲学研究获得一定进展甚或某种根本的突破，但是其结果往往不是使分歧缩小，而是反倒加深和扩大了分歧。在经历了大量挫折和失败之后，不少学者、尤其是20世纪占主流地位的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学派干脆完全放弃对取得共识的努力，把以往所研究的各种哲学问题一概称为没有意义的“虚假问题”、“形而上学问题”，断言在哲学研究领域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见解，并因此称当前时代为“后哲学时代”，把仍然进行这种努力的尝试视为不合时宜、落后于时代或完全白费力气、是“西西弗斯之举”（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那样做无用之功）。我国有些学者目前也多少接受了这种观点。
在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哲学研究领域空前活跃，通常把当前的哲学研究或哲学资源分为三大派或三大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并试图通过三者的某种结合来推动哲学研究的创新和前进，例如，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就持这种主张。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界目前普遍承认哲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承认哲学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不应简单地“定于一尊”。
在中国学术界乃至海外华人学术界，目前有一批研究者另辟蹊径，尝试各种办法，力求对哲学研究做出某种新的突破，他们通过大胆创新和长年反复思考、认真求证，已经取得若干成果，包括“场有哲学”（唐力权等的一系列著述）、“物质-意识-场”论（任恢忠《物质-意识-场》，学林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泛系论”（吴学谋《泛系：万悖痴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泛系——不合上帝模子的哲学》武汉出版社1996年等）、“圆点哲学”（马建勋《圆点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广谱哲学”（张玉祥《广谱哲学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总体论”（甘向阳《总体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阴阳学”（纪由《阴阳初探》，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等等。仍在探索过程当中、尚未写出或尚未发表著述的研究者更是大有人在。应当说，这种大胆探索的精神是可喜和可贵的，值得充分肯定，因为这正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在这种大胆探索的风尚之下，笔者积20年之研究思考写出《超越西方思想——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以下简称《超越》），从一系列新的视角出发对哲学问题进行了探索。著名学者叶秀山先生在为拙著写的题为“哲学需要‘认真’的态度”的序言中，肯定了笔者的认真探索精神，称“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功力和原创精神”。
一，哲学创新的出路在哪里？
迄今为止的哲学为什么“软弱”和混乱，或者为什么让人感到高深莫测、神秘玄虚？其原因可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哲学研究似乎应当涉及一切事物、一切方面，被称为“哲学无所不在”，因而或者使人感到无从入手、无从把握，或者似乎可以从许多地方入手，即哲学研究本身、尤其是它的出发点或视角的选择、对世界的概括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其次，两千多年来各种观点学说层出不穷、众说纷纭，但大多良莠互见、似是而非或以偏概全，至今谁也说服不了谁，让人无所适从（康德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第三，多数哲学观点和学说都抽象玄虚、“从概念到概念”、从含混到含混，诠释者更是随意发挥，因此有的学者干脆冠之以“概念哲学”而一概予以摈弃（参见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这种情况既说明哲学研究有巨大的创造空间，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说明它有巨大的难度，需要十分艰苦的劳作和长期的、尽可能全面透辟的研读和思考。
那么，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混乱的状态，使哲学真正的科学化和“硬”起来？哲学创新的出路应在哪里？笔者认为，哲学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所讨论过的那些问题和范围，而应有更广阔的思路和更深邃的视野，能够提出新的问题、给出新的思路，其出路应向以下两个方面去寻找，即哲学创新的出路关键有两点：第一，把对哲学问题、哲学观点的研究与对语言文字理论暨符号理论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同时把语言暨符号问题研究当作哲学核心领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即符号论应当是哲学核心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把对哲学观点和问题的研究与对哲学术语及译名的考证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即在哲学研究中牢固地树立起语词意识或术语意识。同不易把握的抽象的“概念”相比，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术语语词显然都是易于把握的，是看得见、听得见并且可以对之进行反复研究思考的。哲学研究的这两种结合必然要提出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新的问题，得出一系列乃至一整套有重要意义的新的观点。《超越》一书便进行了这种尝试。
笔者认为整个哲学应分为核心与外围两大部分，只有首先正确解决核心领域的问题，才能进一步去解决外围领域的问题，而绝不可能相反。哲学核心领域应当包括什么？19世纪苏格兰哲学家费利尔最先提出哲学核心领域应包括认识论（epistemology）和存在论（即“ontology”，笔者在《超越》一书中详尽讨论了此词应译为“存在论”，而不应再译为“本体论”，译为“是论”也十分不妥，拟另文讨论）两部分。我认为这还不够，忽略了对符号即语言文字问题的研究，或者说没有把它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因此提出存在论、符号论和认识论这三者共同构成哲学的核心。《超越》一书就专门讨论这三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并拟在另一部书《哲学研究外围领域新探》中讨论数学基础、自然科学基础、伦理学基础、美学基础、社会科学基础等哲学外围领域的问题。
把哲学问题、哲学观点的研究与对语言文字问题的理论研究及对哲学术语的研究结合起来，其目标应当是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要解决哲学本身、首先是哲学研究核心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2，同时应当能够解决语言文字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关语言文字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哲学核心领域问题的一部分；3，怎样使哲学研究的结果正确地表述出来，而且这种表述应当能够具有跨语言的正确性和准确性，也可以说使这种结果的表达无论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或者德语、法语等等中有完全充分的对应性或曰等值性。
二，哲学研究应与语言文字理论研究相结合
在《超越》一书中，笔者在充分汲取迄今哲学理论及语言文字理论研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包括：认为存在论应是基本层次论，提出存在着对象世界、符号世界、思想世界（定义内容世界）以及想象力世界这四个世界即四个基本层次，区分了三类语词（专名、类名和哲学术语）和三种词义（内涵、外延和词源-字面义）；在符号论领域提出符号世界主要产生于人类对万事万物（即对象世界）的命名、其基本原则是区别原则和省力原则等；在认识论领域提出应严格区分感知与认识、区分感知主客体与认识主客体、认识客体只能是规律以及一共有五类基本规律（自然规律、供求规律、内涵逻辑规律、道德规律和审美规律），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想大致说明，《超越》一书的观点到底新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说哲学创新的出路在于把哲学研究同语言理论问题及哲学术语的研究密切结合。
哲学研究和探索之所以历经艰险坎坷而长盛不衰，关键是人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去研究世界上各个局部的、比较实际的问题，而是始终觉得有必要对一切的一切（又称为“万有”或“整个世界”）进行尽可能深入、全面、彻底的思考和概括。哲学研究与实证科学相比，其突出的特点可以说是“自上而下”，即从最高的概括出发向下展开并一步步构建完整的体系；而实证科学研究则是“自下而上”，即从可以感知的各种具体事物出发去展开研究，并逐步向上概括提高。但不论怎样“自下而上”地向上概括提高，实证科学研究也始终只是涉及各个局部和不同的侧面，只有哲学研究才能顾及世界的整体和全面。换句话说，只要人们想从总体和全面的角度出发去把握世界，就是进入了哲学思考及研究领域。那么，怎样“自上而下”地对整体进行概括和研究而又不陷于主观随意或抽象玄虚呢？笔者采取的做法是把语言文字暨符号世界作为基本的、中心的层次，以语词作为中心加以展开。哲学的问题和观点都十分抽象、不易把握，而语言文字问题以及哲学术语问题则显然要具体得多，比较容易把握，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那么，为什么恰恰是这三者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不是把哲学研究与数学或者与自然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作为哲学创新的出路呢？答案简单说就是：语言文字问题和语词术语问题比数学及自然科学问题都更为基本，因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等也都必须使用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对于人类的诞生和发展无疑具有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没有口头语言的发明和使用就没有人类，没有文字体系的发明和使用就没有发达的人类。“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的确，每个人都离不开习得语言、说话交流，在现代社会中更离不开识字、读书和写作（无论是用笔还是用电脑），即做任何事情、传授及学习任何知识或进行任何研究、并把研究结果表达出来，都离不开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对于人类存在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语言文字问题因此是十分基本的问题，对语言文字问题的研究因此是十分基本的研究。语言学并不是一般的实证科学，称“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伍铁平著同名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是十分恰当的，哲学因此必须对它特别关注、认真研究，同时要使之成为哲学核心领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没有正确而严格地区分开不同的基本层次，是迄今哲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理论研究中混乱的根源所在，各种学术观点上的错误或混乱最终都与基本层次问题上的错误和混乱有关。各种一元论观点如物质一元论、精神一元论，各种二元论观点如“个别—一般”、“物质—精神”、“名—实”、“能指—所指”二元论等，或诸如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划分即三元论观点等，尽管是某种有意义的思考和探索，但最终都是不大正确或者很不正确的基本层次论，都是对整个世界所做出的不大正确或很不正确的基本概括和划分，都不能由此出发对极为复杂多样的整个世界做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说明和解释，其原因最关键是它们或是没有把语言符号当作一个独立的基本层次，或是没有解决好语言符号与其他基本层次的关系，因而都不能正确地解释和说明许多基本问题。
20世纪的西方哲学是以高度重视语言问题而著称的，甚至把哲学称为关于“语言分析”或“对语言的逻辑分析”的学问，因此称之为“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译为“语言论转向”比译为“语言学转向”或“语言的转向”都更恰当），语言哲学成为现当代哲学研究中的显学。卡西勒、哈贝马斯等也已指出语言符号的创造是使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关键所在。这就是说，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已经普遍朝这个方向进行努力，但是其结果却依然没有使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分歧缩小。笔者认为，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们对哲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固然功不可没，推动了哲学研究视野的扩大及某种意义上的深化，但可惜仍远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基本上否定即抛开了传统的哲学问题，认为那些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果的“形而上学”问题，并且也大多没有再尝试提出真正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号称是“语言论转向”，但其实既没有把哲学问题研究同语言文字问题的理论研究真正结合起来，也没有把哲学观点、哲学问题的研究与哲学术语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学术界虽然普遍肯定语言学能帮助哲学（例见[美]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但从另一面看哲学本来也能帮助理论语言学，问题在于：在哲学同理论语言学研究密切结合的同时，一定要在两个领域都努力做出真正的理论创新，才有可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领域的问题。而这迄今基本上还没有做到。
例如，在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那里，他就没有严格区分语词和词组，更没有区分单纯词与合成词、起定性作用的文字语词和起定量作用的数词，而是把诸如“太阳”、“离地球最远的天体”或“2+
这就是说，人类语言的神秘面纱至今同样没有完全揭开，理论语言学也是处于某种混乱或困惑之中。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就坦率承认：“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待于解决”（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页）。到了20世纪末，“不少人还感到，语言学本身仍在成长中，并没有成为精密的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480页）；承认“由于语言这种现象牵涉的方面多，本身太复杂，至今还只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三版第7页）。
迄今的理论语言学研究多讨论“语言的共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理论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应当表述为：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的根本区别在哪里，或者说人类不同民族语言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只有把语言问题研究同哲学研究密切结合，只有从正确的哲学观点、哲学体系出发，同时把语言文字问题作为哲学核心领域的一部分，才有可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语言是以命名为基础的，通过命名创造出一个个语词，而动物的语言则主要是出于情感表露的本能的发声，并不是以命名为基础。只有首先创造出语词才能以词组句，表述和传达各种想法和知识、信息，人类以外的动物没有创造出任何以命名为基础的语词，因此也不可能组成任何语句、表达任何完整的想法等等。由于人类创造出了以命名为基础、由语词所组成的语言符号体系，同时也就创造出两类全新的、自然界中原本完全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语言符号体系本身以及语言符号所蕴涵的定义内容这两大类事物、两个基本层次。语词是语言的细胞，是思想的载体，同时也是划分基本层次的中枢，即语词产生于对可感世界的命名，语词本身又蕴涵着定义内容即思想世界。没有语词就不可能有思想和知识，没有实证科学术语就没有实证科学研究及知识，没有哲学术语就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知识。人们运用语言既可以进行思考、表达和交流，他们的表达和交流也必然是有思想内容的，即不仅可以表达所感知到的结果以及日常的具体事务，而且也可以思考和表达所认识到的有普遍性的结果，这就是在创造科学知识。
现代语言学主张从语句入手去定义和研究语词，原因之一是认为“什么是语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其实，语言体系的细胞是语词而不是语句，人们首先创造出的是语词，而后才能用词组句，因此应当从语词入手去研究语言。语词的定义应是：语词是指称一个个事物或一类一类事物的意义单位。在“什么是意义（meaning）？”这个问题上，语言学界以及哲学界的争论更大。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明确表述为“什么是词义？”以及“应当区分几种词义？”。《超越》一书区分了三种词义，即在传统的内涵义和外延义之外又提出第三种词义即字面义或曰词源义（见该书“三类语词与三类词义”一节）。其理由是：人们不论是进行思维还是把思维的结果表达出来，都必然是使用某种民族语言，人们不可能脱离开某种民族语言进行思维和表达（从哲学角度看，人造的“世界语”依然可以视同为一种民族语言），而各个民族语言之间相关语词的词源及字面上的意思或者完全不同，或者在较大程度上不同，字面意思不同的相关语词之间因而有不可比、从而很难翻译的一面。字面义就是指从各个民族语言（或方言）的角度看语词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例如，汉语“自行车”、英语“bicycle”、德语“Fahrrad”等词的内涵和外延完全相同，是相互对应的或曰等值的，从而可以互译，但它们的词源即字面义却各不相同，因而不可比（详见《超越》一书第77页）。
这就是说，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应当区分开两个层面或者说两个领域：第一个是经验实证性研究，语言文字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研究是永无止境、永无终结的，这不仅是因为人类迄今已经有过和有着成千上万种语言，而且因为人类的语言文字体系永远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第二是理论性研究，而对语言文字理论问题的研究只有与哲学研究密切结合，才有可能讲清楚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基本问题，澄清一系列模糊和混乱的认识，使哲学研究和语言文字理论研究获得“双赢”，即同时获得某种突破。这就是说，理论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应当同时是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并不属于实证科学研究。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基本上获得解决之后，对语言文字问题的实证科学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语言文字理论即符号论在内的哲学核心领域才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领先的科学。
三，哲学术语研究应是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人们迄今在讨论各种哲学观点及问题时，很少去认真地问一问和想一想，目前所用的各种中外文哲学术语都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经历了哪些曲折的道路、它们的词义各有什么不同或差异、存在哪些不足或问题，等等。不仅在中国迄今是如此，在国外也是普遍如此，仿佛这些不需要或不值得去认真研究思考，或者似乎最新的术语总是比“陈旧的”术语要正确一些或者更有生命力。西方学术界有“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或“概念史”（[德]Begriffsgeschichte）研究，中国哲学界也有“范畴史”研究，这些研究虽涉及到哲学术语及译名的历史沿革和演变，但迄今往往没有把术语史与观点史严格区分开，缺少十分明确的语词意识或术语意识。此外，一方面，这种研究主要属于一种比较专门的研究，一般学者不大去问津，另方面，这种研究除了罗列一些历史上的用语以及观点之外，并没有把问题或道理完全讲清，因此迄今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人类的思想是相同的和相通的。亚里士多德提出：“内心经验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第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7世纪著名的《普遍唯理语法》（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阿尔诺等也认为“人类有共同的思维”。的确，虽然各地、各国的人发明并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但由于自古就有翻译活动，人们似乎没有感到有哪些思想不能沟通或不能充分地沟通。但是，怎么能证明不同的民族语言能够表达出完全相同的思想？怎么证明不同语言对应语词之间的内涵以及外延是完全相同的？怎么证明翻译、尤其是哲学翻译是完全准确的、等值的？以及，翻译的内容能不能或者说有没有必要达到与原文的内容完全一样？等等。细细想来，这些问题其实都很不容易回答，各种语言中对应语词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大量事实证明，用不同民族语言所表达的人类的思想无疑是可以沟通的，但是对比较复杂或深层次的思想做到准确的沟通却绝非那么容易，而是常常产生误解和“误读”、彼此难以沟通的情况。
笔者在《超越》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论，即哲学术语的单义化方法，而这种方法恰恰可以适用于各个语言，即在各个语言中，正确的、相互对应的哲学术语都应当是单义的，正如在自然科学以及数学中各个语言中彼此对应的术语都基本上是单义的、从而可以严格的一一对应那样。简单地说，笔者是力图把在哲学观点即学理上的创新与对哲学术语及译名的精确化密切结合起来。
语言学界对不同民族语言的有关“语义系统”（其实以称为“词义系统”更妥）问题迄今进行了不少探讨及比较研究，例如对于亲属词（亲属称谓）的语义系统、颜色词的语义系统等。其实，对哲学术语的语义系统更应当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比较研究。不仅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哲学术语的语义系统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同一种语言中，不同的哲学家及哲学流派对哲学术语往往赋予了不大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词义，即建立了不同的语义系统。人们迄今对哲学问题及哲学史问题的研究实际上都或多或少涉及到这个方面，但总的来说还远不够自觉和明确。尤其是，如果仅仅是使用一种语言即母语去研究哲学问题和哲学思想，由于没有比较和对照，往往就不能讲清楚哲学术语的语义系统，从而很难使哲学研究有较大的进步。而如果对不同语言的哲学术语以及译名进行比较研究，则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各自语义系统的不同，从而大大加深对各自哲学观点的理解，加深对其相同或相似处及各自的不同处的比较，并有可能得到许多启发，提出一些全新的哲学观点。笔者在《超越》一书中便做了一些尝试。
这就是说，哲学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观点和问题的研究，而应当把对观点和问题的研究与对哲学术语、译名及其演变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努力考察它们是否合理和正确。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对哲学术语史（包括译名）的研究是对哲学观点和问题及其历史进行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是哲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例如，一些哲学家（例如巴克莱等）大谈“观念”（idea）或“概念”的问题，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就与他们丝毫没有考虑每个语词、每个哲学术语都是由人创造的、都是有来源的直接有关，仿佛每个人的头脑随时、随意地可以创造出各种“观念”或“概念”。人们常把理论思维和理论研究说成是“概念的思维”、“概念的推理”，仿佛不使用语词术语、只用头脑中的“概念”就能够进行思维和推理。但是在实际上，人们在进行思维时所借助的恰恰是可以说出来或者写下来的语词以及由语词所构成的语句。确切地说，人们进行思维时完全离不开语词以及对语词的理解即语词的意思、词义，只有从语词、术语出发去讨论词义即内涵才能彻底摆脱那种抽象玄虚、“从概念到概念”的做法。我国老一代哲学工作者如贺麟先生等曾对哲学术语及译名问题进行过不少讨论，目前我国哲学界对“ontology”、“Being”等词的含义及译名问题也展开了热烈讨论，已经出版了数部专著，并出版了论文集《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上、下卷，宋继杰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当然是好现象，应当进一步发扬光大，但同时也更加需要与哲学问题的研究及哲学观点的大胆创新密切结合。
进行语言文字问题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者所依据的是无数个“语料”即语言文字材料。这些材料并不是研究者们任意创造出来的，而是他们从书面以及口头语言中长年搜集、积累起来并不断整理出来的，没有这些基本的语料，就不可能进行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在对这些语料进行整理研究、提出各种学术观点时，其论证必须言之有据。这就是说，语言文字研究要求必须扎实、严谨，来不得什么主观随意性。这与迄今易流于玄虚空洞、“从概念到概念”的哲学研究便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时也说明哲学研究应当向语言文字问题研究的方法学习、靠拢并与之密切结合。
此外，从弗雷格、罗素等开始的西方分析哲学传统没有明确区分科学用语及非科学的日常生活用语，也没有严格区分作为理论科学的哲学和实证科学，因此他们误以为哲学要对所有的语词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我看来，作为哲学核心领域之一的符号论固然要包括对所有符号从哲学研究的高度进行分类，但是哲学研究核心领域只涉及到对哲学术语进行讨论和研究，对之进行单义化，而并不是对所有语词进行精确化或单义化。这就是说，所谓“分析哲学”所提出的“语言分析方法”其实并不是哲学研究的方法，与真正的哲学研究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陷入了某种误区。
人们普遍承认各国的哲学思想最终是相通的。但是，各个国家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其哲学术语很多各不相同或完全不同，在词义方面的差异就更大，那么，怎么才能证明各国及各种不同语言的哲学观点之间是相通的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一，不论使用哪种语言来表达，在观点上都要能够完全讲得通，要有最强的说服力，二，要对已有哲学术语重新给出定义，即纠正原来不恰当的定义或所使用的不恰当的术语。例如，一位学者精通数门语言，可以同时用几种语言进行思考、表达和写作，那么，他对自己的观点在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思考以及表达时，就能够证明其相互对应的语词及语句意思完全一样、各种语言的表达是等值的吗？更不必说许多学者其实主要是用一种语言即自己的母语进行思考和写作的，不仅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学者之间对于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对同一个语词的含义会有不同的理解，使用不同语言的学者之间这种差距必然会更大，那么，怎么能够沟通使用不同语言的学者之间的想法、观点呢？怎么能够证明他们所想的是完全一样的呢？笔者认为，这就需要对哲学术语以及译名进行十分仔细认真地思考和考察，要刨根问底、追本溯源，同时要进行认真的梳理，并想方设法使术语单义化。
此外，译名或相对应术语的恰当或准确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只是相对的，更重要的当然是学理上的问题，例如，迄今虽然对“ontology”或“Being”等词的汉语译名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是，只有“ontology这门学问到底是指什么”、“它应当研究什么”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各国哲学界迄今都没有取得完全明确的和一致的意见，中国学者仅仅争论这个词译成哪个汉语术语更好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当力求提出新的观点，努力去解决学理上的问题。
由以上所论出发，还可以引申出一系列有趣的问题。例如，可以问：一国的哲学与其语言特点之间是否有十分密切和特殊的关系？对这个问题，虽有的学者已有所涉及，但并未充分展开讨论。笔者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在“德国哲学与文化漫论”一文（载于《德国研究》2002年第1期）“德语——哲学的语言”一节中，笔者对此专门加以讨论。简单说就是：德语的构词能力强，它在翻译方面的突出特点就是注重意译，而不像英语那样对外来语词多采用音译或转写。意译的特点是可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词，使该语言的术语比较丰富，对词义的区分也就比较细致，从而可以比较准确、多样和深入地表达各种意思。这就是说，语词的创新已经蕴涵着思想创新或思想创新的可能，或者反过来说，思想观点的创新必然伴随着语词术语的创新或词义的创新，即赋予已有的语词以新的词义。德语的特点与德国哲学发达因此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在这一点上，汉语和德语比较相像，即都是以意译为主，都创造出许多新的哲学术语，从而为哲学观点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可能。
汉语文不仅是与西方语言文字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系统，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是与西方文明有很大差异的一种文明。除此之外，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中国学术界使用的主要是文言文，其突出特点是以单音词为主，同时大多数语词一词多义或词义模糊。这些都给外译汉或汉译外带来巨大的障碍和困难，对于哲学翻译来说尤其如此。许多在西方语言中通行的哲学术语在汉语中很难找到恰当或者完全恰当的对应术语，反过来说，中国古代不少哲学术语也很难在西方语言中找到恰当的对应术语。这就是说，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许多语词或术语空缺，需要通过创造新的语词或赋予一些语词以新的词义来填补这些空缺。
中国当代大多数哲学术语都来源于对西方哲学术语的翻译。在经历了汉唐时期佛教文献的大量翻译以及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译介西方文献之后，现代的哲学翻译事业主要始于19世纪中叶，盛行于整个20世纪，不仅使中国哲学界迅速了解了西方各个哲学流派的情况及哲学史的情况，推动了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哲学词汇，使古老的汉语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对哲学术语的来源及其演变、尤其是它们是否妥当的研究，应当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然，开展对哲学术语及译名的讨论和研究有很大难度，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相当深的哲学造诣，而且要有较高外文水平，并尽可能多懂几门外语，平时在研究和思考过程中注意对译名问题的思考和积累。如果一个外文词有不同的词义，而且又被不同的哲学家分别赋予了不同的、比较复杂的含义，那么我们在进行翻译时无疑要尽可能区分不同的词义，分别译为不同的汉语词并加以说明。问题在于汉语中往往缺少现成的术语，于是就需要我们创造出新的汉语术语。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外国哲学家的这些观点及其用词本身是否合理、是否有充分的道理，抑或他们的学说有比较严重的失误和遗漏，从而造成他们的用语并不合理和恰当。这就是因学理方面的问题而引起的对术语使用及其定义的混乱，即哲学观点上的不足和混乱必然带来其术语使用、表述及定义上的混乱，这不仅给使用本语言的人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更给把它译成另一种语言的人即翻译家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由于各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或者还有文字体系）不同，在另一个语言中并没有完全现成一整套语词在那里等着翻译家选用，而是需要翻译家综合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十分复杂的词义差别，或者选用某些现成的语词，或者只能新创造出一些语词。这个过程毫无疑问不是一帆风顺的，而必然会出现各种曲折。目前对于哲学译名的争论就属于这种曲折。
这样，对译名的研究和讨论显然就有一定的限度，即译名一般只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恰当、比较合理的，而往往很难谈得上十分恰当、十分合理。这是因为各个语言语词之间词义的对应往往都是相对的，完全对应的情况主要存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即各个语言中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术语基本上都是单义的，一个语言中单义的术语就易于在另一个语言中创造出同样单义的术语与之相对应。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则有很大不同，在各个语言中，其哲学及社会科学的术语大多是多义的，因此在相互翻译时就十分复杂、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行的做法往往是用括号或者脚注附上原文词，同时加以解释说明。笔者在《超越》一书中就对“ontology”、“Noumenon”（康德）、“ousia”（亚里士多德）、“Sinn”（弗雷格）、“sign”、“law”等一系列重要的西方哲学术语的来源及其汉语译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并以此作为推动哲学研究的突破口。当然，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可做，尤其是在哲学史研究方面，而且这种研究只有以正确的哲学观点为指导才有长久的价值。不论怎样，讨论和研究哲学译名问题决不是咬文嚼字、单纯抠字眼的区区小事，而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它理应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大大加深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和研究，
哲学问题的确十分复杂、抽象和深奥，迄今众说纷纭，但它并非永远不可能讲清楚，永远晦涩和混乱。我认为，哲学作为理论科学既应足够的清晰、可靠（笛卡儿就已经这样追求），又应足够的复杂（不能简单化，但也不应失于繁琐甚或玄虚）、足够的全面（不应片面）和足够的严谨（不应主观随意），一句话：有充足的根据和理由。而要同时达到这些，难度当然很大，但这些恰恰应当是哲学研究追求的目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让人信服的，作为人类智慧最高结晶的哲学更不应是这样。不过，只要努力把哲学研究与对语言文字的理论问题以及对哲学术语及译名问题的研究密切结合、深入思考并大胆创新，就可以真正使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和“领先的科学”，成为真正的理论科学。
（2003年5月初稿，2004年3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