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钢“徐武事件” 社会舆论何时才能“飞越疯人院”

人们对“徐武事件”的诸多质疑，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近日从精神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数年，同样有“状告”、“上访”因素，同样是亲属和本人都不认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比如，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说徐武本人否认，尚可用“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来解释;那么在徐武家人坚决否认，并称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诉下，在广州医疗机构的初步诊断与有关方面存在较大出入时，面对收治者与被收治者及其家属的各执一词，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徐武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至于跨省追寻，更是令人不解，徐武虽然从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上述疑问，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鉴定和强制收治，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强制，尚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强制收治，不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危险、不强制”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来，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范正伟)原题：“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

社会舆论何时才能“飞越疯人院”

文/卞乐

“被精神病”事件再一次发生，但这一次更加曲折离奇，成为真实的中国版“飞越疯人院”。武汉钢铁集团职工徐武，因为和单位打官司并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长达四年之久。为了挣脱囚禁，他从精神病院成功出逃，来到广州进行精神病鉴定，并接受媒体采访。

“飞越疯人院”的说法来自美国同名电影。这部出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典影片，反映了社会政治对人性的压迫和扭曲，曾经引起巨大的轰动。时至今日，徐武遭遇之悲惨不下于电影故事武汉市出动警力，又把他从广州“绑架”了回去，再次送进当地精神病院。按照徐武的代理律师的说法，他所受的惩罚比判刑还要严重，因为刑期终有尽头，且犯人可以和外界联系;而“精神病人”的囚期漫无边际，而且丧失了普通人的话语权。

根据广州精神病医院鉴定和媒体的报道，徐武头脑清醒，神志正常，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也看不出其将伤害社会的任何预兆。甚至可以说，他比大多数人思维清晰、意志坚定，在被关押四年后仍坚持依法维权。一个值得社会大加赞扬的青年，何以遭受如此残酷待遇，在身体的囚禁和精神的折磨中无望挣扎?是谁的权力如此放肆，可以随便剥夺正常人的生活自由?在这个人逃出精神病院试图自证清白之际，谁又可以不通过足够的法律程序，更不经过可以信赖的正常的医疗检查，公然跨省追捕，令其再陷囹圄?

武汉有关方面发布的消息，漏洞百出：编造虚假地址和事实，滥用《人民警察法》第14条和公安部《110接处警规则》;武钢集团负责宣传官员对待记者粗鄙无礼、出言不逊，称女记者打搅自己“和老婆泡温泉”，狂喊“不要来找我，你们爱找谁找谁去吧!”并称“我对你没兴趣!”这些引起民众的强烈愤怒，报纸和网络批评如潮。《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对武汉警方和精神病院提出质疑，并指出这是过去太多“状告”、“上访”人士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事件的重演，要求武汉方面“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来回应质疑。

事实上，徐武“飞越疯人院”一事被媒体甫一曝光，当即引发舆论哗然。但是，武汉方面不仅对“拿出十分过硬的证据”“没有兴趣”，而且变本加厉，跨省抓人。舆论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争辩和质疑，而是无论如何谴责，权力依然态度蛮横、行为倨傲。

社会舆论对官员的批评是如何起作用的呢?首先是他们在乎民意，担心自己会被淘汰。另外一种情况，是他们的上级官员很担心社会影响，听到太多批评时会对下级施加压力。当这两种方式都不发生作用时，社会舆论只能望洋兴叹，甚至也被关进精神病院：任何话语都等同于疯言疯语。

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民众对讲理失去信心和耐心，动摇社会稳定。一些傲慢的官员们，从来不知道或假装不懂得，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就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