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先生肖像 摄影/古筝

         食指：诗人飞越疯人院■洪烛
    在北京郊外的沙河，有个第三福利院。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有个生病的诗人，他叫食指。食指使北京第三福利院大大地出名了。经常有探望者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慕名而来，拜访这位特殊的病人。食指是因患有精神分裂症于1990年入住的。估计最初门卫们一定深感奇怪：这位病人哪来这么多口音各异的亲朋好友？后来也就习惯了。一位诗人即使住进精神病院，也未能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哪怕他遗忘了世界，但世界也不会遗忘他。看来诗人在这个时代并不寂寞。食指是不幸的，食指又是幸运的。通过食指现象，我感觉到诗歌作为不朽的事业所可能给人带来的终生荣誉。为诗歌而献身并不完全是悲哀的事情。
　　西安诗人伊沙专程来北京，代表所任职的杂志社将一万元的《文友》诗歌奖授予医院里的食指。侯马、徐江、中岛等朋友陪同前往。我因单位值班，很遗憾地成了这一场面的缺席者。当天晚上大家聚在安定门喝酒，他们跟我讲述见到食指的情景，都非常激动。据说当时举办了小小的朗诵会（这应该算诗人们交流的最佳方式），众人当着食指的面轮流朗诵了食指的作品，让作者成为主要的听众。

   食指很清醒，也很欣慰，甚至还纠正了中岛朗诵《鱼儿三部曲》时的口误。倒是这些探视者在清醒的病人面前变得狂热，一向健谈的侯马朗诵《受伤的心灵》时声音突然哽咽，以至念不下去了，其后也一直沉默寡言。徐江则找到了另一种感觉：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拜访食指时就像探望自己的父亲。他身上带有那已逝的时代的烙印，却仍然是我们诗歌的教父。我在此引用一段食指《受伤的心灵》里的诗句——它为什么使年轻的侯马三缄其口：“我敞开自己的心胸，让你们看看这受伤的心灵，上面到处是磕开的酒瓶盖，和戳灭烟头时留下的疤痕。”也许你在这一瞬间触目惊心地发现了诗人的伤口，无形的伤口比有形的伤口更难以治疗。幸好，诗歌常常是伤口里开出的花朵。
　　还有一次在苹果园参加诗会，来自湖北的诗人哨兵四处打听怎么见到食指。恰好在座的林莽是食指的好友，便将北京第三福利院的地址告诉他，并给食指写了封介绍信。哨兵带着林莽的亲笔信就出发了，先坐地铁，又转乘几次哐哐作响的公共汽车，终于到了一片冬景萧瑟的沙河。他顶着寒风找到一家烟摊，买了一条不带过滤嘴的大前门，因为听说食指一直保持最低的生活费，只抽廉价的烟，虽经亲友多次劝说，他依旧坚持故我。

  福利院的门卫听说他找食指，什么都明白似地一挥手让他进去了。一条长长的走廊把他带到穿着条纹病号服的诗人食指面前。食指看完林莽的信，便对哨兵说：“咱们出去散散步吧。”他们走到医院紧锁的后门，食指趋前一步：“我有钥匙。”原来他左手腕上套着钥匙。他们在院墙外的沙河岸边谈了半个小时，据说食指的话题主要围绕传统文化和现代派诗歌的关系展开，滔滔不绝，哨兵几乎没有插嘴的余地。他觉得食指根本不像病人，而像一位课堂里的哲学家。只要一谈起诗歌，食指总是这样的姿态：这究竟是狂热中的清醒呢，还是清醒中隐藏的另一种疯狂？食指的思想是一架在清醒与疯狂间荡悠的秋千。

  据林莽说，食指后期的诗歌大抵分两种，一种是在清醒状态下产生的，一种是在狂热状态下产生的，而后者比前者更多神采之笔。也就是说，他住进精神病院以后，也并没有停止了创作，疾病也无法使他远离诗歌。我查阅了作家出版社《诗探索金库·食指卷》附录的创作年谱，自1965年至1997年，只有极少的几个年度他没有写过诗……
　　那天哨兵探望食指返回后，为一种莫名的情绪笼罩着，在房间里边踱步边给我和林莽讲述：“一路上我都在怀疑着诗歌的终极价值，公共汽车里的世俗景象恍若隔世。”是啊，在如此理智、如此通俗的世界之外，却默默地生活着一位疯狂的诗人。哨兵什么也不愿说了，飞快地在纸上给食指写了一首诗，委托林莽转交：“我没有带来问候，也没有带来拥抱你的手。我只隔着冬天的暖阳，看着你在诗歌的囚牢里，像个长不大的孩童。”林莽则很理解哨兵的焦灼不安：“你今天的感觉是对的。如果谁见到食指后很平静，只能证明他不是个真正的诗人。”
　　“食指无疑是一位划时代的诗人，是新诗潮诗歌的第一人。”我在各种场合多次倾听林莽描述食指，传达着某种兄弟般的感情。
　　凡此种种，我周围有许多诗人见过食指，他们用不同的语调述说着探视后的感受，这丰富着食指在我想象中的形象。我也有好几次探望食指的机缘，都因故未能成行。或许，我是在无意识地推迟着这种会见吧。我在现实生活中不见食指，究竟是怕见食指，还是太想见食指呢？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保持住对一位特殊的诗人的想象力吧。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远离食指。他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他的诗集就放在我的案头。在感觉中他与我仅仅一墙之隔，甚至一纸之隔。他是我的一位诗歌邻居，一位伟大的邻居。我太理解他、太熟悉他了，也就没有多余的好奇心。仅仅带着好奇心去接近这位诗人，是幼稚的。

  现实中的食指，生活在北京第三福利院；而精神上的食指，更多的是生活在纸上，生活在自己的作品里。食指本人并不以诗人自栩，但在这种反璞归真的自我意识中更接近诗人的概念。

  他有一首注明“1986年写于精神病院”（惊人的注解）的《诗人的桂冠》：“诗人的桂冠和我毫无缘分，我是为了记下欢乐和痛苦的一瞬。即使我已写下那么多诗行，不过我看它们不值分文……人们会问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都行但不是诗人。只是那些不公正的年代里——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

   当尘世中的诗人纷纷争夺桂冠，食指却在命运的漩涡里头戴一顶滴血的荆冠，他写出的注定是一些风干的血字。他恐怕是中国的诗人中最疏远功利的一个了。梵高疯狂了，随即自杀；食指却能在台风的中心活着，并且继续写诗。超越死亡很困难，超越疯狂更加困难。

  美国作家奥尼尔有部著名的戏剧叫《飞越疯人院》。能够凭藉一颗灼灼诗心飞越疯人院的，究竟是弱者呢，还是强者？究竟是厄运的囚徒呢，还是自我的解放者？林莽曾如此形容阴影中的食指：“一个背负历史十字架的灵魂是沉重的，诗人在述说希望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压力。70年代初期，诗人被无情地击倒在生活的尘埃中，但他心中依旧充满抗争的力量。”

   食指以被缚的形象展览在悬崖上，如果有黑暗的鹰夜以继日地啄食他的胸膛，那也只能发掘出疼痛的美感和光明的诗篇。哦，一个诗人内心的梦与醒、狂与傲、夜与昼、战争与和平，只能通过文字得以表达。
　　济慈曾说：我的名字是写在水上的。诗人的履历，更是水中的倒影了。

   食指：原名郭路生，1948年生于山东。母亲在行军路上分娩，时值初冬，天寒地冻，母子被送到冀鲁豫军区一所流动医院后才剪断脐带，故起名路生。1953年随父母迁居北京。1968年写出了代表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并在赴山西杏花村插队的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创作。1971年入伍。1972年诗人敏锐的精神无法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突然变得抑郁寡欢，退伍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1973年为写“红旗渠”，只身去河南林县体验生活，途中盘缠被偷，发病后流落街头，20天后被人送回北京。1974年为写焦裕禄赴兰考，在郑州火车站被偷去钱包及郑州亲友地址，按记忆寻找亲友家又迷失道路，身无分文，再次发病。夜宿火车站，乞食度日。20天后幡然醒悟，记起新乡有一堂兄，便用腕上尚存的手表换钱买了去新乡的车票。不料坐过了站，下车连夜步行数十里，清晨抵达堂兄家中，蓬头垢面，骨瘦如柴……1990年入住北京第三福利院至今。

   这就是迷路的诗人，以及他迷失的道路。他在迷失于世界之前，首先迷失于自己的内心。他最终以精神病院为栖身之所，一座最后的迷宫？他在迷宫中仍然坚持写诗。由此可见，诗神并未抛弃他而去，诗神仍然隐藏在他的背影里，食指不应该感到孤独。他本身已构成诗歌的一件特殊的标本。[1998年]

               著名诗人“食指诗歌研讨会”暨“食指诗歌朗诵会”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  

  2009年10月24日，著名诗人“食指诗歌研讨会”暨“食指诗歌朗诵会”在风景如诗如画的南京理工大学盛大召开。上午，“食指诗歌研讨会”，与会者有南京著名诗人、诗评家姜耕玉、徐明德、陆梅、李美皆、子川、胡弦、姜广平、傅元峰、何平、张宗刚、雪丰谷、古筝、海马、雷默、育邦、愚木、马永波、黄梵、张叔宁、李翚等50多位，另外还有《文学报》、《金陵瞭望》、《南京日报》、《扬子晚报》、《金陵晚报》、《南京晨报》、《大众文学》等媒体现场采访报道。会议由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的张宗刚主任主持，会场气氛自由轻松、发言热烈率直，客观的评述了食指先生的诗歌成就，及其对诗歌的卓越贡献。下午，“食指诗歌朗诵会”，由南京理工大学的在校学生，及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互动出演，朗诵食指先生的作品，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古筝报道）

混沌年代 他以诗作答相信未来

                      北京青年报 

  1968年，初春的北海公园听到了：“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冬日的北京站见证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那个混沌阴郁的年代，他的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路相传。有人说，这是火种的传递；也有人说，这是黑暗中的光亮。

　　多年以后，文化名人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异口同声，大家都要说起他——郭路生，抑或叫食指。

　　在1978年起用笔名“食指”之前，他写的十来首诗歌，已借手抄本传遍全国了。

　　《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流传最广的诗，全是那个叫郭路生的年轻人，在“文革”期间完成的。

　　当时，他不足20岁。

　　比照那个高呼口号、混沌阴郁的年代，那些诗歌的到来，似乎毫无征兆——他的诗歌里，有青春激情、有人生悲欢、有光明、有爱。

　　辗转至今，插过队、当过兵甚至进过“福利院”，他依然写诗，对当下发言。

　　曾吟诗的少年，还站在风里面，你可还惦念？

　　■17岁时

　　已因写诗小有名气

　　1966年，“文革”以对文学艺术的扼杀开始。短短几年，一切传统的、有个性的文学，被统统视为“毒草”，在公开场合被剔除净尽。

　　对“这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生长在“正统革命干部家庭”的郭路生，因其“纯洁、激情、敏感”，难免有切肤之痛。因母亲在行军路上分娩起名“路生”的他，4岁开始背中国古典诗词；知觉出诗的美，念小学时就开始写诗。早在1965年，郭路生17岁，在北京56中就已因写诗小有名气。

　　“文革”开始，有人批他写下的浪漫诗篇是“资产阶级的”，并责令他退团。而后，父亲在运动中遭受审查、批斗，母亲为少惹麻烦，将家中藏书全部销毁，只侥存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一夜，郭路生将家中灯泡统统打碎，在沉沉的黑暗中恸哭。

　　在“红卫兵大串联”之前，郭路生一直躲在家里读书。待蔓延全国的“大串联”开始，郭路生才徒步“串联”前往延安等地，并在山西与当地农民一同生活、劳动了一个多月。

　　1967年上半年，部分“红卫兵”，从最初的狂热和冲动中冷静下来，开始在没有出路中寻找着出路——恰逢中国抗美援越，这些人选择了在越南战场上为“世界革命”献身。这批所谓投身“世界革命”的“红卫兵”，造就了郭路生长诗“海洋三部曲”的第三部《献给红卫兵战友》，也造就了他在北京中学的“红卫兵”中诗名大震。

　　■冰层之下

　　鱼儿是在怎样地生活

　　对“红卫兵”这种浪漫的认同，在郭路生身上飘忽即逝。从1967年下半年起，郭路生不再与那批“老兵”们一路。

　　1968年，他“被反动”了。

　　据诗人林莽回忆，当时，郭路生被指“反动诗人”，可他拒不妥协。在那个说句玩笑话就可能坐牢的年代，诗人贺敬之曾劝郭路生“学学政治，别那么歪，谈恋爱啊，喝酒啊，吸烟啊……”结果，两人吵了一场。

　　“鱼儿三部曲”，就是在这样的季节创作的。

　　1967年末，北京冰封雪冻。

　　郭路生去农大附中，途经一片农田，目睹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边近岸的，已冻了冰，只剩中间一条瘦瘦的流水。因“红卫兵运动”受挫的他，心里一紧：“在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是在怎样生活？”于是有了“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我已看到这代人的命运了。鱼儿跳出水面，落在冰块上，它的前途是死，和这个冰块一起消亡，但它却看不到冰块的消亡。”

　　此后，朋友李平分给他讲了老家白洋淀冬天捕鱼的情景，催生了“三部曲”的第二部。“这里的‘渔夫’，以及‘海洋三部曲’中的‘从左边极远的方向’来的‘谋利的渔船’，都是指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

　　第三部，郭路生写了“解冻”。“解冻”一词来自赫鲁晓夫时代初期。“‘文革’中提‘解冻’是非常危险的，况且我还被定为‘右派学生’准备后期处理的。”

　　当年，有朋友私下告诉郭路生，这“三部曲”他曾给一位原国民党军官的太太看过，得到她的连声称赞。“吓得我及时收敛，但已在许多人中传抄、传诵开了。”

　　■四点零八分

　　他和他们作别北京

　　1968年冬的北京站，每天四点零八分，都有一班开往山西的火车——把北京的知识青年送走。

　　那年12月20日，是郭路生作别北京的日子。

　　凌晨，四点零八分，火车开动前“咣当”一下，他的心随之一颤。望窗外，满眼是送别的人海和挥别的手臂。“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就连户口，此后也就落在山西了。

　　车上与朋友聊罢天儿，他找了一僻静处，开始写诗。“以前送朋友走也写，但那绝不是自己要走的感觉。”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小时候母亲给他缀扣子的一幕，一直印象深刻，在一点点远离母亲的火车上，他又想起来了。“那时缀扣子，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等一针一线把扣子缝好，妈妈就把头俯在我的胸前，把线咬断。”

　　他想了很多，写了很多。几经删改，《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他到山西不几天之后，诞生了。

　　这首诗，因离别而生，但里面不乏激情：“响起来了，响起来了，响起来了，车站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鼓励一个初步的儿童迈开步伐，走向光辉壮丽的人生。”后来回忆，郭路生说：“当时，我觉得必须锻炼。”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回忆说，即便因“黑诗”受到审查，郭路生1968年酩酊大醉后，都不发一句牢骚话，而是不停哽咽：“毛主席，我热爱你，我就是死了也要歌颂你。”

　　“当时在农村，时间久了，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但郭路生朗诵的诗唤起了我们的勇气。”翻译家戈宝权之女戈小丽回忆：“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当时有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

　　■《相信未来》

　　有知青的地方就有人传诵

　　有古诗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正是郭路生一行21人插队落户的地方。当时在“酒乡”的北京知青有21人，在山西的就更多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廖沫沙、戈宝权、何其芳等，他们的子女全在当时喝了山西的黄河水。郭路生并非出自名门，可他诗名渐高，因为《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也因为标题里不含“北京”的《相信未来》。

　　后者，比前者诞生得更早。

　　41年过去了。这首诗的第一位听众李恒久，依然记得，那吟诗的少年站在风里面的样子。

　　1968年初春，乍暖还寒的北海。一日清晨，风裹挟着丝丝凉意，高中学生郭路生，用沙哑而低沉的嗓音，为朋友李恒久朗诵前夜新写的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聆听的震撼，迄今还在李恒久心里：“直觉告诉我，这首诗一定会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之作，尽管当年他不满20岁。”那天，李恒久请郭路生马上给自己写出这首诗，但郭自觉诗中某些词句、段落还欠推敲。两天后，李拿到了已几经修改、工工整整抄录的《相信未来》。

　　“全国只要有知青的地方，都有郭路生的诗歌传诵。”当年郭路生的诗，经由知青之手从邻近山西的陕西、内蒙古，传抄至遥远的黑龙江和云南，也被“政治告密”者传到了江青那里。有人说，那是一种火种的传递。

　　在江青看来，这不啻是“公然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宣传书”，“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她宣称，一定要找到“坚定的相信未来/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的“反动”诗人。待“党羽们”找到郭路生时，江青都不敢相信该诗出自一个年轻诗人之手。按“阶级斗争”惯例，她寻找过诗人背后的“大人物”，最后无果而终，只得作罢。

　　那个时代，诗歌是黑暗中的光亮；但诗者，往往会成为殉道者。

　　时代影响

　　在混沌中　唱出超越时空的澄澈歌声

　　2009年，一本名为《70年代》的新书出版，几十个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人集体回忆，包括阿城、王安忆、李零、朱伟……而“郭路生”三个字，几乎人人必提。

　　翻译家戈宝权之女戈小丽说，1968年12月20日，被当年的北京知青称作“杏花生日”。后来，散落世界各地的他们，还有人纪念这个日子。而“杏花人”最温暖、最骄傲的记忆，就是食指的诗歌。

　　1968年下半年，李恒久和阿城、孙立帆等人离京，辗转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插队落户。每天干完繁重的农活，披着星光从庄稼地里归来，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已成大家共同的享受。“他的诗使我们焕发着精力、憧憬着未来。”

　　作为《相信未来》的第一位聆听者，李恒久的人生有戏剧化的一幕：无论是在“黑土地”阿荣旗和东北军垦建设兵团，还是“黄土高坡”的山西、陕西知青点，也无论是在“反革命”云集的北京第一监狱，抑或团河农场和茶淀劳改队，都有人向他推荐或背诵《相信未来》。

　　郭路生的诗，被不同字体，以不同纸张传抄着。有人说，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诗人，像郭路生那样，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了。因《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等在全国知青点和兵团流传，不少人上门讨教。杏花村，在求知欲最烈及作诗年龄的知青们眼里，几近于“朝圣”之所。

　　作家阿城在他阅读过的诸多诗人中偏爱着郭路生，他近于强迫地责成李恒久把他所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部抄录给他。

　　1970年，李恒久因“反革命”罪锒铛入狱。在单身牢房里披枷戴镣度过的两年多里，得助于郭路生的诗篇，他越过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人生炼狱。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内说，中国诗人食指那首关于列车的诗，可以视作人类共同的精神财产。

　　1996年，李恒久给食指写信：“如今，在静寂中，我们尚可以听到它那隆隆滚动着的遥远的回声。”

　　2009年9月2日，曾有一位自言不读诗的中年男子，在人生阵痛的时刻，把《相信未来》转贴到博客上，“读得泪眼潸然”。

　　据故交回忆，年少的郭路生，总是一身干干净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双军用旧胶鞋，对待生活“不抱幻想，也不绝望”。

　　有人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苦难，在一个叫郭路生的年轻人那里得到了补偿。

　　因为他，在沉郁、混沌之中，以智者的美感和力量，唱出了超越时空的澄澈歌声。

　　光阴的故事

　　被传诵多年的诗篇　被埋没多年的食指

　　落户“杏花村”一年后，郭路生回到山东老家鱼台县的一个小村庄，穿上奶奶缝制的粗布衣裤，顶着爷爷给剃的光头，过上了真正的“农民生活”。

　　1971年，郭路生在山东入伍，创作了大量反映部队生活的诗。1972年底，其弟郭新生去部队探望，发现他精神抑郁，以烟为食。次年复员，曾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1973年为写“红旗渠”，只身前往河南林县体验生活，途中盘缠被偷，流落街头，20天后被人送回北京，被北医三院诊断为精神分裂。

　　1975年，病初愈，与李立三之女李雅兰结婚，七年后离异。1976年，“文革”结束，创作《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陈凯歌报考电影学院时曾以此诗为面试朗诵作品。

　　1978年，写《相信未来》姊妹篇《热爱生命》，首次使用笔名“食指”，寓意别人背后的指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

　　1979年，《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诗刊》上发表。这是食指作品首次公开面世，除了朋友祝贺，并未引起广泛注意。此后，文艺评论家谢冕定义“新诗潮”。“新诗”，后称之为“朦胧诗”。自此，一大批陌生的名字，走入中国诗歌史，但食指，被忽略了。而后10年，中国诗坛异常活跃，食指在治病与疗养中辗转，但每年都有一两首新作问世——他不为新潮流所惑，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

　　1988年，食指诗集《相信未来》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收录诗作18首。

　　1990年，北京第三福利院多了位“病人”，每天擦楼道，洗餐具，保持最低的生活费，抽低价的烟。

　　1993年春天，《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出版，同年入北京作协，诗歌委员会还召开了食指作品研讨会。

　　1997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林莽、何京颉、李恒久等五人的《一代诗魂郭路生》发表，把食指在物欲大潮中推入公众视野。当时，诗歌正退缩到一个小小的角落。1998年，食指完成《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等三首诗，亮出自己“坚守”的态度。

　　2001年4月28日，与已故诗人海子同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

　　诗人洪烛说，一个被埋没了多年的食指，使北京第三福利院大大地出名了。

　　但食指不认为自己的诗有多好。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喜欢的句子。“如果有个比较，我还不一定能成为佼佼者”。《诗人的桂冠》中写道：“诗人的桂冠与我毫无缘分/我是为记下欢乐与痛苦的一瞬。”他补充说：“在那个举着语录、喊着口号的不可思议的时代，有那么多欢乐和苦恼，还有爱情。”

　　2002年之后，食指写出了《有冬日的阳光——给寒乐》。

　　就是2002年，爱人寒乐，带他离开了北京第三福利院。寒乐小他6岁，爱好文学，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媒体上食指的人与诗感动，便赴医院探望，几来几往，终结秦晋之好。

　　食指说，爱人是重要的，生活是重要的，这样才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