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邪恶力量第十一季23集:侯伍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01:59:32
多年前是太原的五毒市委书记候伍杰庇护了腐败的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辽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汲金术：通过卖官敛财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16日09:39 《财经》杂志
宋勇双重汲金术
以卖官创收为辅，官商勾结获益为主，而买官者又为其官商勾结的腐败工程铺平道路，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经营有术”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饶智
落马一年多后，2011年1月30日，秦城监狱，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领到了死缓判决。现已生效服刑。
长达50多页的判决书，认定宋勇犯受贿罪，共收受23个单位和个人的93次行贿，总计1022.54万元。其千万家财，主要来源于权钱交易，卖官鬻爵。
现年56岁的宋勇，共青团干部出身，曾当过知青，历任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朝阳市市委书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从2002年4月任朝阳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至2008年1月从朝阳市委书记任上调离，主政朝阳市六年间，其为人低调，即便在市委机关报《朝阳日报》上，亦鲜见其新闻；但为官执政上，宋勇素以大胆、有魄力著称，并由此“经营有术”，以卖官创收为辅，官商勾结获益为主，而买官者又为其官商勾结的腐败工程铺平道路，获益倍增。
其贪腐之名在朝阳一隅盛名久负，民怨颇深。其“汲金”之术，堪为欠发达地区贪腐官员敛财之样本；其直接插手渔利的房地产拆迁安置工程，导致被拆迁市民、村民利益严重受损，多年来频繁群体上访并导致群体性事件，震惊高层，影响恶劣。
宋勇此番保全性命，得益于案发后的表现。据《财经》记者了解，宋落马后积极配合办案部门调查，退缴了全部赃款，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受贿人民币705.6万余元的犯罪事实，并揭发他人非法收受人民币100余万元的事实。
令人意外的是，庭审时宋勇放弃聘请辩护律师，最终由法庭指定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青松为之辩护。一审判决后，宋勇并未提出上诉。
经营“卖官”
在被法院认定的23宗受贿事实中，虽然共有17宗为“卖官”，涉贿人民币196万元、美金18.6万元，仅占受贿总额约三分之一。但其通过经营“卖官”，在重要位置安置“亲信”，为其腐败工程铺路跑腿，最终获益则数倍于其“卖官”收益。
在地方政治的实际运作中，作为市委书记，对市管干部的任命调整有提名建议权和最终决策权，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极大的寻租空间。纵观上述卖官事实，通常是行贿人中意相关职位后行贿，受贿后的宋勇往往很快兑现“承诺”。
成为交易物的职位包括：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县(市)委书记、县长、市财政局长、市公安局长、市交通局长、文化局长等等，大凡职位均可用以交易，而多数买官者最终亦为其所用。
其中最大宗交易来自原朝阳市委常委、凌源市委书记宋久林。
宋勇与宋久林均为团干出身，二人关系密切，在朝阳人尽皆知，得名“二宋”。宋勇先后五次收受宋久林折合人民币合计105万元，为时任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宋久林(另案处理)担任朝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市委常委、凌源市委书记提供帮助。
据朝阳市时任市委组织部长证言，2004年8月，其接到宋勇电话，提名宋久林担任朝阳市总工会主席，并称已和辽宁省委组织部、总工会完成沟通，取得了上级同意，要求“尽快组织相关程序”。
当月宋久林即被朝阳市委任命为朝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并由朝阳市委提名、工会选举担任市总工会主席。到第二个月，宋久林兼任朝阳市委常委。一年后的2005年12月，宋勇又安排宋久林到“矿业大市”凌源市任市委书记。
作为“亲信”的宋久林，同期投桃报李，为宋勇鞍前马后“效利”。2003年春，主政朝阳不久的宋勇，随即启动北大街改造工程，由时任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宋久林担任工程副总指挥。
2003年6月，开发商孙跃武找到宋勇欲承揽工程，后者即招宋久林过来。孙跃武先后送给宋勇人民币、美元等折合人民币246万元，成为后者最大宗行贿源。
此后，在宋久林授意下，孙跃武获准缓交土地出让金，并得以极低的补偿价格拆迁征用了村民土地，获益颇丰；在凌源市委书记任上，宋久林也利用职权，为宋勇的矿主“朋友”获取矿产资源。
而巨款买官的宋久林升官后也涉嫌大肆受贿。据纪检部门材料，在任朝阳市委常委、凌源市委书记期间，宋久林涉嫌收受六家企业300余万元；在凌源市直、乡镇、街道的干部任用方面，其一共收受17人所送人民币34.3万元、美元1万元；其父葬礼收取礼金45万元。
2005年上半年至2006年间，时任工商银行(4.35,0.01,0.23%)朝阳市分行行长的冯国平(另案处理)为升职，送给宋勇人民币9万元、美金7000元。随后2005年10月，在安排其在朝阳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一个月左右后，宋勇即将其调入朝阳市城市信用社担任党委书记；2006年6月，冯又成功担任信用社董事长。
在信用社职务上，冯国平对宋勇有求必应。2007年7月，朝阳市召开企业家座谈会，辽宁鑫枫羊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辽宁鑫枫)表示资金紧张，希望帮助解决贷款问题。宋勇即表态支持，后通过秘书给冯国平打招呼。辽宁鑫枫随即从朝阳市城市信用社获得了人民币4000万元贷款。
而从辽宁鑫枫方面，宋勇总计收受美金11万元，英镑5000元。
“掘金”城建、土地
据一审判决书，宋勇另一主要的受贿源来自城建和土地开发。
地处偏僻的朝阳市原本城建落后，城区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在宋勇治下，朝阳市大兴土木，房地产业突飞猛进。据公开资料，仅2007年1月至9月间，朝阳市共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60.21亿元，与此前“十五”期间的投资总量持平。
在旧城改造、城中村拆迁中，这位与开发商结成私下利益联盟的市委书记，以“快、准、狠”的胆识魄力，驾驭全市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公权力，以非常规手段强力推进，为开发商扫清障碍，公共利益与民生在此被弃之如履，私盟双方则得以“共同富裕”。
上述备受争议的北大街改造项目，正是其中之一。行贿者孙跃武为建筑工出身，原籍朝阳双塔区，发迹于盘锦，在盘锦时即与宋勇过往甚密。
2002年，在宋勇调任朝阳不过一月后，孙跃武即将自己创办的辽河油田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三泰房产)从盘锦迁来朝阳。通过“二宋”，北大街改造项目中一块最佳地段未经招拍挂程序，为孙跃武获得。
工商资料显示，三泰房产注册资本仅800万元，资金并不富足。仅土地出让金一项即达1亿元，孙跃武并无支付能力。2005年，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对三泰房产开发的价值8096万元的房屋进行查封，但在宋勇过问下，房屋随即解封，国土资源局又违规使用三泰房产开发的部分房屋冲抵了土地出让金4415万元。
朝阳市官员私下评价，作为老城区及城乡结合部，对破旧的北大街改造本是一件好事，但“官商勾结谋利使得改造工程问题百出”。
整个工程总面积达2平方公里，超过朝阳城区面积的二成，土地主要来源于双塔街和扣北村，涉及5000余户动迁事宜。以扣北村为例，被纳入此次北大街改造项目，失去土地的村民每人实际只分得3.48万元。因补偿过低，村民抗拒拆迁，频繁上访申诉。
经开发商请托，在宋勇关照之下，北大街改造指挥部，以市委常委、分管副市长任总指挥，2006年7月5日，由公安、国土和开发商聘请的社会闲散人员共200多人，身着迷彩服，开着铲车，将扣北村瞬间抹成一片废墟。
这块土地上很快盖起高档商品住宅，宋勇案发时，最高价已过4000元/平方米，新修六车道的新朝阳北大街气派整洁；而被迫搬进折价换购的安置房内的村民，很快发现房屋质量低劣，频现开衩、渗水、凿开横梁没有钢筋、墙壁一碰就掉一大块。《财经》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有住户刚搬进去后，楼板便塌穿了一个大洞。无奈之下，村民们成为上访专业户，但问题至今未获解决。
另一宗项目为朝阳市总工会办公地，该地位于朝阳市商业最繁华地带。时任工会主席王兴国原任凌源市委书记，2005年，在向宋勇行贿12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后，得以调任朝阳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
朝阳市义利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义利房产)老板刘宏伟素与宋勇关系密切，在看中朝阳市总工会这块风水宝地后，经后者协调心愿达成。刘宏伟曾先后行贿宋勇美金折合人民币34.69万元。
按照协议，由政府出资在距此不远的原朝阳体育馆修建新的工会大楼；义利房产则以1.2亿元买下旧址修建朝阳市最高建筑燕都国际大厦，并原定以大厦4000平方米商铺补偿工会，后改为补偿5300万元。
但义利房产承诺的补偿款拖延数年未兑现，卖地款则仅支付一半；朝阳市政府也违背协议，将体育馆地块卖给孙跃武，建成另一座超大型商厦——兴隆大家庭；朝阳市总工会被迫迁往郊外。工会部分老干部也因此成为访民，不断向全国总工会上访反映情况。
依托燕都国际大厦，义利房产雄心勃勃，在朝阳市中心开疆拓土近400亩土地，试图整体规划为该市最核心商务圈。此核心圈中包括朝阳市市委常委大院，住着30多位朝阳市建国以来的老干部，包括两位老红军遗孀和数名曾参加抗日战争的老领导。
在开发商与住户未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朝阳市政府发出公告限令住户搬迁。刘宏伟更是指挥手下断水切电、推墙砸门，直到宋勇案发。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2-16/093921962684.shtml
太原的五毒市委书记候伍杰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05年7月12日，中央纪委研究决定并报中央批准，侯伍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随即被罢免山西省人大代表资格。2005年12月初，侯伍杰被移送到北京市检察院立案查处，追究其法律责任。
侯伍杰案极富戏剧性，他是在“三晋涉黑第一案”的李满林案案发后，李满林为了保命交代出了“保护伞”邵建伟，而邵建伟为了立功自救又交代出曾花10万美元向侯伍杰竞买太原市公安局长一职才案发的。这简直就是一副“多米诺骨牌”！据悉，侯伍杰是我国建国以来反贪史上第一个“涉黑”的副省级领导干部，也是山西省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一位排名仅次于省委书记、省长的省委常务副书记，一个省的“第三把手”，怎么会跟“黑社会”联系到一块？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内幕？他的家人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五毒”书记侯伍杰
侯伍杰是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人，先后出任过长治市委副书记、阳泉市委书记，1995年升任省委宣传部部长，1997年当上省委常委，开始享受副省级待遇。2000年1月，侯伍杰兼任省会太原市委书记。
早在1996年3月的一天，时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的他到北京出差，到了晚上实在耐不住寂寞，竟然找了个俄罗斯“小姐”来嫖宿，结果被北京警方抓了个正着。一贯牛气冲天的侯伍杰还以为这是在山西太原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不光不认错，反而大发雷霆之怒，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们，我儿子也在公安部门工作，连他的官都比你们大！”不想北京警察偏偏不信邪，不给他这个面子，又要通知单位，又要拘留他。侯伍杰这才害怕了，心想：万一拘留或通知单位就麻烦了，妈的，真是相府门前七品官啊，算老子倒霉！于是他变色龙一样马上软了下来，点头哈腰地表示愿意接受经济处罚。结果同行的一位朋友替他交了罚款，总算把事情糊弄了过去。
谁知没过多久，他在北京嫖娼的事还是传回了山西，老婆跟他大闹了一场不说，更要命的是他担心有关部门会查处自己。于是他千方百计安抚好妻子，然后四处打点。好在因为他是位“大官”，这种事只是“小节”，所以一直有惊无险。但因为这事，他还是当了两年多的宣传部长才被选为省委常委，破了宣传部长必然是常委的“惯例”。
邵建伟是原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区公安分局局长。他还不满足，时刻想着继续往上爬。听说2001年上半年太原市公安局局长将调整，邵建伟打起了当局长的主意。但是，如何才能将这顶公安局长的乌纱帽弄到手呢？他首先想到手握自己人事大权的侯伍杰。当然，他更懂得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道理，老百姓私下里给侯伍杰起了个外号——“五毒书记”，他“爱”女人在山西是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而“爱”女人离不开钱的支撑。于是邵建伟咬着牙决定拿出充当黑社会保护伞得来的500万元巨款，要力保把局长的宝座弄到手。他通过关系，找到在太原市某公安分局当副科长的侯军，然后借侯军这根红绳终于接触上了市委书记侯伍杰。
侯军这个人在家排行老大，从小就不听话，偷鸡摸狗拔蒜苗，没有他不干的，为了能给他上点规矩，侯伍杰才把他弄进了公安局。谁知当了警官他更加有恃无恐了，整天不务正业，特别喜欢名车和女人，整天开着名车带着女人在太原横冲直撞招摇过市，出入赌博和色情场所，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极差。但这正好给邵建伟接近他创造了条件，两个人很快就成了“铁哥们”，于是当邵建伟提出想请侯伍杰帮忙的事后，侯军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把他带到了家中。
在侯军的鼓励下，邵建伟当着侯伍杰的面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然后拍着胸脯说：“侯书记你放心，我姓邵的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讲义气，你这次要是帮了我，这辈子我就是你的狗，愿为你两肋插刀！”但当时侯伍杰没有表态。
邵建伟临走时，丢了个薄薄的信封在沙发上。侯军送走邵建伟，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张写着侯伍杰名字的美元存款单。他咧着嘴说：“呵，这小子挺舍得下本钱啊，整整10万美元，换成人民币小百十万呢！”
听说这么大一笔钱，侯伍杰也吃了一惊。这些年来他虽然贪了不少钱，但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一笔“买卖”，想拿又觉得有点烫手，不拿又有些舍不得。他犹豫了半天还是对儿子说：“告诉他，这事光我说了还不行，再让他在业务主管部门打点打点。”侯军说：“爸，你就放心吧，人家早就安排好了，他准备在这件事上花500万呢，志在必得。你只是做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
听说邵建伟要花这么多钱买官，自己不过拿了五分之一。再加上侯伍杰做这种“生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如原杏花村区委书记王国武（后被判刑），为了升官，曾多次不惜血本“孝敬”侯伍杰，慢慢成了他的知己。后来，侯伍杰把王国武提拔为太原市委秘书长，这下两人的关系更铁了，在一起不知做过多少肮脏事，但很多年过去了，照样平安无事，所以侯伍杰慢慢安下心来。
然而，邵建伟的事情却并没有侯伍杰想的那样容易。就在他拿了人家的好处准备为邵建伟办事时，2001年4月，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严打”整治斗争，重点打击黑恶势力。6月初，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直接干预下，大同市公安局长李连琪被调到太原市，任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
这下侯伍杰没了辙。邵建伟也急了，眼看着自己大笔的钱就要打了水漂，就又带上在香港花5.832万港币买的一块“百达翡丽”牌名表和2万元人民币，再次找到侯伍杰。侯伍杰把内情告诉邵建伟，表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预了此事，自己也无能为力。但收了人家的好处不能不办事，于是他转而问邵建伟：“如果让你换个地方当局长怎么样？”邵建伟虽然不太乐意，但他一时走投无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表态说：“一切听侯书记的安排，只要是正职，到哪里都行，以后有机会回太原，少不了还要请你帮忙。”于是在侯伍杰的“操作”下，很快，邵建伟被调往临汾市任公安局长。
就在这时，反映侯伍杰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往了北京和山西省委等有关部门，有人直接点到了邵建伟花上百万元向他买官的事，侯伍杰一时内心惶惶寝食不安。正好那天侯军回家，见父亲精神和情绪都不太好，仔细一问，原来是因为这些事。侯军咧着嘴说：“爸，别看你当着那么大的官，但你的心胸还没有我开阔。中国自古是‘刑不上大夫’，再说，拿好处的又不是你一个，只要邵建伟不说，谁都无凭无据，而如果邵建伟说了，他自己也得完蛋。所以那些举报信大都是捕风捉影，并没有多少真凭实据，有什么可担心的？要不然，你搞清楚是哪些人捣的鬼，这些年来儿子别的本事没有，在黑道上怎么说也处了不少朋友，我找人把写举报信的人给‘做了’，看以后谁还敢写！”侯伍杰当即骂道：“你懂个屁！整天就知道吃喝嫖赌打打杀杀不务正业，我的事你少管！”谁知侯军即使是在父亲面前，也是一副“黑社会”的嘴脸，说：“爸，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其父必有其子！”侯伍杰知道儿子暗指的是自己在北京嫖娼的事，气得他指着鼻子把侯军骂了出去。
不过事后他又想：儿子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那些事天知地知，别人都不怕，我怕个鸟！想到这里，他又安心了不少。
谁知2001年9月，侯伍杰忽然被免去了太原市委书记的职务。这一下，社会上不少人都觉得这是他们举报侯伍杰的问题见效了，姓侯的快要完了。岂料不久，侯伍杰又像“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摇身一变当上了更大的官——省委副书记。几个月后，他又成了常务副书记，后来还兼任了省委党校校长，成了山西省排名仅次于省委书记和省长的“第三把手”。这件事把很多人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不知道侯伍杰玩的是哪一手，哪来的这么大本事。
这些年来，侯伍杰一直带“病”升官，不光他自己心里有数，他的妻子也非常清楚。前些年他在北京嫖娼被抓的事闹出来后，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何玉茹还是忍了，只是觉得跟丈夫没什么感情，两人在一起只是因为是这个小家庭的利益共同体而已。何玉茹觉得，现在，丈夫虽然历经艰险，总算没出事，还官至山西省第三把手，可她就是放不下心来，因为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最清楚。一天晚饭后，何玉茹对侯伍杰说：“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现在不管怎么说你也成了大半个‘封疆大吏’，该老实点了，咱不缺那些钱，我只想跟你过几天安安稳稳的日子。”
实际上这些年来侯伍杰在北京那次被人抓住了，不光差点坏了自己升官的大事，还成了妻子手里的把柄，这让他多少有些后悔。但他嘴上却并不服软，对妻子说：“你懂个屁，我看你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眼光连儿子都不如，我收了人家的好处，大家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这种天知地知的事，别人能把我怎么样？我们都不怕，你怕什么？你放心，我请算命先生算过了，人家说我的官运还没有走到头，北京的朋友也说我还有上升的空间，你就等着当更大官的贵夫人吧！”
但是，事情却在悄悄地朝着侯伍杰没有想到的方向发展着。
自从侯伍杰不再担任太原市委书记，邵建伟也调走了之后，太原市一些黑社会组织头上没了保护伞，但那些家伙为非作歹惯了，一点也没有收敛。2003年秋，被称为“三晋涉黑第一案”的李满林案被太原市警方破获。李满林等32名被告人共涉犯罪事实45起，其中还有人命案。2004年1月17日，太原市中院做出一审判决，主犯李满林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800万元。
李满林被抓后，邵建伟慌了，他知道自己跟李满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多次出面想救他出去，但一直没有得逞。邵建伟没有办法，只得和王国武一道，再请侯伍杰帮忙解救。然而，侯伍杰通过了解，李满林案是建国以来山西省最大的涉黑案件，还涉及人命官司，在公安部都挂了号，此时的李满林谁都救不了了。侯伍杰没有办法，只得提醒王国武和邵建伟说：“既然谁也救不了他，就让他安心地‘走’吧。不过你要想办法让他的嘴巴紧一点，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邵建伟胸有成竹地说：“侯书记你就放心吧，李满林跟我是拜了‘把子’的铁哥们，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谁知李满林一直以为自己头上是有顶安全的保护伞的，自己出了事他们不会不管，谁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判处死刑。当他听到死刑判决时，吓得他当场就瘫倒在法庭上，把裤子都尿潮了。
回到监舍，李满林越想越生气，没想到这些年来自己在邵建伟、王国武等人身上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他们却不能保护自己。想到这里，他早把昔日的哥们义气忘到了一边，只想着如何保住小命，于是他大叫道：“我要举报，我要立功赎罪……”于是李满林把多年来被他重金收买，然后直接充当其保护伞的原杏花村区委书记、后来官至太原市委秘书长的王国武和邵建伟等人供了出来。王国武、邵建伟等人很快就被“双规”，不久又被正式批准逮捕。
直到这时，侯伍杰才感到了一丝危险。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要封住邵建伟等人的嘴，于是他专门把儿子侯军叫回家，说：“邵建伟跟你的关系那么铁，我又收到过他的一大笔钱，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的嘴。你想想办法通知他，让他在里面老实点，我会想办法救他的，他的老婆孩子我也会想办法照顾的。”侯军点头答应。
然而，邵建伟可不这么想，他知道自己这下子纰漏惹大了，特别是当初侯伍杰并没能救下李满林，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看来他也救不了自己，这让他内心充满了恐惧感。通过三思，他决定来个争取主动，确保小命无虞再说，而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是把侯伍杰这条“大鱼”给交代出来。于是他在交代清楚自己贪污受贿了480多万元的同时，把自己当初是如何花钱向侯伍杰买官的事也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侯伍杰对这一切根本不知情，2004年12月9日，他还大大咧咧地准备率团出国考察。但在登机前，海关工作人员以“护照有问题”为由，客气地将他挽留了下来。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关部门安排好的，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侯伍杰很快被中纪委“双规”。他被“双规”的第四天，就如实地把邵建伟是如何向自己买官的事交代了出来。他痛哭流涕地说：“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提心吊胆，日子并不好过，今晚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现在我才知道，邵建伟不光是张‘臭牌’，而且还是张‘多米诺骨牌’啊！”
http://candylulu007.blog.163.com/blog/static/13617526420111154403755/
李满林不判死刑
侯伍杰能否落马？
新华网山西频道 2006-01-21 来源:红网
不久前被称作“三晋涉黑第一案”的山西省李满林黑恶犯罪团伙被警方摧毁，随之牵出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原临汾市公安局局长邵建伟腐败案件。日前，原山西省委副书记因涉嫌受贿10万美元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近期起诉到市一中院受审。（1月20日中新网）
李满林、邵建伟、侯伍杰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三个毒瓜。在毒秧刚萌芽之时，时任市委书记的侯伍杰、市公安副局长的邵建伟就与地痞流氓的黑老大李满林为伍。一个为了敛财，一个为了寻求权力保护，地位的悬殊之大，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结成极不相配的“铁哥们”关系。他们之间虽是单线联系的生死同盟，却因侯伍杰从太原市委书记被提升为省委副书记、邵建伟从太原市公安副局长异地提升为临汾市公安局长，导致了这个生死同盟的土崩瓦解，三个毒瓜接二连三地被摘掉。首先是黑老大李满林因邵建伟的升迁和远距离调动而失去了直接的保护伞，这个从1991年起就在太原市行凶作恶长达十多年而无人敢问的黑社会团伙，2003年被当地司法机关一锅端。在近两年的审讯中，这位黑老大一直守口如瓶，不肯供出站在自己背后的庇护者，心中在盼望着保护伞的救驾。直到两年之后的去年秋天，李满林被宣判死刑，他才慌了手脚，在绝望中为了立功保住自己的脑袋，才立即供出了他的直接庇护者——时任临汾市公安局长的邵建伟，但他还不知道隐蔽很深的更大保护伞——已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侯伍杰。出于同样的原因，邵建伟的落马也就立即导致侯伍杰厄运的到来。
这起腐败案件的查处是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给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在向腐败堡垒进攻时，遇到阻碍时必须先行排除保护伞的庇护。李满林这个黑恶团伙是与权力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团伙之所以能在省会城市太原横行霸道十多年而安然无恙，就是因为有时任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邵建伟这把大红伞的庇护。多次处在翻船绝境之中的李满林团伙，都因这位副局长大人用权力为其化险为夷，平安无事，已经关在监狱里的现行犯成员都在邵的运作下而放虎归山。邵向时任太原市委书记的侯武杰行贿10万美元买正局长的位置却未能如愿，经过侯的运作而无奈到临汾市任公安局长，侯也随之升迁为省委副书记。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保护伞的权力已无法发挥作用，这恰恰给重拳打击李满林黑恶团伙排除了障碍，黑恶团伙势如破竹的覆灭命运很快就成为现实，并由黑恶团伙牵出了侯伍杰等腐败高官的马脚。因此在一些地方当反腐败正起劲，却明显来之权力的阻碍而查不下去时，绝不能就此休战收兵，畏缩不前，而是要采取必要的行政组织措施，首先将相关的权力人物调虎离山，以排除反腐斗争的障碍，才能将已经发现的腐败查个水落石出。
其二，顺藤摸瓜，不放过任何疑点。如果就案查案，也许李满林黑社会团伙案的破获大功告成之后，就可收兵回营了。可此案的司法公安干警深知黑恶势力表现在社会低层，而祸根却扎在上层，没有放过任何有价值的蛛丝马迹，终于在打黑除恶中抓住了两条大鱼，为党为民除了大害，谁也不会想到，隐蔽很深堂堂堂正正的高官侯伍杰竟与黑社会是一丘之貉。侯伍杰案是如此，田凤山、韩桂芝、马德案的查处又何尝不是如此？侯伍杰案再一次证明，顺藤摸瓜，查处案中之案，是事半功倍和扩大反腐斗争成果的重要经验。
其三，反腐要从贪官的要害处动刀。贪官最怕什么？最怕同伙特别是下线的败露，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而是萝卜周围没了泥，萝卜就会原形毕露。身为省委副书记的侯伍杰最怕什么？最怕邵建伟落败，邵建伟又最怕黑老大李满林落入法网。这就是腐败链上一个怕一个的最弱的骨节，也是最要害之处。李满林之所以落网后两年多不愿意供出自己的上线邵建伟，就是考虑到邵建伟不会不管，还存在寄希望于保护伞的侥幸心理，当他被依法判处死刑后，希望变成绝望，也就顾不得那多了，于是立即检举揭发上线权力人物也就成了自己死里逃生的救命稻草。身为市公安局长的邵建伟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深藏不露的侯伍杰也露出了马。因此处以重刑并不是反腐的目的，在反腐败中给首先落网的嫌犯从宽的机会和举报有功的重案犯依法给以从轻发落，以攻破腐败网络的攻守同盟，使腐败链断裂，这种从贪官最要害处动刀，严是威慑，宽也是威慑，就能将腐败链上的同案犯一网打尽。侯伍杰案是如此，当年重庆虹桥腐败案和四川交通厅高速路腐败案也是如此，都是在宣判死刑以后，副职供出正职的大案。一些法学家提出中国废除死刑的主张，实在有违中国的现实国情，可以这样试想，如果对黑老大李满林不依法判处死刑，侯伍杰这位省级腐败高官能否落马，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辽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汲金术：通过卖官敛财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16日09:39 《财经》杂志
宋勇双重汲金术
以卖官创收为辅，官商勾结获益为主，而买官者又为其官商勾结的腐败工程铺平道路，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经营有术”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饶智
落马一年多后，2011年1月30日，秦城监狱，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领到了死缓判决。现已生效服刑。
长达50多页的判决书，认定宋勇犯受贿罪，共收受23个单位和个人的93次行贿，总计1022.54万元。其千万家财，主要来源于权钱交易，卖官鬻爵。
现年56岁的宋勇，共青团干部出身，曾当过知青，历任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朝阳市市委书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从2002年4月任朝阳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至2008年1月从朝阳市委书记任上调离，主政朝阳市六年间，其为人低调，即便在市委机关报《朝阳日报》上，亦鲜见其新闻；但为官执政上，宋勇素以大胆、有魄力著称，并由此“经营有术”，以卖官创收为辅，官商勾结获益为主，而买官者又为其官商勾结的腐败工程铺平道路，获益倍增。
其贪腐之名在朝阳一隅盛名久负，民怨颇深。其“汲金”之术，堪为欠发达地区贪腐官员敛财之样本；其直接插手渔利的房地产拆迁安置工程，导致被拆迁市民、村民利益严重受损，多年来频繁群体上访并导致群体性事件，震惊高层，影响恶劣。
宋勇此番保全性命，得益于案发后的表现。据《财经》记者了解，宋落马后积极配合办案部门调查，退缴了全部赃款，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受贿人民币705.6万余元的犯罪事实，并揭发他人非法收受人民币100余万元的事实。
令人意外的是，庭审时宋勇放弃聘请辩护律师，最终由法庭指定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青松为之辩护。一审判决后，宋勇并未提出上诉。
经营“卖官”
在被法院认定的23宗受贿事实中，虽然共有17宗为“卖官”，涉贿人民币196万元、美金18.6万元，仅占受贿总额约三分之一。但其通过经营“卖官”，在重要位置安置“亲信”，为其腐败工程铺路跑腿，最终获益则数倍于其“卖官”收益。
在地方政治的实际运作中，作为市委书记，对市管干部的任命调整有提名建议权和最终决策权，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极大的寻租空间。纵观上述卖官事实，通常是行贿人中意相关职位后行贿，受贿后的宋勇往往很快兑现“承诺”。
成为交易物的职位包括：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县(市)委书记、县长、市财政局长、市公安局长、市交通局长、文化局长等等，大凡职位均可用以交易，而多数买官者最终亦为其所用。
其中最大宗交易来自原朝阳市委常委、凌源市委书记宋久林。
宋勇与宋久林均为团干出身，二人关系密切，在朝阳人尽皆知，得名“二宋”。宋勇先后五次收受宋久林折合人民币合计105万元，为时任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宋久林(另案处理)担任朝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市委常委、凌源市委书记提供帮助。
据朝阳市时任市委组织部长证言，2004年8月，其接到宋勇电话，提名宋久林担任朝阳市总工会主席，并称已和辽宁省委组织部、总工会完成沟通，取得了上级同意，要求“尽快组织相关程序”。
当月宋久林即被朝阳市委任命为朝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并由朝阳市委提名、工会选举担任市总工会主席。到第二个月，宋久林兼任朝阳市委常委。一年后的2005年12月，宋勇又安排宋久林到“矿业大市”凌源市任市委书记。
作为“亲信”的宋久林，同期投桃报李，为宋勇鞍前马后“效利”。2003年春，主政朝阳不久的宋勇，随即启动北大街改造工程，由时任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宋久林担任工程副总指挥。
2003年6月，开发商孙跃武找到宋勇欲承揽工程，后者即招宋久林过来。孙跃武先后送给宋勇人民币、美元等折合人民币246万元，成为后者最大宗行贿源。
此后，在宋久林授意下，孙跃武获准缓交土地出让金，并得以极低的补偿价格拆迁征用了村民土地，获益颇丰；在凌源市委书记任上，宋久林也利用职权，为宋勇的矿主“朋友”获取矿产资源。
而巨款买官的宋久林升官后也涉嫌大肆受贿。据纪检部门材料，在任朝阳市委常委、凌源市委书记期间，宋久林涉嫌收受六家企业300余万元；在凌源市直、乡镇、街道的干部任用方面，其一共收受17人所送人民币34.3万元、美元1万元；其父葬礼收取礼金45万元。
2005年上半年至2006年间，时任工商银行(4.35,0.01,0.23%)朝阳市分行行长的冯国平(另案处理)为升职，送给宋勇人民币9万元、美金7000元。随后2005年10月，在安排其在朝阳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一个月左右后，宋勇即将其调入朝阳市城市信用社担任党委书记；2006年6月，冯又成功担任信用社董事长。
在信用社职务上，冯国平对宋勇有求必应。2007年7月，朝阳市召开企业家座谈会，辽宁鑫枫羊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辽宁鑫枫)表示资金紧张，希望帮助解决贷款问题。宋勇即表态支持，后通过秘书给冯国平打招呼。辽宁鑫枫随即从朝阳市城市信用社获得了人民币4000万元贷款。
而从辽宁鑫枫方面，宋勇总计收受美金11万元，英镑5000元。
“掘金”城建、土地
据一审判决书，宋勇另一主要的受贿源来自城建和土地开发。
地处偏僻的朝阳市原本城建落后，城区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在宋勇治下，朝阳市大兴土木，房地产业突飞猛进。据公开资料，仅2007年1月至9月间，朝阳市共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60.21亿元，与此前“十五”期间的投资总量持平。
在旧城改造、城中村拆迁中，这位与开发商结成私下利益联盟的市委书记，以“快、准、狠”的胆识魄力，驾驭全市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公权力，以非常规手段强力推进，为开发商扫清障碍，公共利益与民生在此被弃之如履，私盟双方则得以“共同富裕”。
上述备受争议的北大街改造项目，正是其中之一。行贿者孙跃武为建筑工出身，原籍朝阳双塔区，发迹于盘锦，在盘锦时即与宋勇过往甚密。
2002年，在宋勇调任朝阳不过一月后，孙跃武即将自己创办的辽河油田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三泰房产)从盘锦迁来朝阳。通过“二宋”，北大街改造项目中一块最佳地段未经招拍挂程序，为孙跃武获得。
工商资料显示，三泰房产注册资本仅800万元，资金并不富足。仅土地出让金一项即达1亿元，孙跃武并无支付能力。2005年，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对三泰房产开发的价值8096万元的房屋进行查封，但在宋勇过问下，房屋随即解封，国土资源局又违规使用三泰房产开发的部分房屋冲抵了土地出让金4415万元。
朝阳市官员私下评价，作为老城区及城乡结合部，对破旧的北大街改造本是一件好事，但“官商勾结谋利使得改造工程问题百出”。
整个工程总面积达2平方公里，超过朝阳城区面积的二成，土地主要来源于双塔街和扣北村，涉及5000余户动迁事宜。以扣北村为例，被纳入此次北大街改造项目，失去土地的村民每人实际只分得3.48万元。因补偿过低，村民抗拒拆迁，频繁上访申诉。
经开发商请托，在宋勇关照之下，北大街改造指挥部，以市委常委、分管副市长任总指挥，2006年7月5日，由公安、国土和开发商聘请的社会闲散人员共200多人，身着迷彩服，开着铲车，将扣北村瞬间抹成一片废墟。
这块土地上很快盖起高档商品住宅，宋勇案发时，最高价已过4000元/平方米，新修六车道的新朝阳北大街气派整洁；而被迫搬进折价换购的安置房内的村民，很快发现房屋质量低劣，频现开衩、渗水、凿开横梁没有钢筋、墙壁一碰就掉一大块。《财经》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有住户刚搬进去后，楼板便塌穿了一个大洞。无奈之下，村民们成为上访专业户，但问题至今未获解决。
另一宗项目为朝阳市总工会办公地，该地位于朝阳市商业最繁华地带。时任工会主席王兴国原任凌源市委书记，2005年，在向宋勇行贿12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后，得以调任朝阳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
朝阳市义利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义利房产)老板刘宏伟素与宋勇关系密切，在看中朝阳市总工会这块风水宝地后，经后者协调心愿达成。刘宏伟曾先后行贿宋勇美金折合人民币34.69万元。
按照协议，由政府出资在距此不远的原朝阳体育馆修建新的工会大楼；义利房产则以1.2亿元买下旧址修建朝阳市最高建筑燕都国际大厦，并原定以大厦4000平方米商铺补偿工会，后改为补偿5300万元。
但义利房产承诺的补偿款拖延数年未兑现，卖地款则仅支付一半；朝阳市政府也违背协议，将体育馆地块卖给孙跃武，建成另一座超大型商厦——兴隆大家庭；朝阳市总工会被迫迁往郊外。工会部分老干部也因此成为访民，不断向全国总工会上访反映情况。
依托燕都国际大厦，义利房产雄心勃勃，在朝阳市中心开疆拓土近400亩土地，试图整体规划为该市最核心商务圈。此核心圈中包括朝阳市市委常委大院，住着30多位朝阳市建国以来的老干部，包括两位老红军遗孀和数名曾参加抗日战争的老领导。
在开发商与住户未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朝阳市政府发出公告限令住户搬迁。刘宏伟更是指挥手下断水切电、推墙砸门，直到宋勇案发。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2-16/093921962684.shtml
太原的五毒市委书记候伍杰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05年7月12日，中央纪委研究决定并报中央批准，侯伍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随即被罢免山西省人大代表资格。2005年12月初，侯伍杰被移送到北京市检察院立案查处，追究其法律责任。
侯伍杰案极富戏剧性，他是在“三晋涉黑第一案”的李满林案案发后，李满林为了保命交代出了“保护伞”邵建伟，而邵建伟为了立功自救又交代出曾花10万美元向侯伍杰竞买太原市公安局长一职才案发的。这简直就是一副“多米诺骨牌”！据悉，侯伍杰是我国建国以来反贪史上第一个“涉黑”的副省级领导干部，也是山西省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一位排名仅次于省委书记、省长的省委常务副书记，一个省的“第三把手”，怎么会跟“黑社会”联系到一块？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内幕？他的家人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五毒”书记侯伍杰
侯伍杰是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人，先后出任过长治市委副书记、阳泉市委书记，1995年升任省委宣传部部长，1997年当上省委常委，开始享受副省级待遇。2000年1月，侯伍杰兼任省会太原市委书记。
早在1996年3月的一天，时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的他到北京出差，到了晚上实在耐不住寂寞，竟然找了个俄罗斯“小姐”来嫖宿，结果被北京警方抓了个正着。一贯牛气冲天的侯伍杰还以为这是在山西太原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不光不认错，反而大发雷霆之怒，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们，我儿子也在公安部门工作，连他的官都比你们大！”不想北京警察偏偏不信邪，不给他这个面子，又要通知单位，又要拘留他。侯伍杰这才害怕了，心想：万一拘留或通知单位就麻烦了，妈的，真是相府门前七品官啊，算老子倒霉！于是他变色龙一样马上软了下来，点头哈腰地表示愿意接受经济处罚。结果同行的一位朋友替他交了罚款，总算把事情糊弄了过去。
谁知没过多久，他在北京嫖娼的事还是传回了山西，老婆跟他大闹了一场不说，更要命的是他担心有关部门会查处自己。于是他千方百计安抚好妻子，然后四处打点。好在因为他是位“大官”，这种事只是“小节”，所以一直有惊无险。但因为这事，他还是当了两年多的宣传部长才被选为省委常委，破了宣传部长必然是常委的“惯例”。
邵建伟是原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区公安分局局长。他还不满足，时刻想着继续往上爬。听说2001年上半年太原市公安局局长将调整，邵建伟打起了当局长的主意。但是，如何才能将这顶公安局长的乌纱帽弄到手呢？他首先想到手握自己人事大权的侯伍杰。当然，他更懂得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道理，老百姓私下里给侯伍杰起了个外号——“五毒书记”，他“爱”女人在山西是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而“爱”女人离不开钱的支撑。于是邵建伟咬着牙决定拿出充当黑社会保护伞得来的500万元巨款，要力保把局长的宝座弄到手。他通过关系，找到在太原市某公安分局当副科长的侯军，然后借侯军这根红绳终于接触上了市委书记侯伍杰。
侯军这个人在家排行老大，从小就不听话，偷鸡摸狗拔蒜苗，没有他不干的，为了能给他上点规矩，侯伍杰才把他弄进了公安局。谁知当了警官他更加有恃无恐了，整天不务正业，特别喜欢名车和女人，整天开着名车带着女人在太原横冲直撞招摇过市，出入赌博和色情场所，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极差。但这正好给邵建伟接近他创造了条件，两个人很快就成了“铁哥们”，于是当邵建伟提出想请侯伍杰帮忙的事后，侯军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把他带到了家中。
在侯军的鼓励下，邵建伟当着侯伍杰的面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然后拍着胸脯说：“侯书记你放心，我姓邵的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讲义气，你这次要是帮了我，这辈子我就是你的狗，愿为你两肋插刀！”但当时侯伍杰没有表态。
邵建伟临走时，丢了个薄薄的信封在沙发上。侯军送走邵建伟，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张写着侯伍杰名字的美元存款单。他咧着嘴说：“呵，这小子挺舍得下本钱啊，整整10万美元，换成人民币小百十万呢！”
听说这么大一笔钱，侯伍杰也吃了一惊。这些年来他虽然贪了不少钱，但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一笔“买卖”，想拿又觉得有点烫手，不拿又有些舍不得。他犹豫了半天还是对儿子说：“告诉他，这事光我说了还不行，再让他在业务主管部门打点打点。”侯军说：“爸，你就放心吧，人家早就安排好了，他准备在这件事上花500万呢，志在必得。你只是做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
听说邵建伟要花这么多钱买官，自己不过拿了五分之一。再加上侯伍杰做这种“生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如原杏花村区委书记王国武（后被判刑），为了升官，曾多次不惜血本“孝敬”侯伍杰，慢慢成了他的知己。后来，侯伍杰把王国武提拔为太原市委秘书长，这下两人的关系更铁了，在一起不知做过多少肮脏事，但很多年过去了，照样平安无事，所以侯伍杰慢慢安下心来。
然而，邵建伟的事情却并没有侯伍杰想的那样容易。就在他拿了人家的好处准备为邵建伟办事时，2001年4月，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严打”整治斗争，重点打击黑恶势力。6月初，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直接干预下，大同市公安局长李连琪被调到太原市，任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
这下侯伍杰没了辙。邵建伟也急了，眼看着自己大笔的钱就要打了水漂，就又带上在香港花5.832万港币买的一块“百达翡丽”牌名表和2万元人民币，再次找到侯伍杰。侯伍杰把内情告诉邵建伟，表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预了此事，自己也无能为力。但收了人家的好处不能不办事，于是他转而问邵建伟：“如果让你换个地方当局长怎么样？”邵建伟虽然不太乐意，但他一时走投无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表态说：“一切听侯书记的安排，只要是正职，到哪里都行，以后有机会回太原，少不了还要请你帮忙。”于是在侯伍杰的“操作”下，很快，邵建伟被调往临汾市任公安局长。
就在这时，反映侯伍杰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往了北京和山西省委等有关部门，有人直接点到了邵建伟花上百万元向他买官的事，侯伍杰一时内心惶惶寝食不安。正好那天侯军回家，见父亲精神和情绪都不太好，仔细一问，原来是因为这些事。侯军咧着嘴说：“爸，别看你当着那么大的官，但你的心胸还没有我开阔。中国自古是‘刑不上大夫’，再说，拿好处的又不是你一个，只要邵建伟不说，谁都无凭无据，而如果邵建伟说了，他自己也得完蛋。所以那些举报信大都是捕风捉影，并没有多少真凭实据，有什么可担心的？要不然，你搞清楚是哪些人捣的鬼，这些年来儿子别的本事没有，在黑道上怎么说也处了不少朋友，我找人把写举报信的人给‘做了’，看以后谁还敢写！”侯伍杰当即骂道：“你懂个屁！整天就知道吃喝嫖赌打打杀杀不务正业，我的事你少管！”谁知侯军即使是在父亲面前，也是一副“黑社会”的嘴脸，说：“爸，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其父必有其子！”侯伍杰知道儿子暗指的是自己在北京嫖娼的事，气得他指着鼻子把侯军骂了出去。
不过事后他又想：儿子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那些事天知地知，别人都不怕，我怕个鸟！想到这里，他又安心了不少。
谁知2001年9月，侯伍杰忽然被免去了太原市委书记的职务。这一下，社会上不少人都觉得这是他们举报侯伍杰的问题见效了，姓侯的快要完了。岂料不久，侯伍杰又像“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摇身一变当上了更大的官——省委副书记。几个月后，他又成了常务副书记，后来还兼任了省委党校校长，成了山西省排名仅次于省委书记和省长的“第三把手”。这件事把很多人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不知道侯伍杰玩的是哪一手，哪来的这么大本事。
这些年来，侯伍杰一直带“病”升官，不光他自己心里有数，他的妻子也非常清楚。前些年他在北京嫖娼被抓的事闹出来后，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何玉茹还是忍了，只是觉得跟丈夫没什么感情，两人在一起只是因为是这个小家庭的利益共同体而已。何玉茹觉得，现在，丈夫虽然历经艰险，总算没出事，还官至山西省第三把手，可她就是放不下心来，因为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最清楚。一天晚饭后，何玉茹对侯伍杰说：“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现在不管怎么说你也成了大半个‘封疆大吏’，该老实点了，咱不缺那些钱，我只想跟你过几天安安稳稳的日子。”
实际上这些年来侯伍杰在北京那次被人抓住了，不光差点坏了自己升官的大事，还成了妻子手里的把柄，这让他多少有些后悔。但他嘴上却并不服软，对妻子说：“你懂个屁，我看你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眼光连儿子都不如，我收了人家的好处，大家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这种天知地知的事，别人能把我怎么样？我们都不怕，你怕什么？你放心，我请算命先生算过了，人家说我的官运还没有走到头，北京的朋友也说我还有上升的空间，你就等着当更大官的贵夫人吧！”
但是，事情却在悄悄地朝着侯伍杰没有想到的方向发展着。
自从侯伍杰不再担任太原市委书记，邵建伟也调走了之后，太原市一些黑社会组织头上没了保护伞，但那些家伙为非作歹惯了，一点也没有收敛。2003年秋，被称为“三晋涉黑第一案”的李满林案被太原市警方破获。李满林等32名被告人共涉犯罪事实45起，其中还有人命案。2004年1月17日，太原市中院做出一审判决，主犯李满林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800万元。
李满林被抓后，邵建伟慌了，他知道自己跟李满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多次出面想救他出去，但一直没有得逞。邵建伟没有办法，只得和王国武一道，再请侯伍杰帮忙解救。然而，侯伍杰通过了解，李满林案是建国以来山西省最大的涉黑案件，还涉及人命官司，在公安部都挂了号，此时的李满林谁都救不了了。侯伍杰没有办法，只得提醒王国武和邵建伟说：“既然谁也救不了他，就让他安心地‘走’吧。不过你要想办法让他的嘴巴紧一点，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邵建伟胸有成竹地说：“侯书记你就放心吧，李满林跟我是拜了‘把子’的铁哥们，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谁知李满林一直以为自己头上是有顶安全的保护伞的，自己出了事他们不会不管，谁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判处死刑。当他听到死刑判决时，吓得他当场就瘫倒在法庭上，把裤子都尿潮了。
回到监舍，李满林越想越生气，没想到这些年来自己在邵建伟、王国武等人身上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他们却不能保护自己。想到这里，他早把昔日的哥们义气忘到了一边，只想着如何保住小命，于是他大叫道：“我要举报，我要立功赎罪……”于是李满林把多年来被他重金收买，然后直接充当其保护伞的原杏花村区委书记、后来官至太原市委秘书长的王国武和邵建伟等人供了出来。王国武、邵建伟等人很快就被“双规”，不久又被正式批准逮捕。
直到这时，侯伍杰才感到了一丝危险。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要封住邵建伟等人的嘴，于是他专门把儿子侯军叫回家，说：“邵建伟跟你的关系那么铁，我又收到过他的一大笔钱，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的嘴。你想想办法通知他，让他在里面老实点，我会想办法救他的，他的老婆孩子我也会想办法照顾的。”侯军点头答应。
然而，邵建伟可不这么想，他知道自己这下子纰漏惹大了，特别是当初侯伍杰并没能救下李满林，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看来他也救不了自己，这让他内心充满了恐惧感。通过三思，他决定来个争取主动，确保小命无虞再说，而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是把侯伍杰这条“大鱼”给交代出来。于是他在交代清楚自己贪污受贿了480多万元的同时，把自己当初是如何花钱向侯伍杰买官的事也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侯伍杰对这一切根本不知情，2004年12月9日，他还大大咧咧地准备率团出国考察。但在登机前，海关工作人员以“护照有问题”为由，客气地将他挽留了下来。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关部门安排好的，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侯伍杰很快被中纪委“双规”。他被“双规”的第四天，就如实地把邵建伟是如何向自己买官的事交代了出来。他痛哭流涕地说：“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提心吊胆，日子并不好过，今晚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现在我才知道，邵建伟不光是张‘臭牌’，而且还是张‘多米诺骨牌’啊！”
http://candylulu007.blog.163.com/blog/static/13617526420111154403755/
李满林不判死刑
侯伍杰能否落马？
新华网山西频道 2006-01-21 来源:红网
不久前被称作“三晋涉黑第一案”的山西省李满林黑恶犯罪团伙被警方摧毁，随之牵出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原临汾市公安局局长邵建伟腐败案件。日前，原山西省委副书记因涉嫌受贿10万美元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近期起诉到市一中院受审。（1月20日中新网）
李满林、邵建伟、侯伍杰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三个毒瓜。在毒秧刚萌芽之时，时任市委书记的侯伍杰、市公安副局长的邵建伟就与地痞流氓的黑老大李满林为伍。一个为了敛财，一个为了寻求权力保护，地位的悬殊之大，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结成极不相配的“铁哥们”关系。他们之间虽是单线联系的生死同盟，却因侯伍杰从太原市委书记被提升为省委副书记、邵建伟从太原市公安副局长异地提升为临汾市公安局长，导致了这个生死同盟的土崩瓦解，三个毒瓜接二连三地被摘掉。首先是黑老大李满林因邵建伟的升迁和远距离调动而失去了直接的保护伞，这个从1991年起就在太原市行凶作恶长达十多年而无人敢问的黑社会团伙，2003年被当地司法机关一锅端。在近两年的审讯中，这位黑老大一直守口如瓶，不肯供出站在自己背后的庇护者，心中在盼望着保护伞的救驾。直到两年之后的去年秋天，李满林被宣判死刑，他才慌了手脚，在绝望中为了立功保住自己的脑袋，才立即供出了他的直接庇护者——时任临汾市公安局长的邵建伟，但他还不知道隐蔽很深的更大保护伞——已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侯伍杰。出于同样的原因，邵建伟的落马也就立即导致侯伍杰厄运的到来。
这起腐败案件的查处是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给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在向腐败堡垒进攻时，遇到阻碍时必须先行排除保护伞的庇护。李满林这个黑恶团伙是与权力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团伙之所以能在省会城市太原横行霸道十多年而安然无恙，就是因为有时任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邵建伟这把大红伞的庇护。多次处在翻船绝境之中的李满林团伙，都因这位副局长大人用权力为其化险为夷，平安无事，已经关在监狱里的现行犯成员都在邵的运作下而放虎归山。邵向时任太原市委书记的侯武杰行贿10万美元买正局长的位置却未能如愿，经过侯的运作而无奈到临汾市任公安局长，侯也随之升迁为省委副书记。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保护伞的权力已无法发挥作用，这恰恰给重拳打击李满林黑恶团伙排除了障碍，黑恶团伙势如破竹的覆灭命运很快就成为现实，并由黑恶团伙牵出了侯伍杰等腐败高官的马脚。因此在一些地方当反腐败正起劲，却明显来之权力的阻碍而查不下去时，绝不能就此休战收兵，畏缩不前，而是要采取必要的行政组织措施，首先将相关的权力人物调虎离山，以排除反腐斗争的障碍，才能将已经发现的腐败查个水落石出。
其二，顺藤摸瓜，不放过任何疑点。如果就案查案，也许李满林黑社会团伙案的破获大功告成之后，就可收兵回营了。可此案的司法公安干警深知黑恶势力表现在社会低层，而祸根却扎在上层，没有放过任何有价值的蛛丝马迹，终于在打黑除恶中抓住了两条大鱼，为党为民除了大害，谁也不会想到，隐蔽很深堂堂堂正正的高官侯伍杰竟与黑社会是一丘之貉。侯伍杰案是如此，田凤山、韩桂芝、马德案的查处又何尝不是如此？侯伍杰案再一次证明，顺藤摸瓜，查处案中之案，是事半功倍和扩大反腐斗争成果的重要经验。
其三，反腐要从贪官的要害处动刀。贪官最怕什么？最怕同伙特别是下线的败露，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而是萝卜周围没了泥，萝卜就会原形毕露。身为省委副书记的侯伍杰最怕什么？最怕邵建伟落败，邵建伟又最怕黑老大李满林落入法网。这就是腐败链上一个怕一个的最弱的骨节，也是最要害之处。李满林之所以落网后两年多不愿意供出自己的上线邵建伟，就是考虑到邵建伟不会不管，还存在寄希望于保护伞的侥幸心理，当他被依法判处死刑后，希望变成绝望，也就顾不得那多了，于是立即检举揭发上线权力人物也就成了自己死里逃生的救命稻草。身为市公安局长的邵建伟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深藏不露的侯伍杰也露出了马。因此处以重刑并不是反腐的目的，在反腐败中给首先落网的嫌犯从宽的机会和举报有功的重案犯依法给以从轻发落，以攻破腐败网络的攻守同盟，使腐败链断裂，这种从贪官最要害处动刀，严是威慑，宽也是威慑，就能将腐败链上的同案犯一网打尽。侯伍杰案是如此，当年重庆虹桥腐败案和四川交通厅高速路腐败案也是如此，都是在宣判死刑以后，副职供出正职的大案。一些法学家提出中国废除死刑的主张，实在有违中国的现实国情，可以这样试想，如果对黑老大李满林不依法判处死刑，侯伍杰这位省级腐败高官能否落马，就是一个未知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