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歇尔计划”：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

　　中国“马歇尔计划”：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

　　——专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

　　□ 记者 陈楠

　　·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被很多学者理解为美国重要的政治武器，但实际上它本身蕴含着强大的经济逻辑，即通过出借美元让受援助国购买美国的过剩产能

　　·美国现在是商品输入国和资本输入国，但是它凭借货币输出获取了巨额世界财富。现在资本主义进入了第三阶段：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尽管改革开放30年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始终没有能够将货币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出来。我们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货币市场上获得应获得的利益

　　·“共享发展计划”是将我们的资金和产能资源提供给很多发展中国家，结合当地矿产、港口、劳动力等资源，通过商业性合作将双方的闲置资源和优势资源组合在一起，使双方经济都得到发展。而后视各方投入资源的比重，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共同分享形成的财富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在一系列强心针的刺激下开始企稳回升，“中国有望成为第一个走出危机阴霾的国家”的说法见诸各大报端。让世界其他国家艳羡不已的还有中国2.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足以让中国在危机中变身为“富人”。

　　但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有远虑，也有近忧。进入2009年下半年，中国的钢铁、水泥、风电等行业因供给大于世界需求，纷纷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投资回报极为有限，更时刻面临着因美元贬值而“缩水”的危险。

　　实际上，美国在60年前遇到了与当前中国类似的情况。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对外物资需求急速下滑，但美国在战时足以支撑大多数同盟国物资需求的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产能过剩成为白宫的棘手问题。1947年，美国出于政治以及经济方面的考量，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俗称“马歇尔计划”，向欧洲盟国提供资金、技术以及物资援助，在达到预期政治效果的同时，也成就了欧洲的短时复兴，且为本国创造了“外需”以及丰厚的经济收益。

　　“中国应该仿效美国在二战后提出的‘马歇尔计划’，设计一项对外经济援助与合作的中长期国家战略。”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最近提出建立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 即“共享发展计划”，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国家贷款，并在中国企业中进行项目建设和采购，以促进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1月12日，许善达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向记者铺陈了“共享发展计划”的蓝图。

　　《商务周刊》：本轮危机颠覆了很多排行榜，比如中国工商银行市值稳居世界之首，中国的出口规模也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尽管我国目前处在经济企缓回升阶段，但存在的问题也颇多。您怎么看各国在本轮危机中的利益得失？我们应该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许善达：金融危机令全世界遭遇困境，但是我认为许多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有一个重大缺陷，即忽视了金融危机中还存在着获利国家。比如中国的很多商业银行因为购买了美国的次级债等外币债券而受到了损失，IMF也为世界各国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受到了如何程度的损失列出了清单。

　　这些损失，又是谁的所得呢？我认为，购买衍生产品者的所失就是卖衍生产品者的所得。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美国作为国家就是最大的赢利者。撇去赚到钱的高盛和倒闭的雷曼兄弟，将美国看成一个整体，只要他们把衍生产品卖到美国以外，那么他们就成了最大的赢家。他们在杠杆率提升、泡沫逐步扩大的过程中大赚其钱。

　　由此联系经济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总结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资本主义，特征是商品输出。但商品输出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本质是通过商品输出获取世界财富。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靠商品输出已经不是获取世界财富的主要手段，而是要靠资本输出，即垄断资本主义。资本所有者到当地投资，控制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以及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我们经常在书里看到的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杜邦财团等都是采用的这种形式。

　　再联想到二战前后的情况。“一战”过后，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英镑是世界主要货币，发行英镑就有铸币税，也就是用很低的成本换回很高的收益，全世界其他国家使用的英镑都是拿该国的实际财富换来的。美国人从“二战”之前就开始与英国人争抢世界货币市场，“二战”让英国在这场货币之争中彻底溃败了。

　　基辛格的《大外交》里提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签订《大西洋宪章》时，罗斯福坚持在上面写上战后殖民地要独立。美国的目的是要打开这些殖民地的货币市场，让他们不再仅仅使用宗主国的货币，而是接纳美元。再加之而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实现了2/3的美元都在美国本土以外流通，而这些在美国以外的美元都是当地企业、个人用自己的财富换来的。

　　尽管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被很多学者理解为美国政治的重要武器，但实际上它本身蕴含着强大的经济逻辑。美国拿出了本国黄金储备的2/3，也就是200亿美元中的130亿借给欧洲，这些国家也只能买美国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美国虽然在“二战”时期经历了高速发展，它的生产能力为二战时所有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了充足的支持，但是战争结束后随即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当年抢手的军靴、战车都没有了市场。仅靠美国人自己的消费，无论如何都无法消化美国当时的产能。

　　就这样，美国出借美元，借债国用黄金按照一盎司兑换35美元的固定比价归还美国的借款。即使市场上一盎司黄金价格上涨到37、38美元，那些债务国还要以每盎司黄金抵消35美元的价格来还债。

　　但美国最终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1960年代末期，美国意识到自己将因为贸易逆差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宣布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废除这个体系的目的是在美国成为债务国以后要实施美元贬值战略，以保证自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获取的利益不受损失，而且通过美元贬值减轻美国债务，获取新的利益。

　　美国从发行美元一直到贬值美元的这一过程中获取了惊人的收益。有学者计算，2001—2006年的6年里，美国仅仅因为美元贬值所获得的收益就超过了美国这6年的军费，换句话说，美国的对伊战争是用全世界的财富支持的。所以，发行美元，而后令其贬值，就是美元获取世界财富的两个阶段的重要手段。

　　而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衍生工具，是美国获取世界财富的第三种手段。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取世界财富的手段已经不再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而是货币输出。次贷本来是实物经济，但是他们将它不断打包出售，到了CDO、CDS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些背后的实物是怎样的，这种早已脱离了实体经济、变了形的凭证，实质是美元货币，相当于美元本票。

　　《商务周刊》：以货币作为新的获利手段在危机后是否依然可行？在此时，中国应该怎么做？

　　许善达：如果还按照过去的商品输出来看，中国目前是全球商品输出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资本输出方面，现在中国的2.3万亿美金储备正在不断的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全世界财富分配最主要的手段已经是货币，所以尽管美国现在是商品输入国和资本输入国，但是它凭借货币输出获取了巨额世界财富。可以说，现在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金融资本主义时期。

　　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中国尽管改革开放30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将货币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出来。我们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货币市场上获得应获得的利益。

　　中国目前严重过剩的一是产能，二是商业性资金（包括外汇和人民币）。我们的外汇储备是2.3万亿美元，另外我们商业银行的贷存比高限是75%，根据统计，很多银行的贷存比都远远低于这个数，还有大量的人民币可以用来做商业贷款。以工商银行为例，它的贷存比不到60%，也就是说还有10%以上的存款可以贷出去，这个资金规模是1万多亿人民币，比4万亿经济提振计划中的中央财政资金还多。实际上，我们手里可以利用的商业资金是很多的，甚至充裕到闲置，且回报率很低，超额准备金的回报率都不到1%。

　　这种过剩与当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背景类似。而且，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该计划都让美国取得了很多收益。统计显示，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几年，是美国除战争外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就是因为他们把多余的资金和多余的产能结合起来了。

　　此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过剩的产能转化成国家债权，把闲置的商业资金借给别人，来买中国的商品、设备，消化中国的产能。

　　《商务周刊》：如果在中国实施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购买美国债券，成为美国的债权国，这是否是一种方式？

　　许善达：中国现在确实是在购买美国国债，但这样的购买不能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虽然美国提出中国借过去的钱可以用来购买中国的产品，但这是一个缓慢的循环，且随着美国储蓄率的提升，这些钱就更难真正用来买中国产品。

　　相反，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使用这些闲置商业性资金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债权人。我国现在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恰恰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比如制造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通讯。工商银行在博茨瓦纳投资了15万千瓦发电机组，这在中国实际上已经不生产了，国内目前正在做的是60万甚至100万千瓦的机组。这个项目共需16亿美金，其中工行提供了8亿美金贷款。由政府和世界银行担保，还款绝对有保障，是由博茨瓦纳今后几年的电费偿还。

　　事实上，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现实的购买力来买中国的产品，也没有现实的钱来修路、开矿、建设电信系统。我们在此时贷款给他们，帮助他们完成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他们把潜在的购买力转化成现实的国民财富，其中一部分未来新增国民财富可以用来归还我们的贷款。

　　我的这种设想可以被称作“共享发展计划”，即将我们的资金资源、产能资源提供给很多发展中国家，结合当地矿产、港口、劳动力等资源，将双方的闲置资源组合在一起，使双方经济都得到发展。而后视各方投入资源的比重，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共同分享形成的财富。

　　这种经济模式与买方信贷不是一回事。比如我们对俄罗斯贷款而后让其用石油偿还，这属于买方信贷，我们把钱借给他们，他们并没有买中国的东西，也就不能解决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此外，这与倾销、掠夺当地经济也不是一个概念。通过实施这项计划，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当地政府也能够收到税，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只是在众多的所得中，中国作为投资方分享应得的那一份。

　　统计数字显示，金融危机开始以来，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减少了1/4。危机中，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资金，但发达国家由于自身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使得这方面的资金出现了很大的缺口。如果将我们手里的闲置资源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组合起来，那么社会财富、增长效率都会大大增长。中国未来30年对外贸易以及对外关系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

　　《商务周刊》：您提出的“共享发展计划”能够融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系统中吗？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而改进的？

　　许善达：中国现在做这件事，是此其时也。如果我们能够实施这一计划，那么我们已发展了30年的经济模式会出现一次跃升。

　　但要采取这个计划，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上确实还要做一些改革。首先，我们应该允许中国的商业银行与外汇管理局做人民币和美元的掉期，或者相互存款，让商业银行能够在外汇管理局承担汇兑风险的前提下使用外汇，打通商业银行使用外汇储备的渠道。提高的外汇回报，由商业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共同分享。

　　此外，应该允许或试点让人民币对境外企业贷款。其实很多境外的企业贷款就是为了购买中国的产品，但是按照现在的制度，要先用人民币买外汇，再把外汇输出来买中国商品和服务，中国企业收取外汇后再到外汇局结汇，两次兑换大概有2%的成本。就因为这笔成本，很多交易都无法实现。如果允许人民币对外贷款，那么节省下的兑换成本就可以大大推动人民币的使用效率，收益也比现在不足1%的回报率要高得多。将这两件事做好，我们人民币以及外汇使用的效率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再有就是保险，目前我国做出口保险的只有一家，就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无法涉足。中信保在承保一个大项目以后，可以和外国的保险公司分保，但是政策不允许中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和中信保一起分保。我们现在可以组织银团对大项目实施贷款，但是还不允许有保团。其实只要有足够偿还能力，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和中信保合作分保，与中信保请外国商业保险公司分保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允许中国的商业保险公司进入这一市场，一定会降低费率，对扩大保险业业务领域，同时推动出口，一定会起到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最后，我们应该改革营业税制度，实现包括商业银行、商业保险等在内的所有出口金融服务都不含税。中国的商品出口是不含税的，但服务业出口只有翻译不含税。很多建筑公司把工人派到国外去所获得的营业收入可以不缴纳国内的营业税，但如果工人是在国内，而其服务出口，那么就要交税。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税收原则上，这都是要改革的。

　　总之，如果我们开放商业银行与外汇局之间的人民币和外汇掉期，实现了对境外的外汇和人民币贷款，允许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出口信用保险，再实施金融服务出口不征税的营业税改革，以及其他相应配套的政策调整，我相信“共享发展计划”一定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当然，我们要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避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在这四方面的改革，但我主张要尽早启动步伐。

　　《商务周刊》：现在国外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不绝于耳，您所描述的“共享发展计划”是否会引发另一轮中国威胁论？

　　许善达：现在一些国外报刊把中国购买非洲矿产说成是“新殖民主义”，把中国对外投资说成掠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共享发展计划”的目标是让所有相关国家都从更优的资源配置中提高经济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各国共同分享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的成果。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共享发展计划”并没有排他性。任何国家只要为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提供资源，都可以从财富增长中分享一份。包括这些指责中国的国家，“共享发展计划”也并不把他们排除在外。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欧盟、世界银行召开的会议，讨论非洲的发展与消除贫困，其中讨论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那次会上，一些欧洲国家批评中国，在自己落后的时候接受了很多发达国家提供的无偿援助，中国现在发达了，给非洲无偿援助的份额太少。我没有计算过中国给予非洲的无偿援助有多少，我认为，在对非洲的援助中，无偿援助是必要的，但是仅靠无偿援助，非洲的发展还是很难实现。真正能让非洲经济发展起来的援助应该是商业合作，即授人以渔。体育馆、政府大楼这些设施可以无偿援助，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它们对当地经济的作用并不大，无法让非洲永久摆脱落后的局面。

　　与会的非洲国家代表在发言中也表示，中国人到非洲做的事情，非洲人是很欢迎的。道理很简单，有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实施援助时附加了许多苛刻条件，就像当年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援助韩国时一样，让韩国人将IMF的援助协议视为与被日本占领同样的国耻。中国人到非洲后，不论是无偿援助还是商业性合作，从来不要求这些条件。

　　在此模式的运作下，人民币也将逐渐变成国际化货币。也有很多人质疑人民币变为国际货币后我们所收的铸币税,实际上，铸币税是世界上任何的国家都要交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使用别国的货币。所以即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我们取得的铸币税也只是从美元等旧有国际货币那里转移过来的。而不是从交纳铸币税的国家那里获取的。我们在新的世界财富分配格局下要获得我们应该有的份额，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以及长远发展需要的。

　　《商务周刊》：现在国家在大力强调扩大内需，而您提出的“共享发展计划”则是促进外需，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中国目前还有很多贫困地区，我们是否应该先解决国内的问题，再考虑对外投资？

　　许善达：目前国内的大量投资都是针对基础设施的，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结构，真正的内需指的是以消费为主体。我们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在下降，而这一现象与经济周期即经济过热或过冷毫无关系。这个下降趋势有着比经济周期更深刻的原因，也就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要减小这个差距，该做的事情还非常多。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我们不要忽视了对外的关系，因为内部消费不足相对应的就是产能过剩。

　　我国现在确实还有一些地区比较贫困，应该给予资金支持，但是我提出的“共享发展计划”是商业性的，不是财政性的，其中运用到的也都是储蓄在银行中的商业性资金，而不是国家的财政资金。比如西部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低，我们要对其进行财政支持，完全靠商业投入是解决不了的。财政支持和商业支持是两个方面，实际上现在西部地区的商业资金是充足的，并不存在西部地区缺乏商业资金的情况，更不会因为把商业性资金借给发展中国家而使西部商业资金匮乏。实际上由于商业资金利用效率提高了，过剩的产能利用起来了，国家的财政资金会更加充裕，也会有更多的钱援助西部贫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