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神经麻痹吃什么补: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究竟有多恐怖？9

于是，胡适与上海之间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上海方面随即发表声明，说胡适他们准备视察监狱前几天，监狱当局已经得到消息，因而预先作了布置，把真实情况掩盖起来了云云。

接着，胡适又对《字林西报》发表谈话，再次强调:那封引起公众震惊的控诉书是伪造的。虽然，他也承认监狱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在他视察过程中，没有一人提到任何酷刑，连暗示都没有，诉说的主要内容是带脚镣、屋小人多、饭食恶劣、缺乏取暖设备，以及禁止阅读报纸。关于监狱当局对这次视察预先作了布置的说法，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视察的决定作出于晚7时，随即于当日夜11时经少帅张学良获准于次日视察，因而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视察。

最后，胡适还表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不予依法洽罪的要求。一个政府应该有权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但政治嫌疑犯必须如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

这一场论战的结果，是胡适被开除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至于到底谁是谁非？从北平时闻社、薄一波和杨献珍的记述中，也的确看不出草岚子监狱究竟有哪些”酷刑“。

笔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肯定存在酷刑，但也并非每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者都遭到酷刑的折磨，前面提到的徐迈进，不就是一例吗？敌人追问他给谁写信，除了骂他一顿和上了重镣以外，并没有动用老虎凳、辣椒水，最后还宣告他无罪。

又比如，前面提到的李逸民。

李逸民，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李逸民。当年，他在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去上海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江苏省兵运委员会委员，继续从事革命斗争。1928年，巡捕在他家里搜出枪支，他编了一个假名字，谎称学生，枪是别人寄存的，敌人当然不相信，专门去学校作了调查，但李逸民一口咬定自己是学生，因为校方怕影响学校名誉，所以不敢承认，你们若把我放了，学校就会承认他的。气得这个英国巡捕毫无办法，说:“你真狡撤”，打了他两个耳光，然后把他引渡给了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

而号称“人间地狱”的龙华警备司令部，竟然也找不出他的“共党证据”。他说他是同德医科大学的学生，敌人就把全校的花名册抱回来，还专门找到会计、教务长，把几年来交伙食费、学费，发讲义的收据也翻了一遍，结果都没有发现他的名单。他说他原籍温州，敌人又查遍整个温州，依然查无此人。在如此穿帮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改口，坚持说这是因为自己被捕，学校和家里都不敢承认。

同样，李逸民在回忆录中也没有谈到他被行刑逼供的事情，只说他被英国巡捕打了两耳光。

徐迈进和李逸民的故事，刊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九辑上。这一辑的资料中，还有其他几位革命者对国民党几个监狱的回忆，谈到在和国民党作斗争中，有的被打，有的挨了两军棍，但无一人涉及酷刑，也没说自己遭受过酷刑，只说中央交通员张宝贤“受了很重的刑”。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们还得知，南京军人监狱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模范”监狱，所以待遇、规章都要比漕河泾监狱、苏州监狱文明，每天放风两小时，饭可以吃饱，“大部分犯人都可以去做工，还能拿到微薄的工资。”

关于国民党的龙华警备司令部，郑超麟的说法更有意思，这个所谓的“人间地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各个囚室的门还居然是开着的。

郑超麟，1924年春在莫斯科由李大钊主持入党，回国后担任过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等职务，后追随陈独秀参加托派组织。1929年3月18日，正当他身上只有1个大洋、想办法去哪里蹭晚饭的时候，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抓进国民党的南市公安局。

在那里，强盗确是罪犯待遇，而他们则像客人，包打听很有礼貌，称他们为“同志”。侦缉队长问强盗口供，强盗不说，就拉到隔壁房间去打，不一会儿就听到悲惨的喊叫。郑超麟想过去看看，包打听好意地劝他别去看。不久，一个书记从办公室出来，好像是向他们贺喜似的说:“你们是不要紧的，你们是为国家。”以后，公安局长黄某走了进来，他们向局长喊冤枉，局长说:“你们放心，凡是冤枉的，都要释放。”

他的那1块大洋买了一百只小包子，当作早点心，黄公安局长则吩咐人叫几客菜请他们吃午饭，到下午3点钟，几个包打听请“诸位同志”去看守所。一个房间拥挤了好多人，既脏又臭，远没有包探间舒服。看守拿着竹鞭，真正把他们当作犯人了。

他们在看守所里关了三四天，“提堂”了两次。法官拿出几封“王绳祖先生启”的信件，那是郑超麟从福建写给他妻子的，其中有些“小猫猫”、“小狗狗”一类的话，外人看不懂，法官便误为密信，追问半天，而他则干脆否认这些信是他的。敌人大发雷霆，说:“我们待你们很客气。给你们一点刑罚尝尝，看你们说不说！不问了！”

郑超麟也没有提到他究竟有没有尝到“一点刑罚”，接下来便说第二日被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