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战境 mp4:“城中村”里的社会管理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那么，治理“城中村”将于何处着手？从哪里突破？最近，半月谈记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城中村”进行深入采访，发现各地都有不同的思考和探索。尽管做法未必完全成熟，但努力的方向给人以启迪和希望。（《半月谈》2011年第7期）

　　北京大兴区老三余村试点城乡结合部封闭管理模式，这些社区早上6点开放，晚上11点后关闭村门，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入。

　　北京：社区化管理在质疑中前行

　　冬季不管天多冷，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的流动人口管理员王泽林都会在六点半之前起床，洗漱、吃饭之后，就开始挨家挨户敲门窗，听到屋里有人回答才离开。他说，我们村的流动人口来自全国27个省份，南方人很多，有的不会用炉子，害怕煤气中毒，所以每天早上都要叫醒了才放心。

　　“晚提醒、早叫醒”是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提供的服务之一。2010年3月，北京市在部分城乡接合部地区试点推行社区化管理，“建围墙、安街门”是这一管理模式的直接表现，因此也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封村”而受到质疑。最近，半月谈记者走进这些村庄，发现社区化管理的内涵正在朝着强化服务的方向延伸和拓展。

　　三个80%加速“城中村”治理

　　大兴位于北京城区南部，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城南行动计划”不断深入，大量流动人口涌入这里。近年来，在大兴区黄村、西红门、瀛海、旧宫和亦庄5个镇，形成了90余个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倒挂村，有的村流动人口甚至达到了常住人口的10倍。

　　由于这些村落大多处于自然开放状态，闲杂人员任意往来，村庄长期管理无序。据统计，近5年来大兴区80%的案件发生在这些地区，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80%暂住在这里，被侵害的对象80%也是暂住在这些地区的流动人口。

　　“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打架、吵架、丢东西的事儿三天两头发生。”大兴区老三余村，不止一位村民如此形容社区化之前的乱象，“自行车放门口一转眼就没了，村里到底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经各村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从2010年3月起，大兴区财政投资9000万元在流动人口倒挂村实施社区化管理试点。其主要措施包括：

　　——“建围墙、安街门、守路口、设岗亭”。改造开放式的自然村，变为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社区进行管理。村内人员、车辆实施持证出入，村庄主要路口24小时专人值守。

　　——“三站合一”。建立村庄综治中心，将原有的社区警务站、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巡防工作站合一。同时，在每个村庄的综治中心设立“民调室”，由社区民警与村委会干部共同开展村内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上人防”。按照实有人口2.5‰配备巡防队、流动人口5‰配备流动人口管理员，明确两支力量的职责任务，规范工作程序，发挥辅警作用。

　　——“上技防”。根据各村街巷胡同的分布、数量等情况，评估每个村庄监控探头的需求量，确定需要安装的点位，进行统一安装。并在镇、村分别建立监控平台，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现村庄网上巡逻。

　　大兴区金星派出所所长杨凤忠介绍，从2010年3月金星地区16个自然村实行社区化管理以来，当月发案数量同比下降27%、环比下降22%，治安环境明显改善。

　　管理向服务延伸

　　社区化管理模式的推动者之一、大兴区公安分局局长陈德宝说：“社区化管理是系统的工程，最终目的是让村庄居民能够享受到城市社区生活的服务。”

　　来自山东的巩加营是一名残疾人，目前在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开了一家小商店。“我来京七八年了，以前住在村外，这两年村里环境好了，我才搬来。”巩加营说，实行社区化管理后，村里有了专门的保洁队，卫生环境比以前好多了。有点生活上的问题，跟村里“外管站”说一声，一般都能帮助解决。

　　巩加营所说的“外管站”就是村里的综治中心。记者看到，这里不但分门别类设置了办理各种手续的柜台，还提供“外来务工者指南”等读物以及计生药具等服务项目。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免费提供村内的房源信息，并将附近经过核实的正规单位的用工需求统一收集后，每周在中心外“摆摊”，免费向村内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现在村子里张贴的招工小广告明显减少，流动人口找工作也更加方便、放心了。”

　　来自山西的司马美峰夫妻二人从这里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在村子附近的百纳物流公司工作一年后，夫妻俩因业绩出色，公司奖励出国旅游。司马美峰高兴地告诉记者，没想到我们两口子打工还能出国，多亏了“外管站”给我们介绍工作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社区化管理模式基本确定后，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工作正在不断加强。2011年，大兴区提出了“三个延伸”的理念：从村内向村外延伸，从硬件向软件延伸，从管理向服务延伸。

　　大生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武江说，一个占地至少260平方米的综合服务中心在今年内就将投入使用。“服务中心将在整合现有服务项目基础上，提供更多内容。房屋租赁、就业用工、社保报销等服务就不用说了，将来村里的流动人口子女上学，服务中心都可以帮助联系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民办学校，同时将村卫生所纳入服务中心，为村里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记者在寿宝庄、老三余等村看到，规模不等的综合服务中心都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

　　有家一样的感觉

　　社区化管理给这些村子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最大的变化在人心。在寿宝庄村，东北来京人员严静告诉记者：“原来村里特别乱，除了睡觉根本不想回来，现在真有点家的感觉了。”

　　“不管是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归属感都增强了。”李武江说，很多南方来的务工人员，不了解煤火的使用常识，村里人经常提醒提醒，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现在大生庄村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关系融洽，谁家有个婚丧嫁娶的大事，不管外地的还是本地的，都伸手相助。

　　由归属感带来的“自觉”意识体现在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进村租房子，总会有人热情地帮忙介绍房源，房主也会主动提醒房客，必须到综治中心签署管理协议；经商的村民每天收摊后，都会自觉打扫门前卫生，以往垃圾遍地的情形再也见不到了。

　　李武江告诉记者：“原来需要10多名管理人员，现在四五个人就够了，通过与绩效奖金挂钩、建立人人随时监督等机制，管理人员的自觉性也大大提高，能够主动地提供服务。”

　　由于村庄环境美化、治安情况好转，越来越多较高层次的务工者愿意到村子生活。而村庄在加强和完善社区化管理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把眼光投向村外。李武江说，我们将逐步引入相对高端的产业，改变原来低效、粗放的产业结构，使之与村庄的社区化管理相互促进，提高务工人员的收入。

　　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是化解矛盾的根本出路。不少外来务工者告诉记者，手里有钱了，生活环境好了，矛盾自然就少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安瑛说，社区化管理模式是城乡接合部和流动人口管理模式从传统的粗放型、排斥型向集约型、融合型的转变。社区化的管理和服务控制了发案数量，维护了环境秩序，并逐步形成流动人口长住化态势，无疑可以实现管理成本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

　　据首都综治委2011年3月公布的数字，北京已有13个区县的444个村庄实现了村庄社区化管理，完成了计划的66.7%；2010年全年，北京城乡接合部地区刑事案件发案同比下降49.1%，实现了发案少、秩序好、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上升的目标。（卢国强 付潇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