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兰纪录片:作为隐喻的身份政治（张莉作）

 我猜，性别研究者将从《大势》看到性别关系；心理专家将看到男人/父亲那可怕的心理疾病；国族问题专家也将从这里看到中日民间关系的隐匿症候――这是一部多路径的小说，它是多种声音并置。作为普通读者，莫名的压迫感会使你正视一个问题，即：对日本的记忆如何变成了“集体无意识”，它们如何象传染病一样把女体与国体纠结，最终使一个叫王女娲的青年女性的爱情在父亲眼中变成了那么重大的国族问题。我深切认同陈希我在此一题材上表现出来的敏锐与果敢。这小说远离了当下文坛充斥的小甜点和麻醉剂之类的应景之作――他远离对生活的“虚美”，远离对鼻子尖底下那点儿事的关注与照相般的描摩，它不仅不隐恶，且还尽力向那人心更深更暗处推进。这不能不令人赞赏。
    相比于被动、娇俏、缺少主体性的女儿王女娲，《大势》中的父亲形象极鲜明――陈希我塑造了一个让人读来如芒刺在背的男性王中国，他身上集合了男人身上所有的缺点：自大、专制、暴躁与卑微。中学教师出身的王，年轻时渴望生儿子，为此四处讨教行房秘诀。生了女儿女娲后极度失望，之后，便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另一种方式的培养，以免她成为“被侵犯者”――他不让她学舞蹈，不让她穿漂亮衣服，他为女儿挑选学毛笔字等“安全的”爱好。在他眼里，所有对女娲关心的男性必然会导致女儿的被侵略，而性，则是女儿被侵犯的重要途径（无论双方是否相爱）。为了不使女儿变为“那种女人”，他对她严厉体罚，即使孩子成年后，会依然肆无忌惮地脱下她的裤子打屁股，以此维护父亲的威严。父女二人来到日本打工、留学，女儿爱上了日本小伙子并希冀嫁给他，所有的矛盾都在此处聚集了――王中国对殴打女儿的热衷以一种“父亲为你好”的“理直气壮”的姿态出现，他羞辱、阻挠、歇斯底里。女儿失踪后，他无数次以一种可怕的偏执去想象她会被日本男人脱下衣服、她如何会被强暴，如何会被男人蹂躏，如何在男人身体下疼痛地呻吟――这想象与日本曾经侵略中国的记忆胶着重叠，最终演绎成了小说中最具象征性的一幕，颇令人震撼。
    在妓院，王中国以强奸日本籍妓女的方式释放着巨大的仇恨、释放着对女儿“被占有”的愤怒。他将日本妓女周到和殷勤的服务视之为“日本”对“中国”的臣服并籍此获得满足，获得其作为男人许久不曾体验到的快感与高潮。这让你你无法不想到《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向美国妓女身上扔美金、不想到郁达夫《沉沦》中主人公在日本嫖妓未遂、想到那被日本人鄙视的浪子发出的“祖国啊你快强大”的呼唤以及他的投海自尽。《大势》中的王中国难道不是此类人的同党与同类么，其实他的行径更强化了某种情结的巨大投射力。当不同时代的三个中国男人在文本中几乎以同样的“性事想象”试图建构虚弱的国族/男性尊严时，你会突然意识到其实那不过是场掩耳盗铃的意淫罢了――与其说这是逞强，还不如说是示弱，是近百年来民族国家备受凌辱后的弱者情结作祟。要知道，把那样的“洋洋得意”，“真切呼唤”理解为“爱国热情”该是多么的荒唐、下作！《大势》，续写了近百年来萦绕中国人/中国男人内心无以排遣的对“强者”的怨怒与憎恨，在当下诸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狭隘民族主义话语盛行的语境里，它尤其值得阅读，值得讨论。
    国族问题与女体永远都跟强奸与占有有关。我想到萧红的《生死场》。战争爆发前，年轻女人金枝为自己男人无休止的欲望困扰，日本鬼子到来后，她依然面对男性的骚扰与侵害。于金枝而言，无论是日本鬼子，还是中国丈夫，在民族国家之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男人。萧红以其天才般的敏锐从性别角度表达了对生死、对男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真切理解。小说《大势》则推进了这样的象征书写――女儿即使不嫁给日本男人，她的身体依然被父亲视为“被侵犯的领土”，这便是中国社会中弥漫着的“父权”意志了。为什么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视外国人穿中国传统服装为美，却不能忍受章子怡在《艺妓回忆录》里穿和服、扮演日本艺妓？是的，《大势》中父亲之于女儿身体的焦虑是民族国家身份使然，但，还有别一种无法忽略、无法规避的真相，即，作为等级的性别优势。《大势》是有关两个国族“集体无意识”情结的刻画，也是中国男人内心对女人身体“集体无意识”占有欲的放大。
    我以为，《大势》超越了陈希我先前所有作品的光泽，是一次令人欣喜的突破——陈希我对男性/女性身体及性关系的“极端”认识，他在日本游学六年的背景，他对中日关系的亲身体悟、他对民族主义及父权制的深切认知……都在这部小说中获得了恰到好处的表达。事实上，由《大势》始，小说家陈希我寻找到了他最合适的表达路径：从表象的、肤浅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提炼出精神意义上习焉不察的疼痛、伤害、丑陋、罪恶，最终使当代文学的触觉向更深更黑更痛与更暗处开掘。就此而言，陈希我是我们日常生活幸福假象的掘墓人与破坏者，他是当下少有的能让我们感受到隐秘的刺痛与不安的小说家。我想说，《大势》是当下值得关注的有思想内涵的有冲击力的作品，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