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莲湖生殖医院打胎:赵汀阳：何为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赵汀阳：何为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采访时间：2009年9月17日　　采访地点：慧谷阳光社区咖啡　　1、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当下的意义　　王炜：您的《坏世界研究》一书的副标题是“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请介绍一下您对于这一说法的具体的考虑。　　赵汀阳：“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这一说法很正常。从古至今，政治哲学都是一种核心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就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而且两者合一不分。在古希腊哲学中，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也是合为一体，也是哲学的最重要部分，其重要程度与之并列的只有知识论。亚里士多德最早把形而上学定义为第一哲学，这是从哲学的思想结构上说的，假如我们从重要性上去理解，就有可能把政治哲学或者知识论看做是“第一哲学”，因为知识论和政治哲学一直是最重要的哲学。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兴起过程中，哲学问题的焦点在科学发展的影响下转向知识问题，知识论就成为了“第一哲学”，这从笛卡尔以来，到康德，到胡塞尔，都是如此。知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重要性主要是它在哲学领域中的奠基作用，它是哲学的基础部分。但是在最近40或30年来已经有了清楚的转向，罗尔斯的成功意味着哲学的核心转向了政治哲学，哈贝马斯、诺齐克、麦金泰尔、以赛亚•伯林等名家都是政治哲学家，而列奥•施特劳斯和卡尔•施米特的政治哲学的重新受关注，更加强了政治哲学的当代核心地位，另外还有众多重要的政治学家，如华勒斯坦、亨廷顿、约瑟夫•奈等都一起推进了政治哲学的转向。因此，“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的说法并不过分。不过我这个说法（“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不是在哲学结构上说的，而是在问题的尖锐性、对于生活的决定性和重要性上说的。可以说，在哲学结构上，形而上学（存在论）应该是第一哲学，因为形而上学是个哲学基础建设，但在问题重要性上说，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　　王炜：在今天、在当下中国现场提出政治哲学有何意义？　　赵汀阳：首先，政治哲学与政治批判不同。政治批判太容易、太轻易，过于激动而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不能理解问题。政治批判一向很多，但并不能深入政治问题。因此，如果在政治哲学上有所推进，可能更有意义。哲学家与科学家有一点有些相似，就是不应该一屁股就坐到某个立场或者主义上去，因为那样的话就不是思想而是意见了。古希腊人早就清楚了需要寻找的是思想而不是意见，意见不用寻找，满街都是，只不过都是错的。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干的，他找了很多人讨论，然后证明每个意见都非常糊涂。阿里斯多芬就拿苏格拉底开玩笑，说是如果你要上了苏格拉底的学校就会知道每个人特别是自己是多么脑残，而这一点是你唯一能够学到的知识。当然，思想未必就是真理，但思想是一种审慎的思考。审慎是思想最重要的品质。我说哲学思考应该是“无立场”的思考，就是在推荐一种极度审慎的思考。“无立场”意味着不要从自己的偏好去思考，而要就事论事、按题解题，什么思想是一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就必须承认这一思想，即使你不喜欢这一思想。这是从老子《道德经》化出来的方法论。思想从道不从人。　　政治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对人类生活最要害问题的直接研究，它通过研究坏世界而发现人类命运所以如此糟糕的秘密，比如说，世界为什么总是乱的而不是治的，人们为什么总是冲突而难以合作，为什么能够实现的制度都是坏的，而好的制度都是难以实现的，如此等等。政治哲学不服从任何一种“主义”，凡是“主义”都是一种遮蔽，每一种“主义”都愿意遮蔽某些问题。各种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御用的，无非是被当权者所御用，或者被相反的势力所御用。哲学是反意识形态的，哲学试图面对原本问题，没有被意识形态歪曲过的问题。政治哲学有助于恢复健康的政治问题意识，可以重新活跃政治问题，恢复政治问题的清晰性。　　2、“前提”是有限的　　王炜：通过一种对当代艺术界的一般观察（也许在其他领域中也同样存在），可以得到一个印象：想迫切去达到重要的部分（如“重要意义”、“历史意义”等），去变得重要和可见，从而得到成功。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历史的和心理的）导致了人们对重要性的迫切需求？重要性是被权威授予的吗（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市场权威）？那么人们在当代艺术中的做法，比如“国家遗产”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连续不断的概念的提出，都是受权威催促的产物吗？在今天，都是什么样的力量在继续授予重要性，或者说，在继续催促？　　赵汀阳：重要性在很多时候完全是主观想象。如果比较客观地说，被评价为“重要”的东西一般有两种情况：　　1、在某个领域中——尤其自然科学最为明显——问题之间会环环相关，形成一种问题演进的逻辑，如果你的贡献成为这个问题链条上的某个必要的发展环节，从而推进或者有效地解决了某个问题，那么，你的贡献在客观上就是重要的，是作为问题演变逻辑中的一环而有效。这一问题和解决的演进逻辑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中，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但对于艺术是否有效，就不清楚了。我在1989年写的一本美学书中曾经试图论证说，艺术也有一个能够表现在艺术史中的问题逻辑，因此能够知道什么艺术是重要的。不过后来我放弃这种想法了，即使艺术本来有艺术之道，现在也没有了，因为现在的艺术等于把棋盘给抹乱了，所以就不知道了。　　2、在非自然科学的领域，比如人文和生活的领域，是具有历史性的事实过程，正确有效与否没有一种必然的比对（自然科学可以有比对，一种知识可以与客观事实比对），因为不存在预先的参照系。那么，“重要性”就只能依靠事后证明了，如果一种观念成功地实现为一个社会事实，所谓“精神变现实”，从而写成了历史，决定了未来，那么就被证明为重要的。就是说，人文观念或者艺术什么的，重要性的参照系是未来，而不是事先的事实，是一种事后证明，在事后才能知道是哪个“精神”成了现实。　　至于所谓的市场成功或者权威机构授予“重要意义”，这与思想或者艺术本身的重要性无关，其实属于生意的游戏，而不属于艺术的游戏。这些方面我就不懂了，您别问我。　　王炜：您在《坏世界研究》中这样写到：“领先总是暂时的，更高明的策略很快变成公开的知识而为大家所学习和模仿，等到出现“集体黔驴技穷”现象，大家拥有足够饱和的共同知识或对称知识(对称的知己知彼)以及普遍知识，这时将出现普遍的策略模仿，大家都模仿某种被证明为最好的策略，于是达到均衡和一致，成功的制度才能够产生。普遍的策略模仿是形成制度的关键，假如一种策略被普遍模仿而能够使所有人都受益，那么这种策略将发展成为稳定的制度。”　　那么，模仿是“初始政治”或“自然状态”（策略之前、制度之前）的一个主要构成方式吗？可以把当代艺术、以及其他领域的表达（哲学写作、文学写作、电影等）都视为模仿吗？除了一般化的批评（比如模仿是原创性的对立面），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比如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这种模仿吗？　　赵汀阳：事情可能有些不太一样。“初始状态”是政治的起源，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初始状态”这一问题的一个著名观点。“初始状态”的真实情况，是历史学家要考察的。不过对于政治哲学来说，所谓真实的“初始状态”是不够解释普遍问题的，所以理论要设计某种实验状态下的初始状态去分析问题。艺术工作与学术工作是不同的。在艺术中，“初始状态”作为“素材”被处理。在学术中，“初始状态”作为“问题”被处理。艺术工作是进行表现，学术工作则是寻求问题的解决。　　关于“模仿”，我说的是人们在博奕中，比如经济领域，人们会模仿别人的成功之道，但是成功策略的数量是有限的，最后互相模仿就达到集体黔驴技穷了，人们就消停了，就会出现稳定制度和规则。不过我不知道这种模仿问题对于艺术领域有什么意义，要是艺术能够通过模仿而成功，那是生意了，恐怕不太艺术了。　　王炜：您怎样看待当代网络论坛、当代民间流行文化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在当代艺术中，也出现了一些以人民作为对象、以“人民的代言人”作为目标的创作。什么是“人民”？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理论提出中的“人民”与“人民性”是怎样的？　　您在《坏世界研究》中提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导致“坏世界”，这种对马基雅维利教授邪恶的看法也是一种沿袭的看法吗？如果说，总体而言马基雅维利等一系列古典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洛克）仍然是站在统治、治理的立场，或者主人立场，那么有一个真正产生分野的人物吗？即：真正产生一种根本的转向，从思考如何治理，转移到思考人面对治理时可以有怎样的权利和主动性，以平民立场反对精英的领域划分与活动空间的划分。这个人物是卢梭吗？平民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他而明显开始的吗？　　赵汀阳：如何才能够“代表人民”，这是个问题。中国古代称为“民心”问题。西方的传统解决是民主。有希腊式的公开辩论的民主，这是广场政治；还有现代的投票民主。一般来说，“代表人民”有以下4种比较可靠的证据：全体同意；多数同意；全体受益，多数受益。但只有全体同意或全体受益才是严格的证据，多数并不等于全体人民，所以民主并不一定代表人民。人民不能过于随便就让某些大众精英给代表了，经过公开辩论了吗？经过投票了吗？大众精英往往随便就说他代表了人民，其实未必记得把利益给人民。确实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自称是代表人民的，有证据吗？即使投票也未必能够证明代表人民，因为人民可能受骗投票。最可靠的证据是，把利益分给人民了吗？　　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古典政治思想家，确实并不把“人民”考虑在内，不是因为有偏见，而是时代背景。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考虑谁是政治参赛者。在古代大多数时候，人民并非政治的参赛者，古希腊是个例外。“人民”成为政治参赛者是很晚近的事情。　　至于卢梭的思路是危险的，这种被认为是“积极自由”的思路往往是带领人民走向人民领袖自己的目的。经过了许多历史经验后，人们现在已经知道，由领袖定义的“公意”是危险的。洛克不太一样，洛克突出个人自由，尤其私有财产权，这样就为人民考虑得多一点。　　至于艺术家说到“人民”，可能另有他们的含义。我就不知道了，没研究过，就没法说了。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4、“新意”的现状　　王炜：关于您的“天下体系”，一种您可能会认为比较肤浅的理解是：它使“传统中国的所谓智慧”产生了新意。但是“传统中国的所谓智慧”并没有这个目的（“新意”），或者不适合用“新意”这一目的作为出发点去理解它，而且这样也并不能理解它。此外，一种您可能也会认为肤浅的批评是：这种古为今用、可以用于国际交流并且是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是理论家的一种职业病。　　那么，职业病也是驱使这一目的（产生新意）产生的原因吗？也同人们对新意的一般要求有关，简单来说，这种对新意的需要来自对当代变化的印象。当代艺术、以及其他领域（包括哲学、政治理论）的作者在国际交流中的一个迫切需要，就是寻找区别吗？或者，在您看来，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急于寻找新意？　　赵汀阳：在古典艺术中发现新意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古典艺术规矩多，在规矩多限制多的条件下，自由才显得特别有力量，创新才是能够明显确认的。而当代艺术没什么规矩，好像是这样的吧？所以，新意的标准就不明确了，没规矩就瞧不出什么差别了。　　理论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理论的规矩一直都是很多的，但同时理论问题也一直是开放的，从没有说，某个理论到什么时候就被截止了、封死了，因为人文的问题永远不可能有个最终的结论，人没有终结，人的问题就没有结论。因此，理论问题，比如天下问题，它是一个可以不断推进的东西。“天下”的理念是没有完成的理念，可以不断增加新意，其实就是关于问题的不同方案。理论的创作就是这样的，每个研究者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方案或版本，但这种理论的新意虽然是独创的，但仍然受制于这一问题的思想逻辑，是规矩约束下的自由。我创作的“天下体系”这个理论，就是天下问题的一个版本。背景是，在今天，政治问题已经从“国家政治”、“国际政治”演变到“世界政治”，问题的单位变得很大，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框架所能够表达的，所以我想到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可以重新创作为一个能够容纳新问题的分析框架，所以就把这事做了，就这样。这事跟古为今用之类的动机无关，做理论，我们寻找的是有意义的资源，管它是古是今，也不用征求国际同意。无论什么市场或者什么势力，都管不着理论。理论只归真理管，思想的自由就在这里。　　5、关于当代的“修辞术”　　王炜：“国家遗产”这一概念的主要提出者黄专认为，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对现代政治实体的认同感，形成了人们的现代国家观念，而不是一说“中国”就是那个囊括上下五千年在内的“中国”。对此您怎样评价？　　赵汀阳：对中国的概念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从学术上说，中国3000年来只有三次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因此定义了三种中国。周朝建立的是天下制度，即世界制度，于是中国被理解为世界的政治中心和管理中心；秦汉以来在实质上放弃了天下制度，中国强化了自身的政治管理，但同时也收敛为一个“实力国家”，这是我的说法，如果按照现在通行的分析模式，秦汉以来的古代中国是个帝国，即以实力所控制的一定地域，强就变大，弱就变小，是随实力消长而伸缩的多民族多文化国家；清朝结束后，中国试图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有着明确的边界以及边界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权，所谓主权。现代国家有两个类型，一是以某个民族为定义的民族-国家模式，比如法国；另一种是地域广大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共和国模式，比如美国。中国继承的是帝国遗产，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庞大地域，因此不可能采取标准的民族-国家模式，结果中国采取的是类似美国的共和国模式的现代国家。共和国模式的原型是伟大的古罗马共和国，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国就是美国和中国。共和国模式比民族-国家模式更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力，在政治和经济能力上都优于民族-国家模式，所以今天欧盟也试图发展为一个共和国模式的政治实体。　　王炜：您在《城邦，民众和广场》中写到：“由修辞术所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坏的。如果一个公共领域是完全自由的，那么，修辞术所代表的宣传、炒作、煽动、欺骗和引诱等等诈骗手法就都是合法的，这将导致错误的意见更容易胜出，而且是合法地胜出。以合法的方式成功地做错误的事情是尤其危险的，它使人民虽死而无可抱怨。错误意见所以更容易胜出，是因为修辞术在制造说服效果上可以不择手段，还可以利用人性的各种弱点，这等于拥有更多的竞争资源。”　　请谈谈在中国当代社会这个范围内，你对“修辞术”的一般组织方式、表现形态的理解，以及修辞术在当代现有环境中的影响或者后果。　　赵汀阳：古希腊城邦的广场政治是，人民可以在广场上自由发表意见和辩论，政府如实通报问题和形势。大家各抒己见，汇成一种意见的运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有影响力的意见会胜出。因此，广场有了另一个含义，即市场，广场同时是一种意见市场，人人去那里推销贩卖自己的观点。于是，辩论术、修辞术应运而生，人们发现，讲得最对的不一定是人最爱听的，人们喜欢的往往是那些符合人性弱点、偏见和通俗的。肤浅庸俗和错误意见容易胜出，这一点显然损害了民主。这是至今无法克服的困难。　　在当代生活中，这个问题照旧是个困难，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改进，甚至情况更差了。即使孔子老子再世，上电视估计拼不过谁。意见的自由竞争不能保证真理能够胜出，人们即使经过了所谓理性讨论之后还非常可能选择错误的意见，这是今天哈贝马斯的理性对话理论和商谈民主理论的一个没有克服的困难。今天宣传手段更多了，今天的宣传术有很多的基督教遗产成分在内，基督教发明了宣传（传教布道）、洗脑（忏悔）和群众运动（信仰统一心灵）这些事儿。宣传的第一原则就是不断重复，类似广告。虽然谚语说：有理不在声高，但声高的、有煽动力的确实更容易胜出。自由好过压制，那是一定的，但即使没有压制，正确意见也未必能够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