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院线电影市场分析:切.格瓦拉与曼德尔(Jan Willem Stutje)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00:30:23
切.格瓦拉与曼德尔(Jan Willem Stutje) [原文地址]
在1962与1964年间，格瓦拉担任古巴的工业部长。他反对日益强大的亲莫斯科派，也反对日益增长的官僚倾向。他的经济思想大致在此时形成。他着重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这包括：实行比较集权的财政预算，还是让各个企业财政自主；精神刺激与物质刺激，价值规律与计划，彼此孰轻孰重；主观意识有多大作用等等。
切认为在经济领域中失掉了人道主义，失掉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是要不得的。“如果我们要与贫穷作斗争，那也是为了与异化作斗争。”在1965年一本小册子《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中，他警告大家：“以为用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迟钝工具，就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不过是一种幻想。”他所谓“迟钝工具”，指的是创造价值与盈利，或者是物质刺激，作为绝对的经济措施。切强调，实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改变经济结构，而且要改变人。
曼德尔对古巴的国有化印象深刻，认为从此（1960年）古巴已经发展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事实证明了，古巴领导人为了巩固革命，不得不实际上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从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曼德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出版后，通过古巴在布鲁塞尔的领事馆，把书送给切和卡斯特罗。曼德尔一直同古巴革命政府有非正式联系。他的中间人是扎耶斯（Nelson Zayas Pazos），一个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是法语教师，在古巴外交部任职。还有切的前妻Hilde Gadea，她是秘鲁经济学家，具有中国和印度血统，后移居哈瓦那。她接近托洛茨基的思想。由于这两个人，第四国际的文件经常都送达切。
1963年10月扎耶斯告诉曼德尔，古巴领导层中，切与亲莫斯科的一派发生争论。亲莫派主张公司享有财政独立，同时采取物质刺激来促进生产。切则主张财政集权，强化精神刺激。扎耶斯鼓励曼德尔参与争论，他相信整个中央领导，包括卡斯特罗和切，都欢迎他提出意见。一个月之后，曼德尔交出稿子，而扎耶斯在古巴领导层中散发。曼德尔支持切所主张的财政集权，不是因为他反对分散化，而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财政集权化有利于小型工业，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他也同切一样，害怕官僚的增长，特别是因为切的对手主张运用物质刺激来促进财政的分散化。曼德尔并非反对物质刺激，只要它们是集体性质而非个人性质，以便保证团结，同时它们的使用必须是有节制的，这样才能压抑致富欲望所造成的自私。
为了反对官僚化，曼德尔主张民主而又集中的自治制：“工作单位要实行工人自治，它同时又受制于由工人委员会所选举产生的中央权力机构。”在这一点上，切与曼德尔意见不同。切支持由工会实行企业的管理权，只要这些代表不是共产党员，因为他说当时的共产党员不受欢迎。此外，有鉴于南斯拉夫的分散化的工人自治的经验——企业做了市场的奴隶——切也对于自治有戒心。曼德尔提醒切，不要在倒污水的时候，也把婴儿倒掉。他认为工人自治，与直接生产者民主制定中央计划，这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1964年曼德尔受邀访问哈瓦那。当时切已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为之振奋。他还找人把书的大部分翻译了。
曼德尔在哈瓦那呆了七个星期。期间他发表演讲，接受访问，与人交流，还被邀请写文章。他也跟切会面了四个小时，大家用法文讨论。他写信告诉朋友：切待他很亲切。
两个人一起回答法国经济学家贝图海姆（Bettelheim）对切的批评。1964年4月，贝图海姆发表一篇文章，批评切所主张的中央计划不智，因为古巴的生产力太低。外交部长和农业部长都支持贝图海姆。
曼德尔认为贝图海姆犯了在历史现实中寻找纯粹形式的错误。比方说，贝图海姆认为，只要还没有法律上的百分之百的全民所有制，就不存在生产数据的全民所有制。曼德尔认为这有点极端，有点技术官僚化。完全的全民所有不是必须的，只要（劳动者对生产数据的）占有足以令价值规律停摆，足以使有计划的发展得以展开，就行。大家都说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还要起作用，但是他们没有说，在经济的哪个领域起作用。曼德尔认为，关键是究竟是否让价值规律决定社会主义部门的投资。如果这样，那么，所有欠发展的国家，包括那些后资本主义国家如捷克和东德等，就注定永无发展之机。因为在这些国家，发展农业比发展重工业和大型工业能获得多得多的利润，而轻工业或小企业又比重工业盈利更多。更为重要的是，从世界市场进口，又会比本地生产的来得有钱可赚。曼德尔说：“容许投资按价值规律办事，会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经济结构保存下来。”曼德尔不是抹杀价值规律，只是反对贝图海姆的宿命主义——他不承认，有必要在自觉的计划与价值规律的盲目运行之间，进行长期而艰难的斗争。曼德尔这篇论过渡时期的文章，由财政部长校对翻译，并发表在财政部的期刊上面。
曼德尔对于切能够不顾苏联专家的意见，邀请他来参与古巴的经济建设的辩论，感到钦佩。其实，在这场辩论背后，还有另一场不公开辩论，那是关于革命的路线，关于工人权力。除了辩论价值规律之外，还辩论工人阶级有多大自由去自己做决定。曼德尔看到，虽然切在公开的辩论中取胜，但是在不公开的辩论中他败阵了。保障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它需要创立工人委员会及群众会议。这些机构在古巴从未建立。
当切在1965年离开古巴时，他是最受敬爱的领袖。如果当时让普罗大众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切能够连政治的辩论也赢得的。但是，正如曼德尔说，切不愿意诉诸群众，因为他不想公开分裂党。所以在他败阵于内部争论之后，他宁愿离开。
1965年切参加亚非会议，他的讲话从未像这次那样强烈反对苏联：“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可说有时做了帝国主义剥削的同谋。”他说，必须援助被压迫人民以武器，不收任何费用，要多少给多少！曼德尔知道切的演说之后，致电祝贺他，而切邀请他前往跟切会面。可是曼德尔来不及拿到签证。
这是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他就去刚果和玻利维亚参与游击战，以便打破这些革命的孤立。他把这种国际主义团结精神总结为一句口号：“创造两个，三个越南！”这个口号成为1968年革命一代的吶喊。
在1962与1964年间，格瓦拉担任古巴的工业部长。他反对日益强大的亲莫斯科派，也反对日益增长的官僚倾向。他的经济思想大致在此时形成。他着重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这包括：实行比较集权的财政预算，还是让各个企业财政自主；精神刺激与物质刺激，价值规律与计划，彼此孰轻孰重；主观意识有多大作用等等。
切认为在经济领域中失掉了人道主义，失掉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是要不得的。“如果我们要与贫穷作斗争，那也是为了与异化作斗争。”在1965年一本小册子《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中，他警告大家：“以为用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迟钝工具，就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不过是一种幻想。”他所谓“迟钝工具”，指的是创造价值与盈利，或者是物质刺激，作为绝对的经济措施。切强调，实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改变经济结构，而且要改变人。
曼德尔对古巴的国有化印象深刻，认为从此（1960年）古巴已经发展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事实证明了，古巴领导人为了巩固革命，不得不实际上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从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曼德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出版后，通过古巴在布鲁塞尔的领事馆，把书送给切和卡斯特罗。曼德尔一直同古巴革命政府有非正式联系。他的中间人是扎耶斯（Nelson Zayas Pazos），一个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是法语教师，在古巴外交部任职。还有切的前妻Hilde Gadea，她是秘鲁经济学家，具有中国和印度血统，后移居哈瓦那。她接近托洛茨基的思想。由于这两个人，第四国际的文件经常都送达切。
1963年10月扎耶斯告诉曼德尔，古巴领导层中，切与亲莫斯科的一派发生争论。亲莫派主张公司享有财政独立，同时采取物质刺激来促进生产。切则主张财政集权，强化精神刺激。扎耶斯鼓励曼德尔参与争论，他相信整个中央领导，包括卡斯特罗和切，都欢迎他提出意见。一个月之后，曼德尔交出稿子，而扎耶斯在古巴领导层中散发。曼德尔支持切所主张的财政集权，不是因为他反对分散化，而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财政集权化有利于小型工业，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他也同切一样，害怕官僚的增长，特别是因为切的对手主张运用物质刺激来促进财政的分散化。曼德尔并非反对物质刺激，只要它们是集体性质而非个人性质，以便保证团结，同时它们的使用必须是有节制的，这样才能压抑致富欲望所造成的自私。
为了反对官僚化，曼德尔主张民主而又集中的自治制：“工作单位要实行工人自治，它同时又受制于由工人委员会所选举产生的中央权力机构。”在这一点上，切与曼德尔意见不同。切支持由工会实行企业的管理权，只要这些代表不是共产党员，因为他说当时的共产党员不受欢迎。此外，有鉴于南斯拉夫的分散化的工人自治的经验——企业做了市场的奴隶——切也对于自治有戒心。曼德尔提醒切，不要在倒污水的时候，也把婴儿倒掉。他认为工人自治，与直接生产者民主制定中央计划，这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1964年曼德尔受邀访问哈瓦那。当时切已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为之振奋。他还找人把书的大部分翻译了。
曼德尔在哈瓦那呆了七个星期。期间他发表演讲，接受访问，与人交流，还被邀请写文章。他也跟切会面了四个小时，大家用法文讨论。他写信告诉朋友：切待他很亲切。
两个人一起回答法国经济学家贝图海姆（Bettelheim）对切的批评。1964年4月，贝图海姆发表一篇文章，批评切所主张的中央计划不智，因为古巴的生产力太低。外交部长和农业部长都支持贝图海姆。
曼德尔认为贝图海姆犯了在历史现实中寻找纯粹形式的错误。比方说，贝图海姆认为，只要还没有法律上的百分之百的全民所有制，就不存在生产数据的全民所有制。曼德尔认为这有点极端，有点技术官僚化。完全的全民所有不是必须的，只要（劳动者对生产数据的）占有足以令价值规律停摆，足以使有计划的发展得以展开，就行。大家都说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还要起作用，但是他们没有说，在经济的哪个领域起作用。曼德尔认为，关键是究竟是否让价值规律决定社会主义部门的投资。如果这样，那么，所有欠发展的国家，包括那些后资本主义国家如捷克和东德等，就注定永无发展之机。因为在这些国家，发展农业比发展重工业和大型工业能获得多得多的利润，而轻工业或小企业又比重工业盈利更多。更为重要的是，从世界市场进口，又会比本地生产的来得有钱可赚。曼德尔说：“容许投资按价值规律办事，会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经济结构保存下来。”曼德尔不是抹杀价值规律，只是反对贝图海姆的宿命主义——他不承认，有必要在自觉的计划与价值规律的盲目运行之间，进行长期而艰难的斗争。曼德尔这篇论过渡时期的文章，由财政部长校对翻译，并发表在财政部的期刊上面。
曼德尔对于切能够不顾苏联专家的意见，邀请他来参与古巴的经济建设的辩论，感到钦佩。其实，在这场辩论背后，还有另一场不公开辩论，那是关于革命的路线，关于工人权力。除了辩论价值规律之外，还辩论工人阶级有多大自由去自己做决定。曼德尔看到，虽然切在公开的辩论中取胜，但是在不公开的辩论中他败阵了。保障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它需要创立工人委员会及群众会议。这些机构在古巴从未建立。
当切在1965年离开古巴时，他是最受敬爱的领袖。如果当时让普罗大众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切能够连政治的辩论也赢得的。但是，正如曼德尔说，切不愿意诉诸群众，因为他不想公开分裂党。所以在他败阵于内部争论之后，他宁愿离开。
1965年切参加亚非会议，他的讲话从未像这次那样强烈反对苏联：“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可说有时做了帝国主义剥削的同谋。”他说，必须援助被压迫人民以武器，不收任何费用，要多少给多少！曼德尔知道切的演说之后，致电祝贺他，而切邀请他前往跟切会面。可是曼德尔来不及拿到签证。
这是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他就去刚果和玻利维亚参与游击战，以便打破这些革命的孤立。他把这种国际主义团结精神总结为一句口号：“创造两个，三个越南！”这个口号成为1968年革命一代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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