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战新手礼包:关于何新的人生经历与政治思想（中篇）

关于何新的人生经历与政治思想（中篇）

转载

经济

政治

新国家主义

何新

中国

（续上篇）

六、为中国社会主义公开声辩

何新在外界中的“文胆”形象不止于他频繁曝光的提交给中南海的报告，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政治经济论文集中。他的文章集中汇集在九十年代后期出版的《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致中南海密札》(香港出版)、《为中国声辩》、《东方的复兴》、《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本)等著作中。

人们可以注意到，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个人文集方式出版政治理论书籍，也是一种特例。一般来说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外，很少有当代理论工作者出版个人的文集。个别资深者虽然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发行量也很有限，而何新自九十年代以后，以不同版本、不同出版社同时出版多种政治经济文章汇编，发行量相当可观。这除了知名度之外，还因为何新的文章能够及时回答人们迫切关注需要回答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同时也因为他的文章本身具备相当的逻辑说服力和思想深度。因此，尽管90年代以后何新韬光养晦蛰居不出，他的文论仍然时时震撼思想界，成为知识理论界以及海外观察家关注追逐的对象。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境外有人竟把何新称为官方政策的“代言人”。

把何新称为学人也好，称为“文胆”也好，政治学术的双栖人物也罢，有一个事实是必须要承认的，何新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他积极影响社会生活的强烈动机，热心参加实际政治的入世行为，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为国家政经建设书写理论文献，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例证。

在何新的大量理论研究著作及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何新作为一个理论学者对世界和中国大势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的研究，他基于两个视角进行了论证：

一个是第三世界的视角，即从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能够保护其民族经济利益的一种社会制度。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20世纪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在经济政治上都试图趋向之的一种宏大历史潮流。这个潮流，并没有因为东欧的事件而截止。”

另一个是所谓绿色的视角，就是从地球环境、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他说，从全球前景的角度，人类社会发展现在和未来正面临愈来愈深刻、严峻的困难和问题。而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趋势，现在则前所未有地不断加强。但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如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粮食和人口危机等严峻问题，日益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究竟是在放任世界进一步私有化、全球经济自由放任，单纯为资本家获取最大利润而生产的条件下能够得到解决?抑或是在一个或两三个经济、军事超级大国作为主宰的一种新帝国主义世界体制下能够得到解决?还是只有实现全球的资源、劳动和财富为全人类所共有、共享，通过全球统—性经济计划的全面调节和协作，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呢”?

何新说：如果承认人类的全球问题愈来愈需要一种有利于全人类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那么仅从这一意义看，他确信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不论道路怎样曲折，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在何新骨子深处，他实际具有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信仰。他坚信，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目前暂时失败了，它的理想和现实性，也还会被人类所再认识，而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会比过去的形态更高级、更成熟，包括在发展社会高度民主的问题上。

何新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具有震撼作用，增强了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从何新的大量理论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何新抱持一以贯之的政治民主理念。当一些所谓的左派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右派知识分子大谈旧式即斯大林或毛泽东式共产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时候，何新远离这两者而提出了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新国家主义。

何新说：“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20年来的探索和心血。”

在何新看来，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阶级的共同体，不是单纯一部国家统治机器而已，它并不单独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因此，新国家主义反对由任何单一阶级垄断的寡头专政，而必然主张维护全民民主。国家主义必须坚决要求维护和改善现实中已存在的这个多民族、多阶级、多种利益共存的共同体，这就是何新所主张的新国家主义。在他看来，否定国家主义的必然结论，只能是导向无政府主义：而否定现实国家存在的眼前现实，那必然就是要鼓吹发动一场新的暴力动乱和造反有理。国家主义要求国家同时采用市场调节和国家有计划管理两种方式调节治理国民经济。因为所谓国民经济，必然是应当有利于全体国民，而不是单纯地有利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少数人独富的私民(所谓“效率”)经济。国家主义向左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主义或无产阶级暴力国家主义(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国家主义向右走，就是法西斯主义。但是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国家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有评论认为，何新在国内率先打开了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审视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新的视野。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几乎是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的产生，至少是一个新的爱国理念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爱国主义思想无不沿着这一思路生发。

七、“限产压库”“鼓励出口”政策的始倡议者

1991年，何新通过在各地的走访调查观察到，在中国规模不断扩大的房地产、基建投资已造成对资源、能源供给能力及交通的重大压力。他发现，由于工业中广泛存在的生产过剩，导致库存增加；我国农业中面临的问题也比较紧迫，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我国农业及工业中的表现均极其明显。根据以上的调查以及分析，1992年11月，何新给中央领导写了一系列报告和建议。指出对经济演化趋势不可过于乐观。在何新看来，报刊上的高速度以及一些报喜消息中的浮夸成分是极大的，有可能再度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还就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向中央领导层发出了警报。

【编按：以下内容兹据何新自述补充：

谈到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何新说：阐述“生产过剩”从而推动中国政府制订大规模鼓励出口的政策，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

查阅一下，从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科尔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著有《短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存在投资饥渴症，症状表现为供给瓶颈，排队抢购和商品短缺。这种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流行。）

但是在1989—1990年间我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李鹏总理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派主任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

“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截然相反。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1988—1990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1988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

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少出口。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但在1989—1990年间，我正在重新研读《资本论》。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一方面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企业有大量库存。导致流动资金紧张，银行贷款被套成为呆账。另一方面卖掉的货款也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是马克思讲的由于流通链条阻滞而引发的金融信用危机。

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讲的“生产过剩”。

我意识到，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

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成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通过1990年12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当时的主流经济观点（短缺经济学）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斥责和怒骂之声，说这个何新完全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就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3）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4）控制投资规模。

这一思路后来被有关领导简化为八个字：“限产压库”（限制生产压缩库存），“鼓励出口”。当然应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当时那些美国专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建议是正好相反。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参看何新1991年7月致***总理的信，《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白皮书）第368页。）

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有关领导听进去了。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了每周双休日和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1993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也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

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有的经济学家在美国的暗示下大力鼓吹走“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其实这是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三是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

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部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靠“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只有大力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以外汇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90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还有人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是由于走了私有化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我之所以要回顾90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让历史事实提供一种镜鉴。

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完全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问，如果当年中国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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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90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1988—199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

何新最近说：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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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500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

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国企崩溃、失业严重、社会对立尖锐的危机和困难，恰恰也正是由于后来（主要是在1998年以后）仍然采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