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皇甫平”的高度

（2011年5月31日）

一

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最新宣示，发表在《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头条中。新华社稿件显示，政治局委员们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要求“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

《新京报》提供了题为“社会管理关系政权稳固”的专家解读。根据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的评估，“目前这一话题被高密度地频频讲起，就是要领导干部和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在解决温饱之后，老百姓的需求多元化，一些公民有了自我实现的需求和被尊重的需求，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

正如向教授所云，自胡锦涛今年2月19日向省部级大员宣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之重要性以来，相关词组频繁现于时政媒体，其间既有官员表态之作，亦有学者论证之道，中共中央机关报已将2011年命名为“社会管理创新年”。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周本顺那篇《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在《求是》杂志发表后，曾引发少许波澜——《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接力刊发回应文章，为“公民社会”争名分。

《南方都市报》解读官方通稿时，甚至也引用了周副主任的《求是》之作，不过是用来正面佐证“借鉴国外社会管理有益成果”已是共识。另一位中央党报教授蔡霞在文中分析，此番“维稳”定义已有所转变：“过去是强制稳定，而目前则指依据法治，为百姓伸张权利，沟通协商，使各方利益获得大致平衡。”

此时，胡春华，一位被寄予期待的政治新星，正在他治下的内蒙古阐释总书记执政思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做到统筹兼顾。群众利益保护不好，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通过《环球时报》今日社评，两周来发生在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不和谐因素”得以向全国民众进一步公开（此前，即使是在网络论坛中，相关消息亦控制得格外紧密）。

根据《内蒙古晨报》等昨天刊发的官方通稿，针对“当前形势”，胡春华于5月27日来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综合高级中学，看望老师和学生，宣告“最近发生在锡盟的两起案件，性质恶劣，民愤极大”，承诺“对犯罪嫌疑人一定会依照法律程序，从重从快予以惩处，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和受害者及家属的权利。”

在《理性看待内蒙近日发生的事》一文中，《环球时报》简报，风波缘于蒙族牧民莫日根被矿企司机碾死，导致部分群众和学生近日举行抗议，进而批评“境外敌对势力（‘蒙独’）鼓吹的一些极端主张”，认为“此次事件的影响总体上被外媒放大了”。作者强调，“蒙族群众的抗议不是政治示威……我们理解部分蒙族群众对肇事者形成的民愤，也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工业化浪潮面前的不安，尤其是一旦矿山开采直接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时候。”

二

根据《新闻晨报》编辑的认知，要“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中共中央最新宣示，就应该配上一幅强拆现场的图片，以及《〈人民日报〉连发五论》的背景稿。

凤凰网试图把那组“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定格在接近“皇甫平”的高度上。

继昨日“于无声处”独家解读后，这家门户网站又请来周瑞金分析刊发背景。周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曾因解读邓小平南方谈话思路而平步青云。他说，“此系列评论乃是针对当下社会矛盾频发，实为告诫地方执政者，要适当开放言论自由，倾听民众批评。”他认定，“《人民日报》评论既是本报的声音，也是党中央的声音，”但是，“此系列评论还不足以上升到‘皇甫平’文章高度”。

这位前媒体高管的言论得到摘引：“最近由拆迁动迁所引起的冲突事件，以及‘被精神病’事件，在舆论上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对这些问题，当地的执政者却是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舆论是制造起来的。这就说明我们社会舆论和一些地方官员的看法大不相同。《人民日报》这一系列评论就是针对这个背景发出的”；“如果不是中央机关报来警示，很多地方执政者，还自以为是、还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曾因《对日关系新思维》而被批为“汉奸”和“党内极右派”的马立诚亦获邀发言，这位《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谨慎认为，谈论“心态”文章是否重大信号“为之过早，还要再看一看。”但他亦赞扬此组评论“代表了一种进步、理性、真正促进社会和谐的思维……表达了一种积极、进步的社会管理办法”，并“希望《人民日报》的尝试能够发扬开去，能够改变文风。”

二

从实际效果上看，《人民日报》决策者近来对热点话题的不回避乃至主动介入，已经使得这份最高喉舌重新夺过“麦克风”，从机关办公桌走向新媒体阵地，成为中国社会议程设置中的关键力量之一。

个税议题即是明证。晨间，五大门户已在预告，“个税调整征求意见将在今日结束，已收到超23万条”。两周前，相似的标题是“个税改革征集民意达22万条，5000元起征成争议焦点”。

自4月25日全国人大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以来，各类利益群体通过各自渠道表达意见，试图游说决策于己有利，那些希望个税起征点调至原拟的3000元以上者，更是在市场化媒体上反复发言。

“有的认为‘起征点’调到3000元还是太低，有的认为对高收入者的征税还不够，也有人认为税率应当大调整，实行单一税率”——5月23日，《人民日报》终以《众口难调怎么看？》一文介入论争。报道在列举了不同收入人群的不同期待后，由国税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强调，“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同，对缴税多少的感受也不同。确定减除费用标准，不能跟着人们的‘感觉’走，必须要以客观数据作为依据和支撑。”在宣告按3000元起征后88%的工薪阶层都无须再缴个税后，刘所长反问：“这样的调整力度，难道还不够大吗？”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则出面批评那些呼吁中国像俄罗斯一样实行单一税率“平税制”的学者观点，他的感慨是：“坦率地说，近期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各种议论中，情绪化、非专业的声音很高调，而且往往容易受人瞩目，但理性、专业化、力求公允中肯的一些声音，却常常被这些‘高分贝’的声浪所淹没。”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堪称反对原定个税草案的“高分贝”代表人物，他和刘佐等人的辩论已旷日持久。就在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于《人民日报》上力陈“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一步一步地实施”的当晚，李稻葵就来到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节目中，与贾康公开辩论。李稻葵将现行税制批作“简陋，脱节，一个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甚至于没有经过基本思考的一个税制”，进而重申：“个税税制框架30年未变，眼下的中国，用个税这种手段来调整收入差距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前草案中采用的个税征收办法不能起到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的作用，反而成了工资税。”

经济学家们依据各自统计数据争论不休，那些等待终极公告的工薪阶层则惴惴不安。但自有时评家为他们喊出心声，如5月19日腾讯搜狐所荐评论，《22万条民意撼不动专家的傲慢与偏见》：“专家们根本就不买22万条意见的帐，就不买全国人民的帐，也就不买全国人大的帐。不虚心接受意见，不认真开怀纳谏，不仔细研究民意，而是再次固执己见，依旧强调个税3000元起征标准已很高，不宜再上调。闭门出草案，是傲慢；闭耳拒民声，是偏见。”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