镝怎么读:媒体札记:永不抵达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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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永不抵达的列车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作者微博】  

(2011年7月27日)

《京华时报》、《东方卫报》、《长株潭报》封面是墓碑,刻划了昨日温州警方公布的动车追尾事故首批28名遇难者名单,“你的姓氏,我的哀凉”。《三湘都市报》写下头条心愿:“请记住他们,请查明真相”;在伤逝小黄花映照下,《青年时报》还提供由该报记者和博友共同多方求证而来的另外十人名单,并对官方名单做出四处修正(午前,温州官方公布第二批遇难人员名单,共有七人)。

商业门户今晨头条则是赔偿方案,根据中新社转述,“根据铁道部有关规定,此次赔偿标准是执行以17.2万元为基数再加上20万元保险理赔总共37.2万元,这个基数是固定不变的;另外还加上遇难者家属交通费、埋葬费、家属赡养费等共计不超过45万元;事发后在短时间接受谈判并签订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以上费用除奖励费用由户籍所在地政府拿出来外,其余由铁道部一并支付,支付方式以现金和冲卡方式,原则上打卡,整个谈判将遵循对死者尊重为第一原则。”

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这个赔偿方案,即使数字已经由当初的17.2万元提高两倍。腾讯编辑在QQ弹出窗口推荐标题中给50万前面加了个“仅”字,《深圳晶报》用黑色为底标明议题核心《早签协议多给钱》。凤凰网头条正是转载来自人民网的报道,文中以黑体字标明:“也有家属对此赔偿方式提出质疑。在温州殡仪馆二楼大厅,一位遇难者家属情绪激动的说,铁道部急于让家属签订赔偿协议,还提出先签订协议有奖励,这种行为与买卖没有差异。”作为最高检机关报,《检察日报》今由作者发言,称“虽然50万元的赔偿数额已初步谈妥,但这不妨碍我们从法条、法理角度探究怎样的赔偿是‘合理合法合情’的”,文章结论是:“不能用行政法规的最高限额来应对,而应当严格按照《侵权责任法》和《铁路法》的相关规定来处理。”

评论员们对“奖励”手段确有异议。《新京报》即以社论直言“莫用”,认为“无论是首个赔偿协议还是整体的赔付方案,都有值得商榷与改进的地方”:“在事故原因还未查明的情况下,如果有些机构或工作人员急不可待地限期完成赔偿,甚至不惜使用‘奖励’的形式,不但不能抚慰死难者亲属,反而类同‘伤口上撒盐’,带来更加恶劣的社会影响。”在这篇得到新浪、腾讯、凤凰评论频道共同头条推荐的文章中,作者强调,“生命本来无法用赔偿额度来衡量,但在赔偿过程中,公众多少可以看到责任方是否有真心忏悔和诚意,铁路部门要想赢得公众的谅解和信任,必须重视赔偿的每一个细节。”

不过,《今日早报》想到了前头,这家浙江媒体今天刊出对三年前胶济铁路受害者的回访,由她控述“赔偿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对于铁路部门而言,总是希望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快速的处理,可对于受害者而言,他们却需要用一生,来弥合自己的伤口。”

从当下舆情看,中国铁路部门要想赢得公众的谅解和信任已经非常困难,“尽快恢复通车”和“掩埋出事车体”是两个被持续怀疑的死结,迟迟未能依据实名购票的数据公布乘客名单更是让人备感困惑。《南方都市报》社论出离愤怒,连以“荒唐、卑劣、傲慢、骄狂”形容这个中央部委,斥责“恢复秩序高于抢救生命,是令人心寒的价值莽断”:“在事故发生还不到24小时,是什么力量和依据让救援和搜寻匆匆结束?灾难救援时被频繁引用的‘黄金72小时’共识,在环境更复杂更多变的地震、泥石流灾害中尚得到坚守,为何情况相对简单的动车追尾事故,却无法被遵守?又是谁下达了把车厢‘吊起来、放到桥下清理’的指令?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鲁莽决策如果没有得到抵制,将是怎样的惨绝人寰。”

“没有真相就难以达成谅解,就无法形成共识”--事发三日,意见领袖们不依不饶,来自权威媒体的声音也始终响亮。央视主播启明昨天在镜头前愤然发问:“能不能让我们喝一杯放心的牛奶,能不能让我们住一套屹立不倒的楼房,能不能在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事后先别把车头埋掉?能不能让人们的幸福享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中国,请你放慢速度的脚步!走的太快,不要把人们的灵魂落在后面”;人民网虽然已经改把母报那篇《三公经费能否“晒”出公平公正》放在头条,但仍有连续第六篇网评关注追尾事故,要求“铁路部门回应公众关切应有更大作为”:“以往那种一板一眼的官方新闻发言方式和‘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分析之中’的一概论之已无法满足公众胃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即使是碎片化、阶段性的真相坦白亦远胜于默默无言,这种作为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生者的负责”;光明网更是允许评论员责令铁道部“查清楚,说明白,弄干净”,并回忆起刘志军等一连串腐败高官——“如果铁道部不弄干净铁路建设系统,建设资金还会流入贪官之手。‘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事故就只是众多事故的开头,而不是结尾。是的,有多少动车头,也填不满腐败的污泥塘”。

甚至,胡锡进今天似乎都不太愿意再为这个污泥塘辩护了,用《环球时报》社评感叹“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文章批评铁路官员们“表态生硬,对道歉的用词过于吝啬,记者会开得很不像记者会,本来要与舆论沟通,说出的话却像把通道越堵越死的沙包”,并警告“这些笨拙将给中国的大形象抹黑,并将一点点损耗中国的政治资源”。这份《人民日报》子报强调,今天的中国舆论越来越不像“没有牙的猫”,不要以为问题“就是宣传部门的”,因为“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引导’舆论”。

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以及《青年参考》英雄所见略同,都在今天引导民众将目光投向海外,细述1998年6月3日德国那起火车脱轨事故的救援和问责:“秉持着‘专业精神’的德国各相关部门,事后开始了近乎惊人的救援和调查。他们不仅更换了所有的车轮,更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技术调查和法律审判。”《东方早报》则在头版导读《欧日镜鉴:欧洲之星与日本新干线改革报告》。

虽然不太能把那些遇难者家属手举横幅讨要真相的画面刊上纸面,但至少一家五口丧命的那个男人可以继续成为封面人物。《广州日报》头版主图即是咬牙切齿的杨峰,“请原谅我无能为力”。这位曾公开宣布“不要赔偿只要真相”的家属在与官员会面后态度发生转变,用微博对自己开始保持沉默表示歉意:“天上不是5位而是40位看着我,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了,请原谅我,如果我再坚持,我将失去我最后的第六个亲人”。

坚持的倒是《青年时报》,用社论高呼“请给杨峰们一个迟到的尊重”:“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发布会上的种种怪论,到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没有出席新闻发布会,从铁道部网站的一片‘和谐’,到7月24日《人民铁道》报头版对事故的不着一墨,处处都写着‘冷漠’二字。这,才是酿成‘奇迹’的根源。”

“怪论”里那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俨然已成流行词,21世纪网正以导入其《高铁‘赞歌’榜》。而小伊伊的生还“奇迹”更令太多人转而心生恐惧,今日《检察日报》上即有舒圣祥批评“五小时就宣布结束救援太惊人”,《新京报》也由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分队队长彭碧波等出面认定,搜救不到24小时就放弃并对外宣称没有生命迹象“不符合救援规则”,生命探测仪“不能作为最终搜救结果依据”。而那位“抗命救人”的温州特警支队长邵曳戎如今更是成为亿万民众心中的正义偶像。昨日独家报道爆出邵队长违令经历的《都市快报》,今天把他身穿制服的人像放在了头版。根据刊发文本,这位拥有多年事故处理经验的中年男子强调“任何科技仪器都有缺陷,我们要相信,但不依赖它”,而当记者问到“你刚才说当时有人说要把桥上车厢吊下去,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后,邵曳戎回答,“当时在桥面上铁路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

作为一夜红遍大江南北的特警偶像,邵队长昨天何止迎来这一位记者。《新京报》也在关心违令细节,得到的答案同样是“他们提出要把车厢吊到地面搜救,我们坚持要在桥面搜救。当时一个(指挥)搜救的铁路部门的人,有这么个讲法”。文末,这份京城报纸的记者终于发问“当时救援现场指挥权归谁?是铁道部门还是公安部门?”,记录的邵曳戎回答情形是:“谁指挥都一样,(顿了一顿)不管是谁指挥,我都会救人。”

《新快报》和《东方早报》都截取邵曳戎接受央视采访时的画面为头版主图。根据《东方时空》昨夜播出记录,这位温州警察对自己对抗上级指令的说法并不认同,强调“从事故发生后,一直在紧张施救,没有人发出什么具体的指令,也没有人要求拆解列车”。根据他的出镜说法,“我们没有接到(停止生命探测的指令),我们只接到要争分夺秒,绝不放弃,要找遍所有的车厢,每一个角落”,而现场分歧只是在于现场一个铁路工作人员提出,要先把16号车厢用吊机吊到桥下再搜救,“我们坚持在桥面上施救”。

不过,这些显得冲突不那么激烈的说法,被《都市快报》的认证微博所否认。根据这份浙江畅销报纸今早公布的警方文件,内容显示“铁路部门为了争取早点通车,在清理最后几节受损车厢时,要采取切割车厢清理铁路轨道……由于邵支的强烈反对,铁路部门停止了切割的办法”。

无论这些违令细节有无出入,加诸邵曳戎身上的已尽是“共和国脊梁”般的赞美。《新京报》允许作者一边批评“将车厢吊起来”的指令是多么草率,一边表扬特警支队长拒绝上级指令“既出于个人的朴素情感,同样也是职责的担当”;《京华时报》评论员强调邵曳戎等人正是用良知和责任,在实践“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东方早报》那篇头条评论《这不是生命奇迹是责任奇迹》更是得到腾讯力推,鲁宁以“讪讪”形容王勇平的“奇迹”之答,认定“小伊伊之所以能在事故发生约20小时后被发现,正是温州特警支队长邵曳戎敢于顶住‘压力’,抗拒有关‘指令’,贯彻中央主要领导指示的必然结果”。中央主要领导的指示已经化作了司法机关的行动。新华社今早发稿,称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7月27日确认,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成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已派员赶赴温州参与事故调查工作。不过,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头条报道所言,法律界仍不满足地呼吁,“事故调查,铁道部回避,人大进场”。

事发三日,对事故原因的探寻是调查记者们的最大目标,《新闻晨报》声称“动车追尾事故前车司机正接受国务院调查组调查”,而《南都周刊》已在《死亡快车》中作出结论:“种种迹象表明,此次事故很可能是一起因调度人员下令不当的责任事故”。

而那些生命故事就更加让人感怀凋零。在记述了两个年轻大学生的人生最后一天后,《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最后三段如下:

“23日晚上,22时左右,朱平家的电话铃声曾经响起。朱妈妈连忙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母亲兴奋地问。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辆永不能抵达的列车上,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等待她的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