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的英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真相考证

　　由于苏共方面事先未曾就“秘密报告”一事向中共方面打过任何招呼，更没有邀请中共代表团列席秘密会议，中共对此事毫不知情，认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是“搞突然袭击”。吴冷西先生在其《十年论战》一书中说：“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搞突然袭击，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使各国党很被动。”

　　事实上，不仅中共方面有这种感受，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乃至苏共20大的代表们也都有同感。苏共一位与会代表后来回忆听“秘密报告”时的感受说：“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座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与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

　　在其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官方一直没有正式公布赫鲁晓夫的报告文本，给这份“秘密报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引发了世人各种猜测和解读，其中颇多曲解和误读。

　　本文以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为根据，考证“秘密报告”的来龙去脉，以期尽可能搞清楚这一重大事件的真实面目。

　　赫鲁晓夫是“揭开内幕”的唯一倡导者?

　　过去提起“秘密报告”，人们往往会以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为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指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一系列冤假错案被揭露出来，特别是“在贝利亚被捕和就他的案件进行侦查之后，揭露出了那些对我们隐瞒的秘密动机，这些动机引发了极其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并使许多好人死于非命”。

　　这些问题让赫鲁晓夫深感不安，他感到有必要揭开内幕，弄清侦查究竟是如何进行的，都是怎样逮捕的，一共逮捕了多少人，有哪些逮捕所需的原始材料，后来就这些逮捕进行的审讯又说明了什么。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这些问题，建议详加分析。但是主席团的其他委员，“无论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还是卡冈诺维奇，都没有投入揭露秘密动机的战斗。”米高扬对揭露不公正现象既没有采取积极行动，也没有予以阻拦。

　　上述回忆力图表明：赫鲁晓夫是“揭开内幕”的唯一倡导者，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委员都不够积极和主动。然而，俄罗斯解密档案证明：这不是事实。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保存的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米高扬的回忆材料指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一系列冤假错案被公布出来，他陆续接到受迫害者家属提出的关于重新审查案件的请求，并将这些请求转给了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这些案件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彻底平反。

　　这让米高扬非常惊讶，他开始思考：我们负有怎样的责任，为了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应当做什么?鉴于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第一个没有斯大林参加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米高扬觉得应当做些什么，诚实地向大会代表们讲述真相，求到人们的原谅，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名誉和尊严;否则，拖到下一次大会—“所有的人将会有法律根据认为我们是所犯下的罪行的完完全全的罪人。”

　　米高扬建议主席团成立一个权威委员会，调查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切文件及其他材料，认认真真地搞清楚关于镇压活动的所有案件并且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赫鲁晓夫听了他的建议，表示同意。

　　这份回忆材料表明，米高扬也是“揭开内幕”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苏共20大上的表现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月16日，也就是苏共20大召开第三天的晚上，米高扬作了极其尖锐的批评性发言，他认为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苏共没有集体领导，并且第一个直接点了斯大林的名字，认为斯大林在其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阐述的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战后就会分解的观点以及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生产额“将会减少”的观点，“未必会对我们有帮助并且未必是正确的”。

　　米高扬对斯大林的经典著作提出公开质疑，还呼吁历史学家们从新的角度按照新的方式对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阐述过的很多事件重新作出解释。这一批评性发言不仅震动了与会代表，而且让应邀参加苏共20大的兄弟国家共产党代表团深感诧异。当时中共代表团从莫斯科发回北京的电文中就指出，“米高扬公开批评斯大林，并对斯大林领导时期作了一些估价”。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米高扬至少是“揭开内幕”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正如俄罗斯学者В.П.瑙莫夫所指出的那样：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竭力想把自己描绘成是唯一一个争取将“秘密报告”提交到20大会议议程上去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实情。

　　“秘密报告”来龙去脉

　　真实情况是，苏联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通过非法迫害、严刑拷打等方式捏造案件的事实和罪行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引起了苏共高层的注意。1955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以波斯佩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1935—1940年间对联共(布)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其他苏联公民大规模迫害活动的所有材料。

　　1956年2月1日，正被囚禁的原苏联国家安全部负责特别重要案件侦查的Б.В.罗多斯被带到苏共中央委员会，回答主席团委员们的质询。罗多斯的供述证明：斯大林本人亲自领导、发动了刑讯和镇压活动，“我被告知科肖尔和丘巴尔是人民的敌人，作为一名侦查员我应当迫使他们承认：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我认为我是在执行党的任务。”罗多斯的供述，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非常震惊。

　　鉴于专门委员会这时已经掌握了很多证明斯大林曾经直接领导了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具体事实，赫鲁晓夫建议将这些事实写进报告里，提交给党的代表大会。别尔乌辛、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对这一建议均表示赞同，莫洛托夫则在发言中表示：报告中应当指出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斯大林的作用。伏罗希洛夫支持莫洛托夫，提出应当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些事实，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讲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调查结论为时过早。但是，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没有受到会议的重视。米高扬首先表示反对他们的意见，М.З.萨布罗夫也表示反对：“假如事实是确凿的，那么难道这也是共产主义?对此不能原谅!”

　　赫鲁晓夫在对会议进行总结时强调指出，为了党的利益应当作出决定，“斯大林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他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方式。他毁灭了党，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一个人所应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问题，但应当确定一个方针—将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他要求“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这次会议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第一次明确而尖锐地辩论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把斯大林说成是大规模镇压活动的组织者。

　　2月初，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70页的报告文本，报告引用了大量的重要文件，证明斯大林在30年代下半叶开展了大规模镇压活动，一个个反苏组织、反苏集团案件是侦查员们捏造的，是严刑拷打的结果，而且这些严刑拷打是经过斯大林亲自批准的。

　　报告的结论指出“И.В.斯大林两次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批准了对社会主义法律的最无耻践踏”，以及“对无辜者们的最残酷的严刑拷打和肆意诽谤”，“没有比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活动更沉重、更令人痛苦的一页了，无论怎样都证明不了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活动是正确的”，“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

　　2月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听取波斯佩洛夫汇报，报告的内容震惊了与会者。米高扬回忆说：“波斯佩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汇报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并且声音颤抖。我们大家都惊呆了。”

　　汇报结束后，赫鲁晓夫提出“应当表现出说真话的勇气”。他的意见是对代表大会讲，应当仔细考虑一下怎样讲?对哪些人讲?“假如不讲的话，那么我们对代表大会就不诚实。”他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一个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讲一讲造成个人崇拜的原因以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双手、一双不诚实的手里的情况。”

　　赫鲁晓夫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而莫洛托夫则再一次试图说服主席团委员们，报告中应当有“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的表述。他对此提出了论证：党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生存并工作了30年，党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在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并且在战争中成为一个强国。卡冈诺维奇赞同莫洛托夫的意见，主张“应当用冷静的头脑对待问题”，“应当从政治角度对报告文字进行润色。”伏罗希洛夫在呼吁与会者要谨慎从事的同时，认为斯大林同党的敌人们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残酷斗争，“斯大林是在跟敌人们的斗争中变得极为凶狠的。”

　　赫鲁晓夫对辩论进行总结时指出：“在应当向代表大会讲出真相这一点上没有发现有什么分歧。是的，发言中存在着细微差别，应当注意到这些差别。我们大家同斯大林一道工作过，但是这不能束缚我们去谈有关他的情况”，“我们不要羞于讲，不要害怕”，“应当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报告，应当吸收所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参加。谁来做报告—应当斟酌。”

　　中央全会决定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苏共20大快要结束的一次会间休息时，他向其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提出，必须向大会代表们“揭开内幕”。在经过数次激烈的辩论和他的耐心劝说之后，其他主席团委员最终接受了他的意见，大家同意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向代表大会做一个专门的有关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然而，解密档案文件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一说法同样违背了客观事实。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原苏共中央档案馆)将苏共20大的会议材料解密了，档案卷宗里有一份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188号会议记录摘要：“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是必要的”;“确定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

　　俄罗斯历史学家Ю.В.阿克休京和А.В.佩日科夫在卷宗里找到了有赫鲁晓夫签名的在同一天召开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会议记录原件，该文件反映了赫鲁晓夫当天主持全会时的情况：“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形势和材料之后，感觉到并认为有必要在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上，在秘密会议上(看来，这将要在那个时候进行：即讨论报告、讨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的候选人：中央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及其候补委员的时候，将没有任何客人的时候)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在主席团里我们商量好了：委托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来做这个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会上没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赫鲁晓夫宣布会议闭幕。

　　上述档案卷宗和会议记录证明，是否向苏共20大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在苏共20大召开之前，就已经在中央全会上解决了，而且全会决定：将在大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由赫鲁晓夫亲自来做这个报告。也就是说，在苏共20大的秘密会议上做“秘密报告”，并不是赫鲁晓夫个人作出的决定，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全会集体作出的决定。

　　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苏共20大快要结束的时候，在秘密会议上作这个报告呢?笔者研究认为，无论是赫鲁晓夫本人，还是米高扬或者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事先对能否顺利地作成报告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单单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这一层面，对报告内容就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和激烈争论，经过多次辩论和一定妥协之后才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中央全会是否同意向党的代表大会做这个报告?党的代表大会又是否愿意听取并接受这一报告?赫鲁晓夫等人心里没底。

　　这时，政治技巧发挥了作用：由赫鲁晓夫向代表大会做“秘密报告”并没有正式列入大会议程，而只是主席团向中央全会提出的建议，而此时中央全会由于对主席团所建议的内容—也就是“秘密报告”的内容—并不清楚，因而自然会接受主席团的建议。这样一来，主席团就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一者，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并不是事先正式列入苏共20大议程中的工作，因而无需像党的工作总结报告那样必须提请大会讨论;二者，万一报告写得不理想或出现其他问题，也可以收回建议。

　　当时困扰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另一个问题是：一旦人民群众了解了斯大林时期镇压活动的真相，将会引发怎样的爆炸性反应?苏共中央将如何收场、控制局面?这也是主席团委员们发生意见分歧的焦点问题之一。

　　其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主席团的顾虑并非多余。2月16日，米高扬在代表大会上直接点名批评斯大林，就遭致了不少代表的谴责，并且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很少得到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特普利采市党组织负责人致电代表大会，“不同意右倾的米高扬的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

　　米高扬的发言，不管是否出于赫鲁晓夫的授意，抑或双方达成的默契的结果，还是他自己的独立行为，客观上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做了火力侦察。

　　2月25日凌晨，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赫鲁晓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长达四个多小时，最终实现了原定计划。根据档案文件《1956年2月25日凌晨苏共20大秘密会议速记记录》，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宣读了代表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赞同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责成苏共中央继续采取措施以保证完全克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国家和意识形态工作一切领域的后果，严格实施伟大列宁所制定的党的生活的准则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

　　最后，布尔加宁还特别说明：“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目前没有公布，但是这些材料将分发到党的各级组织。”

　　50年后，俄罗斯《莫斯科新闻周报》于2006年2月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向受访者发出调查问卷：“您怎样评价赫鲁晓夫所做的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对此，有64%的受访者持“肯定”评价，17%的受访者持“否定”评价，19%的人认为该报告“既有可肯定之处，也有可否定之处”。

　　从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赫鲁晓夫等人选择在苏共20大快要结束的时候，在秘密会议上，向党的代表大会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不失为一种精明的政治策略;事后，赫鲁晓夫向兄弟党抑或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向党的代表大会做“秘密报告”是在苏共20大召开期间并且是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才作出决定的，也是考虑到党内和苏联公众以及国际上的反应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

　　报告文本事先经主席团修改同意

　　关于“秘密报告”，长期以来盛传一种说法—报告内容事先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查，赫鲁晓夫做报告时手里拿着的仅仅是一份提纲，尚未最后形成文稿。

　　俄罗斯解密档案表明，根据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受命起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吸收其他中央书记参加“秘密报告”的起草工作。2月15日，赫鲁晓夫召见另一名苏共中央书记谢皮洛夫，让谢皮洛夫为报告准备新材料，18日谢皮洛夫写完报告。同一天，波斯佩洛夫也向赫鲁晓夫提交了由他本人和阿里斯托夫共同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草案。

　　2月19日，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提交的报告文稿的基础上，参考了谢皮洛夫起草的报告文稿，以及不久前刚刚获得平反返回莫斯科的老布尔什维克А.В.斯涅戈夫的信，向速记员口授了又一份报告文稿。俄罗斯历史学家В.П.瑙莫夫对比分析了这几份报告文稿后认定：“赫鲁晓夫在仔细推敲报告的结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的不少表述和措辞要比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共同起草的那份报告更加尖锐和激烈”，赫鲁晓夫的这份口授报告“成为他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的报告的基础”。

　　2月23日，赫鲁晓夫将最后的报告草案文本分发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委员会书记们，他们在阅读了这个文本之后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并且总体上同意了这份报告文本。

　　比如，在发给苏斯洛夫的那份报告文本中，不少地方用红、蓝铅笔作了着重记号和修改，除了文字编辑上的修改之外，还有“瞧，竟然是‘亲爱的父亲’!”这类相当有趣的标注。在讲述战争开始的时候的有关情况的段落旁边，用蓝色的铅笔标注道：“对未来的教训”;在讲述列宁格勒案件那部分内容的上边用蓝色铅笔作了批注：“1943—1944年践踏了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和车臣人等民族的民族权利”;结尾部分提出了警告：“我们不可以在代表大会范围之外提出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在报刊上提这个问题”，边页上还用蓝色铅笔补充了这样一句话：“不要向庸人露出伤口。”

　　发给谢皮洛夫的那份报告文本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应当讲一讲“英国人(丘吉尔)预先通知了我们+苏联驻德国大使馆(杰卡诺佐夫)也预先报告了即将会爆发战争”;应当用“关于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妇女、青年—苏联人民和后方的作用”这些词语，来补充一句话，即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对报告的结尾部分作了比较多的集中修改。报告结尾处，对于斯大林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的态度有一番评价：“每一个政治局委员都能就斯大林对待政治局委员们的不逊态度讲出很多东西来。比如，我给你们讲述这样一个事例。有一次，在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将几个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召到他那里。我们来到他的别墅，开始讨论一些问题。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桌子上有一大堆文件材料将我同斯大林的视线隔开了，以至于他看不到我了。斯大林恼怒地嚷叫起来：—你干嘛坐那里?!你是怕我毙了你?不要怕，我不会毙你，坐近些。这就是对政治局委员的态度。’”这段文字被删掉了。

　　俄罗斯历史学家Ю.В.阿克休京、А.В.佩日科夫、В.П.瑙莫夫等人都发现了上述档案文件。В.П.瑙莫夫教授在对这些文件进行认真阅读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2月23日，赫鲁晓夫报告文本被分发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同意了报告内容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报告文本于2月25日前最终校订编辑好了。”“这基本上就是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宣读的那份报告。”

　　从上述“秘密报告”的形成过程看，所谓报告内容事先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的说法毫无根据，声称“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违背了党的代表大会的传统做法—党的领导人的政治报告文本事先经过政治局或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批准”的说辞，也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