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破碎海滩任务: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的开放创新 袁刚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的开放创新   袁刚

   提要：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源于意识形态，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创新。政教合一的党政体制源于苏联模式，邓小平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突破苏联模式，摒弃十月革命“送来”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兼容并包更加开放，吸收中外文明成果。意识形态的开放创新、宽容和谐，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关键词：政治体制  改革开放     意识形态  苏联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自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搞改革开放，清算极左思潮和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市场经济，三十年来面貌大变，各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经济连续十多年高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当今中国，人们期盼中央政府顺应时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民主迈出切实的步伐，希望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有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开创新的政治局面。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谈何容易，不仅牵涉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而且牵涉到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谈论，上下谈沦得也很多，邓小平就讲过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改革政治体制。但意识形态却不能碰，成为最敏感的禁区。而不谈论意识形态创新，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流于空谈或走形式。因为中国现行一整套政治体制都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政教合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并非通过民众普选获得，而是意识形态的规定。也正因为如此，谈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论意识形态的创新，意识形态不创新，在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改不动的！改也只是在行政体制上改一改，如精简机构等，改得也很艰难。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是苏联“送”来的，连同一整套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也移植到中国。从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开始，苏联那一套“党在国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经由国共两党之手在中国逐步建立。当然，民国初年的西式共和宪政也的确是搞得一团糟，激进的革命党人于是认准了走俄国人的道路，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序方略”，先用武力“以党建国”，再“以党治国”，待将来局面大定，再“还政于民”，实行宪政，这样在民国国民党掌政之时，民主的份量也就下降。中国共产党则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党，曾受苏联控制，1949年用暴力推翻国民党建立红色共和国，马列主义于是成为全中国人民都必须顶礼膜拜的意识形态，不仅政治体制照搬苏联，经济体制也按苏联模式搞计划经济。毛泽东思想则被称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全党智慧的结晶。由于脱离社会实际，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在高调的意识形态鼓噪指导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断遭受挫折，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此时的意识形态已完全宗教化。粉碎极左的“四人帮”之后，新任总书记胡耀邦把过去那一套教条僵化的意识形态批之为“假、大、空”。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可以说是文革极左浩劫的反弹，所以又被称之为拨乱反正。但拨乱反正首先遇到的就是意识形态障碍，华国锋、汪东兴死抱毛泽东的幽灵提出“两个凡是”，要遵循毛的遗愿仍然反修防修，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激进革命。邓小平、胡耀邦等费了很大功夫，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才突破重围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杀出一条血路，解放思想，才真正开启了改革。改革开放就是突破旧的教条，突破僵化意识形态，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特别是开放，打开国门，重新向发达的西方学习，承认自己落后，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提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改革路线。于是用四个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取代了高调虚幻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中国的改革，可以说就是从淡化马列毛高调意识形态开始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困扰和斗争仍十分激烈，以致每一项新的改革措施的提出，都会遭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质疑，改革的最大阻力竟是来自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八十年代初一些在文革浩劫中遭受到残酷迫害的老干部，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如文革前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文化部长周扬等，通过对文革的反思，由原先的极左意识形态的吹鼓手，转变为勇敢的批判反省者，他们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并支持了对人道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也存在异化，文革就是异化，这个讨论从马克思主义内部突破僵化的旧教条，对苏联模式斯大林主义的党政体制有深刻的批判反省，为政治改革提出了民主的方向。但另一些老资格的党内意识形态专家，如毛泽东的前秘书胡乔木，刘少奇的前秘书邓力群，则仍然坚守极左的马列毛教条化的原教旨意识形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讨论被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进而在全国范围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毗邻香港的改革开放 “特区”深圳也被批得难以为继，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抵制了以原教旨主义者面目出现的老左派，提出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不包括经济领域，邓小平也大力支持深圳特区试点，大力倡导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使西方经济学率先在学术思想领域站稳脚跟，并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打开了僵化意识形态的缺口。

        邓小平理论在改革过程中也逐步形成，并逐步取代旧的僵化的马列毛意识形态。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三大”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毛泽东时代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高调意识形态进一步被淡化。但邓小平在中共党内原教旨主义左派势力的压力下，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又反复强调既要反对右，但更主要的是反对左，并且两手都要硬。两个基本点就是既反左也反右，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搞经济建设，“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不允许极左势力干扰改革的大方向，也不能容忍把改革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排除右的干扰，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学西方的三权分立，坚持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怎么搞经济建设？回答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等在马列原典中是被批判的，苏联中国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都搞计划经济，并长期被意识形态化为衡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水岭。但计划经济却使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低于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被后起的亚洲“四小龙”甩到了背后。务实的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说是很有魄力也很负责任的。但姓“社”姓“资”的质疑马上随之而来，邓小平又一再突破马列毛教条，1992年“南巡讲话”，明确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非衡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并以其老革命家的权威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要埋头苦干一心一意搞建设，不要在争论中浪费时间，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使中国改革突破意识形态重围，获得了连续十多年经济两位数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改革从破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到破除计划经济，马列毛意识形态紧箍咒在经济领域是一步一步地被淡化消解，这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邓小平将这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市场经济加社会主义的新路，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

        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也要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谈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并明确了民主法治的政改方向，不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声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并说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要同步推进等。然而三十年来经济改革一路斩关夺将高歌猛进，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使国家经济生活有声有色充满活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甚至于行政体制改革却总是步步落后，中央也并非不想改，想改却改不动。从朱镕基总理到温家宝总理，上台主管国务时都面临庞大的党政干部体制，提出精简机构，提高政府效能。但是机构减了人不减，工人可下岗干部却不下岗，不仅干部人头减不动，而且机构减了过几年又扩张膨胀。行政体制也党政不分，党管干部，干部特权任何人也撼不动，要想改革困难重重。在市场经济金钱物欲刺激下，政府机关盛行各种不正之风，干部官员大批大批地贪污腐败，成为上上下下普遍存在的弊政，各种文件总结教训都说是“监督不力”，但为何监督不力，则牵涉到政治体制，就不敢再追究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禁区。我国现行的党政体制，仍旧是僵化的苏联模式。党的核心统领政治局书记处，层层任命部长、书记、封疆大吏乃至县长、科长，虽有人大、政协、民主党派装点门面，在政治协商方面有些改进，但党天下书记第一把手说了算，党政不分的局面依然我故，政治体制仍然是孙中山“以俄为师”时引进的“党在国上”那一套，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监督机制。这套体制的合法性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仍然是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来论证来支撑，经济体制改了，但政治体制是根本，想改也不敢改，因为涉及到意识形态，政教合一原则谁也不敢触动，改了就被说成是变了色，成了“颜色革命”。

        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创新，反对原教旨的教条主义也并非不重视，邓小平理论就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创新。随着反对精神污染极左回潮的失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理论界也曾再度开放，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上海市党政领导江泽民、朱镕基等支持下，民间出现了新权威主义论说。新权威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完全剥离了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所本乃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 P)所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国要学习的榜样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而是新崛起的东亚资本主义“四小龙”韩国、台湾等。以前被中共诋毁看不起的美帝“傀儡”南韩朴正熙、台湾蒋经国政权的经济腾飞，的确让革命一辈子的中共元老感到震撼。朴正熙、蒋经国、李光耀等也都是政治上的独裁者，但他们在经济上放开，并且用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使同样受儒家文化熏陶过并曾贫穷落后的东方四小块乐土步入了现代化，令人刮目相看。这也是对毗邻的社会主义中国最直接最严重的挑战。新权威主义主张先经济后政治，在经济发展之后再进行民主化改革，强调转型期的集权稳定与秩序。邓小平对此很欣赏，也用强力自上而下推行市场化改革。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当改革出现动荡，邓小平感到威权受到挑战有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时，竟动用军队进行镇压。邓坚信中国不能乱，乱了就会毁掉“四化”大业，回到孙中山所面对着的全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因此十几亿人口的中国需要权威，这个权威是“新权威”，有人称之为“开明专制”。当然邓小平也不否认民主，他在1992年南巡时曾说50年以后大陆也可象香港一样进行普选，但现在时机未到，应一心一意搞建设，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经济。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整体垮台对中共是又一次极大的震撼，中共承认国际共产主义已处于低潮，九十年代初搞了一阵子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时又强化左的意识形态宣传灌输，但被邓小平制止。邓小平不想扛国际共运的大旗，提出韬光养晦，埋头搞好自己的经济建设。江泽民主政后，从上海带来复旦大学新权威主义者王沪宁，帮助他发展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上突破了马列限定的共产党只代表先进工人阶级利益的局限。原教旨“左王”邓力群批评为不合马列原理，但是，却切合中国当今实际，扩大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并进一步淡化了阶级斗争，可以团结更多的人来搞现代化建设。

        另一方面，中共历次党代会也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马、列、毛高调理想主义虽反复宣传灌输，仍难以维系人心，于是转而激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由海外港台再传入的新儒家思想，也开始得到官方默许、认同、赞助。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天人和谐、为政以德，江泽民也提出“以德治国”。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适时提出“综合创新论”，要把新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跨入新千年后中国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增涨，中共完成了邓后“第三代”核心向“第四代”核心的权力平稳交接，但胡、温又面临完善市场经济新秩序实现社会均富的新难题，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在推动中国全民逐利拉动GDP大幅上升的同时，也使社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等不和谐现象，人民的满意度在下滑。故胡、温上台后又有针对性地提出回归社会主义公平，要使全社会享受改革的成果。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提出道德教化“八荣八耻”警句之后，又提出了儒家化的“和谐治理”观，要构建和谐社会，应该说是中国社会转型改革重要关头，中共理论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再创新的开始。

        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需不需要一个意识形态或者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从上层中央到下层民间不少人为此反思冥想，胡锦涛上台明显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隐隐不公开地推行了许多控制言论钳制思想的措施，但在高科技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效果只能是负面的。在中国近现代以来，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从来就没有获得什么好的结果，从蒋介石的“党化”教育到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人的思想最终是控制不住的，控制住了反倒意味着国家的落后民族的愚昧。文革初林彪说过：“中国有七亿人口，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行吗？这个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其实这句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讲：“中国有七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行吗？”林彪垮台后广州出现的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就说中国若只有一个毛泽东思想，等于取消七亿个大脑的思考。文革结束后中共也承认晚年毛泽东的思想是错误的，引领亿万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极左错误的弯路。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甚至说，若中国当时不走弯路搞文革，早搞改革开放，则当时在亚洲崛起成为东方第一经济强国的就轮不到日本，中国早二三十年就崛起了。错误的意识形态引领中国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而且事实证明“此路不通”，于是才有邓小平拨乱反正搞改革。

        改革的同时还要开放，不开放象文革时期那样中国人坐井观天，革命加拼命“唯我独革”，自以为了不起，自己穷得不可开交反倒高喊支援世界革命，要去解救全世界三分之二还未解放的人类，而一旦打开国门一比较，发现真正落后的正是自己。所以，开放与改革同样重要，不开放面向世界就没有比较坐标，关起门来搞建设没有出路，闭关锁国正是近代以来中国陷于落后的根本原因，没有开放，改革就不会成功。什么是开放？开放不仅仅是经济上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还要解放思想，允许对外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和平共处，开放还意味着放弃意识形态唯我独尊地位，放松思想控制允许外来思想、主义在中国自由传播。其实，现代中国许多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外来舶来品，“五四”时期北洋军阀无力控制思想，才有了短暂的思想的自由和开放，开放对中国具有最伟大的意义，正是开放才最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但南北军阀割据被国民革命军“统一”后，思想自由也被“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原则所取代，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后，意识形态的专一犹更甚之，使思想重又回到封闭状态。开放，就是打破思想封闭，开放，就是思想自由，经过不同思想的自由撞击，会让中国人上上下下更聪明更自信，更清醒中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富国强民之路。开放，就是政教分离，放弃意识形态独尊，允许思想意识的多元，放弃传统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再独尊马列毛，而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也的确做了许多创新工作，吸收了市场资本主义和新儒家许多思想，但仍然不遗余力地维持意识形态独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仍然以马列主义教条来维系政权的合法性。胡锦涛一上台就搞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简称“保先”运动，而所谓先进不先进，并非自己说了算，要看实际施政中的表现。中共有7千多万党员，个个都具有先进性这不太可能。但先进性是意识形态名词，指的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入党是要求进步，故党员的先进性其实是意识形态规定而非实际。当然，“保先”虽陈腐空洞，但在当今官僚主义腐败盛行的党员干部中，加强一些道德自律教育，多少还有点意义。然先进性既非天然也非教育可得，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预言也早已失效，如何继续以意识形态来维系政权维系人心？这就使得当前中共理论创新的任务更加紧迫！还有许多实际工作要做，而突出的一点，就是要有度量做到兼容并包。

        马克思主义“宏大的叙事”有一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否则，政治制度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或阻碍了经济发展，革命危机就会出现。而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很大，政治体制改革却是光打雷不下雨，经济基础已是市场经济，中国政府主动申请加入了WTO，费尽心力要求西方各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政治体制却仍旧保持苏联党政模式。这套落后的政治体制连苏联自己都抛弃了，中国却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坚持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这就使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出现很大反差，出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所说的“名不正，言不顺”的状况。如私有、失业等被马克思定为剥削阶级资本主义的专利，如今中国搞市场经济了，私营企业多了却名之为“民营”企业，私有经济名之为“非公有经济”，失业十分严重却又名之曰“下岗”，似乎社会主义的下岗与资本主义的失业不一样。政治上马克思列宁批判过资产阶级官僚和警察，新中国于是把所有官都改称之为干部，警察改称民警，即人民的警察，都是人民的公仆，以示与资产阶级不一样。钱也改称人民币，似乎与马克思批判过的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干，然而，人民币与港币作为货币又有什么差别呢？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可以不讲姓社姓资，但政治等许多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上却仍在讲姓社与姓资，搞资本主义又生怕被人说成是资本主义，乱贴社会主义标签，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而最终恐怕是事难成啊！

        举一个实例，世界首富美国的比尔.盖茨在中国投资办公司，大把大把赚中国人的钱，让中国政府欣喜，但当这位全球最大资本家要在中国申请办慈善基金会，用他赚到的钱反馈中国救助弱势群体时，则让中国政府为难。因为宣传部门长期向人民灌输的都是资本家剥削阶级是如何腐朽心黑，共产党才是救助贫穷民众的“亲爹娘”，现在资本家不但不黑，反而极其善良，而且象比尔.盖茨这样的资本家数量还不少。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的世界首富洛克菲勒家族也有慈善基金会，著名的北京房山古猿人化石发掘，就是得到洛克菲勒基金资助而得以进行的。这样的资本家不是越多越好吗？但这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却是颠覆性的，党的宣传部门不顾事实对国内外资本家进行了大量妖魔化，然而现在为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又毕恭毕敬地请海外资本家进来，这就使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极端矛盾尴尬的地位。盖茨声称仅给自己两个孩子各留一千万美元，其巨大财富将全部反馈给社会，包括印度、非洲各国都设立了盖茨的慈善基金分会，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慈善款，中国政府限于意识形态的尴尬却不敢接受，不敢批准盖茨在中国设立慈善基金会，怕的就是颠覆中国的意识形态。外国资本家来赚中国人的钱欢迎，给钱救助中国穷人则不要，要给钱只能给中国政府，而绝不允许善良的资本家把钱直接送到需要救助的贫苦百姓手中，以免人民误以为资本家伟大而党不伟大，这又成何体统？农村现代化建设也美其名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学习的榜样居然是资本主义韩国的新村建设。新村就新村，又有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呢？要搞市场经济又避讳资本主义，只能是名不正言不顺了，既不合马列本本教条，又不合现实实际，深究起来，政府就难堪。其实，若农村真能建成美国式资本主义大农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也就实现了。由此看来，在中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意识形态仍然作为愚民工具，可以指鹿为马，“定黑白于一尊”，成为改革的拦路虎。意识形态的话语解释权只能属于党中央，而绝不允许民间触动。而意识形态不松动，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也就难以有实质性的革新。所以，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伴之以意识形态的创新，甚至意识形态创新更为紧迫。

        意识形态创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比较而言，先进行意识形态创新也可减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和成本，毕竟改革政治体制会触犯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故应持重渐进。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创新绝对不是推翻共产党，因为宪政多元政治格局中必须容许左中左甚至极左的存在，且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虽然是武力决胜负但仍可以说是历史选择。国民党也以俄为师也很专制。虽然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言过其实，但搞垮了重来天下大乱，遭殃的仍然是百姓，所以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应该尊重，有秩序的渐进改革才是当今中国的最佳选择。但共产党也要与时俱进改变面貌，抛弃陈腐的旧观念旧理论，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发展出发，创新意识形态和改革政治制度。文革浩劫、苏联垮台的教训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经验，要好好总结，共产党应继续改革与开放，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则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我们也应体谅到，共产党改革派也有他们的难处，在左右夹击下邓小平提出“不争论”已经是很不容易，而如今胡锦涛的权力地位也没有达到敢于触动党政官僚既得利益阶层的地步。上层对于意识形态的谨慎和顾忌，超过下面民众，否则，讲错一句话，都会被人揪住辫子认为是离经叛道，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招致胡耀邦式的下台。因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本来就来自意识形态，所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手软”，就可能在党内站不住脚。所以，改革政治制度特别是意识形态创新，要格外小心，要循序渐进。令人惊喜的是，我们注意到中共宣传口意识形态部门最近有一个提法有了微妙的变化，以前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现在邓小平理论则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由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面上看提法似乎差不多，但内涵可以说有了根本变化，马列主义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历史和铁的事实已经证明不是！不提“普遍真理”而着重提“中国化”，也就是要发展邓小平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认为这是中共意识形态创新迈出的重要一步。

        更令人高兴的是，《物权法》这个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经多次反复，终于在2007年春“两会”中获通过，说明中国私有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要仔细考察一下这几十年来的改革路程，我们就会发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相去已越来越远，虽然仍打着马列毛旗号，但卖的是不同的药。马克思主义以铲除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为宗旨。列宁主义更是认定资本主义已垂死，无产阶级到了最后革命的关头，又怎么可能与资本主义调和，与私有制市场经济相提并论呢？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是要整个地推翻资产阶级，消灭剥削，为达目的不惜使用暴力和专政。有人以《共产党宣言》中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语，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化、人道主义化，是不通的。君未见《共产党宣言》中豪迈的结束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我认为这句话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明确无误地宣称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作为历史“规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马克思所描述的那场宏大的革命，经过一百多年的试验，现在有谁还会相信能真正成功？“英特纳雄耐尔”---又猴年马月能够实现呢？毛泽东的大跃进，革命加拼命跑步“穷过渡”进入不了，邓小平沉痛地承认中国要返回起跑线重跑，我们尚处在相当低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几十代人的艰苦努力”。几十代人是个什么概念？是从秦始皇至今，连孔子的后裔至今也才八十几代！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努力实现那个毫无意义也实现不了的主义呢？

        其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不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无所谓初级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追求公平，资本主义追求效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都有价值，不存在“否定之否定”的取代关系，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手段和成果。搞市场经济当然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商品货币金融股票等办法，以市场为手段搞活和发展经济，这在中国已取得良好的效果。至于是不是马列主义，又有何妨？有什么了不起呢？中国也无须要永远用两个洋人当偶像，来吓唬老百姓。邓小平理论虽远离了马列主义宗旨，但却更切合中国实际，既追求效率又仍然追求公平正义，怎么说来还应该是一种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也都与马列基本原理及其斗争哲学相差万里，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发展，更切合现实世界的实际。当然，创新改革仍要继续，要逐渐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多元，使意识形态更加开放更加兼容并包，并不失时机有步骤地推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50年前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后开始了改革，与美国搞缓和，也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演变，即所谓“三和”，又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合称为“三和两全”。赫鲁哓夫的论调实际上与“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差不多，就是由“斗”转向“和”，求和平发展达致和谐。经济上赫鲁晓夫也搞自由市场自留地，工厂搞物质刺激，他的改革实际上为后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了头，指了路。但这一切改革当时都被极左的毛泽东批为阶级调和、修正主义，后又被苏联内部官僚集团逼下台，使苏联改革中断回归了斯大林体制。勃烈日涅夫不改革但也丧失了社会主义信仰，他心理明白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空话，却把坚守意识形态当着维护既得利益的法宝，因循守旧，使苏联在与美国的“和平竞赛”中败下阵来。直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容全部垮台，实际上也宣告了马列极左激进革命理论的破产。取代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苏联做不到，中国也做不到。马列主义不中用，用之于中国除了帮助国共两党争权夺权外，也没有什么实效，特别是和马列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由苏联输出的列宁斯大林模式的党政体系政治制度，现在更成了仍标榜空洞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的改革难题，成为主持改革的邓小平接班人的负担。高调马列理论与发展着的客观现实已严重脱离，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修正改革将其也抛弃得也差不多了。所谓发展马列主义，只能是抛弃马列主义，更多地吸纳资本主义因素。如此看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列主义，连苏联自己也彻底抛弃了，我们也应该正视检讨反思其在国家中的地位了！

        所以我们期待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意识形态上能有所突破，政治上突破已宣告失败的苏联模式。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一整套学说，早已为历史事实证明无效，不是规律也不是真理，为什么还要强迫13亿中国人民顶礼膜拜呢？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力吸收了市场资本主义因素，现在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又吸收了许多儒家思想，中共高层领导近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引用孔孟之道，对农民等弱势群体讲“仁政”，并说传统文化是中国的软实力。讲和谐、求中庸、弘中道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创新的新方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继续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进一步摒弃马、列、毛斗争哲学及张扬暴力的共产主义，在邓小平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政见“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主义。既讲和谐，就应更加开明，放松思想控制，上下妥协，让民间也有思想探索发展的空间，共同和谐地讨论中国的前途。已故中共元老陈云在总结思想路线时深有体会地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既不唯上级权威的马首是瞻，也不唯马列本本教条是从，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没有必要用别人“送”来且他们自己也抛弃了的超验的理论来指导我们改革，而是反过来应从改革的实践中总结抽象出新的理论来昭示未来。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创新上能有所突破，更宽容更有自主性，真正做到具有中国特色而非苏联特色，则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难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中国必将迎来更深入更伟大的改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