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破碎岭:“共和知识分子”领导了辛亥革命

◆围绕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力量问题，学界长期以来有很多的探讨。通常的看法是：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所领导的。历史学家杨天石则认为：这一说法太过笼统，也不尽准确。他更愿意把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称作“共和知识分子”。　本报记者　任思蕴
力量薄弱使民族资本家阶级难成领导力量
文汇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逐渐进入高潮。以前不少人认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但是就我们所知，您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您看来，究竟谁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杨天石：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通常的回答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或曰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我以为，这些回答过于笼统，也并不准确。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而且，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度，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怎么可能领导辛亥革命这样规模广阔的全国性革命呢？
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共和知识分子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革命党人代表哪一个阶级利益以及其局限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文汇报：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处于怎样的状况？
杨天石：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始出现，戊戌维新前后略有发展，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仍然十分微弱。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当时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包括学生、教员、企业雇员以及记者、医生等自由职业者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更不能把旧式商人以至小业主视为资产阶级。我们不能随意扩大资产阶级的队伍。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的英文版中，特别加了一个注，说明“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因此，我赞成已故丁日初教授的观点，不笼统地说资产阶级，而说资本家阶级。这个界定比较严格，易于进行科学讨论。
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统计，当时能称得上近代企业的不过1000家左右，能够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充其量不会超过1万人吧？如果加上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航运业、金融业和商业，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会大一些。有人根据1911年各地商务总会的会员数和商务分会会董数，约略估计当时民族资本家的数字为52630人。但是，商务总会的成员和分会会董的情况复杂，难以将其一概视为近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即使上述数字大体准确，对于幅员广大的中国说来，民族资产阶级也仍然是十分微弱的，难以担当领导辛亥革命的重任。
文汇报：在辛亥革命中，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是否对革命持赞成的态度？
杨天石：辛亥革命前夜，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参加了某些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运动，如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但在政治上，他们一般都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他们是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到了清政府镇压国会请愿运动，建立“皇族内阁”之后，他们才对清政府感到绝望，个别人如上海资本家沈缦云才转向革命。
从总体状况看，资本家阶级怕乱求稳，畏惧革命党人的激烈言论和行动。他们是在武昌起义之后才大量附和革命的。当时，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他们选择袁世凯。二次革命期间，除沈缦云等少数人外，他们更抛弃孙中山，赞成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在以后的年代里，也未见有多少民族资本家试图影响孙中山等人的政策并予以大量财力支持（华侨资产阶级有支持孙中山的，也有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应作别论）。
共和知识分子使辛亥革命有了全新意义
文汇报：从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来看，当时活跃在革命舞台上的主要有哪些社会力量呢？
杨天石：当时活跃的主要是四种社会力量：共和知识分子、新军、会党和立宪派士绅（立宪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和官僚）。立宪派士绅是武昌起义前夜或起义高潮中参加进来的，具有附和革命甚至投机革命的特点，他们参加革命对加速清政府的崩溃、促进各省光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不言而喻的。新军是武昌起义的发动者，也是若干省份光复的主要力量，但是新军的作用主要在后期，他们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共和知识分子。他们进过新式学堂，其军官中的不少人还留过洋。这是新军和“旧军”巡防营不同的地方。至于会党，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不能起领导作用。
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起领导作用的力量只能是共和知识分子。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的改朝换代，其原因，就在于出现了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共和知识分子，就在于共和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导作用。
文汇报：您为什么想到用“共和知识分子”一词来指称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
杨天石：与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以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新型知识分子相比，当时的这些新型知识分子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
辛亥革命前夜，中国逐渐出现留学热、办新式学堂热、出版新式书刊、报纸热等，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有些学者称为群体）。这个阶层发展很快，我们来看当年的留学生数量变化：1903年是13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8500人，1906年13000人；而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1907年是101.3万余人，1908年128.4万人，1909年则达到了162.6万余人。较之民族资本家阶级说来，这是一支数量较大、政治上更为活跃的社会力量。
就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投身革命的目的也还不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救国，振兴中华，建设一个强大的、实行共和制的“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国家。因此，我觉得，就其政治追求来说，称他们为共和知识分子比较合适；当然，就其社会身份来说，也可以称他们为平民知识分子。但是，如果考虑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特征，并和近代中国其他时期、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相区别的话，我觉得称他们为共和知识分子比较恰当。
文汇报：新型的共和知识分子毕竟也是从传统中走过来的，他们真的能告别传统、与传统的知识分子有天壤之别么？
杨天石：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在国内新式学堂读书、教书，出版新式书刊、报纸，这使得他们同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相比，具有全新的面貌：他们掌握声、光、化、电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天演学说，不再局限于子曰诗云；他们具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不再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臣当尽忠”等旧观念，而是崇尚卢梭等人的“主权在民”说；他们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主要服务于新兴的科学、文化，不必依靠地产和科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依附。
文汇报：新型的共和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毕竟，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推翻以清朝贵族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建设共和国，这是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知识分子难道不正是代表着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杨天石：共和知识分子本身不是资产阶级。他们大多是留学生、新式学堂学生，尚未进入社会生产关系网络，不存在对资本家的依附关系，和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无关。即使他们中的少数人已经受雇于新型企业，但他们也是雇佣脑力劳动者，不属于资产阶级。
诚然，反对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推翻以清朝贵族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建设共和国，这是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难道不代表民族利益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仅仅把他们看成是资本家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代言人，实际上缩小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内涵。何况，他们中的若干人还批判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程度的反资本主义色彩呢！
辛亥革命时期共和知识分子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前所未有的类型。共和知识分子产生的主要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他们投入社会政治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希望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挽救祖国。至于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
共和知识分子本身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所谓“广义的资产阶级”），和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民族资本家阶级的产生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如果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尚未出现近代企业，辛亥革命还会不会发生呢？我以为，只要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不变，只要中国产生了一批共和知识分子，那么，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总要发生。相反，如果中国不出现一大批共和知识分子，那么，即使民族资本主义更发达，资本家阶级的阵容更强大，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也不会发生，倒是为资本家阶级所支持的立宪运动会成功。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辛亥革命是共和知识分子领导的。
文汇报：共和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时期具体发挥了哪些领导作用？他们身上的哪些局限性，注定了辛亥革命最终难以彻底成功？
杨天石：共和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的领导作用具体体现在：制订了革命纲领，孕育和传播了革命思想；组织和领导了各革命团体；发起了多次反帝爱国运动；组织领导了历次武装起义；成为南京临时政府中的领导主体。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必须和其他社会力量相结合，才能对社会变革发生强大的作用。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在于，在得不到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找到和中国社会人数最多、革命潜力最为深厚的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又没有像后来的共产知识分子一样获得有力的国际支持（苏俄和共产国际），因此，其挫折和失败有历史的必然性。
共和知识分子同情和向往社会主义
文汇报：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除了您所说的共和知识分子外，还有维新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三类知识分子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怎样一种思想谱系？
杨天石：维新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共产知识分子（或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的三种主要知识力量。维新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他们只搞改良，不搞革命；主张君主立宪，不搞民主共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后来的立宪知识分子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是共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又不同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影响，希望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将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当然，这批知识分子中也有一些人只接受民主革命，反对社会革命，千方百计地要将“社会革命”改为“社会政策”。这部分人，后来成为共和知识分子中的右翼，五四运动以后成为自由知识分子。
共产知识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主要就是这样一批共产知识分子。
三种知识分子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维新知识分子转化为共和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转化为共产知识分子的情况很多。这种转化，并非由于阶级利益的变化，而是思想的变迁。
文汇报：您特别提到了共和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今天看来，这种同情和向往似乎具有特别的意味。
杨天石：的确，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不少新型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批判或反对资本主义，并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
比如邹容，他1903年写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革命军》一书，但没过几天，他就宣布对《革命军》不那么有兴趣了，现在要写《均平赋》了。所谓“均平”，正是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早期传播时的同义语。
1907年，东京中国革命党人中有一个社会主义讲习会，每会必讲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其成员有张继、刘师培、陶成章等。当然，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无政府主义。那时，在中国革命党人中，不同程度地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不在少数。辛亥革命前后，有那么一个阶段，拿破仑、华盛顿不那么吃香了，卢梭也不那么吃香了，吃香的是巴枯宁、蒲鲁东，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受到许多人的信仰。这并非偶然。辛亥革命发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相对尖锐、工人运动相对发展的时期。既然资本主义有那么多问题，而共产无政府主义又显得那么美好，彻底地平等，彻底地公正，彻底地消灭了剥削和压迫，那么，一步跨进这个天堂岂不是很好吗？所以，中国革命中超越资本主义，避免以至恐惧、仇恨资本主义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文汇报：长期以来，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被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是否完全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杨天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完全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不准确。
孙中山不喜欢资本主义，但是他懂得，在当时的世界，特别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还是一种推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经济能力”。他既提倡奖励和以法律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又主张加以限制，防止其操纵和危害国计民生。在政权问题上，孙中山在1912年就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认为那只是富人的民主。后来又提出，要建设一个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真正民主的国家，还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显然，孙中山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他的某些思想恰恰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认为它们完全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说不通的。
文汇报：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更准确地理解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杨天石：早在1903年，孙中山先生就表示，西方社会贫富悬殊，不是理想世界。他声称社会主义乃是他一刻也不能忘记的主义。1905年5月，他在比利时访问社会党国际局（第二国际），要求接纳他的党，同时表示：将吸收欧洲文明的精华，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同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创立了民生主义概念，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走欧美老路。1912年，他觉得民族、民主革命已经成功，该是搞社会革命的时候了，于是大讲社会主义，推崇马克思。1915年11月，又致函社会党国际局，重申社会主义是他“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和愿望”，希望得到该组织成员的帮助，“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晚年，他甚至表示，要抛弃国民党，自己去参加共产党。
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孙中山的伟大追求和这些思想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不应该根据某些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对此加以挑剔。而且，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的思想如此，廖仲恺、朱执信，以至胡汉民、戴季陶、蔡元培、早期的冯自由，甚至安庆起义的熊成基，南社诗人柳亚子、高旭等，都有类似的思想。这是一个派别，有一群人。他们是和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平民”自居，力图寻求既救国、也救民的真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切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一百年前，武昌新军工兵营里的起义者，打响了辛亥首义的第一枪，盘踞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寿终正寝。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由此全新开启。
对于这场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给予怎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进一步深入分析，围绕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力量问题，学界长期以来有很多的探讨。
通常的看法就是：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所领导的。
对于这一看法，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在接受本报记者访谈时明确提出：上述说法太过笼统，也不尽准确。
因为翔实的数据和客观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尚且薄弱，难以担当这场伟大革命的领导力量。
那么，辛亥革命究竟由哪种力量所领导？在杨天石先生看来，这一领导力量就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他更愿意把这一领导力量称作“共和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前所未有的类型。
当时的情形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夜，中国逐渐出现留学热、办新式学堂热、出版新式书刊、报纸热等，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较之民族资本家阶级说来，这是一支数量较大、政治上更为活跃的社会力量。“推动他们投入社会政治运动的主要原因是救亡，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挽救祖国，振兴中华，并不是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当他们离乡去国，寻求真理的时候，当他们抛妻别子，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是如何使灾难深重的祖国免于瓜分，如何使可爱的民族免于沦为马牛。至于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
尤其是，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天然地具有同情和向往社会主义的思想因子，这一特征使他们的立场同民族资产阶级更是大异其趣。他们是和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平民”自居，力图寻求既救国、也救民的真理。杨天石说，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革命党人代表哪一个阶级利益以及其局限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