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皇集团旗下艺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

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年底起大规模的镇压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2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言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

「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全场骚动）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

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厂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全场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