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年有一群娃娃兵（上）

作者: 桑品载 2011-04-27 16:14:03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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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国民党的幼年兵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陆军部队里出现一群娃娃兵。

娃娃兵的形成，大致因以下状况：

第一种，父兄或长辈是官兵，他们混在部队里一起生活。

第二种，战火中与家人失散，遇到好心军人，收留在部队里。

第三种，父母将儿子托付给认识的军人，辗转来到台湾。

正式成为幼年兵总队一员，此照片上过当年美国《时代》杂志 （作者提供/图）

那时，国民党军队因屡战屡败，士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空缺”严重且普遍。如一个连，账面数字应该一百二十多人，实际也许只有三分之二，但实情不敢 上报，部队长怕受处分；上面不是不知道，却不查，因为部队在哪里根本不知道。于是粮饷照发，于是“空缺”变成了“吃空缺”。

聪明的大小部队长，为了使账面好看些，把娃娃兵的名字写在军册里，只需把年纪改一改，譬如十岁变二十岁，十二岁变二十二岁。如果父亲是营、连长，把十来岁 的儿子补名成为“兵王”上士，并不少见。不过，既然补上了名，吃粮拿饷，多少给些活干，传令兵、勤务兵，跑腿送公文，为长官买烟买酒，是多数娃娃兵的工作 内容。

各部队娃娃兵先以师为单位集中，再造好名册向凤山报到。“幼年兵连”扩充为“幼年兵营”。幼年兵总队从一九五一年起成立，到一九五三年解散，彼此相聚时间不足两年。

幼年兵本来就是“兵”，穿军服，出军操，有军阶，有薪饷，只不过那些在原部队当上士、中士的降级而为“兵”。解散了，年龄长了两岁，就当然更是兵。一千三 百人分配到三个地方：最多的一群七八百人，去学驾驶，学成后派到各单位当驾驶兵。有二十多人经过特别挑选，身体棒的，模样端庄的，到蒋介石官邸当“外 卫”，也就是卫兵，不过是离蒋介石身体最远的。另有两百多人，年纪最小，送到政工干部学校，为这些人成立“教导大队”，分两个中队，基本上接受文学校教 育，但还是得“允文允武”受军事训练。

我就是幼年兵。在我成为幼年兵之前，是流落在基隆港的一个小乞丐。

这个故事，得从一九五○年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说起。

来台最早的一张照片，约1950年8月拍摄 （作者提供/图）

那年，大约六七十个军人，来到我们洋螺村

那年，我十二岁。

国民党军队在舟山陆续出现，人数越来越多，和当时国共内战形势有关，即是，共军步步进逼，国军节节败退，到一九四九年，舟山是国民党在大陆仅剩的控制区，据国民党说法，军队有十三万人。

军队有的是整批开到，有的是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来投靠，还有公务员和眷属。一霎时，各种腔调的中国话同时出现，向来落后但平静的舟山群岛，像一锅烧开了的粥，热闹得沸腾。

我家在乡下，村子有个很怪的名字，叫“洋螺村”。住屋疏落，东海的水在村前流荡，海中有错落的小岛，父亲说，从门口望去不远的一个小岛叫馒头山，有一半是我们家的。不过，我从没有上去过，那里没一户人家，没什么好玩的。

祖父已逝，祖母是一家之主，她长年吃素，记忆里她几乎都关在自己房里念经，很难得和我们说几句话，难得的话大半在骂人。多年后才稍稍理解，她并不快乐──我的父亲是从小抱来的养子，母亲是童养媳，这是因为祖母只生两个女儿，没生儿子的缘故。

而且，她的长女（我的大姑）年轻时违逆父命，执意要嫁给自己选中的男人，祖父一怒之下，断绝往来。后来姐姐跟我说，大姑个性倔强，也怄了气，不来往就不来往。祖父死时她没出现，祖父死后祖母向她招手，也被拒绝。所以祖母常去二姑家，二姑嫁到王家，那个村子全姓王，村名就叫“登头王”。

我离开舟山那天，她就在二姑家。

那是个大日子，有一个连进驻洋螺村，每家门窗紧闭，当然还是看得见，事后大家也都承认在看。我爬上八仙桌，半张脸贴在白纸窗上向外张望，看见大约六七十个军人，前面的骑马，后面的走路，很累的样子，有的把长枪当扁担似的扛在肩上，有的当扫帚，拖着走。

他们进入文公庙，那是我家隔壁的隔壁，是我和姐姐、哥哥读书的地方。老师姓张。后来改成“文公国民小学”，老师还是他。

我们家有两艘大船、两艘舢板，十二亩田。田租给别人，父亲是个小船主，不过自己也出海捕鱼。渔获卖到厦门、上海，有次他回来，给了母亲一锭一两重的金子，据说那是他最赚钱的一次。母亲忙不迭把那块金子塞在谷仓里，不许小孩子看，不过，还是被我偷看到了。

作者简介

桑品载，1938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县一个贫困但安宁的渔村。1950年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只身随军赴台，时年仅12岁，曾流浪街头，随后成为幼年兵。1959年从政工干部学校毕业而为少尉军官。在军中即从事文学写作，作品发表于台湾各大报副刊及文学性杂志，陆续出版长短篇小说及杂文二十余部，曾获“国军”新文艺报道文学奖、“救国团”第一届社会优秀青年奖。

1965年上尉退伍，至《中国时报》担任副刊主编，兼写文化性专栏，笔名“司阳”，其间仍持续文学创作。1981年《自由日报》（即今《自由时报》）创刊，应聘为艺文组副总编辑，两年后又到高雄先后任职于《台湾时报》及《民众日报》从事新闻工作。1997年起专职为台湾各大日报、晚报写时评及社论至今。

幼年兵的故事，不只是其个人自传，也是其他一千三百个幼年兵共同的自传，这群孩子在时代恶浪中浮沉，毫无抵抗能力，所以也是“苦难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本书已有大陆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若进行顺利，2011年底应可问世。

我认识萧连长是一个奇怪的经历

几天后，我认识了连长，他姓萧。我早在注意他，因为他对兵讲话就像是个官，很威风。他有马夫，有传令兵，出门时人前马后都有伺候。他骑的马最大最壮，棕色 的，或许就因为它是连长坐骑，比别的马神气。他有根黑色的马鞭，有半个手臂长短，骑马时挥，走路时也挥，尽管他笑着，总觉得他要打人。

我认识萧连长是一个奇怪的经历。

那天下午，村子里一个男子经过文公庙，好奇之故吧，向里探望，庙口的卫兵立刻用刺刀抵着他背押进庙里，接着传来鞭打声和男子的叫喊声。不久，男子被踢出庙门，他因为赤膊缘故，脸上身上都在流血。他跌跌撞撞往前行，我正躲在大门后看他，他也看到我。

想不到当兵的还不放过他，有两个人从庙里各提着枪冲出来，一面高喊：“站住！”

他却还往前走，这缘故我明白，他听不懂“国语”。军队没来之前，舟山人只会说舟山话和宁波话，有去过上海的，会说几句上海话，别的话，没人说，也没人懂。

他立刻被捉住，一个兵粗声问：“叫你站住，你为什么还跑？”说着，送上一个耳光。

那男子一脸茫然，又惊又怕。我突然发现，那兵说的话我听得懂，张老师教“国语”时，会用“国语话”和舟山话对照。我没胆走上去，双手抓着门框，只是小声的说：“他听不懂国语啦！”

这下不得了，两个兵立刻走向我，几乎是异口同声：“你会说国语？”

这时，又有几个军人走过来，其中一个就是萧连长。

一个兵说：“报告连长，这小孩会说国语！”

萧连长歪头看我，笑眯眯，很客气。“你会说国语？再说句给我听听。”“说什么？”

官兵大笑，多么高兴，多么得意的样子。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开心，后来知道了，当兵的说，他们说的话老百姓听不懂，老百姓说的话他们听不懂，快憋死了！

就因为我会说国语，往后我可以随意进出文公庙。为官兵当翻译，声名大噪。

但会说国语有一回差点惹出大祸。

那天去二姑家，走在半路见到几个军人，我二百五似的居然主动向他们打招呼，说起国语来。他们立刻止步，严肃地凝视我，问：“你是不是舟山人？”

我说：“是呀！”“那你怎么会说国语？”

看他们那样子，我害怕起来，正要扭身离去，被他们抓住。

他们押我去见他们的连长，连长说出了缘故：“舟山有很多匪谍，外地来的，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匪谍”是什么意思，但想一定不是好东西，就摇头说不是。我说出我家住什么地方，忽然想到萧连长，说出他的名字。

萧连长成了我的救星，原来这位连长认识他。他立刻摇电话向萧连长求证，我还和萧连长说了几句话，这才被放了出来。

萧连长渐渐和我们全家都熟了，奇怪的是祖母居然也喜欢他，好几次叫母亲烧几道菜，请他来家里喝酒吃饭。

萧连长常夸赞我，说这么聪明的孩子，在舟山这种小地方可惜了。

国民党从舟山撤退的行动极为机密，查阅“国防部”军史记载，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鉴于舟山离台湾太远，而且舟山群岛部分岛屿已被共军占领，台湾鞭长莫及，失去舟山势所难免。为了“拳头收起来，打出去才有力量”，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行动从5月13日晚间开始，到16日撤退完毕。这期间，全面戒严，老百姓得守在家里，不许外出。

同时进行抓壮丁。当兵的持枪冲进百姓家，见有男丁，捉了就走。怕他们逃走，双手反绑，人多就用根长绳像串粽子似的串成一列，个别的，用枪押着走。

一天夜里，刚吃过晚饭，萧连长忽然出现。那时家里大人只有妈妈，小孩是姐姐、两个妹妹和我。祖母在二姑家，父亲出海捕鱼，哥哥在城里读初一住校。

萧连长对母亲说，他想带我去台湾。

母亲居然答应了。

她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舟山，没去过别的地方。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她怎么会答应？

这个答案，终我一生，不能从她口中听到。两岸相互封锁达四十余年，她在我走后十六年得水肿病去世。一九八八年返乡探亲，首先见到嫁到上海的姐姐，她也只是揣测，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留在舟山，一个送去台湾，符合“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分散风险理论。

但母亲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在城里读书的大儿子，就是我的哥哥桑世载，已成为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猎物之一，荒谬的是，兄弟俩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过了好几年才相逢。

父亲因为出海在外，幸免被抓。他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用扁担打我母亲。不只打一次，以后想起来一生气就打。

后来母亲死于上海，临终前几天，只要醒着就哭。姐姐说，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要看到儿子一面，病就好了。”

“当兵了，我从此有饭吃了” （作者提供/图）

母亲的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母亲为我打理行囊，一套衣服、一双布鞋，弄好了，又翻开检查，再用一块大花布包起来。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二十二块银元和几根细金条，银元叠成一摞，碰撞时叮 叮响。她剪破自己穿的夹袄下摆，用手量一量银元叠起来的高度，再比出要用多少布，量好了，把金条贴在银元两边，就找出针线缝成一褂，小心地塞进花布包里。

她一面做一面哭，先哭得很小声，泣泣泣泣，渐渐声音大了，呜呜呜呜……

在哭的间隙里，她说：“戏文里唱的‘男儿志气在四方’。你出去以后，要有志气。”

一切就绪了，把我拉进怀里，紧紧抱着。下颚抵着我的头顶，来回轻轻摸搡。

“男儿志气在四方……男儿志气在四方。”她说了很多遍，就这么一句。

看到母亲这样，我当然是难过的，也落了眼泪，不过，我也是兴奋的，因为，我要去台湾了，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台湾，这名字我听当兵的说过，说那里的香蕉又大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香蕉我吃过一次，不知哪位亲戚从外地带来的，两根手指那么长粗，甜里带酸。

我会去台湾多久？端午节以前大概回不来，中秋节总可以了吧，绝不可能在那里过年的。

萧连长没有来，他派一个兵来，我认识的。他站在夜色浓浓的门外，有些不耐烦地喊了我名字两次。母亲说，好啦，好啦，一面把花布包挂在我肩上，牵着我的手出门。

母亲四处张望，轻轻说：“萧连长呢？”说的是舟山话，那个兵听不懂。母亲似乎不放心把我交给那个兵，拉着我，走向文公庙。

文公庙里灯影摇曳，人影杂沓，连里的兵有些本来住在祠堂和百姓家，现在集中了，走来走去，显得十分拥挤。

大家都认识，所以没人拦阻我们，却也不理我们。

母亲不知问谁，“萧连长呢？”

我用国语把话翻译出来。

有个排长走过来，也是我认识的。他说：“萧连长去营部了，他交代过，你儿子跟我们走。”

我又把话翻译给母亲。母亲有些不安，握着我的手，一忽儿紧，一忽儿松。终于放手了，轻轻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我走向那位排长。

母亲没哭，缓缓转身离去。但出庙门后不久，传来了她的大哭声。

那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我跟着队伍沿着海边前进，头睡着了，脚还是在走

萧连长回到文公庙时，已是午夜。热了一整天，天气渐渐凉爽。我早就困了，靠着墙角，抱着布包睡去。

我是被萧连长推醒的，他的传令兵提着一盏灯站在他后面半步，还有两个人也站在他身边，那是张老师和他的儿子张坤。

张坤和我是同学，长我一岁，文公庙里读私塾，有他就有我；当然也有他的父亲张老师。

他像个女孩子，安安静静的，不多话，总觉他有什么病似的，小孩子爱玩的滚铁环、踢毽子、山上抓蛇、河里捉泥鳅、海滩挖蟹洞，他向来不参加。

张老师四十来岁，教私塾、教国语，都是用唱的。唱时摇头摆身，头摇成圆圈，肩则左右摆动。他严格要求我们读书都得这样，他说这样读书才不会忘记。

原来萧连长也要带他们去台湾。他拍拍我肩上的布包说：“和张老师走在一起，别走丢了。东西要看好。”

队伍在哨音中出发。萧连长和几位做官的骑马走在前面，我们三个老百姓和伙夫走在最后面。伙夫也是三个人，有的挑担，有的扛米，还有个人把一个大铁锅放在一个有轮子的木架上，推着走。

沿着海边前进，浪好像也困了，没精神地拍着沙滩。月亮很亮，很圆，月光映在水里，看得很清楚。星星不多，在天空眨眼睛。

出庙门时我还很有精神，走没多久，瞌睡虫就找上我，头昏了，眼睛闭上了，不过脚还是在走。

这么硬撑着不知多久，终于挺不住，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跌倒了。

有人把我扶起来，是那个推铁锅的伙夫，我看到张坤坐在那个大铁锅里，怀里也抱着个布包，正好睡。

我觉得不平，却不敢说出来。后来知道，有此优遇，张老师是花了钱的。

我一路走，一路跌倒爬起不知多少回。渐渐好像习惯了，头睡着了，脚还可以走路。

“妈的，敢跑！”押壮丁的几个兵一面追，一面开枪

队伍忽然停了下来，脚一停，我就醒了。以为到了上船的地方，却又不像，因为我们正在一个村子里，这村子我来过很多次，夹在两座山之间，并没有码头。

我走出一身汗，身体痒痒的，好难受。正找到一块石头坐下，忽见山岰出现几支火把，火把照出一群人，向我们走来。走近了，见到有十几个军人用枪押着比他们人数略多的老百姓，都是男子，被绑着双手，这大概就是被抓到的壮丁了。

为首的和萧连长说话，我尖起耳朵听，听出个大概──果然是捉了一群壮丁，上头命令他们和萧连长这个连会合，一起去码头。

我听到押壮丁的一个兵说：“他妈的，有个家伙弄不清这是什么辰光，还在今天结婚哩。花轿倒讲究，四人抬的，新郎在前面一个亭子里等接轿，刚好被我们碰着了，男的全抓，新郎倌、轿夫没一个跑掉。”

“那新娘呢？轿子里总有新娘吧？”

“有啊，戴着红盖巾，穿着大红袍。男人抓走了，轿子被踹倒了，她哭得可凶呢！谁理她！”

我悄悄向前面走了几步，是想听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忽然，有两个壮丁向右方拔脚狂奔，那里是麦田，这季节麦子还没我人高，青色的，田边种了大白菜，黑黝黝的，看不清大小。

“开枪！妈的，敢跑！”

就有押壮丁的几个兵一面追，一面开枪。砰砰砰，那两人手还绑着呢，硬不回头，听到“啊”的一声叫，有一个倒下了。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为首的双手挥舞，他自己却没去追人。

其余的壮丁，吓成一团，再没人敢动。

“算了吧，”萧连长说：“算了吧！”

“丢人！真他妈的丢人！”为首的狠狠吐口口水，这就算了。

我有点小小不明白──萧连长的这个连，怎么没抓壮丁呢？也不去追那个逃跑的壮丁呢？

目的地终于到了，天也快亮了。

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杀马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个港口，左右两边各有一座小山，码头是用石板铺的，两座山像两只张开的手臂，把码头抱在怀里。

有些部队比我们先到，在码头四周找地方坐下，后来的，前面没地方坐了，就挨着向后坐。我们运气不错，一个蛮大的斜坡连着沙滩还空着，萧连长骑着他的棕色马，绕着他的连打招呼，叫大家坐下。

我和张老师、张坤还是在部队后面，我挨着张坤坐。天已全亮，倒不困了，可是肚子饿了。

海上停了很多艘军舰，屁股吐着泡。甲板上有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在走动，我知道，那是海军。常有军舰在我家门外的海上驶过，会发出呜呜声。

部队越来越多，走来走去撞着人，就会互相吵骂，甚至打起来。我这个听得懂国语的人，竟听不懂他们说的一些话。这才发现，除了国语、舟山话、上海话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方言。

来了一支骑兵，有二十多匹马，但马没被骑，而是有人牵着。他们走在沙滩上，刚好在我面前经过。忽见萧连长的马夫和其他几个兵，把这个连的几匹马从队伍中牵了出来，其中也有萧连长的那匹棕马。

我还弄不清楚状况，便见有许多兵，有的牵一匹马，也有本事好的，牵着两三匹，都朝向骑兵队的方向走去。身后有个声音说：“上级命令，杀马！”

因为有很多马经过的关系，部队有点乱，有人站起来走动，有人伸懒腰。我趁此乱局，躬着身走到萧连长那里。

他正低着头，听我叫他，抬头看我。我吓了一跳，他的脸好凶，像要杀人似的。但我向来不怕他，还是问：“你的马怎么被牵走了？说要杀马咧。”“回去！回去坐好！”

我不听他的，只是离开他半步，站着，这里还可以看到马。

没错，果然要杀马了！

为何杀马？多少年后，才知道其中缘故：舟山撤退，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焦土，顾名思义，就是不留下好东西给敌人。有些东西“焦”不了，可以“焦”的， 于人，是抓壮丁，估计人数为一万三千五百多人，这些人正值青壮年，抓给自己用，不留下给敌人。杀马，是因为马匹运输困难，杀了，免得增强敌人军力。

杀马消息传出，引起了沙滩及坡地上的人一阵骚动。兵士们先用缰绳将马绑在树干上，缰绳另一端本就连着马的嘴套，马根本跑不掉。但海岸边树不多，有的还是小 树，怕绑不住，便尽可能绑在几株大树上，一株树的四周绑上七八匹，马大、绳短，马头几乎着地，相互推挤，马鸣萧萧，被马蹄踢起的砂土，成为砂雾。

树还是不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挖坑。部队长下令，有圆锹和十字镐的出列，三五成群找地方挖洞。这得花很大功夫，因坑若太小容不下马身，得挖得很大的才行。

这边厢坑还没挖好，那边厢已开枪杀绑在树上的马了。用的是机关枪，好几挺，射击手趴在地上，绕着树开枪，哒哒哒哒、砰砰砰砰，马鸣声被枪声掩住，尘烟未落，马已断魂。血流过泥土，流到海滩，成为黑色，浪起，将黑色的血抱进海里。

坑挖了好几个，约莫可以容得下一两匹马了，就七手八脚把马推进坑里。马叠着马，还在挣扎，机枪子弹、手榴弹，同时在坑洞里开花。

回头见到萧连长，才想起他的棕色马必然也死了！他还是原来那姿势，低着头，我不敢看他。

舟山撤退使用船艇57艘、机帆船39艘，撤出军民148000人

中午时分上船。正当涨潮，停在外海的军舰（那是登陆艇）正缓缓开近沙滩，吐泡泡的屁股上原来有个大铁门。门打开，斜斜落下，停在海水和沙滩边缘上。里面很大，黑黝黝的，那叫坦克舱。

有人抬来又长又宽的跳板，一端架在坦克舱口，另一端放在离水较远的沙滩上。踏着跳板，挨个儿上船。

据档案记载，舟山撤退使用船艇五十七艘，机帆船三十九艘，5月13日开始撤离，16日结束，撤出军民十四万八千人。

一个码头当然容不下几十艘船一字排开同时接人，作业状况大约是三艘船为一个梯次，达到能允许的容量，就离开码头。空下的位子，由另一艘船接替。防卫部官员在码头指挥，秩序良好。

轮到萧连长这个连上船时，已经下午。

早饭午饭都没吃，天又热，头脑昏昏沉沉。我抱着布包，拉着一个伙夫的衣角，踏板上船。

船上已有很多人，我们的位置被分派在坦克舱中央稍前。萧连长走来走去指挥大家坐定，舱里人声鼎沸，枪炮碰着铁板铮铮作响，他说的话，没人听得见。

我还是挨着张老师、张坤坐。我困了，昏昏沉沉地睡去。不久被一阵机器转动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是坦克舱的门正要关上，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渐渐合成拳头。转动声停止，把阳光拒于门外，舱里只剩微弱的灯光，我们被包在黑暗里。

马达声持续，船却没动。我闷热得难受，早就发现舱前有个铁梯，人上上下下；趁没人注意，我登梯上甲板。甲板上也坐满了人，除了军人，居然还有老百姓，而且有年轻女人。军人抱着枪，有躺有坐，老百姓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尽管头上顶着大太阳，但有海风吹，甲板上舒服多了。我趴在船边，马达激起小小浪花，轻轻拍打船身，几步外还有别的船，都还没启动。

忽然听到嘈杂声，看到从船头跑过来几个被抓的壮丁，他们被绑的绳子已解去，慌慌张张跑到船边后，就跳到海里。

船终于起锚，天还没全黑时，我回到坦克舱。张老师说，刚才发过饼干，叫我去找特务长，看还有没有剩的。

特务长管粮饷，据说是官里最小的，不过再小也还是个官，官都坐在前面。

萧连长不轻不重地骂了我几句，叫特务长给我一包饼干。我饿得慌，一口就吃了好几片。

萧连长不时看看我，递过他的水壶。“慢慢吃，别一次吃完了，时间还长得很。”

我在军官区坐下，萧连长看着我还背着的花布包问：“里面都是些什么？”“衣服、鞋子，还有银元、金条。”“小心保管好，回你位子去坐。”

我睡了一个好觉，先是歪着坐睡，后来就挤出一个小范围躺了下来。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里，反正舱里的光景全一样。

有人晕船，在吐，就吐在自己身边，一边吐一边骂人，因为别人吐的东西流到他身边；他也被骂，因为他吐的东西流到别人身边。骂着骂着，又吐了起来。

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坐爸爸开的舢板去捞海蜇，浪大时，海水会攀上船，弄得人一身湿淋淋。即使这样，我也不会晕。

从口袋里拿出没吃完的饼干，吃得卡滋卡滋响。那个一直都很照顾我的伙夫，斜坐在舱边，把半包饼干送给我。“你能吃，拿去吃。”原来他也晕船，吃不下。

这一来，我倒不愁吃的了，不时会有人拿饼干给我。也有人拿他水壶里的水给我喝。

这样浑浑噩噩不知过了多久，我正觉无聊时，萧连长来找我了。

他俯着半个身，小声说：“你说你布包里有银元和条子？”

我点点头。“都还在吗？”“在啊！”“打开我看。”

布包我一直背着，没离开过。我从肩上取下，要打开结头，发觉绑得很死，手指头都弄痛了，还解不开。萧连长把布包拿过去，他也花了很大力气才解开。我暗暗怪母亲怎么绑得那么牢，害我丢脸。

那个放着金条银元的长条布包当然还在。萧连长拎了拎，没声，可见包得多密。他从袋里取出小刀，把线割断，银元金子在我眼前闪闪发光。“这我替你保管，”萧连长说，“船上人多，你又爱乱跑，小心被抢。”

我有些舍不得，不过萧连长是带我出来的，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大人了，他说的话，我当然得听。

他没有全拿去，把放在最上面的三个银元给了我。“这你留着，别乱花。”

当兵的小孩穿大鞋 （作者提供/图）

我站在码头四处张望，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船到基隆时，大约上午八点多。

当兵的一高兴，常常用骂来表达的。“妈的！”“他妈的！”

码头上有许多欢迎我们的人，大多是学生，男的，女的，有一块横额大红布上贴着金色的字：“基隆女中欢迎国军将士来台”。两个学生各一边举着竹竿，撑着那块大红布。海风吹得红布呼呼作响，那两个学生有点撑不住，身体随风摇摆。

他们的身后，有人吹喇叭，打鼓，有的摇小旗。有个女学生在指挥，大家一起喊：“欢迎！欢迎！”“欢迎国军将士！”

我看得入神，乡巴佬一个，这场面还是第一次遇到，特别是，我是被欢迎的。

我沉醉在莫名的欢乐里，竟忘了应该回到坦克舱，因为，部队正要上岸。

部队是从坦克舱离船，舱里的，甲板上的，都依此途径。我的警觉，首先是看到甲板上的人向坦克舱移动，接着，我从高处向下望，见到有部队从船尾出来了，上岸了。

岸上离码头不远处，停着一长排军车，车边贴着写了字的纸条：“二八七四部队”、“登步部队师部连”、“六十七军五十六师工兵营”……各部队在指挥下上车。

我赶快回去，但太挤，跑不快。我在人缝里插进又被推出，还挨骂：“小鬼，你干什么！”

满身大汗到了坦克舱，舱里尽是人，我个儿矮，只能看到人的后脑勺和屁股。我急得大喊：“萧连长！萧连长！”“谁是萧连长？”终归还有好心人，这么问我。“萧连长！就是萧连长！”我说出他的名字，但没人认识他。“什么部队的？”“这我怎么知道！”

肯跟我说话的人也随着他的部队走了。我跟着走，哭了，哭着喊：“萧连长！”

和上船时同样的跳板，架在船和码头之间。没人理我，但也没人挡我，走过跳板，脚踩上了陆地。

有几个跟我妈妈年纪差不多的女人，排成两列，给上岸的每人一个纸包，包上写着字：“中国妇女反共抗俄联合总会”，包里有一根香蕉，一块蛋糕。我也分到一包。

我站在码头四处张望，四处奔跑，我要找萧连长。但哪里还有萧连长？

上岸的部队找到分配到的军车，哨音此起彼落。车子一辆辆开走，人越来越少，终于，连欢迎我们的人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说我是小偷，把我最后的银元拿走了

我已不会哭，只有怕。这是哪里？我怎么办？

我失魂似的走来走去。码头很大，一侧是海，另一侧像是仓库，黑色的大门，一间挨着一间，左边就是部队上车的路线，离我现在站的地方较近，看得见有个很大的出口，两个铁丝网编成的木架子，是它的门，可以开，也可以关。现在则是关着的。

右方见不到底，隐约可见有两个卫兵持枪对面而立，有一个在抽烟。

我走累了，也饿了，在一块海水可以拍到的石头上坐下。脱下布鞋，脚泡在水里，觉得很爽快。把“妇联会”送的纸包打开，先吃香蕉。

香蕉果然又大又甜又香，我慢慢吃，一小口一小口吃，舍不得一次吃完。吃了一半，把蕉皮包起来，再吃蛋糕，蛋糕也只吃一半。

妈妈给的大花布包还挂在肩上，把没吃完的香蕉和蛋糕都放进去。顺便看看里面的东西，一套衣服，一双鞋子，还有三个银元。

浪花拍着我的脚，海水我是熟悉的，亲切的，我一路来都没洗澡，身上一定还留着家乡的海水。但，这是同一个海吗？

我望向远处，港里船进船出，很热闹。停着的是军舰，我分辨不出那些军舰里是否有载我来台湾的那一艘，它也许又去载人了，还是去舟山吗？

港口外的海，是一阵淡淡的烟雾，我的家，在烟雾之外，看不见了！

母亲的脸在我的眼前出现；是我和她分开时的那张脸，哭脸。但哭而无声，充满血丝的双眼，望着我，默默流泪。

她正在做什么？我离家已经三天了吧？祖母应该回来了，爸爸可不一定，他或许还在海上。哥哥呢？他一向不爱回家，在城里过他的快活日子。不过舟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母亲、祖母会把他招回来的吧？

祖母对母亲从来不客气，见不到我，会对母亲怎么样？还有父亲，他迟早会回来的，又会对母亲怎么样？

他们会同意母亲说的“男儿志气在四方”吗？他们对萧连长是喜欢的，但他们哪里知道，我已经和萧连长失散了！

屁股坐痛了，我走回码头。码头上有很多人在扫垃圾，一个军官在指挥，大声骂人。怕被他发现，我从他身后绕过去。

但还是被一个卫兵发现了，他不是在很远的地方站岗吗？什么时候走过来的？

他枪背在肩上，凑近我问：“小鬼怎么在这里？”

我紧抿着嘴，害怕得很，不知怎么回答。

我快步离开，走到一个仓库的角落。仓库门上写着一个白色的“8”字。门居然没关拢，我溜了进去。

里面堆了很多东西，都用麻袋包着，高低不同地摞成很多堆。我躲在离门不远的一摞麻袋后面，亮光从门缝射进来，我看得见外面，外面的人一定看不到我。

我又觉得饿了，取出半根香蕉、半块蛋糕，交错着吃。然后困了，靠着麻袋睡着了。

听到脚步声，我突然惊醒，进来的是另一个卫兵。他好像是来关门的，大概是我的香蕉香和蛋糕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的手电筒一照，我就现形了。

他一把将我提起，再用手电筒照我的脸，接着，就把我拖出了仓库。

天已经黑了，港口里有船只在闪光。码头空无一人。

“怎么讨饭讨到码头来了？”

他自言自语，脚步却没停。到了岗哨，对另一个站在那里的同伙说：“在仓库里抓到一个小要饭的。”

另一人看了我一眼，又看我肩上的布包。“里面放了什么？”说时，已把布包夺了过去。布包打开，现出三个银元。

“好家伙，还有银元！我看你不是要饭的，是小偷。说，银元从哪里来的？”

“我妈给我的。”

银元被取出，两人相视而笑。拿银元的那个，先放一个进自己口袋，再给同伙一个。总算还有点良心，另一个丢进我布包里。

“滚出去！滚出去！不许再来！”

卫兵站的地方也有两个铁丝网织成的门架，现在是关着的。网边有个缝，我被从缝里推出去，离开码头。

我在中正堂厕所喝冷水，晚上睡在水泥椅上喂蚊子

我低着头只顾走，不知要去哪里。一会儿后，右边出现一栋黑色建筑，灯光比别的房子亮，人进人出，也有小孩子。那房子门口有块横写的招牌：“基隆火车站”。

经过车站，我停了一下，想进去又不敢进去，因为人多，也因为看到警察，我很害怕又被抓。就继续往前走，不敢抬头。

走得一身大汗，过了一座小水泥桥，桥墩上刻着“博爱桥”。桥下像是个港湾，水上飘浮很多大木头，有灰色的，也有黑色的。木头与木头相接，倒变成一条路，看到有人跨木头而过。

过了桥，两边各有一块小斜坡，上面长了短草。斜坡下，就是飘着木头的港湾。

有很多人在这里乘凉，大人用扇子、报纸拍蚊子，小孩嬉笑追逐。大人多数坐在水泥砌成的长椅上，我看见两位老人家坐在那里聊天，聊着聊着，唱起京戏来，还比把式。

有人挑着担子卖粽子，粽子上面用块白布盖着，保持热度，一面吆喝：“粽子！湖州粽子！”又有个挑着担子的过来，不是卖粽子，卖年糕。说的是舟山话：“年糕！年糕要否？”年糕上也罩着白布。

我被粽子香、年糕香吸引，停下了脚步。这里应该是没人管的，椅子上虽坐满了人，空地还很多，就地坐下。

卖粽子的走到我面前，我哀求地望着他。“要买粽子吗？”他问。“多少钱一个？”“你有钱吗？”“我有。”立刻掏出银元给他看。

他接过银元，吹口气，放到耳朵边听。这个动作的意思我明白，银元有假的，家乡大人说，吹口气，如果有嗡嗡响声，才是真的。

他确定是真银元，向我点点头，我大为放心。“一个银元，只能买两个粽子。”他说。没问我同不同意，就把银元收起来，抓给我两个粽子。

热腾腾的粽子，这么好吃的粽子，先咬一大口，哈着气，慢慢咀嚼。吃完了一个，另一个掐在手里，肚子在向我乞求，顾不得许多了，接着吃下。

吃饱了，人也有精神了。渐渐看出这里应该是谁都可以来的地方，那就在这里过夜吧！

我瞄准了水泥椅，等人散去，那就是我的床，所以现在还不能睡。

我走到斜坡顶端，那里是个广场，广场连接着一栋大房子，门关着，门外倒有灯，也有块招牌：“中正堂”。

中正堂右侧有人进出，我走过去，发现那是厕所。厕所里有几个水龙头，这个发现很重要，我可以洗脸了，就把头埋在水龙头下，连头带脸一起洗。人多，洗澡不敢。

水泥椅长宽都挺合适，只是太硬，我用布包当枕头，仰睡、侧睡，骨头碰到哪里，哪里就痛；痛得像有尖石刺进肉里去。不过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是被太阳光照醒的，觉得身上除了痛，还痒。坐起来一看，脸上，手上，脚上都是红包：蚊子叮的。

中正堂大门未开，厕所门也关着。姗姗走出一位老人家，拿着扫帚扫厕所，后来知道他是管理员，住在里面。

有人在草地出现，每个人都好像在看我，不过只是看一眼，目光就移开了。

我不能总坐着，背着布包，离开草地。现在可以看清楚这地方了──正对方，是邮政局，左右都是大马路，房子密集地一栋挨着一栋。港湾的右方是海，浮木不只我眼前有，向左右扩散，一溜都是。

中正堂后面有许多卖早点的小摊，包子、馒头、豆浆，隔几步就有一家。蒸笼冒出的烟，豆浆冒出的气，整条街都是香的。我饿了，但我已经没有钱了。

一整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绕着中正堂转。越来越饿，不过还是得挨着。

只在中正堂厕所喝过几次冷水，晚上，依旧等人群散了，睡在水泥椅上喂蚊子。

饿了两天，人都软了。上午起来换条路走走，过了博爱桥，糊里糊涂走到一个菜市场。脑子不知怎么想的，弯腰拾起被人丢掉的菜叶，选几根颜色好的、肥的，包在兜里，顺原路回中正堂。

进入厕所，将菜叶上的泥沙洗掉，假装解大便，推开门，蹲在大便沟边吃菜叶。

还是把菜叶当肉当鱼一般咬碎，说不出那是什么味，酸酸的，苦苦的，涩涩的，憋口气吞下，还没进喉咙一半，就吐了出来。

吐出来的不只是生菜，还有肚子里原来的东西，停不住，一口接一口吐，眼泪鼻涕跟着流。终于没东西好吐了，嘴巴里流出来黄色的酸水，最后连酸水也没了。

两脚抖个不停，连蹲的力气都没有了。身子一歪，跌坐在地上。

我哭着问自己：“你想做什么？想死？想活？想活，就吃生菜！”

赌气似的，拼命似的，又把几根菜塞进嘴里。这回咬都没咬，全吐了出来。全身没一点力气，倒是肚子鼓鼓的，硬硬的，上厕所拉出来是青色的水。

老先生姓赵，我一辈子会记住这个人、这张脸

到第五天，觉得自己就要死了，见不到妈妈了。

下午快近黄昏时分，昏昏沉沉地在街上乱走。走进一条巷子，闻到了饭香。

几步路外，有个老人从一扇门里端着一摞碗盘出来，门边有个水龙头，他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洗。洗好了，端进门，又端出另一摞碗盘洗。他进进出出好几次，我站着一动没动。

他看到我了，是出来的时候，定定地望着我，向我走近几步。“饿了吗？”他居然一眼就看穿了。

我抿着嘴，憋着气，点头。“等等，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他转身进小门，大约三分钟后，拿了一副筷子一个小盘子出来，盘子里有饭有肉。短短的三分钟，于我恰如天长地久。

第一口饭，那快乐，仿如死了的生命突然复活。正要扒第二口，手被他抓住：“慢慢吃，吃猛了会噎死人的。我这里是餐馆，别的没有，剩菜剩饭有的是。”

老先生姓赵，我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个人、这张脸。

这个餐馆叫“老正兴”，江浙口味。传说是个老牌子，两岸分隔前上海就有了，台湾是复业，老板还是上海那票人。外省人来台湾除了当兵、当公务员外，大多开餐馆谋生，台北市的中华路，从北门口向南延伸到宝庆路，外省馆一家挨一家，统计在百家之上，南北口味，一应俱全。

赵先生大约四五十岁，在这里打杂，主要是扫地洗碗盘。他是从部队“开小差”出来的，和老板是旧识，给了他栖身之所。但没有工资，供吃也供住；住，就是店打烊了两张桌子一并当床铺。

有饭吃了，天塌下来也没有这事重要。

我天天去帮他洗碗盘，铝盆里先泡好肥皂水，把碗盘筷子丢进去用手搓，放在水龙头下冲掉肥皂水，再用干布擦。他有小凳子坐，我不需要，蹲着就行，做得比他还利落。

晚上还在中正堂前的水泥椅上睡，一睡三个月。渐渐适应床的硬度，也被蚊子咬惯了，抓着痒一样睡得香甜。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又遇见了贵人，生命出现了另一个转折点。

易班长叫我去当兵，黄排长教我学唐诗

他姓易，河南人，是班长，部队番号六十七军，就驻在基隆。他独自在中正堂前溜达，和我搭上了话。他说他看见我好几回了，一个小孩子，白天晚上总在这里，不 免好奇。就问我的身世，问爹没有爹，问娘没有娘，真正的孤苦伶仃。他都被自己问出眼泪来了，“那你去当兵好不好？”他忽然冒出这句话。

当兵，饭是一定有吃的。可是我才十二岁，行吗？会要我吗？

“我去跟连长说说试试。”

我当即拎起布包跟他走。部队驻在一所学校里，连长有自己的小房间，算我运气好，他正在房里。

易班长叫我在门外稍等，没多久，就叫我进去。连长是个壮汉，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两道浓眉，像活着的什么虫。我一看到他，就觉得害怕。

我不安地站在他面前，他上下打量了我好几回，这才说：“你几岁啦？”

“十二岁。”

“补个名字，十二岁，太小。十五岁好了”

十五岁就十五岁，二十岁也行。我点头如捣蒜。连长找来文书上士，封我“一等传令兵”。“你一身臭！易班长，带他去洗澡，再带他去医务所请医官看看，不定有什么传染病。”吃了医官给的药，肚痛如绞，提着裤子上厕所，一拉，如排山倒海，拉得痛，也拉得痛快。

特务长发给我一套军服，一双黑色胶鞋。上衣下摆垂下像长袍，裤子套进半截还有半截拖在地上，鞋子像只船，后跟能塞颗鸡蛋。全身披挂在廊下一站，一群当兵的笑得前俯后仰。

没过几天，全连没一个不喜欢我，逗我，摸我脸，真成了宝贝蛋。易班长对我尤其好，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裁缝用的大剪刀，把我的衣裤剪去一大截，比着我的身体量了又量，不过他总归不是裁缝出身，剪是剪短了，却剪不整齐。不过好歹可以穿了。

鞋子是我自己料理的，活儿很简单，就是把后跟外多出去的地方，先合并再缝住，只是线太细，缝了好几道，走快了还是会脱线，只好重缝。

这是江西部队，吃辣，一日三餐，无菜不辣，连汤里都放辣椒。舟山菜没有辣味，我见过的辣椒唯一用处，是新人结婚闹房时用来整新郎新娘，如将辣椒切碎泡在水里逼他们喝，也见过新郎新娘轮流交换咬着半截辣椒喂对方。新人被辣得眼泪直流，连声讨饶，大家笑哈哈．

现在我得学习吃辣，在一个都吃辣的群体里，辣味是精神上的结合，甚至是一种尊严的象征，你若不吃，就有瞧不起人的意味，会惹人生气的。吃就吃罢。吃得不但流泪，还流鼻涕，还打辣嗝。但渐渐吃成习惯了，大家见我喜欢吃辣，仿如精神加盟，成为一家人了。

第二排排长姓黄，细长的个儿，他说唐诗三百首他至少会背一半，见我太闲，要教我唐诗。没有本儿，他随手取张纸抄出来，读给我听，还要求每天背一首。

第一首是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他读一句我跟一句，又解释诗句意思。读完，解释完，我就会背了。

我说一天可以背三首，请他再教。

他便又找来一张纸，用了半个多小时，写出第二首。这首诗比较长，诗名《兵车行》，还是杜甫作品：“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我读诗上了瘾，不必黄排长找我，我去找他。他写的诗纸我都留着，还到文书上士那里用浆糊把每张纸的前面粘起来，叠成一小本，坐着读，走着背，像个小小的行吟诗人。

我这么认真，用功，竟把黄排长的底给掀了──原来，他背不了20首。最后逼得他自己掏钱去书店买了全本，顺着书上的顺序教我。

另有一人要教我英文，不过他的功夫仅于二十六个字母。也找来一张白纸写好，叫我照着“画”。

易班长教我乘法口诀，从2乘2到9乘9。教完乘法又教除法。他考我的方法是冷不防出题，两位数，三位数，我蹲在地上以手指当笔计算，答错了，我会自动送上手心让他打。

有天下雨，午饭过后，我在一个教室里透过窗子看雨景。雨里有人挑着担子赶路，没穿蓑衣，淋得一身湿，我正看得出神，身后忽然传来声音：“你觉得那个挑担子的人很辛苦是不是？”原来是连长，不知他什么时候到我身后。

我点点头。

“爹娘生下我们，就要活下去。活得好不好，靠运气，也靠自己。你如果觉得出劳力辛若，那就好好读书。”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

我每月有七元五角薪水，分月初月中两次发，每次三元七角五分。听了连长的话后，我买了生平第一本书《汤姆历险记》。

我要记录一个人，他姓林，我差点要叫他“爸爸”

部队奉命搬去台北。

还是驻在学校——大同中学。这学校现在还有，也在原址，只是升级为大同大学，是台湾电子业“大同公司”林尚志家族所兴办的私立学校。

军队总驻学校，是因为营房还来不及盖。学校总是读书的地方，不能老住着占用。折中办法是轮流；有军队住时，学校就停课，军队去别家学校住了，这家学校就开课。这也造成军队不能在一个地方住太久，“换防”成为常事。

大同中学所在地是现在的中山北路三段，距台湾第一座动物园“圆山动物园”相去不远，再过去就是圆山饭店。

我要记录一个人，他姓林，我差点要叫他“爸爸”。

距大同中学后校门约一百公尺，有一座三合院，住着一户体面人家。青瓦屋顶，院子里有株大槐树，槐树周围由许多红砖围出了个花圃，种了红黄两色的菊花。

院子里石阶边停着一辆三轮车，车身罩着篷布，车后用白漆写“自用”两个字。车夫是山东人，乡音很重，大嗓门，老远就能听见他说话声。常见他在洗车、擦车，主人登车出门，他必先按车铃，铃铃铃铃，像鸣锣开道。

他姓鲁，认识的人都称他“老鲁”，据他说，在打仗时受了伤，获得光荣退伍。但一个单身外省人，军、公、教都没挨着边，不免使人觉得他“来历奇怪”，“逃兵”成为最大怀疑。

主人却是道地道地的台湾人，不过曾在上海住过几年，能说国语。他一望便知是有钱人，出门在家都爱穿西装，头发中分，一丝不乱。

这样一户人家，和当兵的很难扯上关系，所以双方没打过招呼。农历除夕前一天，老鲁忽然扛着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半只猪肉，来学校见连长，说是林先生犒赏的，给大伙儿过年加菜。

连长收起猪肉，立即派人买来各式水果，由勤务兵拎着，他亲自去道谢。而且，还请他明天来连上喝除夕酒，林先生竟答应了。

他带着七岁的女儿小美齐来，林先生一见到我，就显得很高兴，大约是他没想到部队里竟然会有小娃儿吧，立刻送我五元当压岁钱；五元，是个大数字，超过我半个月薪水。我背着身不敢接，林先生一定要给，连长才说：“拿了吧，年初一记得去给林先生拜年。”

林先生各桌敬了酒，说家里有人等他吃年夜饭，就带着小美走了。年初一大早，连长叫我换穿妈要我带来的那套衣服和鞋子，和他一起去林家拜年。

林先生问我：“几岁啦？怎么这么小就当兵？”

连长替我回答，说是孤儿其实不妥，因为父母都活着，但没在身边，形同孤儿。他还说我只有十二岁，不过公家年龄是十五岁。

有了这分交情，以后我就常去林家。林家在士林开了一家西点面包店，由林太太掌理，据说生意很好。林太太的国语说得很蹩脚，不过好像她也挺喜欢我。

我渐渐了解到，林先生就小美这个女儿，夫妻俩对她疼得什么似的。林先生的母亲也住在这里，老太太居然跟我祖母一样裹着小脚，也跟我祖母一样天天念经，她常在佛堂里，难得出来。

连长对我常去林家从不阻拦，有几次就在林家吃饭，他也不在意。

和小美很快熟了，我一出现，她就缠我，“桑哥哥，桑哥哥”叫个不停。林先生不许小美跟农家孩子玩，倒许跟我这个娃娃兵玩。还常常看我们在屋里待久了，叫两人去外面玩。

我们手牵手在连里跑来跑去，小美爱哭也爱笑，哭与笑都会引起大伙儿注意。连里有个弟弟，现在又多了个妹妹，人人高兴。

一九五○年，部队已正式开始训练，有的因为没营房住，没法训练。我这个连还驻学校，日子过得挺轻松，每天上午在学校操场集合后，各班开始基本教练，立正、 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如此而已。下午擦枪，天天擦，枪其实干净得很，大伙儿边擦枪边聊天，也会吵架，不过，没事儿。

这样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吧，连长把我叫去，给我出了个大题目──“林先生想收你做儿子，你愿不愿意？”

事出突然，很难回答，有点愿意，又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连长倒没有一定主意，叫我好好想想，想通了，告诉他。

消息立刻在连里传开，黄排长激烈反对。

“你知不知道，做人家儿子，就要跟着人家姓。还要办手续，以后你怎么见爹娘？”

又有人告诉我，所谓“手续”，就是立下字据，上面写着：“小子无能，祖上缺德，愿意改名换姓。”我不相信有这回事，问另一个人，也说这是真的。

那我岂不是不姓桑了，我祖上又缺了什么德？妈送我来台湾，可不是送给人家做儿子的；这万万不行。

我回报连长：“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