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兵王电视剧全集:台湾当年有一群娃娃兵

台湾当年有一群娃娃兵

作者:桑品载

 　　我曾是国民党的幼年兵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陆军部队里出现一群娃娃兵。   　　娃娃兵的形成，大致因以下状况：   　　第一种，父兄或长辈是官兵，他们混在部队里一起生活。   　　第二种，战火中与家人失散，遇到好心军人，收留在部队里。   　　第三种，父母将儿子托付给认识的军人，辗转来到台湾。 　　正式成为幼年兵总队一员，此照片上过当年美国《时代》杂志 （作者提供/图）   　　那时，国民党军队因屡战屡败，士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空缺”严重且普遍。如一个连，账面数字应该一百二十多人，实际也许只有三分之二，但实情不敢 上报，部队长怕受处分；上面不是不知道，却不查，因为部队在哪里根本不知道。于是粮饷照发，于是“空缺”变成了“吃空缺”。   　　聪明的大小部队长，为了使账面好看些，把娃娃兵的名字写在军册里，只需把年纪改一改，譬如十岁变二十岁，十二岁变二十二岁。如果父亲是营、连长，把十来岁 的儿子补名成为“兵王”上士，并不少见。不过，既然补上了名，吃粮拿饷，多少给些活干，传令兵、勤务兵，跑腿送公文，为长官买烟买酒，是多数娃娃兵的工作 内容。   　　各部队娃娃兵先以师为单位集中，再造好名册向凤山报到。“幼年兵连”扩充为“幼年兵营”。幼年兵总队从一九五一年起成立，到一九五三年解散，彼此相聚时间不足两年。   　　幼年兵本来就是“兵”，穿军服，出军操，有军阶，有薪饷，只不过那些在原部队当上士、中士的降级而为“兵”。解散了，年龄长了两岁，就当然更是兵。一千三 百人分配到三个地方：最多的一群七八百人，去学驾驶，学成后派到各单位当驾驶兵。有二十多人经过特别挑选，身体棒的，模样端庄的，到蒋介石官邸当“外 卫”，也就是卫兵，不过是离蒋介石身体最远的。另有两百多人，年纪最小，送到政工干部学校，为这些人成立“教导大队”，分两个中队，基本上接受文学校教 育，但还是得“允文允武”受军事训练。   　　我就是幼年兵。在我成为幼年兵之前，是流落在基隆港的一个小乞丐。   　　这个故事，得从一九五○年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说起。 　　来台最早的一张照片，约1950年8月拍摄 （作者提供/图）   　　那年，大约六七十个军人，来到我们洋螺村   　　那年，我十二岁。   　　国民党军队在舟山陆续出现，人数越来越多，和当时国共内战形势有关，即是，共军步步进逼，国军节节败退，到一九四九年，舟山是国民党在大陆仅剩的控制区，据国民党说法，军队有十三万人。   　　军队有的是整批开到，有的是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来投靠，还有公务员和眷属。一霎时，各种腔调的中国话同时出现，向来落后但平静的舟山群岛，像一锅烧开了的粥，热闹得沸腾。   　　我家在乡下，村子有个很怪的名字，叫“洋螺村”。住屋疏落，东海的水在村前流荡，海中有错落的小岛，父亲说，从门口望去不远的一个小岛叫馒头山，有一半是我们家的。不过，我从没有上去过，那里没一户人家，没什么好玩的。   　　祖父已逝，祖母是一家之主，她长年吃素，记忆里她几乎都关在自己房里念经，很难得和我们说几句话，难得的话大半在骂人。多年后才稍稍理解，她并不快乐──我的父亲是从小抱来的养子，母亲是童养媳，这是因为祖母只生两个女儿，没生儿子的缘故。   　　而且，她的长女（我的大姑）年轻时违逆父命，执意要嫁给自己选中的男人，祖父一怒之下，断绝往来。后来姐姐跟我说，大姑个性倔强，也怄了气，不来往就不来往。祖父死时她没出现，祖父死后祖母向她招手，也被拒绝。所以祖母常去二姑家，二姑嫁到王家，那个村子全姓王，村名就叫“登头王”。   　　我离开舟山那天，她就在二姑家。   　　那是个大日子，有一个连进驻洋螺村，每家门窗紧闭，当然还是看得见，事后大家也都承认在看。我爬上八仙桌，半张脸贴在白纸窗上向外张望，看见大约六七十个军人，前面的骑马，后面的走路，很累的样子，有的把长枪当扁担似的扛在肩上，有的当扫帚，拖着走。   　　他们进入文公庙，那是我家隔壁的隔壁，是我和姐姐、哥哥读书的地方。老师姓张。后来改成“文公国民小学”，老师还是他。   　　我们家有两艘大船、两艘舢板，十二亩田。田租给别人，父亲是个小船主，不过自己也出海捕鱼。渔获卖到厦门、上海，有次他回来，给了母亲一锭一两重的金子，据说那是他最赚钱的一次。母亲忙不迭把那块金子塞在谷仓里，不许小孩子看，不过，还是被我偷看到了。   　　我认识萧连长是一个奇怪的经历   　　几天后，我认识了连长，他姓萧。我早在注意他，因为他对兵讲话就像是个官，很威风。他有马夫，有传令兵，出门时人前马后都有伺候。他骑的马最大最壮，棕色 的，或许就因为它是连长坐骑，比别的马神气。他有根黑色的马鞭，有半个手臂长短，骑马时挥，走路时也挥，尽管他笑着，总觉得他要打人。   　　我认识萧连长是一个奇怪的经历。   　　那天下午，村子里一个男子经过文公庙，好奇之故吧，向里探望，庙口的卫兵立刻用刺刀抵着他背押进庙里，接着传来鞭打声和男子的叫喊声。不久，男子被踢出庙门，他因为赤膊缘故，脸上身上都在流血。他跌跌撞撞往前行，我正躲在大门后看他，他也看到我。   　　想不到当兵的还不放过他，有两个人从庙里各提着枪冲出来，一面高喊：“站住！”   　　他却还往前走，这缘故我明白，他听不懂“国语”。军队没来之前，舟山人只会说舟山话和宁波话，有去过上海的，会说几句上海话，别的话，没人说，也没人懂。   　　他立刻被捉住，一个兵粗声问：“叫你站住，你为什么还跑？”说着，送上一个耳光。   　　那男子一脸茫然，又惊又怕。我突然发现，那兵说的话我听得懂，张老师教“国语”时，会用“国语话”和舟山话对照。我没胆走上去，双手抓着门框，只是小声的说：“他听不懂国语啦！”   　　这下不得了，两个兵立刻走向我，几乎是异口同声：“你会说国语？”   　　这时，又有几个军人走过来，其中一个就是萧连长。   　　一个兵说：“报告连长，这小孩会说国语！”   　　萧连长歪头看我，笑眯眯，很客气。“你会说国语？再说句给我听听。”“说什么？”   　　官兵大笑，多么高兴，多么得意的样子。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开心，后来知道了，当兵的说，他们说的话老百姓听不懂，老百姓说的话他们听不懂，快憋死了！   　　就因为我会说国语，往后我可以随意进出文公庙。为官兵当翻译，声名大噪。   　　但会说国语有一回差点惹出大祸。   　　那天去二姑家，走在半路见到几个军人，我二百五似的居然主动向他们打招呼，说起国语来。他们立刻止步，严肃地凝视我，问：“你是不是舟山人？”   　　我说：“是呀！”“那你怎么会说国语？”   　　看他们那样子，我害怕起来，正要扭身离去，被他们抓住。   　　他们押我去见他们的连长，连长说出了缘故：“舟山有很多匪谍，外地来的，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匪谍”是什么意思，但想一定不是好东西，就摇头说不是。我说出我家住什么地方，忽然想到萧连长，说出他的名字。   　　萧连长成了我的救星，原来这位连长认识他。他立刻摇电话向萧连长求证，我还和萧连长说了几句话，这才被放了出来。   　　萧连长渐渐和我们全家都熟了，奇怪的是祖母居然也喜欢他，好几次叫母亲烧几道菜，请他来家里喝酒吃饭。   　　萧连长常夸赞我，说这么聪明的孩子，在舟山这种小地方可惜了。   　　我和哥哥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父亲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   　　国民党从舟山撤退的行动极为机密，查阅“国防部”军史记载，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鉴于舟山离台湾太远，而且舟山群岛部分岛屿已被共军占领，台湾鞭长莫及，失去舟山势所难免。为了“拳头收起来，打出去才有力量”，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行动从5月13日晚间开始，到16日撤退完毕。这期间，全面戒严，老百姓得守在家里，不许外出。   　　同时进行抓壮丁。当兵的持枪冲进百姓家，见有男丁，捉了就走。怕他们逃走，双手反绑，人多就用根长绳像串粽子似的串成一列，个别的，用枪押着走。   　　一天夜里，刚吃过晚饭，萧连长忽然出现。那时家里大人只有妈妈，小孩是姐姐、两个妹妹和我。祖母在二姑家，父亲出海捕鱼，哥哥在城里读初一住校。   　　萧连长对母亲说，他想带我去台湾。   　　母亲居然答应了。   　　她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舟山，没去过别的地方。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她怎么会答应？   　　这个答案，终我一生，不能从她口中听到。两岸相互封锁达四十余年，她在我走后十六年得水肿病去世。一九八八年返乡探亲，首先见到嫁到上海的姐姐，她也只是揣测，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留在舟山，一个送去台湾，符合“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分散风险理论。   　　但母亲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在城里读书的大儿子，就是我的哥哥桑世载，已成为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猎物之一，荒谬的是，兄弟俩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过了好几年才相逢。   　　父亲因为出海在外，幸免被抓。他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用扁担打我母亲。不只打一次，以后想起来一生气就打。   　　后来母亲死于上海，临终前几天，只要醒着就哭。姐姐说，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要看到儿子一面，病就好了。” 　　“当兵了，我从此有饭吃了” （作者提供/图）   　　母亲的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母亲为我打理行囊，一套衣服、一双布鞋，弄好了，又翻开检查，再用一块大花布包起来。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二十二块银元和几根细金条，银元叠成一摞，碰撞时叮 叮响。她剪破自己穿的夹袄下摆，用手量一量银元叠起来的高度，再比出要用多少布，量好了，把金条贴在银元两边，就找出针线缝成一褂，小心地塞进花布包里。   　　她一面做一面哭，先哭得很小声，泣泣泣泣，渐渐声音大了，呜呜呜呜……   　　在哭的间隙里，她说：“戏文里唱的‘男儿志气在四方’。你出去以后，要有志气。”   　　一切就绪了，把我拉进怀里，紧紧抱着。下颚抵着我的头顶，来回轻轻摸搡。   　　“男儿志气在四方……男儿志气在四方。”她说了很多遍，就这么一句。   　　看到母亲这样，我当然是难过的，也落了眼泪，不过，我也是兴奋的，因为，我要去台湾了，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台湾，这名字我听当兵的说过，说那里的香蕉又大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香蕉我吃过一次，不知哪位亲戚从外地带来的，两根手指那么长粗，甜里带酸。   　　我会去台湾多久？端午节以前大概回不来，中秋节总可以了吧，绝不可能在那里过年的。   　　萧连长没有来，他派一个兵来，我认识的。他站在夜色浓浓的门外，有些不耐烦地喊了我名字两次。母亲说，好啦，好啦，一面把花布包挂在我肩上，牵着我的手出门。   　　母亲四处张望，轻轻说：“萧连长呢？”说的是舟山话，那个兵听不懂。母亲似乎不放心把我交给那个兵，拉着我，走向文公庙。   　　文公庙里灯影摇曳，人影杂沓，连里的兵有些本来住在祠堂和百姓家，现在集中了，走来走去，显得十分拥挤。   　　大家都认识，所以没人拦阻我们，却也不理我们。   　　母亲不知问谁，“萧连长呢？”   　　我用国语把话翻译出来。   　　有个排长走过来，也是我认识的。他说：“萧连长去营部了，他交代过，你儿子跟我们走。”   　　我又把话翻译给母亲。母亲有些不安，握着我的手，一忽儿紧，一忽儿松。终于放手了，轻轻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我走向那位排长。   　　母亲没哭，缓缓转身离去。但出庙门后不久，传来了她的大哭声。   　　那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我跟着队伍沿着海边前进，头睡着了，脚还是在走   　　萧连长回到文公庙时，已是午夜。热了一整天，天气渐渐凉爽。我早就困了，靠着墙角，抱着布包睡去。   　　我是被萧连长推醒的，他的传令兵提着一盏灯站在他后面半步，还有两个人也站在他身边，那是张老师和他的儿子张坤。   　　张坤和我是同学，长我一岁，文公庙里读私塾，有他就有我；当然也有他的父亲张老师。   　　他像个女孩子，安安静静的，不多话，总觉他有什么病似的，小孩子爱玩的滚铁环、踢毽子、山上抓蛇、河里捉泥鳅、海滩挖蟹洞，他向来不参加。   　　张老师四十来岁，教私塾、教国语，都是用唱的。唱时摇头摆身，头摇成圆圈，肩则左右摆动。他严格要求我们读书都得这样，他说这样读书才不会忘记。   　　原来萧连长也要带他们去台湾。他拍拍我肩上的布包说：“和张老师走在一起，别走丢了。东西要看好。”   　　队伍在哨音中出发。萧连长和几位做官的骑马走在前面，我们三个老百姓和伙夫走在最后面。伙夫也是三个人，有的挑担，有的扛米，还有个人把一个大铁锅放在一个有轮子的木架上，推着走。   　　沿着海边前进，浪好像也困了，没精神地拍着沙滩。月亮很亮，很圆，月光映在水里，看得很清楚。星星不多，在天空眨眼睛。   　　出庙门时我还很有精神，走没多久，瞌睡虫就找上我，头昏了，眼睛闭上了，不过脚还是在走。   　　这么硬撑着不知多久，终于挺不住，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跌倒了。   　　有人把我扶起来，是那个推铁锅的伙夫，我看到张坤坐在那个大铁锅里，怀里也抱着个布包，正好睡。   　　我觉得不平，却不敢说出来。后来知道，有此优遇，张老师是花了钱的。   　　我一路走，一路跌倒爬起不知多少回。渐渐好像习惯了，头睡着了，脚还可以走路。   　　“妈的，敢跑！”押壮丁的几个兵一面追，一面开枪   　　队伍忽然停了下来，脚一停，我就醒了。以为到了上船的地方，却又不像，因为我们正在一个村子里，这村子我来过很多次，夹在两座山之间，并没有码头。   　　我走出一身汗，身体痒痒的，好难受。正找到一块石头坐下，忽见山岰出现几支火把，火把照出一群人，向我们走来。走近了，见到有十几个军人用枪押着比他们人数略多的老百姓，都是男子，被绑着双手，这大概就是被抓到的壮丁了。   　　为首的和萧连长说话，我尖起耳朵听，听出个大概──果然是捉了一群壮丁，上头命令他们和萧连长这个连会合，一起去码头。   　　我听到押壮丁的一个兵说：“他妈的，有个家伙弄不清这是什么辰光，还在今天结婚哩。花轿倒讲究，四人抬的，新郎在前面一个亭子里等接轿，刚好被我们碰着了，男的全抓，新郎倌、轿夫没一个跑掉。”   　　“那新娘呢？轿子里总有新娘吧？”   　　“有啊，戴着红盖巾，穿着大红袍。男人抓走了，轿子被踹倒了，她哭得可凶呢！谁理她！”   　　我悄悄向前面走了几步，是想听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忽然，有两个壮丁向右方拔脚狂奔，那里是麦田，这季节麦子还没我人高，青色的，田边种了大白菜，黑黝黝的，看不清大小。   　　“开枪！妈的，敢跑！”   　　就有押壮丁的几个兵一面追，一面开枪。砰砰砰，那两人手还绑着呢，硬不回头，听到“啊”的一声叫，有一个倒下了。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为首的双手挥舞，他自己却没去追人。   　　其余的壮丁，吓成一团，再没人敢动。   　　“算了吧，”萧连长说：“算了吧！”   　　“丢人！真他妈的丢人！”为首的狠狠吐口口水，这就算了。   　　我有点小小不明白──萧连长的这个连，怎么没抓壮丁呢？也不去追那个逃跑的壮丁呢？   　　目的地终于到了，天也快亮了。 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杀马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个港口，左右两边各有一座小山，码头是用石板铺的，两座山像两只张开的手臂，把码头抱在怀里。   　　有些部队比我们先到，在码头四周找地方坐下，后来的，前面没地方坐了，就挨着向后坐。我们运气不错，一个蛮大的斜坡连着沙滩还空着，萧连长骑着他的棕色马，绕着他的连打招呼，叫大家坐下。   　　我和张老师、张坤还是在部队后面，我挨着张坤坐。天已全亮，倒不困了，可是肚子饿了。   　　海上停了很多艘军舰，屁股吐着泡。甲板上有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在走动，我知道，那是海军。常有军舰在我家门外的海上驶过，会发出呜呜声。   　　部队越来越多，走来走去撞着人，就会互相吵骂，甚至打起来。我这个听得懂国语的人，竟听不懂他们说的一些话。这才发现，除了国语、舟山话、上海话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方言。   　　来了一支骑兵，有二十多匹马，但马没被骑，而是有人牵着。他们走在沙滩上，刚好在我面前经过。忽见萧连长的马夫和其他几个兵，把这个连的几匹马从队伍中牵了出来，其中也有萧连长的那匹棕马。   　　我还弄不清楚状况，便见有许多兵，有的牵一匹马，也有本事好的，牵着两三匹，都朝向骑兵队的方向走去。身后有个声音说：“上级命令，杀马！”   　　因为有很多马经过的关系，部队有点乱，有人站起来走动，有人伸懒腰。我趁此乱局，躬着身走到萧连长那里。   　　他正低着头，听我叫他，抬头看我。我吓了一跳，他的脸好凶，像要杀人似的。但我向来不怕他，还是问：“你的马怎么被牵走了？说要杀马咧。”“回去！回去坐好！”   　　我不听他的，只是离开他半步，站着，这里还可以看到马。   　　没错，果然要杀马了！   　　为何杀马？多少年后，才知道其中缘故：舟山撤退，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焦土，顾名思义，就是不留下好东西给敌人。有些东西“焦”不了，可以“焦”的， 于人，是抓壮丁，估计人数为一万三千五百多人，这些人正值青壮年，抓给自己用，不留下给敌人。杀马，是因为马匹运输困难，杀了，免得增强敌人军力。   　　杀马消息传出，引起了沙滩及坡地上的人一阵骚动。兵士们先用缰绳将马绑在树干上，缰绳另一端本就连着马的嘴套，马根本跑不掉。但海岸边树不多，有的还是小 树，怕绑不住，便尽可能绑在几株大树上，一株树的四周绑上七八匹，马大、绳短，马头几乎着地，相互推挤，马鸣萧萧，被马蹄踢起的砂土，成为砂雾。   　　树还是不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挖坑。部队长下令，有圆锹和十字镐的出列，三五成群找地方挖洞。这得花很大功夫，因坑若太小容不下马身，得挖得很大的才行。   　　这边厢坑还没挖好，那边厢已开枪杀绑在树上的马了。用的是机关枪，好几挺，射击手趴在地上，绕着树开枪，哒哒哒哒、砰砰砰砰，马鸣声被枪声掩住，尘烟未落，马已断魂。血流过泥土，流到海滩，成为黑色，浪起，将黑色的血抱进海里。   　　坑挖了好几个，约莫可以容得下一两匹马了，就七手八脚把马推进坑里。马叠着马，还在挣扎，机枪子弹、手榴弹，同时在坑洞里开花。   　　回头见到萧连长，才想起他的棕色马必然也死了！他还是原来那姿势，低着头，我不敢看他。   　　舟山撤退使用船艇57艘、机帆船39艘，撤出军民148000人   　　中午时分上船。正当涨潮，停在外海的军舰（那是登陆艇）正缓缓开近沙滩，吐泡泡的屁股上原来有个大铁门。门打开，斜斜落下，停在海水和沙滩边缘上。里面很大，黑黝黝的，那叫坦克舱。   　　有人抬来又长又宽的跳板，一端架在坦克舱口，另一端放在离水较远的沙滩上。踏着跳板，挨个儿上船。   　　据档案记载，舟山撤退使用船艇五十七艘，机帆船三十九艘，5月13日开始撤离，16日结束，撤出军民十四万八千人。   　　一个码头当然容不下几十艘船一字排开同时接人，作业状况大约是三艘船为一个梯次，达到能允许的容量，就离开码头。空下的位子，由另一艘船接替。防卫部官员在码头指挥，秩序良好。   　　轮到萧连长这个连上船时，已经下午。   　　早饭午饭都没吃，天又热，头脑昏昏沉沉。我抱着布包，拉着一个伙夫的衣角，踏板上船。   　　船上已有很多人，我们的位置被分派在坦克舱中央稍前。萧连长走来走去指挥大家坐定，舱里人声鼎沸，枪炮碰着铁板铮铮作响，他说的话，没人听得见。   　　我还是挨着张老师、张坤坐。我困了，昏昏沉沉地睡去。不久被一阵机器转动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是坦克舱的门正要关上，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渐渐合成拳头。转动声停止，把阳光拒于门外，舱里只剩微弱的灯光，我们被包在黑暗里。   　　马达声持续，船却没动。我闷热得难受，早就发现舱前有个铁梯，人上上下下；趁没人注意，我登梯上甲板。甲板上也坐满了人，除了军人，居然还有老百姓，而且有年轻女人。军人抱着枪，有躺有坐，老百姓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尽管头上顶着大太阳，但有海风吹，甲板上舒服多了。我趴在船边，马达激起小小浪花，轻轻拍打船身，几步外还有别的船，都还没启动。   　　忽然听到嘈杂声，看到从船头跑过来几个被抓的壮丁，他们被绑的绳子已解去，慌慌张张跑到船边后，就跳到海里。   　　有几个士兵拿着枪在他们身后追，骂着粗话。士兵追到他们落水处，就开枪朝海里打。有个人被打中了，血立刻喷出来，但他还向岸上游，不久就面朝上，想必是死了。   正式接到命令，我要去“少年队”报到

我的部队是六十七军五十六师，1949年参加过“登步岛之役”，打了胜仗，以此为荣，乃称“登步师”。来台湾后，因训练日紧，不适宜娃娃兵生活，1951年下令成立“少年队”。命令指出，16岁以下的到桃园成福国民小学报到。连上就我一个合乎资格，连长舍不得我离去，很懊恼把我年龄报成15岁，只差1岁，我就不必去了。

下午一辆十轮大卡车来接我，车上已有十多人，我意外发现张坤竟在其中。

一年没见，故人重逢，自是十分欢喜。

他告诉我，部队在基隆靠岸登陆，萧连长见我不在连里，想找我，但船上人山人海，部队又要立即上岸，他根本无法抽身。

张老师上岸后就带着张坤离去。他们在台北有位亲戚，此人在上海时开过绸缎行，颇为风光，他早一年从上海携眷来台，日子却大不如前，如今一家五口就靠开个路边摊卖汤包混生活。

张老师在我们家乡既是读书人，也是有钱人，虽然临行来不及变卖家产，金条银元倒带了不少。亲戚帮不上忙，父子俩就租屋住。不过他们时运不济，有晚遭小偷光顾，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和小偷对抗，那偷儿立即化身为强盗，抽出尖刀，在张老师身上划了好几道血口，张老师倒地，小偷搜刮了他们所有金条、银元而去。

张老师读书、教书还行，营生过日子就没手段了。愁云惨雾般过了几天，他想出了主意———张坤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也就是暂时把他送去部队当小兵，等自己安顿好了，再接出来。

张老师本打算找萧连长，没找到，倒是他那位亲戚在部队有熟人，一说就成。巧的是，张坤加入的和我一样，是五十六师。也因此，他和我一样都得加入少年队。

成福国小坐落在半山腰里，背山面溪，四周没几户人家，全都是茅屋。学校很旧、很小，倒是有电。我们这辆车到达时，已近黄昏。

有很多人比我们先报到，还没编班，人人都带着小行李，多数是布包，少数用军毯。大家在各地跑来跑去，叽叽喳喳，有说有笑，要不是穿了军服，还真像是一群小学生。

我们去见了队长，他姓饶，上尉。队长说，这里没有床铺，每人发给一条草席，用自己行李打铺。编班后，由各班班长带去教室住，各班教室已经分配好了。

少年队共有九十多位少年兵，每班12人。我和张坤编到不同的班。  

我个儿矮，以为一定会编到本班最后一名（即排尾），不料还有一位比我更矮的，他叫陈黑子，才9岁。

他果然很黑，但名字叫“黑子”，也挺奇怪。我问他是否还有“黑子”以外的正式名字？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亲戚都叫我黑子，我姓陈，就叫陈黑子。”他说话很快，声音又尖，说的话像国语又不怎么像，我得仔细听，听不懂还得问，才能弄清楚。后来知道，他是扬州人，扬州国语和舟山国语是大有分别的。

陈黑子说，他爸爸是当兵的，打仗死了，妈妈带着他和五岁的妹妹从扬州一路逃难到上海。带的一点钱很快就用完了，晚上住在城隍庙里，白天妈妈一手牵着一个在路上做叫花子，遇到好心的，给碗饭，给个馒头，讨不到，就只好挨饿。

上海已能听到远远传来的炮声，军队逐渐撤离。老百姓想走的，只好靠军队。陈黑子一家没军队可靠，就随着滚滚人潮，守在码头等机会。

其实，哪来机会？船上的人早就满了，岸上的还硬向前挤。带着行李碍事，很多人就把大件行李丢到黄浦江里。船上的兵一面喊“不许上来！不许上来！”一面排成一列用步枪枪托打人，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被打到海里，运气好的，身手敏捷的，就上了船。

陈黑子的妹妹被冲散了，死活不知。妈妈像失魂似的，连悲伤都不知道了吧，紧拉着他，被人潮推着往前走。想必是他爸爸在天上保佑，小小的陈黑子竟被推挤到了跳板上，他夹在人群里，身不由己地上了船。

他觉得，妈妈在他上到了跳板时，突然松了手，还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再回头找妈妈时，已不见人影。

军舰开向舟山，撤退的是八十军，要和六十七军合力去守登步岛。部队上岸时，他可比我聪明多了，也不管认不认识，抓住一个兵的手，兵到哪里他跟到哪里，部队看他可怜，没撵他，他就当兵了。

他从八十军到六十七军五十六师，又是一番曲折。原来，八十军打完登步岛后，主力先去了台湾，他这回没这么好运，部队不肯带他去台湾，他在舟山流浪了几天，又抓住了一只兵之手，哭哭啼啼地死缠着不放，1950年5月13日，他和我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

陈黑子后来被人取了个外号“老鼠”，因为他长得黑，也好动，精力用不完似的到处跑。他喜欢唱歌，唱他在家时就会的扬州小调，不过唱来唱去就那几句。后来加入幼年兵营，他分到第九连，部队走路得唱军歌，唱前有人先唱头一句，称为“发个音”，陈黑子就成为第九连“发个音”的人。少年队战友舒阿根逃跑被抓回

少年队没有固定操课，通常是吃完早饭后，各班带开，由班长决定“基本教练”还是训话；“基本教练”像是立正、稍息、敬礼、向左转、向右转等各种动作。训话，包括班长、排长，晚上十点钟晚点名，全体集合听队长训话。

我认识一个舟山人，叫舒阿根，他和我同年，白白胖胖的，胆子很小，什么都怕，怕队长、排长、班长，连少年兵也怕。或许是老乡关系吧，独独跟我亲近。有天他对我悄悄说他想逃走。

“逃到哪里去？”“不知道，就是不想当兵。”舒阿根说，他是和姐姐一起来的，姐姐以答应给一位班长做老婆为条件，姐弟俩才来台湾。可是，那班长一个月薪水才十几元，自己抽烟钱都不够，哪能养活他们？姐姐因而和那班长分手了，她在“政工队”当清洁队员，他被送到少年队。

我要他打消逃走的念头，一方面是无处可逃，另一方面，我已明白了一些军队规矩，逃兵被抓回来，重则枪毙，轻则坐牢。

“枪毙就枪毙，坐牢就坐牢，我就不要当兵，就是要逃。”他果然采取了行动，逃走了。不过，他连应该在天黑逃走的常识都不知道，是在大白天趁人不注意时溜出去的。到了桃园街上，他没钱买东西吃，饿到晚上，呆呆地坐在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穿军服的人，天黑还在营外，立刻被巡逻的宪兵发现，根本不必盘问，一看他个儿就知道是少年队的。

我们还没晚点名，一辆白色吉普车开进来，出现被双手反绑的舒阿根。

饶队长大为光火，立即命令值星官提前晚点名。队伍成讲话队型集合，舒阿根依然反绑着双手被他的班长押出来，到了队伍中央，班长在他腰上踹一脚，同时喝令：“跪下！”舒阿根缩成一团，跪在队长面前。

队长指着他大骂：“我们在大陆失败，就是逃兵太多。荣誉是军人第二生命，逃兵是军人最大耻辱。如果在前线打仗，捉到逃兵，我一定枪毙！”说时，班长已取来一根扁担，队长叫班长脱下舒阿根的裤子，再把他面朝地压住。舒阿根本来就白，被灯一照，屁股显得更白。班长用脚踩着他的背，他动弹不得，大声哭，大声喊：“队长饶命！班长饶命！下次我不敢了！”“打十板！”队长下令。

只听“啪”一声，扁担在舒阿根屁股上落下，接着又举起，落下，班长一面打，还一面报着数：一、二、三……舒阿根喊“哎哟”、“啊”，最后喊“妈”，喊“救命”。他喊“妈”是用舟山话，叫“阿姆”，大多数的人听不懂，我听得懂。

扁担被打裂，红艳艳的鲜血从舒阿根白森森的屁股上溅出来，向四边流。十扁担打完，白屁股变成红屁股。

舒阿根昏了过去，不知道是因为痛，还是吓的缘故。其余人都不敢吭声，连呼吸都憋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屁股是可以这样打的。

第二天下午，我溜进教室去看他，他趴着睡在铺上，我走近叫他名字，他像没听见似的不理我，只是一直戚戚地哭。“屁股很痛吗？”我小声地问。

他还是不理我。

我想，应该有人给他擦些药膏才对。这话我没胆跟队长说，只跟班长说。班长瞪了我一眼，叫我少管闲事。

“疟疾”传染开来，少年兵纷纷倒下

生活里有件很烦恼的事——蚊子太多。班长以上的大人军队发给蚊帐，我们小兵没有。晚上白天都被蚊子咬，人人都变成“红豆冰”。

终于有人被咬出病来了；发烧、发冷一起来，外带拉肚子和呕吐。先是一两个人，接着传染开来，纷纷倒下。一位排长说，这病叫“疟疾”，会死人的。

真倒霉，我也被传染了。

为了不使疫情扩大，队长下令，得病和没得病的分开住。但还是控制不住，住病号的教室由一间变成两间，而且人数还在增加。

队长向师部请来了一位医官，他在房里走了一圈，摸了几个人的额头，看看舌头，就匆匆离去。隔了一天，才有人送药来，排长、班长分头忙着要我们吃药。药很快就吃完了，没见医生再来。

我忽冷忽热昏昏沉沉睡了几天，渐渐好了，但身体很虚。张坤倒没得病，有天晚饭后来看我，凑在我耳边说：他要走了，张老师来接他，人就在校外等，要我去和他见个面。

我摇摇晃晃和张坤走到校外，一年没见张老师，他瘦了不少。他盯着我看，叹了口气说：“听张坤说你病了，现在怎么样？”我说好多了。他又叹了口气：“我来把张坤接走，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就摇摇头。

“我想，你一定也想我带你走，是吧？可是我跟你说呀，我没这个力量。你明白吗？”“我明白。”我其实并不很明白，不过我从来没想过要倚靠张老师。离开舟山时，虽然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我也没生过这个念头。来少年队时，张坤跟我说过，张老师随时会来接他，我觉得他是他，我是我，跟我没关系。

张老师说起他现在的情形，因为他会说英语，在台北士林一个美国人家庭做帮佣，扫地、煮饭、带小孩，全做。美国主人是个军人，对他很好，给他一个小房间住。张坤离开少年队后，两人都会住在美国人家里。

张老师和张坤向我告别，我送他们走了一段路，可是生病的缘故，觉得走不动了，停住脚步说：“张老师，张坤，我要回少年队去了，再见！”他们向我挥挥手，就向山下走去，消失在黑暗中。

我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想起了家人。离家一年多，我常想他们，今晚想得特别厉害。我记得出来时跟妈说过，中秋节应该可以回去，现在另一个中秋节都快到了，我还在台湾。几个月前，曾经买了一张明信片，寄给姐姐，怕他们担心，我没说和萧连长失散了，也没说在基隆饿得半死，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自己很好，请他们不要挂念。

信投进邮筒后，有人告诉我，这封信铁定收不到，因为现在台湾和大陆不许通信，叫邮差怎么送？

我半信半疑，还是盼望家里能收到我的信，也盼望他们写信给我。一直盼，一直等，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半点消息。想必他们真的没收到，我就不再写信了。

想着想着，就哭了起来。

舒阿根疯了，他藏身在防空洞死得很惨

病全好了，我搬到没生病的教室住。忽然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舒阿根得了疯病，他不肯住在学校，躲在一个山洞里，双手抓满小石头，见人就丢。

几个人一起带我去找他。出了校门，翻过一个小坡，左转直走，溪流转弯处有个防空洞，我曾远看到过它几次，说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少年队有人进去过，我没有。

那时节，台湾处处可见防空洞，用水泥砌成的，形状像坟，大小不一。大的可以容纳十来个人，小的可容纳四五个人。有一个或两个巴掌大的孔朝向较开阔的方向（如马路），相对的背后则较隐蔽，辟出一条小路，供人出入。

防空洞是二战时日军所造，日军轰炸珍珠港后，台湾正式投入战场，也成为美国飞机轰炸的目标，警报声一响，老百姓就躲进防空洞。随着交战程度的激化，台湾的防空洞数目快速增加。所以，除了军方盖的防空洞外，也有老百姓自己盖的，那多半是有钱人家。

国民党撤到台湾后，蒋介石下令台湾为“戒严地区”，他喊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所以一方面自己要准备打仗，另一方面要防备“共军”攻台。因此，不但没有拆除那些防空洞，还盖了许多防空洞。

在稍后的幼年兵总队时期，上级规定每个班得有两个防空洞，工作由各班去完成。属于我这个班的防空洞，是建造在营房后门外的甘蔗田里。甘蔗田绵绵如海，班长找到了地方，我们从储藏库领了圆锹、十字镐，先砍掉甘蔗，大家挥汗挖掘。

工作是快乐的，因为这活儿让人有玩游戏的感觉。有人像要造地宫似的，事先还画了草图，按图挖洞，下面不但有地方坐，还有地方睡。防空洞挖好了，得负责定期保养，大伙儿很疼惜地常去看，看到不顺眼处，自动修补。

不知道是不是该惋惜——这么好的防空洞，只在几次演习时用过，从没真正派上用场。

舒阿根藏身的那个防空洞，大约没人整修，四周长满杂草，他披着衣服前胸袒露，脸、身上，有血也有泥。和我上次见他时那样，他半趴着，我想起他挨打的屁股，不知道好了没有。

他守在洞口，凶狠地望着我们逐渐向他走近。他身边放着许多小石头，刚才已经有人跟我说过，那是用来打人的。

我走在最前面，连续喊他：“舒阿根！舒阿根！”再走近些，蹲在他面前。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桑品载！”他布满血丝的双眼缓慢地在我脸上扫过，没应我。我伸出手，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肩，再一次喊他名字。

“我要回家！”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小。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也想回家，谁不想回家？

“我要回家！”又说了一次，声音比第一次更低。

“你不能老在这里，回去吧！”我要把他拉起来，手就用力些。想不到，这个动作竟惹恼了他，他抓起一把小石头，丢向我的脸。

很痛，要不是我及时闭上眼睛，不定石子会打到眼珠。

来了一位排长，对舒阿根大声喝斥：“到底要不要回去？”“我要回家！”“回”字他说得很大声，像是和排长对抗。

“回你个屁的家！”排长说：“反攻大陆了，大家才能回家。”排长显得不耐烦，转身对我们说：“他不回去，就让他一个人在这里，病死他！饿死他！大家统统跟我回去！”就在我们去看他之后两天，有人从校外奔进来，一路见鬼似的大叫：“舒阿根死了！舒阿根死了！大家快去看！”我和几个人跟他跑出校门，没去防空洞，去溪边。

舒阿根的尸体浮在水面上，脸朝天，瞪着眼，双唇闭得很紧。溪水洗净了他的脸和身体，虽然病得重，死得惨，他还是白白胖胖的。

尸体被拖到岸边，队长、排长、班长纷纷来到。大伙儿围着他，有人哭起来。

队长说：“哭什么哭？革命军人只许流血，不许流泪。他自己找死，怪不了别人。”在排长指挥下，几个人用队里有的工作器具，圆锹、十字镐，在山上挖了个长方形的坑，要埋葬舒阿根。我没派到工作，一直盯着尸体看。不敢哭，怕挨骂。

舒阿根的尸体放在一块门板上，门板放在坑旁边。不久，坑挖好了，班长叫两个人抬起门板，要放到坑里去。抬脚的那个忽然大声惊叫，立刻放下门板，向后跑了几步说：“有虫！他屁股里有虫！”大家凑近看，果然见到有几条黑色的虫，从舒阿根的两个裤管里慢慢爬出来，虫有大有小，大的像小指，小的像细线。“把他裤子脱了！”一位班长说，骂了一声“操”，自己动手。

裤腰上的布带被他一扯就断，他双手拉下舒阿根的裤管，再把尸体翻个身，屁股朝上。大家看得够清楚，异口同声“啊”的一声叫，接着又像同时都噎住了，没人吭声──舒阿根的屁股是一块腐烂的肉，大部分是黑色的，有几条血丝，还有暗绿色的瘀青，虫在腐肉上蠕动，总有十条以上。“埋了！埋了！”排长一面说，一面后退了好几步。

舒阿根就这么死了，他在政工队里的姐姐还不知道吧？他在舟山的家人，铁定不知道。

连长指挥我们唱《保卫大台湾》军歌

有一天晚点名时，队长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少年队奉命解散。

解散后，不是回到原部队，而是集体加入在凤山的入伍生总队幼年兵营。

队长说，上级长官去各部队视察，有的部队也有像本师一样的“少年队”；有的没有，少年兵还混在部队里。这些没有把少年兵集中的部队，是很不应该的，因为他们居然还没弄清楚，我们的任务是反攻大陆，这个责任多么重大，带着小孩子，还能打仗吗……这支少年队，从成立到解散，还不足三个月，不过，解散的是队伍，人没解散，我们还在一起，只是名称变了，“少年兵”变成“幼年兵”。

既然要分手了，班长、排长、队长，就对我们客气起来，整理行李时，他们和我们勾肩搭背，有说有笑，还口口声声称“小兄弟”。有位排长说，大家应该常通信，我们说好哇，但信往哪里寄？他们说不出地址，因为他们将来落脚何处，谁都不知道。

队长对“入伍生总队”这个单位略有所知，说管得很严，当兵的叫苦连天。叮嘱我们要小心，要服从。

我心里只想着赶快离开少年队，队长、排长、班长，最好以后再也不要见到这些人，他们这么残忍地对舒阿根，我一定一辈子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他们。

三天后，送我们来的那辆卡车一路按着喇叭开进学校，说只送我们到火车站，然后搭火车去凤山。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很好奇，很兴奋。车厢两边各有一排长木椅，大家被分配挨个儿坐下。队长、排长、班长得把我们点交给对方，所以一块儿去。他们收起了过去的凶样儿，亲热地和我们坐在一起。

火车烧煤，一发动，就有煤灰、煤渣进来。窗子得开着，因为天气太热，车厢里只有几个电风扇，想必很老旧了，转起来咯咧咧地响；它和车里的人一样，吸进大量煤灰和煤渣。

因为是慢车，每站都停。这使我有机会背每一个站名，借着站名让我认识台湾。

刚开始，车厢里充满笑声，说话声，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就有人打起瞌睡，我也有些昏昏沉沉了。

队长忽然站了起来，双手抓住头上的吊环，说：“大家别睡，我们来唱歌。”什么歌是大家都会唱的？只有军歌。

《保卫大台湾》这首军歌，应该是国民党撤到台湾后教唱的第一首军歌，当时在台湾最流行，我在舟山时就听当兵的唱过。来台湾后，听军人唱，学生也唱，小店播放的流行歌曲之间也播军歌，《保卫大台湾》是必选歌曲。

连长先唱第一句，接着，他当起合唱团指挥，一手仍抓着吊环，另一手在我们面前挥动，大家就唱了起来：“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万众一心，全体动员，支持生产，支持前线，……”这首歌，在舟山撤退后，驻舟山的军人显然有不舍心情，暗暗将第一句歌词改为“保卫大台湾，不要小舟山”。

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前后车厢的老百姓，纷纷走了过来；听歌声，是小孩，却又都穿着军服。神情里显得诧异。

火车在歌声中向南行驶；从白天到晚上，足足开了十个小时。在高雄站下车，再转乘来接我们的军车……

  　　作者简介   　　桑品载，1938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县一个贫困但安宁的渔村。1950年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只身随军赴台，时年仅12岁，曾流浪街头，随后成为幼年兵。1959年从政工干部学校毕业而为少尉军官。在军中即从事文学写作，作品发表于台湾各大报副刊及文学性杂志，陆续出版长短篇小说及杂文二十余部，曾获“国军”新文艺报道文学奖、“救国团”第一届社会优秀青年奖。
　　1965年上尉退伍，至《中国时报》担任副刊主编，兼写文化性专栏，笔名“司阳”，其间仍持续文学创作。1981年《自由日报》（即今《自由时报》）创刊，应聘为艺文组副总编辑，两年后又到高雄先后任职于《台湾时报》及《民众日报》从事新闻工作。1997年起专职为台湾各大日报、晚报写时评及社论至今。
　　幼年兵的故事，不只是其个人自传，也是其他一千三百个幼年兵共同的自传，这群孩子在时代恶浪中浮沉，毫无抵抗能力，所以也是“苦难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本书已有大陆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若进行顺利，2011年底应可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