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无虐现代耽美宠文:台湾当年有一群娃娃兵（上）

作者简介

桑品载，1938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县一个贫困但安宁的渔村。1950年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只身随军赴台，时年仅12岁，曾流浪街头，随后成为幼年兵。1959年从政工干部学校毕业而为少尉军官。在军中即从事文学写作，作品发表于台湾各大报副刊及文学性杂志，陆续出版长短篇小说及杂文二十余部，曾获“国军”新文艺报道文学奖、“救国团”第一届社会优秀青年奖。

1965年上尉退伍，至《中国时报》担任副刊主编，兼写文化性专栏，笔名“司阳”，其间仍持续文学创作。1981年《自由日报》（即今《自由时报》）创刊，应聘为艺文组副总编辑，两年后又到高雄先后任职于《台湾时报》及《民众日报》从事新闻工作。1997年起专职为台湾各大日报、晚报写时评及社论至今。

幼年兵的故事，不只是其个人自传，也是其他一千三百个幼年兵共同的自传，这群孩子在时代恶浪中浮沉，毫无抵抗能力，所以也是“苦难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本书已有大陆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若进行顺利，2011年底应可问世。

正式成为幼年兵总队一员，此照片上过当年美国《时代》杂志 （作者提供/图）

台湾当年有一群娃娃兵（上）

－－作者：桑品载

我曾是国民党的幼年兵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陆军部队里出现一群娃娃兵。

娃娃兵的形成，大致因以下状况：

第一种，父兄或长辈是官兵，他们混在部队里一起生活。

第二种，战火中与家人失散，遇到好心军人，收留在部队里。

第三种，父母将儿子托付给认识的军人，辗转来到台湾。

那时，国民党军队因屡战屡败，士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空缺”严重且普遍。如一个连，账面数字应该一百二十多人，实际也许只有三分之二，但实情不敢 上报，部队长怕受处分；上面不是不知道，却不查，因为部队在哪里根本不知道。于是粮饷照发，于是“空缺”变成了“吃空缺”。

聪明的大小部队长，为了使账面好看些，把娃娃兵的名字写在军册里，只需把年纪改一改，譬如十岁变二十岁，十二岁变二十二岁。如果父亲是营、连长，把十来岁 的儿子补名成为“兵王”上士，并不少见。不过，既然补上了名，吃粮拿饷，多少给些活干，传令兵、勤务兵，跑腿送公文，为长官买烟买酒，是多数娃娃兵的工作 内容。

各部队娃娃兵先以师为单位集中，再造好名册向凤山报到。“幼年兵连”扩充为“幼年兵营”。幼年兵总队从一九五一年起成立，到一九五三年解散，彼此相聚时间不足两年。

幼年兵本来就是“兵”，穿军服，出军操，有军阶，有薪饷，只不过那些在原部队当上士、中士的降级而为“兵”。解散了，年龄长了两岁，就当然更是兵。一千三 百人分配到三个地方：最多的一群七八百人，去学驾驶，学成后派到各单位当驾驶兵。有二十多人经过特别挑选，身体棒的，模样端庄的，到蒋介石官邸当“外 卫”，也就是卫兵，不过是离蒋介石身体最远的。另有两百多人，年纪最小，送到政工干部学校，为这些人成立“教导大队”，分两个中队，基本上接受文学校教 育，但还是得“允文允武”受军事训练。

我就是幼年兵。在我成为幼年兵之前，是流落在基隆港的一个小乞丐。

这个故事，得从一九五○年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说起。

那年，大约六七十个军人，来到我们洋螺村

那年，我十二岁。

国民党军队在舟山陆续出现，人数越来越多，和当时国共内战形势有关，即是，共军步步进逼，国军节节败退，到一九四九年，舟山是国民党在大陆仅剩的控制区，据国民党说法，军队有十三万人。

军队有的是整批开到，有的是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来投靠，还有公务员和眷属。一霎时，各种腔调的中国话同时出现，向来落后但平静的舟山群岛，像一锅烧开了的粥，热闹得沸腾。

我家在乡下，村子有个很怪的名字，叫“洋螺村”。住屋疏落，东海的水在村前流荡，海中有错落的小岛，父亲说，从门口望去不远的一个小岛叫馒头山，有一半是我们家的。不过，我从没有上去过，那里没一户人家，没什么好玩的。

祖父已逝，祖母是一家之主，她长年吃素，记忆里她几乎都关在自己房里念经，很难得和我们说几句话，难得的话大半在骂人。多年后才稍稍理解，她并不快乐－－我的父亲是从小抱来的养子，母亲是童养媳，这是因为祖母只生两个女儿，没生儿子的缘故。

而且，她的长女（我的大姑）年轻时违逆父命，执意要嫁给自己选中的男人，祖父一怒之下，断绝往来。后来姐姐跟我说，大姑个性倔强，也怄了气，不来往就不来往。祖父死时她没出现，祖父死后祖母向她招手，也被拒绝。所以祖母常去二姑家，二姑嫁到王家，那个村子全姓王，村名就叫“登头王”。

我离开舟山那天，她就在二姑家。

那是个大日子，有一个连进驻洋螺村，每家门窗紧闭，当然还是看得见，事后大家也都承认在看。我爬上八仙桌，半张脸贴在白纸窗上向外张望，看见大约六七十个军人，前面的骑马，后面的走路，很累的样子，有的把长枪当扁担似的扛在肩上，有的当扫帚，拖着走。

他们进入文公庙，那是我家隔壁的隔壁，是我和姐姐、哥哥读书的地方。老师姓张。后来改成“文公国民小学”，老师还是他。

我们家有两艘大船、两艘舢板，十二亩田。田租给别人，父亲是个小船主，不过自己也出海捕鱼。渔获卖到厦门、上海，有次他回来，给了母亲一锭一两重的金子，据说那是他最赚钱的一次。母亲忙不迭把那块金子塞在谷仓里，不许小孩子看，不过，还是被我偷看到了。

几天后，我认识了连长，他姓萧。我早在注意他，因为他对兵讲话就像是个官，很威风。他有马夫，有传令兵，出门时人前马后都有伺候。他骑的马最大最壮，棕色 的，或许就因为它是连长坐骑，比别的马神气。他有根黑色的马鞭，有半个手臂长短，骑马时挥，走路时也挥，尽管他笑着，总觉得他要打人。

我认识萧连长是一个奇怪的经历。

那天下午，村子里一个男子经过文公庙，好奇之故吧，向里探望，庙口的卫兵立刻用刺刀抵着他背押进庙里，接着传来鞭打声和男子的叫喊声。不久，男子被踢出庙门，他因为赤膊缘故，脸上身上都在流血。他跌跌撞撞往前行，我正躲在大门后看他，他也看到我。

想不到当兵的还不放过他，有两个人从庙里各提着枪冲出来，一面高喊：“站住！”

他却还往前走，这缘故我明白，他听不懂“国语”。军队没来之前，舟山人只会说舟山话和宁波话，有去过上海的，会说几句上海话，别的话，没人说，也没人懂。

他立刻被捉住，一个兵粗声问：“叫你站住，你为什么还跑？”说着，送上一个耳光。

那男子一脸茫然，又惊又怕。我突然发现，那兵说的话我听得懂，张老师教“国语”时，会用“国语话”和舟山话对照。我没胆走上去，双手抓着门框，只是小声的说：“他听不懂国语啦！”

这下不得了，两个兵立刻走向我，几乎是异口同声：“你会说国语？”

这时，又有几个军人走过来，其中一个就是萧连长。

一个兵说：“报告连长，这小孩会说国语！”

萧连长歪头看我，笑眯眯，很客气。“你会说国语？再说句给我听听。”“说什么？”

官兵大笑，多么高兴，多么得意的样子。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开心，后来知道了，当兵的说，他们说的话老百姓听不懂，老百姓说的话他们听不懂，快憋死了！

就因为我会说国语，往后我可以随意进出文公庙。为官兵当翻译，声名大噪。

但会说国语有一回差点惹出大祸。

那天去二姑家，走在半路见到几个军人，我二百五似的居然主动向他们打招呼，说起国语来。他们立刻止步，严肃地凝视我，问：“你是不是舟山人？”

我说：“是呀！”“那你怎么会说国语？”

看他们那样子，我害怕起来，正要扭身离去，被他们抓住。

他们押我去见他们的连长，连长说出了缘故：“舟山有很多匪谍，外地来的，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匪谍”是什么意思，但想一定不是好东西，就摇头说不是。我说出我家住什么地方，忽然想到萧连长，说出他的名字。

萧连长成了我的救星，原来这位连长认识他。他立刻摇电话向萧连长求证，我还和萧连长说了几句话，这才被放了出来。

萧连长渐渐和我们全家都熟了，奇怪的是祖母居然也喜欢他，好几次叫母亲烧几道菜，请他来家里喝酒吃饭。

萧连长常夸赞我，说这么聪明的孩子，在舟山这种小地方可惜了。

我和哥哥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父亲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

国民党从舟山撤退的行动极为机密，查阅“国防部”军史记载，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鉴于舟山离台湾太远，而且舟山群岛部分岛屿已被共军占领，台湾鞭长莫及，失去舟山势所难免。为了“拳头收起来，打出去才有力量”，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行动从5月13日晚间开始，到16日撤退完毕。这期间，全面戒严，老百姓得守在家里，不许外出。

同时进行抓壮丁。当兵的持枪冲进百姓家，见有男丁，捉了就走。怕他们逃走，双手反绑，人多就用根长绳像串粽子似的串成一列，个别的，用枪押着走。

一天夜里，刚吃过晚饭，萧连长忽然出现。那时家里大人只有妈妈，小孩是姐姐、两个妹妹和我。祖母在二姑家，父亲出海捕鱼，哥哥在城里读初一住校。

萧连长对母亲说，他想带我去台湾。

母亲居然答应了。

她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舟山，没去过别的地方。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她怎么会答应？

这个答案，终我一生，不能从她口中听到。两岸相互封锁达四十余年，她在我走后十六年得水肿病去世。一九八八年返乡探亲，首先见到嫁到上海的姐姐，她也只是揣测，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留在舟山，一个送去台湾，符合“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分散风险理论。

但母亲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在城里读书的大儿子，就是我的哥哥桑世载，已成为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猎物之一，荒谬的是，兄弟俩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过了好几年才相逢。

父亲因为出海在外，幸免被抓。他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用扁担打我母亲。不只打一次，以后想起来一生气就打。

后来母亲死于上海，临终前几天，只要醒着就哭。姐姐说，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要看到儿子一面，病就好了。”

母亲的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母亲为我打理行囊，一套衣服、一双布鞋，弄好了，又翻开检查，再用一块大花布包起来。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二十二块银元和几根细金条，银元叠成一摞，碰撞时叮叮响。她剪破自己穿的夹袄下摆，用手量一量银元叠起来的高度，再比出要用多少布，量好了，把金条贴在银元两边，就找出针线缝成一褂，小心地塞进花布包里。

她一面做一面哭，先哭得很小声，泣泣泣泣，渐渐声音大了，呜呜呜呜……

在哭的间隙里，她说：“戏文里唱的‘男儿志气在四方’。你出去以后，要有志气。”

一切就绪了，把我拉进怀里，紧紧抱着。下颚抵着我的头顶，来回轻轻摸搡。

“男儿志气在四方……男儿志气在四方。”她说了很多遍，就这么一句。

看到母亲这样，我当然是难过的，也落了眼泪，不过，我也是兴奋的，因为，我要去台湾了，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来台最早的一张照片，约1950年8月拍摄 （作者提供/图）

台湾，这名字我听当兵的说过，说那里的香蕉又大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香蕉我吃过一次，不知哪位亲戚从外地带来的，两根手指那么长粗，甜里带酸。

我会去台湾多久？端午节以前大概回不来，中秋节总可以了吧，绝不可能在那里过年的。

萧连长没有来，他派一个兵来，我认识的。他站在夜色浓浓的门外，有些不耐烦地喊了我名字两次。母亲说，好啦，好啦，一面把花布包挂在我肩上，牵着我的手出门。

母亲四处张望，轻轻说：“萧连长呢？”说的是舟山话，那个兵听不懂。母亲似乎不放心把我交给那个兵，拉着我，走向文公庙。

文公庙里灯影摇曳，人影杂沓，连里的兵有些本来住在祠堂和百姓家，现在集中了，走来走去，显得十分拥挤。

大家都认识，所以没人拦阻我们，却也不理我们。

母亲不知问谁，“萧连长呢？”

我用国语把话翻译出来。

有个排长走过来，也是我认识的。他说：“萧连长去营部了，他交代过，你儿子跟我们走。”

我又把话翻译给母亲。母亲有些不安，握着我的手，一忽儿紧，一忽儿松。终于放手了，轻轻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我走向那位排长。

母亲没哭，缓缓转身离去。但出庙门后不久，传来了她的大哭声。

那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我跟着队伍沿着海边前进，头睡着了，脚还是在走

萧连长回到文公庙时，已是午夜。热了一整天，天气渐渐凉爽。我早就困了，靠着墙角，抱着布包睡去。

我是被萧连长推醒的，他的传令兵提着一盏灯站在他后面半步，还有两个人也站在他身边，那是张老师和他的儿子张坤。

张坤和我是同学，长我一岁，文公庙里读私塾，有他就有我；当然也有他的父亲张老师。

他像个女孩子，安安静静的，不多话，总觉他有什么病似的，小孩子爱玩的滚铁环、踢毽子、山上抓蛇、河里捉泥鳅、海滩挖蟹洞，他向来不参加。

张老师四十来岁，教私塾、教国语，都是用唱的。唱时摇头摆身，头摇成圆圈，肩则左右摆动。他严格要求我们读书都得这样，他说这样读书才不会忘记。

原来萧连长也要带他们去台湾。他拍拍我肩上的布包说：“和张老师走在一起，别走丢了。东西要看好。”

队伍在哨音中出发。萧连长和几位做官的骑马走在前面，我们三个老百姓和伙夫走在最后面。伙夫也是三个人，有的挑担，有的扛米，还有个人把一个大铁锅放在一个有轮子的木架上，推着走。

沿着海边前进，浪好像也困了，没精神地拍着沙滩。月亮很亮，很圆，月光映在水里，看得很清楚。星星不多，在天空眨眼睛。

出庙门时我还很有精神，走没多久，瞌睡虫就找上我，头昏了，眼睛闭上了，不过脚还是在走。

这么硬撑着不知多久，终于挺不住，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跌倒了。

有人把我扶起来，是那个推铁锅的伙夫，我看到张坤坐在那个大铁锅里，怀里也抱着个布包，正好睡。

我觉得不平，却不敢说出来。后来知道，有此优遇，张老师是花了钱的。

我一路走，一路跌倒爬起不知多少回。渐渐好像习惯了，头睡着了，脚还可以走路。

“妈的，敢跑！”押壮丁的几个兵一面追，一面开枪

队伍忽然停了下来，脚一停，我就醒了。以为到了上船的地方，却又不像，因为我们正在一个村子里，这村子我来过很多次，夹在两座山之间，并没有码头。

我走出一身汗，身体痒痒的，好难受。正找到一块石头坐下，忽见山岰出现几支火把，火把照出一群人，向我们走来。走近了，见到有十几个军人用枪押着比他们人数略多的老百姓，都是男子，被绑着双手，这大概就是被抓到的壮丁了。

为首的和萧连长说话，我尖起耳朵听，听出个大概──果然是捉了一群壮丁，上头命令他们和萧连长这个连会合，一起去码头。

我听到押壮丁的一个兵说：“他妈的，有个家伙弄不清这是什么辰光，还在今天结婚哩。花轿倒讲究，四人抬的，新郎在前面一个亭子里等接轿，刚好被我们碰着了，男的全抓，新郎倌、轿夫没一个跑掉。”

“那新娘呢？轿子里总有新娘吧？”

“有啊，戴着红盖巾，穿着大红袍。男人抓走了，轿子被踹倒了，她哭得可凶呢！谁理她！”

我悄悄向前面走了几步，是想听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忽然，有两个壮丁向右方拔脚狂奔，那里是麦田，这季节麦子还没我人高，青色的，田边种了大白菜，黑黝黝的，看不清大小。

“开枪！妈的，敢跑！”

就有押壮丁的几个兵一面追，一面开枪。砰砰砰，那两人手还绑着呢，硬不回头，听到“啊”的一声叫，有一个倒下了。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为首的双手挥舞，他自己却没去追人。

其余的壮丁，吓成一团，再没人敢动。

“算了吧，”萧连长说：“算了吧！”

“丢人！真他妈的丢人！”为首的狠狠吐口口水，这就算了。

我有点小小不明白──萧连长的这个连，怎么没抓壮丁呢？也不去追那个逃跑的壮丁呢？

目的地终于到了，天也快亮了。

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杀马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个港口，左右两边各有一座小山，码头是用石板铺的，两座山像两只张开的手臂，把码头抱在怀里。

有些部队比我们先到，在码头四周找地方坐下，后来的，前面没地方坐了，就挨着向后坐。我们运气不错，一个蛮大的斜坡连着沙滩还空着，萧连长骑着他的棕色马，绕着他的连打招呼，叫大家坐下。

我和张老师、张坤还是在部队后面，我挨着张坤坐。天已全亮，倒不困了，可是肚子饿了。

海上停了很多艘军舰，屁股吐着泡。甲板上有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在走动，我知道，那是海军。常有军舰在我家门外的海上驶过，会发出呜呜声。

部队越来越多，走来走去撞着人，就会互相吵骂，甚至打起来。我这个听得懂国语的人，竟听不懂他们说的一些话。这才发现，除了国语、舟山话、上海话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方言。

来了一支骑兵，有二十多匹马，但马没被骑，而是有人牵着。他们走在沙滩上，刚好在我面前经过。忽见萧连长的马夫和其他几个兵，把这个连的几匹马从队伍中牵了出来，其中也有萧连长的那匹棕马。

我还弄不清楚状况，便见有许多兵，有的牵一匹马，也有本事好的，牵着两三匹，都朝向骑兵队的方向走去。身后有个声音说：“上级命令，杀马！”

因为有很多马经过的关系，部队有点乱，有人站起来走动，有人伸懒腰。我趁此乱局，躬着身走到萧连长那里。

他正低着头，听我叫他，抬头看我。我吓了一跳，他的脸好凶，像要杀人似的。但我向来不怕他，还是问：“你的马怎么被牵走了？说要杀马咧。”“回去！回去坐好！”

我不听他的，只是离开他半步，站着，这里还可以看到马。

没错，果然要杀马了！

为何杀马？多少年后，才知道其中缘故：舟山撤退，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焦土，顾名思义，就是不留下好东西给敌人。有些东西“焦”不了，可以“焦”的， 于人，是抓壮丁，估计人数为一万三千五百多人，这些人正值青壮年，抓给自己用，不留下给敌人。杀马，是因为马匹运输困难，杀了，免得增强敌人军力。

杀马消息传出，引起了沙滩及坡地上的人一阵骚动。兵士们先用缰绳将马绑在树干上，缰绳另一端本就连着马的嘴套，马根本跑不掉。但海岸边树不多，有的还是小 树，怕绑不住，便尽可能绑在几株大树上，一株树的四周绑上七八匹，马大、绳短，马头几乎着地，相互推挤，马鸣萧萧，被马蹄踢起的砂土，成为砂雾。

树还是不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挖坑。部队长下令，有圆锹和十字镐的出列，三五成群找地方挖洞。这得花很大功夫，因坑若太小容不下马身，得挖得很大的才行。

这边厢坑还没挖好，那边厢已开枪杀绑在树上的马了。用的是机关枪，好几挺，射击手趴在地上，绕着树开枪，哒哒哒哒、砰砰砰砰，马鸣声被枪声掩住，尘烟未落，马已断魂。血流过泥土，流到海滩，成为黑色，浪起，将黑色的血抱进海里。

坑挖了好几个，约莫可以容得下一两匹马了，就七手八脚把马推进坑里。马叠着马，还在挣扎，机枪子弹、手榴弹，同时在坑洞里开花。

回头见到萧连长，才想起他的棕色马必然也死了！他还是原来那姿势，低着头，我不敢看他。

舟山撤退使用船艇57艘、机帆船39艘，撤出军民148000人

中午时分上船。正当涨潮，停在外海的军舰（那是登陆艇）正缓缓开近沙滩，吐泡泡的屁股上原来有个大铁门。门打开，斜斜落下，停在海水和沙滩边缘上。里面很大，黑黝黝的，那叫坦克舱。

“当兵了，我从此有饭吃了” （作者提供/图）

有人抬来又长又宽的跳板，一端架在坦克舱口，另一端放在离水较远的沙滩上。踏着跳板，挨个儿上船。

据档案记载，舟山撤退使用船艇五十七艘，机帆船三十九艘，5月13日开始撤离，16日结束，撤出军民十四万八千人。

一个码头当然容不下几十艘船一字排开同时接人，作业状况大约是三艘船为一个梯次，达到能允许的容量，就离开码头。空下的位子，由另一艘船接替。防卫部官员在码头指挥，秩序良好。

轮到萧连长这个连上船时，已经下午。

早饭午饭都没吃，天又热，头脑昏昏沉沉。我抱着布包，拉着一个伙夫的衣角，踏板上船。

船上已有很多人，我们的位置被分派在坦克舱中央稍前。萧连长走来走去指挥大家坐定，舱里人声鼎沸，枪炮碰着铁板铮铮作响，他说的话，没人听得见。

我还是挨着张老师、张坤坐。我困了，昏昏沉沉地睡去。不久被一阵机器转动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是坦克舱的门正要关上，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渐渐合成拳头。转动声停止，把阳光拒于门外，舱里只剩微弱的灯光，我们被包在黑暗里。

马达声持续，船却没动。我闷热得难受，早就发现舱前有个铁梯，人上上下下；趁没人注意，我登梯上甲板。甲板上也坐满了人，除了军人，居然还有老百姓，而且有年轻女人。军人抱着枪，有躺有坐，老百姓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尽管头上顶着大太阳，但有海风吹，甲板上舒服多了。我趴在船边，马达激起小小浪花，轻轻拍打船身，几步外还有别的船，都还没启动。

忽然听到嘈杂声，看到从船头跑过来几个被抓的壮丁，他们被绑的绳子已解去，慌慌张张跑到船边后，就跳到海里。

有几个士兵拿着枪在他们身后追，骂着粗话。士兵追到他们落水处，就开枪朝海里打。有个人被打中了，血立刻喷出来，但他还向岸上游，不久就面朝上，想必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