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 中法核处理:当官面面观＊

当官面面观＊

　　在我小的时候，官并不是一个令人十分羡慕的字眼。一说到官，总让人想到官僚、官场、官架子、打官腔、官样文章……几乎都是贬意词。那时，对社会上或单位里多少负点责任的人，通常的称谓是干部或领导，说得再好听点是公仆、人民勤务员。若是有人说某某某像个官，八成是对他有了意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共产党的干部也被人们称作官了，眼下各种新闻媒体上和内部文件中，大官小官、好官坏官、清官贪官、昏官庸官、京官地方官……带官字的名词随处可见，不绝于耳，老百姓习以为常，被称者本人也不再反感。这本身似乎就说明了点儿什么，暂且不去深究。问题是，自打共产党的干部被称作官后，社会上就出现了不断升温的当官热。一些人特别想当官，为了当官或升官，有跑的，有要的，有求的，有闹的，有买的，有骗的，一个个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当上了官，自然就兴高采烈，心满意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一旦没当上或自认为当得不够大，就灰心丧气，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如丧考妣，官场成了社会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不管你是官宦之身还是平头百姓，也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每天都会得到来自官场的大量信息。这使我时常想到一些问题：当官究竟有什么好处？共产党的官真那么好当吗？我们对当官应当持一种什么态度？下面，就向同志们汇报一下自己的几点心得，题目是“当官面面观”。

　　首先，谈谈当官的好处。

　　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想当官，并且特别想当大官，越大越好，不用说，肯定是当官对个人有好处。当官究竟有哪些好处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当官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人生一世，都希望有所作为，使自己生活得有意义，不虚度光阴，并争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用现代语言表达，叫作实现自我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个人努力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这就好比唱戏，好演员也需要大舞台。否则，个人再努力，再有才华，仍难以获得成功。当官就意味着从众人手中获得一定的权力，能够支配一些资源，有了一个允许个人充分施展才华的活动空间，可以直接服务社会，造福一方，成就一番事业。对于人生来说，有没有这个舞台大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因为世界上聪明的人有的是，而官位却是有限的，不可能人人都到重要领导岗位上过把瘾。有幸能当上官、挂个长的，不说是凤毛麟角，起码也是百里挑一。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有一些官员在位期间充分使用手中的权力，为百姓谋福利，为社会解难题，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爱戴和广泛颂扬。例如，谈起江河治理，总要提及大禹治水；说到抵御外侮，必会想到岳飞、文天祥；到成都出差，一般都要去看看李冰父子修的都江堰；而到杭州游玩，总得去转转标志苏东坡政绩的苏堤。至于管仲、诸葛亮等历史名臣，更是功勋卓著，彪炳史册。这些人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流芳百世，固然与其自身素质有关，可主要的还是时势造英雄，历史把他们推到了一定的位置上。试想，如果诸葛亮没有遇到刘备，或刘备三顾茅庐后仍不出山，始终躬耕南阳，一生布衣，他能够“长使英雄泪满襟”吗？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求人生价值，《左传》曾提出过著名的人生“三不朽”，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要立德、立功、立言，当官虽不是必要条件，但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立功就不用说了，官位大小本身就是事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拿立德和立言来说，当不当官都很不一样。当上了官，你就能造福社会，恩泽百姓，就会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否则，你的德行再好，那也主要是私德，很难立得起来，或者需要靠别人去立。当上了官，你讲的话、写的书甚至做的诗，就有人听、有人看，就容易传播开来，流传下去，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否则，人微言轻，好思想、好文章也容易被社会忽视。

谈人生不朽，对普通人来说可能话题大了一些。但只要是有一点事业心，还想在社会上干点事的人都明白，权力对成就事业是多么重要。有了权，办起事来就会一路绿灯，而没有权则可能处处掣肘。权力大，便可以办大事；权力小，只能办小事；没有权，则可能一事无成。为什么一些重要工作总要拉大官来牵头，当个什么领导小组组长、顾问之类的角色，哪怕一件具体事都不管，只是挂个头衔，效果都大不一样，道理就在这里。所以，真正想干一点事的人，有时对权力也是很渴望的。对他们来说，没有权力就等于要飞没有翅膀，要跑失去双足，那滋味很不好受。若有谁想体会这一点，不妨去读一读南宋名将辛弃疾的诗词。辛弃疾曾经是叱咤风云的青年才俊，二十一岁时便领兵起义，杀敌抗金，屡立奇功。他立志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干出一番大事业，而且应该说本身也具备相当好的条件。可惜南宋王朝的统治者偏安一隅，根本就不想北伐。因此，不但不支持、重用他，反而千方百计地加以排挤，只封他一个地方小官，从此便打入冷宫，一呆就是四十多年。可怜辛弃疾满腔热血，文韬武略，却一点无法施展，到最后一事无成，郁郁而终。辛弃疾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以词明志，写下了大量动人的爱国词篇。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揪[破阵子]

　　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眼看着时光飞逝，青春不再，而“可怜白发生”啊！

　　二是当官很荣耀，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按照通常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做主了，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惜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努力方向。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地位仍有相当大的差异，明显的分为三六九等，而当官的通常是社会的最上层。前一阵子流传过一个顺口溜，将社会上的人按职业分成十几等，提出“一等人当公仆，游山玩水享清福”。话虽然尖刻了些，但却反映了部分现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严格的等级制，《左传》中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总之，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一级管一级，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封建社会，你若当上了官，那就如鲤鱼跳龙门，一下子就可以平步青云，出人头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如果当不上官，哪怕你再有才学，也什么都不是。

　　举一个例子。古时候，但凡劝人刻苦学习，人们总爱以苏秦“头悬梁，锥刺股”为例。苏秦为什么要“头悬梁，锥刺股”，《战国策》中是这样记载的：苏秦是春秋战国时人，那时当官要靠到处游说，使自己的才能得到王侯认可。苏秦刚出道时并不成功，他去游说秦王，连续上了十几次奏章，都没有得到秦王的赏识。身上带的钱用光了，没办法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秦国回家。因为他没有当上官，回到家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同他说话。苏秦好不尴尬，长叹一声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于是，他发愤读书，才有了“头悬梁，锥刺股”的举动。苏秦刻苦攻读一年后，自认为本事大增，又出去游说齐、楚、赵、魏、韩、燕等国。这次获得了极大成功，六国君主都接受了他连横抗秦的主张，让他当了自己国家的宰相。当苏秦身佩六国相印再次返乡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父母听到消息后，赶紧清扫街道，收拾房屋，奏起乐曲，摆出美酒，出城三十里去迎接他；妻子不敢跟他说话，只是“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子伏在地上爬行，一连拜了四拜，跪着谢罪。苏秦问嫂子，你过去那么傲慢，为什么现在谦卑了？嫂子回答，因为你现在的地位显贵了，又有了那么多钱。苏秦听后再次叹息：“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封建社会讲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是因为能做官，如果读来读去，始终不能科举及第，只是穷书生一个，那他的社会地位是高不起来的。不谋个一官半职，且不说你有多高的人品、多大的学问，即便你有万贯家产，也仍然是一介草民，见了官仍然要下跪，犯了法还要当众打板子。所以，在封建社会，人们不仅要富，更重要的是贵。社会上的有钱人，都要想办法去谋个官，否则，就不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当然，这些都是历史了，现实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比那时好多了。但这种“官本位”的封建遗毒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肃清的。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是官的社会地位高，而且这种高人一等的地位反映在方方面面。官当到一定位置，下基层，前面有警车开道，走到哪儿都有各级官员前呼后拥，笑脸相迎；开大会，便可以上主席台，随便讲几句就是重要指示；看节目，有专门的首长席，入场时还有人指挥全场起立，鼓掌欢迎；外出时，可以乘专车，住包厢，最起码也能坐软卧、头等舱。当不当官，官职大小，处处显示出不一样，让人感到当官的就是与众不同，是人上人。也难怪连庙里的和尚都要评个什么正处级。社会上一些人富起来后，总要想方设法捞个代表、委员一类的角色当当，这是有深刻原因的。当官的这种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使一些人形成了强烈的优越感。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位在政府机关任职多年的朋友聊天，在谈到现在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富了起来时，他忿忿不平地说：“别看他们都有钱了，见了面照样得当孙子，咱们照样是爷儿”。

　　在当官问题上，中外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在国外，各级官员的社会地位虽然也不低，但其声望和影响未必能超过金融巨子、社会名流。人的成功有许多标志，当个什么长并没有太了不起。据报道，西方国家的一些小孩，崇拜歌星、影星，甚至连他们养的小猫、小狗叫什么名字都一清二楚，却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总统、总理是谁。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三是当官很实惠。目前，我们国家官员的名义工资普遍不高，可一些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却并不低。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合法的，即为了工作方便，按有关规定可以明正言顺地享受的各种照顾。例如，只要官当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住独门独院，配专车，就有一批秘书、警卫和公务人员直接为之服务，就可以到特供点去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就能够到专门的医疗机构享受各种特殊诊疗，等等。难怪老百姓说，当官的手中钱虽不多，可含金量却很高。

　　实惠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上，还表现在只要握有实权，事事处处都比较方便。例如，根本不必为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发愁，到时候自然有人会帮你把一切办妥；也不必考虑什么柴米油盐、水电煤气，只要你有一分需要，马上就会有人去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说句绝对点儿的话，有了权并且敢用、会用，要什么就能够有什么。当官可以做到无本万利，五子登科，名利双收。为什么现在社会上那么多人想当官，甚至买官当，恐怕都不是买来为人民服务的。买官的目的还是想用权来为个人捞好处。就相当于先批发来，然后再零售，好象还很少有亏本的，除非东窗事发，把自己整个折进去。

　　当官的另一种好处是可以捞到不合法的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这里面的名堂就更多了。旧中国有一句老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三年清官，都能捞十万两银子，何况贪官。在中国当官，要想捞钱，实在是太方便了。只要你手中有实权，并且想要、敢收，根本就不用自己去想点子，自然有人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往你怀里送。这几年，公开报道过几个大贪官，其查实的贪污、受贿数额，不过几十万、上百万，但其不明来源的个人财产，却是几百万、上千万。为什么有这么巨额的不明财产？估计其中有当事人不愿说的因素，但恐怕主要的还是这些钱究竟是谁送的，以什么名义送的，什么时候送的，真是记不清楚了。

　　如果嫌收礼受贿风险太大，当官的还可以通过比较合法的方式捞钱，这方面的名堂也不少。比如，你要是能写两笔字，马上就会有人请你题词写匾，一个字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其价格并不按艺术水准高低，而要根据你官阶的大小；你若是口头表达能力还可以，又会有人请你去讲课，不管课讲得好坏，讲稿是谁写的，半天下来，也能挣个四位数甚至五位数。写字、讲课都要付出劳动，如果你嫌辛苦，还有更省事的办法，如到处去参加庆典和剪彩。“咔嚓”一剪刀下去，就能得一个红包，虽说只有几百元，但驾不住半天就可以剪好几下，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果你还感到不合适，怕直接出面影响不好，可以让老婆、孩子出面，办一个私人公司，利用你的“无形资产”，照样可以一路绿灯挣大钱。

　　贪官究竟有多富？一般人恐怕难以想象。历史上最有名的贪官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和坤。乾隆死后，和坤失势，嘉庆皇帝派人抄了他的家，抄出的家产竟等于清政府十年的收入。所以，流传下来一句话：“和坤倒，嘉庆饱”。现实生活中的贪官也不得了。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因贪污受贿嫌疑被立案侦查，专案组搜查他的家时，进门后都惊呆了，这哪里是个家，简直就是百货公司的大仓库。家用电器一直摞到房顶，好烟好酒堆成了山，金利来等高级领带像拖布似的绑了两大把，未开封的高级衬衫有上百件。抽屉里、地毯下、枕头中到处都是钱，检查组花了整整四个小时，才把现款点清楚。事后一统计，从这位副市长大人家中搜出来的资财有：人民币现款180万，外币22万，录放机29台，照相机19架，摄像机4台，高级手表77块，金银珠宝首饰33件，国内外名酒85瓶，微型收录机、电脑记事本等小电器上百个。面对如此庞大的资财，不仅搜查人员惊呆了，就连朱胜文的老婆也吓了一跳，说平时只知道一笔一笔收东西，根本没时间去数，没想到竟有这么多。

　　四是当官很容易。当官有那么多好处，照理说应该很困难，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当官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当官不难，当上官难，当好官难。而且还有一个怪现象，官越大越好当。因为，官当大了，就不用办具体事了，什么都有人代劳，讲话有人给写好稿子，办事有人提出具体路子，当官的只要点头认可一下就行了，甚至犯了错误还有人帮助写检讨。世界上还有什么职业能如此潇洒？清末大官僚李鸿章有一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不中用了”。

　　前些年社会上也流传一个笑话：父亲让儿子好好学习，长大后好当官。儿子说，当官有什么难，不就是画圈吗？我现在画的圈就比你画的圆。

　　近些年，社会上有人将个人的发展分为黑、黄、红三道。黑道即读书做学问，考硕士、博士，毕业时戴上一顶象征学位的黑帽子。走这条路很不容易，非得经历一二十年寒窗苦读，过五关，斩六将，确实掌握点真才实学，否则别想出人头地。黄道即经商做买卖赚钱，这也越来越不容易了。前些年存在双轨制时，经商似乎不需要什么真本事，只要胆子大、有关系，倒一个批文出来就可以发大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钱越来越难挣，暴富的机会几乎没有了。要想挣钱，必须靠经营管理的真功夫。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做官比较容易，既不用考外语，评职称，又不用跑推销，打市场，完全是另外一番功夫。总之，其它职业都是一种赛马机制，靠激烈的竞争，将有真才实学的人筛选出来，唯独当官是伯乐相马，谁优谁劣有时全凭上司的一句话。现在管相马的，确有不少真伯乐，可谁能保证没有假伯乐甚至屠夫呢？

　　至于这么当上的官能不能当好，那要看怎么说了。从事业发展的角度看，让下面老百姓去说，那肯定是不行。可官好当的关键，恰恰在官员的任免升降、进退去留，老百姓说了不算；而上面看人用人，也并不全是从事业出发。前些年社会上流行一副对联，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现实，其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这副对联真绝了，最绝的就是这个“不服不行”。

　　既然当官有这么多好处，又如此容易，社会上一些人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想当官，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自古以来，官场如战场，而且往往是竞争最激烈的战场。没有当官的想当官，当上官的又想当大官，只要踏上仕途，就象走上了不归路。为了当官、当大官，一些人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甚至可以干出人世间最不齿的事来。有人说，世界上就数官场最肮脏，这是一点都不为过的。不知同志们是否读过清末李伯元写的《官场现形记》，那就是旧社会官场最生动的写照。在书中，李伯元共写了三十多个官场的故事，涉及到十一个省市上百名官吏，上自当朝太后、皇帝，下至佐杂小吏，几乎包括了封建国家机器的各级官员。所有的官都一个德行，那就是一门心思升官发财。官场实际上成了以“官阶”为商品的市场。只要有钱，什么品级的官都能买到。而一旦官位到手，那就要变本加厉地去捞钱。捞到钱后，又去买更大的官，捞更多的钱，如此权钱交易，循环往复。用书中人物的话说，就是“千里为官只为财”，“一分钱一分货，你拼个大价钱，就有大官做”，“统天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就连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毫不讳言地说：“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作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了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书中写一位煤船管带，为了保住自己骗来的官位，竟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献给上司，供其玩弄，又怕女儿不从，就同小老婆一起设圈套逼女儿就范。女儿答应后，他竟趴在地上给女儿磕头谢恩。还有一位候补知县，为了升迁当上知县，居然让自己鸡皮鹤发的妻子，拜巡抚大人九姨太的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做干娘，通过这个丫头去打通关节，后来居然还如意了。《官场现形记》这本书我曾翻过几遍，几乎每次都未看完，主要是看这样的故事很不舒服，总跟吞了苍蝇一样。

　　前些年，社会上流行过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书，叫做《厚黑学》。作者是一位四川人，叫李宗吾。他在书中将当官的诀窍概括为两个字揪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当官、当大官。李宗吾总结出旧社会官场求官的六字真言，即“空、贡、冲、捧、恐、送”。所谓“空”，即空闲之意，求官的人，要有耐心，舍得花时间，一心一意，务求必得。“贡”是借用四川的俗语，意思是钻营，有孔要钻，无孔也要钻。“冲”即吹牛，包括口头上和文字上，都要善于自吹自擂。“捧”就是给上级捧场，吹喇叭，抬轿子。“恐”则是指注意发现上司的弱点，到关键时刻点拨一下，让他不敢不为你说话。“送”的意思就很明白了，送钱、送物、送女人，上面想要什么你就送什么。李宗吾认为，若能按这六个字去行事，保准能够官印到手，走马上任。李宗吾还提出做官也有六字真言，那就是“空、恭、绷、凶、聋、弄”，也很有讲头。这里的“空”是指空洞，意思是说当官的无论是说话还是办事，最好都空空洞洞，模棱两可，这样才能进退自如，游刃有余。所谓“恭”，就是对上级以及一切有可能影响你官运的人，都要毕恭毕敬，胁肩谄笑，千万不要自视清高。而“绷”则是恭的反面，是用来对下的，在下级面前，始终要绷着脸，拿出一幅赫赫然，凛不可犯的样子。“凶”是指对下属不能太仁慈，心肠该硬的时候就要硬，但同时还要蒙上一层仁义道德的遮羞布。“聋”就是耳聋，意思是说当官的脸皮要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弄”就是弄钱，千里做官只为财，当官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弄钱。李宗吾的这些话，确实道出了旧官场的真谛。

　　以上讲的大都是旧社会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曾被一扫而空。建国初期，吏治之清明，社会风气之好，曾引起举世赞叹。可惜，几十年后，这些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官场上又开始污秽起来。虽然绝大多数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从报刊上披露出的一些情况看，有些地方堕落得真和旧中国的官场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连国民党都不如。旧官场上有过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几乎都可以找到；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又不断搞出一些新名堂。如前一阶段报纸上公开披露的福建省某厅原副厅长，为了当上厅长，竟然雇杀手向厅长脸上泼镪水，真是骇人听闻。这方面的情况，平时大家谈得不少，我就不多讲了。

　　当然，在正视官场上这些丑恶现象的同时，我们还是应该看到，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因为个别官员出了问题就把我们整个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说成一团糟。最近，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所谓“官场小说”，有的便流露出这种倾向。话讲过了头，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应引起注意。

　　其次，谈谈共产党的官不好当。

　　前面，集中讲了当官的种种好处。这些好处都实实在在地摆在每个领导干部的面前，只要你想要，几乎唾手可得。但是，假如你想做一名真正共产党的官，做一个能受到老百姓真心爱戴、衷心拥护的官，最起码是不挨老百姓骂的官，这些好处你就不能得。岂止好处不能得，你还要准备付出一般人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象的代价。一句话，共产党的官不好当。

　　说共产党的官不好当，首先是因为担子重，责任大，一旦当上了官，就有干不完的工作，操不完的心。共产党的官首先要讲勤政为民，自受命之日起，就要舍小家为大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克己奉公，任劳任怨，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一心扑在工作上。过去有一句老话，叫作“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讲的是古时候周公辅佐成王时，工作十分繁忙，以至洗一次发，吃一顿饭，都要被来谈公务的人多次打断。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有这种废寝忘食、一心为公的精神。在这方面，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周恩来当共和国总理二十六年，几乎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总是忘我地、通宵达旦地工作，被外国记者誉为“世界上睡得最少的人”。

　　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就不用说了。一九七四年，周恩来已是七十六岁高龄，并且身患癌症，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超负荷地工作。从一月到六月，除了到医院检查和治疗外，他抱病工作了139天，其中一天工作不足十四小时的只有九天，工作十四到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十八到二十四小时的共有四十四天。有一次，周总理连续工作了三个昼夜，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累得犯了病，他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工作汇报。大家请他坐下，他低声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所以，人们说周总理是活活累死的。周恩来同志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敬爱，和他这种勤政为民、忘我工作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周总理不愧是我们共产党干部的优秀代表和光辉楷模。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像周总理这么忙的干部还是少数。可凡是当领导的，大概都有一种体会：当官要是想混，确实比较清闲；而要想干好，真正把一个单位领导好、建设好，则很不容易，需要干的事真是太多了。大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制订本单位的发展战略，小到群众生活的衣食住行，家属就业，子女入托，领导都要考虑，都得操心，哪一个环节想不到都不行。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都未必能把工作抓好。我就亲耳听一位总参部局领导说过，他一天有三个工作时间：白天八小时上班，要处理日常工作；晚饭后开始接待找上门来谈话的干部、群众，一拨接一拨，从六点多一直谈到十点钟熄灯号响；十点钟后，找上门来的人少了，又开始接电话，都是直属单位领导打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这个时候，部局领导才有功夫接电话。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一直到十二点。就这样天天如此，一干就是若干年，不仅自己很辛苦，全家人的生活都跟着受影响。你想嘛，每天晚上都有一批批素不相识的人找上门来，你还得笑脸相迎，烟茶招待，烦不烦？可这又有什么办法，谁让你是共产党的官呢？

　　工作忙一点倒也还没啥，问题是责任重大，稍微有哪一点想不到，就可能出纰漏，发生问题。即便是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也难保不出事。因为你手下那么多的人，那么多台车，不可能一一盯住，谁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出点儿事。所以领导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因为半夜来电话准没好事。有人形容，当上领导，就像坐到了火药桶上，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而一旦出点事，那就不得了了。上面要严厉批评，追究责任，下面要安抚人心，稳定局面，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善后工作。不管领导有没有直接责任，你都得做深刻检查。因为，按通常的逻辑，党和人民信任你，将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你只有干好的义务，而没有干不好、出问题的权利。工作干好了，那是应该的，是组织上教育、同志们帮助、群众支持的结果。工作中出了问题，说明你未尽到心，只能从个人身上找原因。

　　说到这儿，一些年轻同志可能不大理解，说这样一来，共产党的官不就太惨了，一天忙到晚，累死还不落好，不成为奴仆了。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共产党的官就是要当人民的公仆。公仆一词来自古希腊。那时，一些商人为出海经商方便，定居在无人管辖的荒岛上，慢慢地组成了古希腊的城邦。城邦里的人逐渐多起来后，就需要有人专门管理公共事务，为大家服务。可每个商人的手头都有自己的买卖，谁也不愿意分心，没办法，只好挑一些战争中俘虏来的奴隶，让他们来担任公共职务，为众人服务。这就是西方社会官吏的来历。可见，公仆的本意就是众人的奴仆。当共产党的官，如果有一种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社会，心甘情愿地为老百姓当牛做马的精神，那就算找对感觉了。

　　日夜操劳，殚精竭虑，是对共产党干部的基本要求，仅此一条倒也罢了，问题是在目前形势下，有些工作根本就没法干好，即使你全身心地投入，拿出吃奶的力气，也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例如，调动部属的工作积极性，是领导的一项重要职责，稍有经验的领导，都能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可在现行体制下，却大都有无能为力之感。管理心理学的研究早就揭示，人的工作积极性是由其动机决定的，而动机又来源于人的需要及对需要的满足。现在当领导的，也清楚部属需要什么，可就是许多问题解决不了。干部的提职、晋级、立功、受奖、转业、退休等，都有许多具体的条条杠杠，管理权限又高度集中。部属干得好了，你想奖励奖励，受到诸多限制；干部工作不好或干脆不想好好干，你也不能将他怎么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目前一些单位普遍存在的“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情况。即使领导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干着急，没办法。

　　体制问题的核心还在领导制度上。我们现在强调的是集体领导，配班子又往往是“拉郎配”。在这种体制下，个人再有干劲，再有想法，也未必能干得起来。副职就不用说了，因为你是在正职领导下工作，正职若不想干或不用你，你一点脾气都没有。而当上了正职，工作有了一定自主权，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还有“两长制”，还有副职的配合，还有对上对下的关系。有人曾把基层单位的领导比作拉车的马，其中军政主官为驾辕的，其他副职为拉套的，大家共同拉着单位这驾车。这车可能是老车、旧车、破车，本来拉起来就非常吃力，无论哪一个人想走快点都不行，必须靠班子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相互配合。特别是车上还有无数个上级机关部门的“婆婆”作驭手，他们每个人都有指挥权，这个人喊向东，那个人让朝西，谁不高兴了都可以拉闸，车子怎么能走得快、走得好？我感到，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行体制下我们领导干部境况的真实写照。

　　当共产党的官，不仅要任劳，还要能任怨，挨骂受气可能是家常便饭。如果确实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好，领导批评几句，群众有些抱怨，这倒没什么。问题是有时候你明明做得对，仍免不了招来一片骂声。比如，安排干部转业，现在是有些人非常想走，吵着闹着要转业，而有些人不想走，一心想在部队混。前者可能正是部队工作需要的干部，而后者按上级文件要求则应列入转业对象。可如果你真正从部队建设出发，按上级文件要求去办了，势必要触犯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很可能就有人将你骂得狗血喷头。再如，现在一些单位说情成风，个别干部战士犯错误后，一些同志不去严肃批评帮助他们，认真总结教训，而是找种种理由帮他们开脱，甚至个别领导也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睁只眼闭只眼，稀里糊涂过去算了。遇到这种情况，你若坚持原则，肯定会有人说你不近人情，忌恨你一辈子。假如仅仅是忌恨倒也罢了，当领导的难免要得罪人。问题是个别人可能还要动作动作，如以群众的名义写几封匿名信，给你的形象抹抹黑，让上级领导机关来查查你，叫你也难受难受。所以，当官有时真是费力不讨好，再没有比共产党的官更里外不是人的了。你要想当好共产党的官，就得准备得罪人，准备挨骂受气，准备有人告刁状，准备背黑锅。

　　再退一步想，当领导的经常有人盯着挑毛病，并不时敲打敲打，也未必是坏事，起码可以使人小心谨慎，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只要自己行得端，做得正，真心实意待人，尽心竭力工作，没干什么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群众，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就可以问心无愧，坦然自若。但实际上，在目前形势下，有时连这一点也很难做到。现在当领导的，经常要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例如，上级机关组织的一些检查评比，有的纯粹是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可你不应付还不行。因为，如果各单位都买帐，而你不动作，那你就是反面典型，机关里就有人会认为你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很可能就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给你点颜色看。若只是冲着个人，咬咬牙也能顶住，问题是你代表着一个单位，硬顶下去，把关系搞僵了，对单位建设一点好处也没有。人在屋檐下，不低头也得低头。再如，官场上很时兴讲官话、套话、空话、假话，有些时候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习以为常，不说还不行。处在这种氛围中，你怎么办？说假话违背良心，说套话如同做戏，说官话有时连自己都觉得好笑、脸红，可当领导的在某些场合又不能不说话，只好跟着说。

　　又如，转志愿兵对战士来说是一件大事，上级每年都会给部队分几个名额，照理应严格按照条件，选改那些确实表现不错的同志。可往往这时候会从四面八方送来一张张条子，都是有权有势、得罪不起的人写来的，要求对某些人给予关照。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如果按原则办，个人得罪人就不说了，很可能单位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甚至连今后正常的工作生活都可能遇到麻烦；可如果违背原则，谁的关系硬就转谁，又怎么对得起那些辛辛苦苦干了几年，眼巴巴地瞪着转志愿兵名额，指望从此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战士？今后再讲大道理，谁还相信？兵又该怎么管、怎么带？而且，群众知道后，还要骂你领导骨头软，光知道讨好上面。又如，送礼问题。现在机关少数人风气很差，要想求他们办点事，就必须“意思意思”，而且“意思”太少了还不行，个别人甚至明目张胆地要回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坚持原则，不给不送，那你就别想办事，人家也不会来找你，反正愿意上贡的有的是。而且你这么做，下面的同志也未必都理解，搞不好还会说你傻，说你迂，不会花小钱换大钱。可你若真送真给，那肯定是违反原则，万一将来事情败露，作检讨都是轻的，搞不好还要治你个行贿罪。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所以，如今当领导的，心一定要很硬，脸皮也要厚一些，如果心太软，道德感太强，就会经常自责，良心上很不好过。

　　当共产党的官不仅辛苦，而且心苦。所谓心苦，就是时不时地会遇到一些麻烦事，你不得不受理，又根本无法解决，经常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例如，现在最令领导头痛的，就是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谈话，有的是要求解决个人职级待遇，有的是为家属随军、子女就业，有的是反映情况，打小报告，也有的什么都不为，只是想走动走动，在领导面前混个脸熟，为今后升迁打基础。所反映的问题中，属正当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可以解决的，还比较好办，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出格的，根本办不了，也不能办，办了就会违反规定犯错误。这样的情况很多。

　　因为，若都在政策范围之内，人家就不来找你了，找领导的大都是为一些难办的事。遇到这种情况，你必须苦口婆心地去做思想工作。有些人通情达理，只要你把道理讲清，即使问题没解决，他也就算了。可有些人不行，浑不讲理，胡搅蛮缠，只要你不答应，他就跟你没完。你上班他找到办公室，下班后又跟你回到家中，你吃饭他也跟着动筷子，根本不把自己当外人，摆出一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遇到这种人，简直没办法，说轻了他不听，说重了他反过来挑你的毛病，轰又轰不走，气又气不得，你说烦人不烦人。其实，这些人跟领导之间并没有个人恩怨，他之所以跟你没完，就因为你代表着组织，不找你找谁呢？不骂你骂谁呢？当领导的就是要准备着挨骂。

　　要当好共产党的干部，还必须过好人情关。这也是很难的。因为人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谁都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当你手里有了权力的时候，很可能会找上门来，求你帮忙办点事。符合政策的还好办，但也免不了有些要求是出格的。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网开一面，给予照顾？上有纪律约束，下有群众监督。坚持原则，一视同仁？又难免得罪人，背一个六亲不认的骂名。真是左右为难。现在，时常有人议论，某某某，人一阔，脸就变。人一阔，脸就变的情况是有的，但也不排除当官之后，找上门来要求办事的人太多，当领导的实在是应付不过来。据我了解，现在一些领导最头痛的就是这些事，以致一接到平时交往不多的亲朋好友来电话，第一反应就是：他找我要办什么事？而一想到这里，那些亲情友情仿佛都变了味。更让人良心自责的是这么一种情况：在你的成长进步过程中，曾得到过某人特别的帮助，没有他当初的教诲和提携，就没有你的今天，可以说是有大恩于你。如今，他不在位了，而你有了权，遇到困难求你帮忙，于情于理你应该知恩图报，可于法于纪又不能答应。面对老人失望的眼神，望着他蹒跚而去的背影，那才是羞愧难当，无以言表。

　　当共产党的官这么辛苦，这么委屈，这么难，付出不可谓不大，可其合法的收入却十分有限。有人说，共产党的官是世界上最穷的官，如果仅就工资这一块来看，这话一点也不假。一般干部就不说了，共和国最大的官揪国家主席，每月工资也不过一千多一点儿，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国家元首薪金的几百分之一。我曾经看到过一份统计，上面列出了全国除北京、上海、天津以外各城市市长、副市长的工资，好像年收入还没有超过一万元的。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合资企业的大老板，年薪几十万、上百万；一些热门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一出校门，每月收入就三五千元；就连发达地区的一些打工仔，年收入都不止这个数。所以，共产党的官若只拿工资，还是比较清贫的，绝对富不起来，顶多算社会的中层。前几年有一个笑话，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家长教育孩子，说“再不好好学习，长大后只能当干部”。

　　干部的工资这么低，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自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都信奉儒家的管理思想，讲求以德治天下。以德治天下，就要求管理者个人德行要好，为人师表，堪称楷模，这样才能“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了让老百姓信服，当官的待遇就不能太高。因为若当官的太富了，便很难体恤民间疾苦，与民同乐。所以，历代官吏的正式薪俸都是相当菲薄的。历史上凡是清官，一个个都穷得要命。例如，明朝的海瑞，死的时候家人连棺材都买不起，还是几个弟子门人凑钱将其安葬。当然，在封建社会，真正的清官是少数，绝大多数官吏都耐不住饥寒，说一套做一套，满嘴的孔孟之道，实际做的却是大捞特捞。

　　如果说封建社会都讲求为官清廉，那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官要求就更高了。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从巴黎公社起，就提出共产党的干部要当人民的公仆。所以，只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绝不能自己先富起来。这几年，理论界有些人提出高薪养廉，认为公务人员的待遇太低，会影响这支队伍的稳定和素质的提高，诱使人走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道路。从实际情况看，说得有些道理，但在理论上却讲不通。因为，既然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总不能公仆的收入比主人高出许多吧？你若真这么做了，你还是共产党吗？广大人民群众能接受吗？

　　共产党的干部清贫到什么程度，领导和群众才满意呢？现实的标杆就是孔繁森。孔繁森身为地委书记，经济上却一贫如洗，捉襟见肘，为了抚养三个藏族孩子，不得已偷偷地卖了几次血。清贫到这种地步，恐怕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出来了。所以，要当一个共产党的好官，就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一种自己吃草喝水，为人民献出奶和血的精神。

　　当了共产党的官，不但工资收入不高，遇到好处你还得让。即使有时明明该得，你如果不让，仍然会有人戳你脊梁骨，谁让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呢？我们有一些同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个人职级待遇方面，走到了大多数群众前面，或者自己当时也谦让了，但态度不够坚决，结果下面意见很大。为什么？就是因为群众对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要求不一样。

　　当了共产党的官，本人清苦不说，有时家人亲友也要跟着吃亏。凡是上级宣传提倡的，干部的亲友都要带头响应，身体力行；而遇到了好事，则又必须谦让回避，起码是不能占先。否则群众就会怀疑是不是沾了领导的光，就有以权谋私的嫌疑。为了维护党的形象，党中央曾规定了一系列回避制度，如夫妻双方不能同在一个单位担任领导，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女不能经商，等等。按说这并不公平，因为干部的亲属子女也是公民，也有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维护党员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又不能不这样做。我们党的一些领袖，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例如，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从小跟着周总理长大。文革中响应党的号召，到内蒙草原插队。不久，部队在知青中招兵，批准她入了伍。这事被周总理知道后，周总理马上要求部队将周秉建退了回去。开始，周秉建想不通，为什么别人能当兵，我就不行。总理对她说，谁让你是我的侄女，你当兵了，对党的形象影响不好。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也难怪一些优秀领导干部的亲属，在接受采访时总爱说一句话：跟上他就没过一天好日子。而优秀领导干部本人谈到自己的家庭时，也大都十分愧疚，感到欠亲人的太多了。所以说，当一个共产党的好官真不容易，不仅本人要无私奉献，而且家人、亲友也要理解和支持。每一个优秀领导干部的身后，都有一批含辛茹苦的默默奉献者。

　　以上从正面讲了当共产党的官的诸多难处。这些虽然很难，但毕竟可以公开讲。现实生活中，当官还有一些公开场合不便讲或讲不出口的难处。例如，来自官场内部的相互倾轧。照道理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当官只能无私奉献，没有任何个人好处。既然没好处，又何必你争我夺，相互倾轧呢？实际上，随着这些年社会风气的变化，当官、升官已被一些人认定为最有利可图的发达途径。而且，官场不同于一般行业，它是金字塔结构，越往上位置越少，竞争也越激烈。张三上去了，李四就上不去，根本不存在双赢的可能。因此，官场上的相互算计，相互排挤，往往是最丑恶、最残酷、最无情的，有时可以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近两年，报刊上就不断有这方面的报道。一些人官迷心窍，为了当上个什么长，不惜花重金雇杀手，将自己的竞争对手搞掉。至于什么拉帮结伙、造谣中伤、操纵选举等，更不在话下了。总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只要是个位置，总有人盯着；只要你在台上，就难免有人要算计你。

　　官场上的激烈竞争，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即人事关系的复杂和职位的高度不稳定。因为，权力的争斗往往以实力为凭籍。为了争权夺势，在上位的总要拉一帮人为党羽，以求说话算数，办事方便；而下面的人总想找一个大官做靠山，以图“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再加上什么儿女亲家、亲朋好友、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老上级、老部下以及其他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所以，官场上常常是帮帮派派，团团伙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个人的命运就和上层集团的争斗密切相关，有时根本身不由己。例如，单位换了一位新领导，他可能要安排几个自己的人，就需要有人为其腾位置；好不容易适应了这位新领导，突然他又调走了或有点儿什么事下台了，又会有人借机将你划为“某某某的人”而另眼相看。这样的事谁也不会明说，只是你知我知，大家心里有数。处在这么一个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智者千虑都必有一失，更何况那些根本不愿往这方面用心的老实人，那就真的只有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

　　要想在官场上呆得住，还得有一套功夫，那就是忍。官场上的小人相当多，经常有一些无德无才、蝇营狗苟之徒平步青云，炙手可热。这些人得志后，可不讲什么官德，欺上压下，做威做福。对此，一般群众敢怒不敢言，但惹不起还能躲得起，离他远点就是了。当领导的却不行，你心里再反感、腻味，一百个看不上，可还得硬着头皮与之打交道，看那小人得志的嘴脸，听那狗屁不通的指示，忍受那些侮辱人格的训斥。若没有相当的修养，很难做到这一点。难怪古代诗人李白大声疾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难怪陶渊明要写《归去来兮辞》，声称“不为五斗米折腰”。

　　最近，江主席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领导干部要敢于同不良倾向、错误思想和邪恶势力作斗争。这里讲的不良倾向、错误思想，含意比较明确。而邪恶势力指的是什么？“法轮功”及其组织肯定是一种。但我理解，江主席指出的邪恶势力恐怕主要还指党内腐败分子及其形成的帮派团伙。因为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没有党内某些人的支持包庇，社会上的坏人很难形成一股势力，即便形成了，靠专政机关的力量就能解决，不存在党的领导干部敢不敢与之作斗争的问题。最可怕的就是党内的腐败分子攫取了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的领导权，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并与社会上的恶势力相互勾结，形成一种权钱结合、官匪结合、上有靠山、下有打手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局面。在这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少数坏人欺上压下，一手遮天，横行不法，无恶不作。并且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要说那些对他们不满，敢于同他们斗争者，就是对不愿同流合污，稍稍与之拉开距离的人，他们也看着不顺眼，用着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我这么讲并非凭空臆造，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领导下的泰安市，就形成过这样一股非常猖獗的恶势力。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如果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该如何办？卖身投靠，同流合污，便有可能飞黄腾达，但从此也就免谈什么官品、人格了，到问题暴露那一天，还会成为真正的罪犯，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坚持原则，奋起抗争，当时就可能受到排挤打击，甚至栽赃陷害，倒打一耙，将好人打成罪犯。最起码也要给你一个小鞋儿穿，而且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任何话来。这大概是新形势下当共产党的官可能遇到的一道新难题。

　　宦海沉浮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官场上的人饱经世态炎凉，一个个十分世故。世故本是人之常情，只不过官场上最明显、最不加掩饰。所以，当官还有一难，那就是退下来之后的失落感。大多数人当官都当不了一辈子，总会有下台那一天。从高高的权位上走下来，那滋味也很不好受。以前，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而现在则无人理睬，视同路人；以前家门口总是车水马龙，而现在则门可罗雀；以前底下人见到你点头哈腰，毕恭毕敬，而现在一个个却挺直了腰板；以前你是一言九鼎，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而现在你说得再多，也顶不了一句……更有甚者，一些小人还会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故意找点别扭，使你难堪。到这时，你才真正明白，过去人们尊重的并不是你的人品和才学，而是你手中的权力；才发现离开了权力，自己什么都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失落，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为什么一些领导干部在台上时，精神焕发，神采熠熠，下台没几天，就老态龙钟，牢骚满腹，道理就在这里。

　　以上讲了当官的种种难处，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了一些。因为官场上的这些丑恶现象虽然存在，但毕竟不是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尽管当共产党的官有许多难处，但大多数同志还是勤勤恳恳，努力实践着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

　　最后，谈一谈我们对当官应持的态度。

　　结论之一：要当好共产党的官，就要有吃亏的思想准备。共产党的官本身就是一个吃亏的角色。当共产党的官就要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只要共产党的性质不变，就会这样要求自己的成员，老百姓也会以这一标准去衡量我们干部。你做到了，那是应该的，未必有人来赞扬你；你不照着去做或做得不够好，那就是不合格、不称职，上级就要批评，群众就要骂娘。所以，要想当好共产党的官，首先就要有吃亏的思想准备。如果不想奉献，不愿吃亏，最好不要当共产党的官，当上了也肯定当不好。

　　改革开放以后，个人发展的路子比过去宽多了，你若只求通过个人努力，使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好一些，有多条路可供选择。走仕途求个人发达好像是一条捷径，可以轻而易举，无本万利，其实是一条险路、绝路，搞不好就会身败名裂，把自己彻底赔进去。即便你很会当官，稳稳当当地将名啊利啊都捞到了，老百姓仍然会不买帐，认为你不地道，戳你的脊梁骨，因为你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所以，从个人角度看，当官真不是一个好职业。准备踏上仕途的年轻朋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将这条路的利弊得失都想明白，充分做好献身事业、服务社会、甘愿吃亏的思想准备。即便是那些已经当上官，并且目前干得还不错的同志，也应注意不断强化自己当官吃亏的思想，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始终以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精神面对工作和生活。

　　有了当官吃亏的思想准备，就能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诱惑不动于心。现实生活中，当官实在是很危险。因为，只要你手上有一点实权，马上便会被人盯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千方百计地接近你，用各种方法讨好你。金钱、美女、汽车、别墅……你想要什么，便会有人送上什么。如果干部本人不警惕或不坚定，很容易被人家钓上钩。而一旦被人家抓住把柄，再想摆脱也来不及了，只能听凭他人使唤。我们一些当领导的，其实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刚上任时大都比较谨慎，要求自己也比较严格。问题是干了一段时间后，一些人的心理便开始有点不平衡了。

　　一方面，自己有很大的权力，担很重的责任，干很累的工作，付出了很多很多；另一方面，合法收入又那么菲薄，只能过清贫的生活，这不是太亏了吗？特别是当领导的，对外代表着一级组织的形象，经常要出入一些公众场所，与一些有身份的人打交道，其中不乏腰缠万贯的大款。这种酒绿灯红的场合与平时的生活水准会形成强烈的反差。举个很实际的例子，下海经商的朋友请你这个带“长”的吃饭，一定会选高档饭店，上最贵的菜、最好的酒，一顿花个几千以至万把块钱不算什么。而你要想答谢一下，用公款不合名目，无法报销；个人掏腰包，又实在掏不起，总不能请人家吃一顿饺子，喝二两老白干吧？再如，在公众场合抽烟，人家一掏就是万宝路、大中华，而你掏出来的却是红梅、石林，恐怕到时候连自己都感到掉价，拿不出手。可好烟你抽得起吗？按合法的工资收入，一个县团级干部的月工资也只够买几条好烟的。处于这种极大的对比反差中，领导干部每时每刻都要经受考验。如果当官吃亏的思想准备不足，就可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经不住送上门来、唾手可得的一些好处，而产生一念之差。人在犯错误的道路上只要走出了第一步，又没有被发现，没有人提醒，胆子就会越来越大，以至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无法收拾，彻底毁灭。总结一些原先表现不错的干部后来犯错误的教训，大都经历了这一变化过程。所以，有人曾将当共产党的官比作在家修行，每天需要战胜的诱惑，比远在深山古刹，独对青灯黄卷的出家人要多得多。要想不为金钱美女、功名利禄所动，需要有更大的定力，而这种定力的基石就是当官吃亏的思想准备。

　　有了当官吃亏的思想准备，就能对仕途上的进退去留心平如水，坦然处之。宦海风云，变化莫测，很少有人能当一辈子官而不经一点风波。有些人看不透这一点，遇到一点挫折就想不开，总感到自己的努力未得到肯定和补偿，是领导对自己不公平，从而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当官吃亏的思想准备不充分。如果将当共产党的官就是吃亏的道理想通了，那也就无所谓公平不公平、委屈不委屈了。上面叫你干，你就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为社会、为群众办几件事。做出了努力，付出了牺牲，那是你自愿的，是应该的，并不指望别人称赞和补偿；而如果上面看不上了，不让你干了，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本来就没打算通过当官捞一点什么，不让干无非是少奉献一点，少牺牲一些，从个人讲并没有任何损失。所以，不让干就算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照样高高兴兴的。总之，将当官本身看作一件吃亏的事，对仕途上的进退去留就会看得很平淡，就能做到“宠辱不惊，看窗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舒”。

　　讲到这，一些同志可能会说，我之所以心中有气，并不是嫌自己官小，还想当多大的官，而是对官场上的一些腐败现象看不惯，感到不公平。自己和自己比，或者和一起长大的穷孩子相比，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已经相当满足了。但横向一比，看到一些各方面条件都远不如自己的人，甚至是缺德少才的人，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爬得比自己还快，气就不打一处来。其实，这又有什么？官场的投入产出本来就不同于其他职业。其他职业都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个人的投入产出基本上成正比；而官场上则是一份心计，一份收获，事业上的投入和仕途上的发展常常是两回事，事业上的用心者常常是仕途上的失败者。你认为不正常、不公平，只能是有看法，没办法。所以，干脆别去想他。反正也没想通过当官得到点什么，所以也无所谓什么公平不公平。还是那句老话，让干就认认真真地干一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让干，就高高兴兴地退下来，重新过普通人的生活。至于那些在官场上投机取巧的小人，根本别去想他，更犯不着为之生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最终还是邪不压正。

　　结论之二：要想当好共产党的官，就要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当官就要做好吃亏的思想准备，可这种吃亏的思想从哪里来？显然，只能来源于平时的学习和修养。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的价值观念是等价交换、按劳取酬，无私奉献的思想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只有通过学习，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才有可能当好共产党的官。

　　一是要学习理论，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当共产党的官明摆着要吃亏，为什么还要干？站在个人角度考虑是无论如何都讲不通的。只有牢固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地为这一事业而奋斗，同时把每一项具体工作与这一事业联系起来，认识到当官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重要岗位，才有可能抵御各种诱惑，心甘情愿地在这个吃亏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在这里，对共产主义信仰是一个大前提，如果大前提模糊了、动摇了，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年，一些领导干部包括一些曾经表现很不错的同志，之所以经不住酒绿灯红的考验，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了，认为共产主义都是些虚无飘缈的事，谁也说不清楚，既然如此，还不如来点实惠的。人生的这个总目标一变，具体目标也都跟着变，剩下的就不是要不要捞钱的问题，而是敢不敢捞、怎么捞、捞多少的问题了。所以，要当好共产党的官，首先还得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共产党人的官德是以党性为基础的。

　　二是要学习历史，明白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看起来很简单，好像人人都可以讲出几条，实际上大多数人在这些问题上是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平时说起来容易，遇到关键时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多读点历史是个好办法。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大小官员成千上万，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从史书上找到。多读点历史，你就会知道，忠贞报国、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官员大都为人民群众所敬爱，而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官员最终会为历史所不齿；你就会知道，在官场上刚正不阿的忠贞之士大都吃不开，而那些善于阿谀奉承、投机钻营的小人往往会得志于一时；你就会知道，历史上还是比较公正的，黑白分明，善恶有报，好官可能获罪一时，甚至抱恨终生，但最终还是千古流芳，坏官可能权倾朝野，富贵一世，但最后还是遗臭万年。总之，历史的东西看多了，对眼下官场的各种现象就会司空见惯，洞若观火，不仅明白其起因，而且还能预测下一步将如何发展。至于自己该怎么办，那就看如何做出价值选择了。

　　三是要学习英模，头脑中装几个好官的形象。人总是在比较中做出判断。跟谁比，如何比，对结论有直接的影响。要想当个共产党的好官，头脑中就必须时刻装上几个好官的形象，遇到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时，把自己的情况和他们比一比，想想他们遇到这种情况将如何处理，肯定会大有益处。例如，想想周总理，你还敢说自己很忙很累吗？想想焦裕禄，你还能比他更苦更难吗？想想孔繁森，你还能说自己很穷吗？想想彭德怀，你还有什么委屈和不平吗？我这么讲，似乎是在说大道理。其实，这是我的切身感受，是相当管用的。如果你还是嫌远嫌大，也可以与身边的同志比一比，我想总会有一些比你资历老、德才好、贡献大而职务反不如你的同志。经常与他们相比，你就会知足，就会进取。相反，如果眼睛老盯着极个别条件不如你，却因种种缘由提升较快的人，那你就会有数不清的烦恼。

　　四是要学习其他知识，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当共产党的官是很苦的，工作又累又操心，每天还有数不清的烦恼。若长时期的这样身心交瘁，铁打的身体都受不了。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排解和调整。具体办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培养一些业余爱好，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古时候的官员大都是文化人出身，公务之余都喜欢写点诗，写诗就是一种放松身心、排解烦恼的好办法。通过吟诗赋词，将内心忧国忧民的心情、嫉恶如仇的情绪、冰清玉洁的志向用优美的文字音韵表达出来，心中的忧闷就会像被吐出来一样。现如今当官的中能写诗的人不多了，但看看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也会“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若读诗都做不到，来一点琴棋书面、花鸟虫鱼也可以，同样能够丰富生活，提高情趣，总比业余时间都泡在酒绿灯红中要好。“文革”期间，有人批评领导干部有个人爱好是玩物丧志，其实只要不沉溺其中影响工作，当领导的多一点爱好、特长并没有什么害处。

　　结论之三：要想当好共产党的官，就要一心一意做点事。共产党的官不是一种身份、一种待遇、一种荣誉，而是一份义务、一份责任、一份奉献。党把我们放在一个岗位上，就是要我们率领所属人员，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拓进取，艰苦创业，全面振兴一项事业或一个单位。广大群众也对领导寄予厚望，希望通过领导的努力来改变单位或部门的面貌，并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当官就必须干事，不好好干事就是失职，就不配当共产党的官，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封建社会都倡导“为官一任，振兴一方”，反对“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更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有现职岗位上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牢记这两句发自广大群众心中的话。

　　要做事，就必须振奋革命精神。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不振，思想懒惰，根本不想干事或不想花气力，就不可能干成任何一件像样的事，更别说出第一流的成绩了。现在确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精神状态很不好，自以为看透了，学聪明了，认为官场就是那么回事，晋升有时并不靠实绩，若上面没人说话，个人再努力、干得再好也是白搭。所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甚至连钟都懒得撞了。这些同志自以为是看破红尘，实际上恰恰是掉到名利场中出不来了。如果当官只是想获得上级的青睐，以实现升官发财，为个人捞好处，那有时干不干、干好干坏确实无关紧要，多干了反而吃亏。可如果干工作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单位建设，为了群众利益，那就根本不存在白干不白干的问题。干一件事就是一件，多干就能多贡献。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立志做大官。我认为，从当前情况看，领导干部非常需要重温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要做事，就不能害怕困难。实事求是地说，现在要想办成一件事实在是太难了。这难，来自方方面面，有体制上、政策上的原因，有群众认识和觉悟上的差距，有我们自己精神状态、思想作风、能力水平、工作经验的不适应，等等。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单位的建设和发展，再难也得干，而且干还要干好。还是那句老话，没有困难，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当共产党的官就不能怕困难，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压倒困难，战胜困难。从实际情况看，要战胜困难，首先还是要战胜自己，切实克服各种私心杂念。这往往才是最难的。江泽民同志在近几年的讲话中，曾多次引用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福祸避趋之”，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奋斗牺牲精神。我想，真有了林则徐这种精神境界，任何人都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

　　要做事，就必须敢于承担风险。我们处在剧烈变革时代，形势发展变化很快，矛盾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做成一点事，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有新思想、新路子、新办法，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像小平同志多次提倡的那样，“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试一段时间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要试、要闯肯定会遇到阻力，也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使个人的声誉受到一些损失。但如果真想干事，就不能顾虑太多。前怕狼，后怕虎，等待观望，犹豫徘徊，势必错失良机。而一旦丧失机遇，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小平同志说得好，“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结论之四：要当好共产党的官，就必须始终扎根在群众之中。共产党的官与其他阶级的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来自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是群众推选出来管理公共事务，为众人服务的。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一员，而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常讲，做人不要忘本。什么是共产党员的本？本就是人民群众，忘记了人民群众就是忘本。只要我们时刻想到人民群众，始终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当官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不难解决。

　　只有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才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才能不断增强抓工作的紧迫感。领导工作一般都有相当大的弹性，你要想干一番事业，工作会多得干不完，但若想混日子，有些事拖一拖，放一放，一时也看不出太大的影响。在现行的领导体制下，又常有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情况出现。如果仅从个人角度考虑，最好的为官之道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稳稳当当地做太平官。可如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你就会发现，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领导去解决，有那么多的群众对领导寄予厚望。只要稍微还有一点责任心，就会坐不住，就会感到不好好抓工作对不起群众，对不起组织，就会为一度有过的混日子的思想而羞愧。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体会：在办公室呆的时间太久后，很容易自我感觉良好，而每次到群众中走一走，畅所欲言地聊一聊，都能受到一些启发，发现许多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

　　只有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对现有的收入待遇感到满足，有效地抵御酒绿灯红的影响。一个人对收入知足不知足，关键在与谁比。和社会上的大款比，当共产党的官确实比较清贫。但如果同几千万尚未脱贫的老百姓比，同几百万下岗工人及其家庭比，甚至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相比，我们大多数干部的生活水平还是要略胜一筹。现在一些同志谈起待遇来之所以总是不满足，就是因为离人民群众特别是生活困难的群众太远了，而与大款、富豪们打交道太多。为什么党中央一再提出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去访贫问苦，交几个穷朋友，道理就在这里。前两年去重庆出差，听当地人讲过一件事：有一个下岗工人家庭，夫妻双方都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很困难。唯一的女儿很懂事，学习非常刻苦，考上了重点中学。当父母的自然很高兴，想鼓励一下孩子，便问她有什么要求。女儿想了半天，最后怯生生地说，“我想吃点肉”。按理说，这个要求一点也不高，可她们家实在是没有钱，翻箱倒柜地找，只找出两毛钱。当妻子拿着这仅有的两毛钱去买肉时，遭到了肉贩子的讥笑。是啊，现如今谁拿两毛钱去买肉？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妻子把实情说了出来，在场的人包括肉贩子都感动了，没收她的钱，送给她两斤肉。这位下岗女工回到家后，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一时想不开，竟将毒药放到做好的红烧肉里。就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因不堪贫困而毁灭了。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每念及此，我都眼圈发湿，鼻子发酸，恨不得对自己大喊一声：“知足吧！”

　　只有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才能集中群众的智慧，找到解决工作中各种难题的办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当好领导的一个重要诀窍，就是要善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去克服工作中的困难。这可不是说教，而是我们党七十多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领导面前的困难确实不少，而且性质上与过去相比也有很大不同，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套基本的工作方法并不过时。还是那句老话：千难万难，有了群众的支持就不难。

　　只有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才能摆脱来自官场的诸多烦恼，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官场上的事很复杂，有时也很丑陋，如果一个人整天迷陷其中不能自拔，精神生活一定会很痛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不管当多大的官，都要在普通老百姓中交几个好朋友，有事没事的经常往他们那里走一走，找他们聊一聊，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彻底地放下架子，像穷哥儿们似的说几句心里话。这对领导掌握真实情况，把握群众的情绪，做好各项工作有利，对领导保持心理健康，维持一种正常人的情感更是有利的。官当久了，当大了，很容易让角色给“异化”了，失去普通人的情感，不会像正常人那样说话办事了。别人都拿他当怪物，而他自己却意识不到，自我感觉良好。我就见过这样的人，觉得又可怜又可笑，更重要的是可悲。这大概也是一种职业病吧。要防治这种官场病，最好的药方是联系群众。

　　结论之五，要想当好共产党的官，就必须讲气节。最近，江泽民同志在各种场合再三强调，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气节。我认为，江主席提出了新形势下为官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寓意深长。做人都要讲气节，否则就会被人看不起，何况做官。讲气节包括许多内容，对领导干部来说，当前经常遇到又比较难处理的是如何对待官场上的不正之风。现在，一些单位的风气确实很不好，跑官要官成风，要想得到提拔，就必须去活动，否则工作干得再多再好也没用。这倒不是说当领导的一个个都卖官受贿，而是现行的用人机制有问题。

　　反正是和平环境，又没有竞争对手，差不多的就可以当领导，不一定非得用人才。既然用谁都可以，那么谁往领导那儿跑得勤，和领导的关系好，提拔重用的机会自然就多。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大道理不需我讲，江主席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下面，我只想联系个人实际，谈谈我是怎样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的。我任现职已满九年，应该算比较长了。近两年，不断有同志（包括过去的一些领导）劝我去找找人，到上面“活动活动”。说现在官场上的风气就是这样，你不找不跑不送，谁都不会用你。有的同志甚至还为我出谋划策，牵线搭桥。我承认他们讲的有一定道理，也理解他们的一片苦心，但考虑再三，还是婉言谢绝了。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觉悟有多高，对个人的职务问题没有一点想法；也不是因为我找不着关系，或者请客送礼拿不出钱来。而是总感到这样做不好。作为一个党员，或者退一步，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大写的人，都不应该这样做。找找人可能有助于提升，可升官又为了什么？既然自己从未想通过当官捞点什么，又何苦为此在人格方面付出巨大代价呢？当官再大也是一阵子，做人则是一辈子。为了眼下的一官半职，把自己整个名节毁了，实在是得不偿失。中国封建社会都有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忠贞之士，我们这些号称是共产党的官，难道还不如他们吗？！再说，我们这些当领导的，经常对下面讲些正确对待职级待遇的大道理。如果说一套，做一套，要求别人淡泊名利，自己却去跑官要官，一旦传了出去，群众将怎么看我们？自己还有脸在台上振振有词地去讲大道理吗？

　　至于个人职务问题，那是领导考虑的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组织上做出什么样的安排，我都会愉快服从。不要说不升官了，就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让我继续干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多得狠，个人发展的路子也比以前宽得多，只要自己有真才实学，肯奉献，能吃苦，可以干的工作有的是。不当官，我还可以写文章、写书；离开部队了，还可以去地方干。天生我材必有用。都什么时代了，还愁找不着发挥个人才能的地方？

　　在交谈中，一些朋友提醒我，别人都跑都送，你不做，只能是个人吃亏。甚至劝我说，名节不就是那么回事，做人不能太认真。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当个老实人，当个有气节的人，可能职务升迁上受些影响，看上去个人要吃点亏。可我当官本来就没打算占便宜，吃点亏就吃点亏吧。那么多群众一辈子没当过官，不一样活得挺好吗？和他们相比，我非常知足。吃亏，我认了。就是一辈子不升官，我也绝不去跑去要。上面是什么情况我不了解，别人如何选择我也管不着，但我的主意已定：即使天下所有的人都想明白了，只剩下我一个傻子，我也执迷不悟，死不改悔。

　　对于我的上述想法，大多数同志表示理解，但也有人认为我太傲气、太清高，读孔孟的书读多了，是“书呆子”。对此，我也进行过认真思考。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傲骨。年轻时，我对傲气和傲骨有什么区别分不太清楚。现在明白了：傲气是对下的，而傲骨是对上的，有傲气的人恰恰都没有傲骨，而只有媚骨。做人就要有一点骨气，不能为了一官半职，什么都不管不顾了。该挺起腰来时，就要挺起腰来。我曾经和一位领导同志专门探讨过一个问题：不为职级待遇去找人求人，保持一点清高，是优点还是缺点？得出的结论是，从干事业的角度，可能说不大清楚；但从个人人品看，绝对是个优点。我打定主意，洁身自好。说我书呆子，我并不以为耻。

　　讲到这里，有些同志可能会暗自发笑，认为我是酸葡萄心理，官场上失意了，所以才在这儿大放厥词。我承认，自己在事业上并不是一个成功者，之所以产生上述想法，也和目前的境遇有直接关系。如果我现在仍是青云得志，恐怕也不会有上述想法。恰恰是近几年的挫折坎坷，使我清醒了、觉悟了，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甚至想都想不到的道理。至于这些想法是对是错，我不敢自诩，只借用一句禅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然，我这么说，也不是要大家故作姿态，一个个都对领导横眉冷对。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在对领导的关系上，不可能一个模式、一个标准。只要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和领导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并没有坏处。总之，要出以公心，把握好度，真正做到“世事正须高著眼，宦情不厌少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