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写苏州（转二）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5-20 09:34:57 / 个人分类：杂谈

明代中期的苏州："光辉耀眼"

1399年明朝奠基人的孙子、帝国皇位的继承人建文帝(1399--1403)宣布各地不同的税率是完全不公平的，而且应该废除。这一政策没能保护它的颁布者。在他短暂的统治中，建文帝的全部精力都用来面对如何控制他的叔叔们(朱元璋的儿子们)的问题，因此这一政策可能从来没有被执行。朱元璋儿子中最有能力的一个最终于3年将他的侄子赶下了帝位。这个篡位者被称为永乐帝(1403--1424)，他很难承受减税带来的压力。因为，他决定将国都从南京迁往他在北方的基地，随之而来的就是北京的扩建和大运河的重新疏通，这需要巨额的资金。这条运河向北方输送政府和军队所需要的税粮。明代在北方驻有大批军队，用来抵御蒙古族的侵扰。永乐帝多次向亚洲腹地派遣大军，以期能彻底消灭蒙古的威胁。同时，明朝的军队在越南北部与抵抗者作战。而且，他还多次派遣他的宦官郑和下西洋。这些频繁、开支巨大的活动，都需要提高原有的田赋和大量增加百姓的劳役负担。

这一时期地方上的活动也十分频繁：苏州地区，在永乐统治时期，被认为是整个明代水利建设第二个最为集中的时期。尽管维护地方灌溉系统主要由个人主动承担[1，但是像苏州这样位于低地而且以贸易为主的地区，就需要官方来协调地区的劳力和财力。大量的工作不得不进行，这决不只是因为河道缺乏疏浚所造成的威胁；还因为，农民对土地的渴求经常与水利系统中蓄水池的兴建以及保持河道的畅通相矛盾。1399年，问题尖锐到引起政府官员的注意，但是连续不断的洪水显现出他们采取的措施毫无效果。1403年，皇帝命令户部官员夏元吉，亲自负责苏州地区的水利问题。通过征发劳役，他疏通了吴淞江和它的支流以及一些池塘；这个工程扩展到了昆山、嘉定、常熟和上海县。7年，吴江、长洲和昆山县境内的娄江大坝和堤岸修复完工。1411年，修复的跨越池塘的土桥、石桥以及苏州和嘉兴问的道路长度超过70多里，涉及到131处地方。1415年，在吴江县县丞的带领下，太湖沿岸地区得到了疏浚。这次活动涉及到常熟、昆山、长洲、吴县121K吴兴县的部分地区。这些活动对于苏州城市和农村经济的生存是非常必要的，但也增加了这些地区原本在国家需求下就已经十分沉重的负担。

政府征收的税收越多，就越容易忽视如何公平地分配这些负担。随着额外税收的不断增加，富人们拒绝交纳。这种额外的负担因此就落到那些钱财不多、与显贵人物也没有什么关系的普通居民身上。结果很多小土地所有者只能选择逃跑或者把自己转入那些攀附达官贵人的家庭的保护之下。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减少缴税人户，那么自然加重了剩下的缴税户的负担。豁免税收的得益人，一部分是有钱人，另一部分是那些凭着良好的交际可以逃避税收的人，而不是那些平常的纳税人。永乐时期，吴县和长洲县通过乡试的当地人在文献中有所记录。引尽管理论上任人唯贤，但是科举考试的成功需要多年艰苦的准备，首先要熟记儒家经典，然后是掌握这些经典的注释以及特殊的书写格式。这是一项通常只有富人和贵族才能进行的游戏，很少有例外的记载就是很好的证明。因而，陈元谟每三年一次前往都城，穿着破衣烂衫试图(没有一次成功)通过会试，在当时就成为十分特殊的例子。永乐皇帝急于选拔精英，似乎同时兼有了独裁者对地方实际行政工作细节的冷漠。如果某个官员占有重要的职位而他本身却存在道德缺陷，那么这种冷漠和绥靖政策的结合，将会提供给那些家族和个人很多获取利益的机会。如果这种"杰出的官员"长期占据地方上任何部门的重要职位的话，那么永乐时期对于苏州地区的统治将会比明代其他任何时期都要糟糕。

明代早期政策的结果不一定从总体上伤害了苏州的利益。然而不欢迎苏州人，放逐地方精英和工匠家庭，对于苏州土著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而且这种政策无意识地在帝国各地产生了浓重的排他性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在帝国以后的岁月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商业贸易领域。永乐皇帝于1403年决定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但直到l421年前也没有彻底完成。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命令的颁布，仅在人口普查后十年，而这次人El普查虽然并不彻底，但也显示了南京的崛起并成为该地区首位城市的有力竞争者。大运河的重新开通，使得苏州在中古时期分离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结合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仅仅是运输谷物到新的首都就会获得很多好处：每年政府运输粮食的船队就携带了数以万吨(千万公斤)的经过政府批准的私人物品。而且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实际运输的私人物品往往超过允许的数量，而禁止利用空船将北方物品运往南方的禁令似乎也没有人在意。如果说苏州和它的地方精英还能够容忍逐渐出现的现实，那么帝国的国库(面临越来越多的逃税者和越来越多的欠税)和地方的贫困(需要独自承担那些越来越忽视地方的承受能力而制定的税收数额)则做不到这一点。在1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系列用于减少逃税人口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改革措施在不断地施行。苏州府的税收额度每年被削减了72万石；接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按照当时市场比价的一半由谷物转化为白银。税收管理的责任也由地方著名人士即"粮长"变成县衙门。后来大多数负担沉重的纳税人被允许用最有利的方法交纳他们的税收，地方精英在税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削弱，使得厌恶在基层政府中服务的心理越来越严重。固定比例的田赋转用货币支付预示着经济活动的高度货币化。世纪40年代制定的税额仍然反映了支付能力，金花银的使用，

(1)将鼓励有钱人将他们的生产活动与市场联系得更为紧密。如果以前有钱人认为过去投资于土地并通过向佃户收税获利是非常愚蠢的话，那么这种刺激

(2)也会被农民所感受到。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商品交换。其结果就是，即使在白银供应量和人口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的水平将不断提高，而运转周期也将不断加快。

因此，这些15世纪早期实行的政策，可以说是今后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催化剂。苏州依然保持着谷物批发贸易中心的地位。但是，随着纺织品生产的扩大，使得商业化和货币化成为可能，同时反过来又刺激了纺织品的生产。苏州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产亚麻布、苎麻布、麻布和丝绸。虽然如此，直至12世纪，它的产品在质量上一直被认为次于北方的产品。

然而，从南宋开始，苏州以它的丝绸而著名。它温暖、潮湿的气候以及湿润的生态环境为养蚕和丝织业提供了理想的环境。12和13世纪期间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为这一即将发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不仅仅蚕的生长需要一刻不断的照顾，而且要获得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丝绸也需要精巧的触觉和敏锐的判断力。养蚕业的整个过程--种植桑树、养蚕、用桑叶喂蚕、照顾蚕茧、抽丝、缠绕、上浆、纺织，自此以后成为地方上每年必做的事情之一。"农历第三或者第四个月被称为'蚕月，，每个家庭都关门待在家里。"

棉花在江南地区大面积的种植是在元代。然而，棉产品的大量生产是在明代。16世纪早期，苏州府的每一个县都生产棉布。甚至早在1466年，来自嘉定、昆山和苏州(也就是吴县和长洲县)的棉布商人共同在山东省的重要贸易中心临清建立了行会。]由于吴县和长洲县的水田不适合棉花的生长，因此重要的棉产品来源于这些县使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县已经有组织地从长江区域的边缘地区进El棉丝，这些边缘地区的沙土适合棉花的生长。

由于获得了稳定的生丝来源，苏州丝绸闻名天下，并且在市场上售价极高。在这种情况下，棉布的商业化生产在环太湖地区却仍能够存在，让人不得其解。但是，在明代早期，丝绸纺织需要特殊的高超的技巧，这种技术是苏州城内男性工匠的专利。昂贵的织机和需要经过特殊的训练使得其他人很难进行丝织品的生产。晚至宣德时期(1425--1436)，丝绸的生产才扩展到苏州属县的县城中，这一过程需要从府城引进有熟练技术的工人。而用来生产棉布的织机较为便宜，同时农民世代相传的制造亚麻布和麻布的技术更是被广为掌握。直到世纪70和80年代，由于丝织品需求的飞速增长，才打破了城市对丝织技术的垄断，乡村中大量的劳动力开始进行丝织品的生产。

丝织生产在农村中的扩展，起初是被那些时刻准备抓住经济机遇的地方精英资助和控制的。然而，苏州腹地人口密集，而且它的运河体系为农户和高级市场之间的直接联系，提供了如此良好的运输和交往环境。一项20世纪的调查显示，苏州临近的腹地，每平方英里内可航行的运河及水道为27．8英里。船主广泛分布，而且15世纪，当地可能已经产生了中介系统。在20世纪早期，中介商销售农民的产品，收取固定的佣金。他们为进出城镇提供免费的交通，甚至免费为客户购买产品。其结果是，标准的市场(定期集市，交易有限的日用品，构成了中国绝大部分乡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在这里并不存在。

府城附近的市镇每天进行交易；甚至最小的市镇也有数百户人家居住。引这些中心地中大部分都是专业化的：横塘和新郭生产植物油，横塘、新郭和横金生产米酒(和生猪)，木渎以金属加工而闻名，陆墓镇以陶器和扇骨闻名。]对浒墅和月城复杂性(见下文)的分析清晰表明，这些市镇中有许多与苏州城联系得非常紧密，试图将它们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进行分类是毫无意义并且牵强的。根据每天的功能、定居居民的数量、参加市场活动的居民范围、经营货物以及提供服务的种类，大部分其他的市镇可以被看成是中心市镇。倒通过这些市镇，类似于钦允言(1467-1506，一个大地主的第五代继承者)的商人们，"其业主，总商贾赀本散之机杼家，而敛其端匹以归于商"。当地的商人主要是为生产过程的顺畅进行服务，因此只有这些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排他性关系网的当地商人才拥有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信任。由于在15世纪后半期，宫廷奢侈的风气影响到了民间，苏州生产的高档产品的需求随之扩大。这--N激迅速传遍了整个生产领域，并且激发了苏州经济的空前繁荣，这种繁荣不仅使外来的旅游者感到惊讶，而且连本地人也认为是史无前例的。

虽然如此，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对比绘制于1229年的平江府图(参见图表2)和美国空军1945年的航拍照片引，我们可以发现，城市景观的变化比预期的要小。事实上，在七个世纪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城墙内最为明显的改变也是政府造成的。由于张士诚利用子城作为他的宫殿，明洪武帝将重建子城的企图认为是谋反者意图反叛的证据。因此，子城所在的地区被废弃，代之而起的是位于城市西侧的新的、规模大小适度的府署。这种变化影响到了城市中居民分布的格局：吏胥和官员集中在城市的西南角，明代大量来自于吴县和长洲县的地方精英都集中于城市西北的闾门之内。坊市制的残存最终消失。16世纪中叶之前，商业遍及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街道两旁都是店铺林立。

在私人贸易领域内，制度上的限制与自然条件的约束一起逐渐减弱。从宋代早期到元代存在于纺织业中的行会组织，似乎消失了。但1466年在临清建立的行会，说明行会这个概念并没有被苏州人所忘记。宋代和元代，行会组织一般位于行会守护神的寺庙之中(如机圣庙)或者依附于前代的寺庙(例如吴郡机业公所位于元妙观)。然而，翻检《姑苏志》(1506年)中与寺观有关的资料，很难发现行会与宗教场所有关的证据。有关独立的行会的记载最早见于万历时期(1572--1620)。为特定技术服务的专业化市场依然存在：缎子工人位于花桥，那些精通薄绢生产的工人聚集于广华寺桥，丝织工位于濂溪坊。在每一个地方，职业的中介人(行头)联系雇工和雇主。详细绘制的地图显示相关的行会正是在这些地区相继建立起来的。其中一些行会存在了下来，但是没有固定的场所表明这些行会与宋、元、明代晚期和清代的类似组织相比都要弱小和松散。如果城市的活动超过了行政等级制度的约束，它们同样也超出了城墙所约束的范围。明代早期，城市繁荣的最明确的现象就出现在城门之外，特别是在城市的西北阊门之外。1379年版的地方志中没有城墙以外街道(巷)的记载，这是元代晚期城墙重建时将城市郊区圈人的结果。11506年以前，阊门外出现了十条新的街巷；其中之一的义泽巷，"虽隘，而商贾所集"；月城巷，"两京各省商贾所集之处，又有南、北濠，上、下塘，为市尤繁盛"。[6116世纪中叶之前，闾门和胥门之间的区域"庐舍栉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昆山人郑若曾(1505--1580)，出于加强中国海防的目的，编绘了一套地图，他注意到在16世纪中叶，十分之九的海盗都对苏州感兴趣，倭寇的威胁主要集中在城墙以外的地区。他写道：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二岸，居民栉比，而南岸尤甚。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过者烂然夺目。枫桥尤为商舶渊薮。上江江北菽粟、棉花大贸易咸聚焉。南北往来之客，停桡解维俱在于此。

阊门之外关键的地方是浒墅，这是一个位于大运河西北二十五里的市镇。明代初期在这里设有巡检司和急递铺，15世纪中叶这里成为七个内陆钞关之一。这一选择无疑反映"这里已经是14省货物的汇集点，商船来来往往，每天以千数"。引在1506年前后，这里"居民际水，农贾杂处，为一大镇"。至明代晚期，这里已经成为帝国最主要的谷物集散市场，商品贸易中心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产品生产中心的地位。

城市的其他郊区发展得较为缓慢，税收水平也很低。在1506年之前，葑门是唯一另一个城墙之外有人聚居的地区，当然也是由街巷构成。[6L一个世纪之后，南门外的地区都是官方指定的街巷，但是它们的数量远远少于"繁荣的"阊门外的街巷0 E7]西墙闾门以南直接通向太湖的城门是胥门。胥门之外的地区，一般认为是阊门以外地区的延伸。因此，它的三条街巷可以认为是阊门之外二十三条街巷向南延伸的部分。尽管是主要从事养蚕的地区，但位于城墙西南角的盘门的环境相对而言似乎是不毛之地。位于北墙的齐门，在16世纪早期，以窑工和藤枕的制作而著名一百年之后，这些"负郭则牙侩辏集"。

A苏州府衙濂溪坊B吴县县衙元妙观C长洲县衙北濠D府学上塘5南濠6下塘

图表4明代苏州城图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些郊区的兴起加强了城市与乡村的联系，乡村人VI在城市边缘的不断集中正反映了这一点。像附录二中的表2所展示的嘲6，这种结合的关键在于苏州的人IZl能否自己养活自己。商业和制造业使得这个地区可以摆脱马尔萨斯理论的束缚，否则这里的居民将不得不在搬迁或者饥饿之间进行选择。1368年之后，吴县郊区和乡村人口的增长，以及实际上长洲县适度的人口增长都归结于贸易和手工业的扩展而不是农业。16世纪的早期，苏州经济的首要位置已经被所有人认识到；福建重要的港口漳州自夸是"小苏州"。政治霸权在古老的东方和西方的存在确实是事实，而且在武力的支持下，这种强权长期存在，但这种被普遍认识到的统治却缺乏高效的制度。经济霸权带来了文化上的霸权。明代的政策推动了这种倾向的发展，使得这种霸权尽可能快地发展和强大并超越了其他方面。然而，我们不应该将这种长久以来的印象，即明王朝摧毁了它的对手张士诚的基地，取代为明代的政策经过精心的伪装在努力促使苏州的发展。明代的税收，首都的迁移，促使了大运河的繁荣，而且政府机构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发生改变。为了做到这点，王朝在作尽可能大的努力。如果苏州没有高度商业化，也没有低成本、高效的水运系统，也没有新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机遇，明代的政策将会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和武断的。

在某种程度上，明王朝财政系统的脆弱性使得王朝的强权一直是国库收入的重要保障。不仅苏州一地提供了国家年税收的十分之一，而且明代的财政系统为了特殊目的从特定地区征收的额外税收，极大降低了政府对抗波动的能力。因此通过及时的干预来支持苏州，可能比重新调整整个财政系统更为可行。免除赋税、对河道的整治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素质都反映了这种取向。若论苏州从"突出"发展到"卓尔不群"还是国家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是为了帝国的利益而对现有的机遇进行的发掘。"以富人和财富而闻名"，但是"实际上充满需求和贫困"苏州的发展既不能完全归结于当地精明的士绅的努力，也不能说完全得益于国家政策。苏州成功所产生的物质和人力的过剩是很重要的。然而，在苏州上升过程中，既没有明显的贫困带来的政治或者经济问题，也没有社会空间来孕育这一问题。

中国的人口在明代早期达到了6000万，这个数字接近于唐代中期的人口数字，在那个时期政府能成功地控制社会。明洪武决定，在他认为至关紧要的地区，所有的人口都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家庭的男人在区域发展提供的机遇中寻求利益。很少有人提出改革地方管理的方法。提高苏州或者地方士绅整体利益的尝试超越了他们的方法、设想以及需要。在明代早期，超出血缘关系的组织是微弱的，行会也不存在。超出血缘的社会组织和行会出现于l6世纪晚期吲5，那些已经在市场中或者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人士进行了这种尝试，来巩固他们已经取得的财富和地位。这些家庭都面临着极不稳定的状态，而整体稳定的环境可以承担个体家庭少许的痛苦。财富可以在市场中获得和丧失，同时在考场中的竞争随着人口的增长也越来越激烈。土地税和遗产的分割，使得土地不再是后代财富稳定来源的保障。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家庭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环境，而不是努力获得更好的环境，这是可以理解的。

较为典型的是屠云凤的例子。屠姓家族不能算很繁荣或者幸运：父亲是一位商人，在山东和长江以北的地区遇到了强盗，不仅被抢劫了财物，而且参遭毒打，几乎送命。需要说明的是，屠云凤的父亲是入赘的女婿。母亲陈氏(1479-1521)，在她的丈夫被抢劫和受到伤害之后，被迫开始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削减花费和日常的支出。此后，家族开始繁荣"。她的丈夫去世时，陈氏也已经患病。尽管她努力想抚养好自己的孩子，但是她的健康不断恶化，不久也去世了。她的长子和次子，已经参与到商业贸易中。在病床上，陈氏含泪对孩子们说道："现在你们做买卖是用来赡养双亲，但你们的父亲已经死了，现在我也要去了，以后，你们没了负担。如果你们谁能成为一名学者，那我死也瞑目了。"因此，最年长的儿子屠云凤就没有再经商，而是研习儒家经典。很快，他就成为府学的学生。1555年，屠云凤在母亲去世三十四年之后，才成为举人。恻根据他母亲墓碑的记载，屠云凤这个时候已经50岁，他最终达到了上层社会的最低层级。在如此大的年纪才取得成功，并没有影响他和他后代的婚姻。在明代277年的历史中，没有其他来自吴县或者长洲县的屠姓成员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他的成功显示，即使是能力平庸的人也可以获得精英的地位。没有其他屠姓成员取得成功也说明，虽然在努力追寻这一目标，但那些希望将个人的成功转化为家族荣誉的人将要面临巨大的障碍。

虽然如此，屠氏的成功将他置于两级社会中较高的层级。但幸运儿毕竟是少数，苏州实际上已经成为"人间天堂的天堂"。尽管他们忧虑他们的后代是否有能力来享受同样的财富和地位，但他们的生活将富裕与耕耘联系在一起。现存的文献材料基本上都与地方社会上层有关。我们必须依靠统计数字、有偏颇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评论，并从地方产品名录、土地和人口的比例中进行推论，而且即使这些数据，其中很大部分也需要重建。这一证据显示绝大多数的苏州人必须长期从事艰苦的工作，生活在肮脏贫困的环境，而且早逝。作为59年至63年吴县的地方官员，曹自守强调，苏州繁荣的外表是一种假相：

今生齿繁而利源薄，盖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阊阌之间望如绣锦，丰筵华服竞侈相高，而角利锱铢，不偿所费。征科百出，一役破家。说者谓，役累土著而利归商人，宣其然乎?故外负富饶之名，而内实窭困曹守的描述背离了重农主义的倾向，但这与人口统计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同时周臣的图画描述了苏州街道上的"乞丐和贫民窟的居民"(1516年)。苏州在14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之间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是令人惊讶的平均寿命，男人22．55岁，女人为23．36岁。就像晚明的官员在镇压暴动时所强调的，很多人在城里活一天算一天。在他到任后不久，曹自守就发现人们的生活状况令人十分绝望：

三十八年大旱，岁大裰。城中恶少夸拳勇武力，相接为徒，戏击伤人，折肢体，无敢喘焉。未暮，即剽掠无忌。饮坊市，稍忤，则碎其器，陵暴妇女。街衢遇人则击，观其奔逸恐惧，以为笑。所至，阒无一人，皆坚闭藏匿，走不及者，有所持荷，皆委弃不敢顾。其主首皆有名籍，已遍城内外，至吏书至隶方伎屠贩之属，皆入其盟。良家子弟亦往往堕其中。当地方官员抓捕了暴动的领导者之后，他的追随者烧毁了苏州府衙和长洲县衙。知府和新到任的地方官员曹自守，关闭了城门并挨家挨户地搜查男性成员。抓捕之后，很快便进行了审讯，罪犯在交代了他们的罪行后受到惩罚。

这些事件没有像数十年之后爆发的纺织工人与掌管税收的宦官之间的冲突那样受到重视。但是，这一事件显示，在平静的社会之下存在着大量的导火索。根据我们已经引用的证据，即一些纺织为了谋生不得不每天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及为特殊技能的工匠建立的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这些事实，大陆的历史学家试图证明晚明的苏州已经存在无产阶级。在明代，苏州确实是富人和穷人并存。然而，如果那些没有生产工具，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向他人出卖劳动力的人，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的话，那么那些垄断生产资料并利用垄断取得最大利润的人则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阶级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些人有着共同的背景(来源于继承或者共享)，在他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共同的利益，并且和那些与他们利益不同(通常是矛盾)的人进行对抗。"谈及无产阶级，就必须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明代苏州，所有有教养的士绅和富裕的商人、有学问的学者和富裕的店主，并不构成一个资产阶级。

原始无产阶级是绝对的少数，比学徒、衙门中的衙役、小流氓和乞丐、渔夫、搬运工、店主和商人数量都要少。这毫不令人惊奇，对明代城市暴动的研究表明，确实缺乏有关无产阶级意识或者无产阶级利益的资料。我们可以证明苏州的民众参与因食物短缺或者因税收而引发的暴动和犯罪，与前工业时代世界其他城市情况类似。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新世界将要从旧世界中产生的征兆。基于苏州大部分商号规模很小，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和缺乏行会组织，雇主和工匠之间斗争的缺乏反映了明代的实际情况，同时从我们的资料中可以得出明代的苏州是掠夺性的时代。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矛盾如此细碎，因此并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并被历史学家详细地记录下来。

生活在城市化的核心要比生活在城市外围容易，而且明代中期的苏州是帝国最富有地区核心的核心。在1559年之前的几个世纪，苏州有系统地从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其他部分以及江西和湖广，进口食物和原料。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当地居民的技术确实给这一区域带来了利益。一旦帝国的财政发现并开始发掘这些利益，那么政府为了自我利益所采取的措施，同样会带来地方的繁荣。这里有许多可以选择的中心，这些结合了相似的利益和较低税率的中心：不仅仅是杭州和南京，而且还有紧邻苏'部和南部的常州府和嘉兴府，就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明清帝国毕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系统；人们在各省之间迁移。最好的技术传播到较不发达的地区，并且投资者可以将他们的资源迁往可以获得更好回报的地区，这些投资者大部分是苏州外来的移民。如果平民的生活标准(劳动力成本)显然高于其他地区，资源将会从苏州流失。少数人的富裕并不能让我们夸大大多数人平凡(和来之不易)的能力，或者忽略很多人的贫苦。以苏州为中心的系统可能比此前世界上的任何系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在农业歉收时及时进口谷物，并且通过多种途径为它的居民提供谋生手段，这是其他地区所缺乏的。在前现代化的条件下，居民自信能够通过辛勤劳动来获得他的面包(或者稻米)是非常幸运的。在这些更加18世纪末的生活标准当然要高于北美地区，但是当时北美的人口很少。Bairoch的估计将中国作为整体对待，同时最为繁荣的宏观地区核心的生活标准必定高于平均数，因此他对于中国的估计肯定要低于苏州和长江宏观地区的标准。

适当的术语中，苏州的盛名可以调整为，在为了少数人的同时也为了多数人。

与现存的秩序密切联系，为它的居民服务得如此之好，而且被社会所公认，苏州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是个体参与者充分利用了每一个时期的机遇的结果。不管结果有多么的不同，无论它与其所嵌入的帝国农业秩序的矛盾如何，苏州和帝国都是共同的历史的结果。

可以确定，苏州市是唯一巨大的前现代化城市，是它资助了政府而不是相反。尽管它的人民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苏州人和举行科举考试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通过了考试，并在短期内占据了家乡附近地区的低级职位。苏州的一部分名人为了逃避对国家的服务，宁愿保持自给自足并追求一种对官衔的淡泊之心。而其他人则站在独裁帝国的对立面。然而，这座城市还是都市化、商业化的，远离并批评政府，尽管它之所以繁荣，仅仅是因为在一个由地主和农民、皇帝和官僚组成的世界中，一种共生关系成功地嵌入了一座畸形的城市。苏州将继续是我们理解明清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关节点。"另一个中国"的本土根源必须在那些与苏州相比，更少与晚期帝国的秩序和平共处以及更少中心化的地区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