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帝国的兴衰

    自从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中国进入帝国阶段，所谓帝国是两个意义，一个国内只有一个皇帝，国家是统一的；第二，对于四邻而言，中国这庞大的国家，绝对是主控力量。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帝国是天下帝国，理论上，天下帝国没有边界，边缘和核心的关系只有远近、没有敌我。但实际上，中国还是有不属于他管辖的邻居，尤其是北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难得属于中国管辖，更常见他们向中国挑战，甚至于侵入中国、征服了中国、统治了中国。譬如说，著名的是五胡乱华和金元王朝。

    秦和两汉是一个连续体

    秦帝国的出现，真正为中华大帝国的核心划下基本的疆域，我们有时候称之中原，可是中原常常会改变，实际上中原的核心又时时转换。不过，以中国和欧洲大帝国来对比，最显著的就是，中国是一个相当固定而且坚实的核心，因此中国对外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地理单位，往往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边的边陲要广袤富足很多倍。这么庞大的核心，自然有他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边缘，边缘难得可以挑战核心。

    回到秦汉帝国，秦和两汉应该是一个连续体，不必当作三个朝代，秦帝国设定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和管理组织，两者都被汉帝国继承。秦帝国的内建系统是从上而下、从核心向外缘。秦朝的郡县制度，从考古学数据看得见，甚至于最小的县镇、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秦帝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一条鞭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坏。秦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是两横两直，对外是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很有效，得到神经末梢回馈的讯息却是有所不足。秦帝国在秦始皇时代，运转并没有太大困难。

    秦王朝的使用资源，筑长城、开驶道，建宫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边疆的兵役，用尽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力量。秦始皇在世，由于他常常巡视各处，可能还得到地方的讯息，秦始皇一死，各处变乱，包括六国之后和陈胜、吴广、刘邦这一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央根本无法得到预警，也无法有适当的反应。所以这一短命的王朝，他的兴是由于三代经营，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战争机器，但不是最好的管理机器。在资源力量用尽之时，中央完全无法应付，庞大的帝国就垮下来了。秦代的兴和衰，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西汉帝国的对外扩充有充实的核心

    汉代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是秦朝的延续，《史记》和《汉书》，都很坦白地承认这一点，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上，汉代的制度自从董仲舒设计了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挺有制度的选拔人才，落实在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资源的流转，把地方的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汉代讯息传递系统至少在西汉大半的时间，有效地提供中央种种决策的信息基础，使这么庞大的帝国基本上稳定地运作。

    西汉的崩溃，也是由于大规模的内乱，那是因为王莽这个书呆子，并没有理解汉代设计这套讯息内馈系统的功能，以为只要中央不断地下命令，就可以将一个设计好的“新政”，落实儒家思想向往的理想国家。有人以为王莽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其实不然，他至多是一个以皇帝来抚育子民的专制帝王。王莽得到皇位，并不合法，他和拥护他的人发动和制造大规模的舆论，支持他的政权。由于舆论是经过制造的，中央从此不能得到真实讯息回馈。王莽的种种设施，调动了许多资源，天下骚然，许多农民脱产，投入变乱，而政府的反应既不恰当、也不够快，于是，王莽接手的一个庞大的汉帝国，就因为大规模的民变而瓦解了。

    从西汉对外的关系看来，中国最大挑战者是草原上的匈奴，这个部落集团可说是历史上罕见的游牧帝国，匈奴部队快速地行军，使汉代的长城沿线必须处处设防，这是以少击多的战略。汉代花尽心思要制伏匈奴，最后是以取得良马马种训练了可以跟匈奴对抗的骑兵部队，霍去病号称骠骑将军，就是以快速行动的马队千里奔袭，穿入匈奴腹地，再由卫青统领大量的步兵部队，沿着长城，各路并进，才把匈奴打垮。

    中国和匈奴的战争，基本上是用大量的资源，来抵销匈奴灵活机动的战略，从那时以后，中国对北方的战争，都是用钱粮和补给取胜，这种战略也会造成资源大量的消费，如果因此而引发内部资源不足而有民变，王朝也许就因此垮台。西汉的胜利，就是因为内部的资源可以用到相当紧张的地步，而政府可以随时应变，不至于蹈秦代的覆辙。

    汉帝国西南一带的扩张，是长期缓慢的进展，基本型态是先打通道路，建立若干据点，汉人由贸易和移民一步一步渗透和填满了南方和西南各地本来由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有些战争，规模也并不大，而帝国的扩张却是继续和稳定地进展，终于将西南和南部大体上都和核心地区连结为一。这一扩张的策略和罗马相比是不一样的，罗马先用军队出征，罗马兵团留在征服的地区，自己的核心地区常常因此掏空，而罗马兵团驻守的各处新领土，并不和中央有融合的机制，使核心和边缘的差别逐渐淡化。

    因此西汉帝国的对外扩充，是建立在有充实的核心，而且有一个相当消息灵通的信息回馈制度。

    地方自治造成地方势力集团的膨胀

    东汉是西汉的复辟，可是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改变，这个王朝的核心地区和西汉王朝的核心地区，基本上是一样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制度，经过西汉的发展，构成中国经济的基本型态。这种经济制度，最重要的资源是劳力，调动资源和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的制度，建立在道路系统上，灵活的市场交换，察举制度的文官系统，在东汉发挥更灵活的讯息回馈。

    汉代的地方层次，因此有相当多的自治空间，可相对而言，这并不是民主制度的自治，必然造成地方势力集团的膨胀，汉代地方的巨室大族，就是这种地方势力集团，可能延续好几代。

    于是，本来可以有助于中央地方平衡的机制，却转变为地方力量的坐大，再加上中央为了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在郡的上面，添上了一层监督郡县的“州部”，可是“州部”权力的制度化，反而使每一个州，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可以分割中央的权力，十三个州就不再是代表中央来控制地方，而是挟制地方，挑战中央。

    东汉外患也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留在草原的南匈奴，本来和汉代相当友好，可是在西方又出现新的力量，在河西走廊一带一直到青海大草原，出现了一些不太大的部落，当时称为羌人，他们正好扼住丝道交通，对汉代的国际贸易，及汉代与西域各国的交通，都造成威胁。这一批人数不大的羌人，并没有很严密的组织，却为汉代增加了不少困扰。可能由于气候改变的关系，草原上的民族，包括匈奴，慢慢地向南移动，核心地区的汉人，也许因为人口增加，也许因为南方土地肥沃，也慢慢向南移动。另外一个可能性，当时中国东方和中南部出现大量长期的瘟疫，究竟什么疾病不清楚，可能是多种疾病，至少可以判断的是天花和某种从中亚传入的不知名的疾病，这些疾病在气候比较温和和潮湿的地区，蔓延很广、维持很长，造成人口的大量变动，少数民族地区最受影响，在东部和中部的汉人地区，可能因为死亡的威胁，都想逃避，于是浸入今天湖南、江西到广东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地，构成许多纠纷，汉政府不能不投入大量的武装力量，一方面企图制伏羌人，另一方面也想打开南方。帝国的资源，因为这两项持续很久的战事，也颇为紧张。

    前面说过，十三州部的逐渐独立，使中央能够运用的资源相对地减少，以至于西面和南面本来规模不大的战争，却使得中央政府疲于奔命。两汉对比，制度上一点小改变，就可以使得帝国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的五胡乱华和全球气候改变有关

    西汉是儒家思想由成熟走向正统的一个阶段，道家思想和阴阳家的思想也已经被融合在儒家的体系之内，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困扰。东汉开始，经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佛教，逐渐取得一般老百姓的信仰，在人民生活困难，或者对于不可知的命运有所畏惧的时候，新进入中国的佛教，提供了儒家无法提供的心灵安慰。和佛教思想相当接近的道家，在这环境下，忽然有了复兴的动力，尤其在翻译佛家经典时，道家的名词，作为“格义”，被佛家借用，佛道两家因此成为既对抗、又联盟的思想系统，足以挑战长久独尊的儒家。

    于是，中国的社会不是只有一家意识形态，尤其这分裂是有社会阶级性的，得势的人在儒家一边，权力圈边缘或以外的人是在佛道一边，这个分裂的现象，正如同吉朋讨论罗马帝国崩溃时，他指出基督教的出现，削弱了罗马本身传统的理念。

    大概从公元二百年到五百年之间，有全球气候性的变化，各处都变得寒冷，在中国北方地区寒冷气候出现得更早，东汉中期几次大规模的打击匈奴，都正是匈奴遭逢连年寒冷，大批牛羊死于大雪，连牛犊、羔羊都接不上明年的春天。同样寒冷的西北地区，羌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大量渗透汉人地区，甚至取代了当地居民，基本原因也是气候。所以在东汉晚年，西部边防军董卓跋扈，启动了东汉的崩溃，而中原东部，今天山东、河南和苏北地区的黄巾，却是宗教教派的大规模变乱。这一地区，在中国的核心而论，也是比较寒冷的地方，稍微南部一点的百姓可以更向南移动，而这些华北的老百姓，后面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前面无路可走，又有宗教信仰作为结合的动力，于是“黄巾之乱”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整体而言，秦代和两汉三个阶段可当作一个大帝国来看，延续四百多年之久，要到三国以后，中国才是长期扰攘，几乎要二百多年，局面才逐渐澄清，开始隋唐帝国的时代。五胡乱华的几百年，也正是世界气候史上中古的大寒冷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引发了所谓蛮族大侵入，而和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其实都和全球气候改变有关。我在多年以前，曾经为历史气候设计过一个图表，这一段时期真的是最寒冷的时期，也是中国动乱最剧烈的时期。

    ●　许倬云口述　陈珮馨 陈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