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格格第一部演员表:中国社会科学院

忆罗荣桓同志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197809
【作者】总政治部理论组

罗荣桓同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是我党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为创建和发展我们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特别是为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赤胆忠心，光明正大，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一生是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生，是英勇战斗、光辉灿烂的一生。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罗荣桓同志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聂荣臻同志向毛主席报告了罗荣桓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毛主席心情非常沉重，领头起立默哀。默哀后，毛主席说：罗荣桓同志是很有原则性的人，他对敌狠，不背后议论人。党内要有原则性、原则精神。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和贺龙同志、聂荣臻同志，到医院向罗荣桓同志遗体告别，表达对罗荣桓同志的无限哀思。毛主席在另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说：罗荣桓同志逝世了，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很不容易呵。这是伟大领袖对罗荣桓同志一生的高度评价。敬爱的周总理多次赞扬罗荣桓同志坚强的革命精神和毅力。敬爱的朱委员长写诗悼念罗荣桓同志：“起义鄂南即治军，忠诚革命贯平生，身经百战摧强敌，留得丰功万古存。”
敬爱的叶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家向罗荣桓同志学习。他说：“罗荣桓同志在世时，就同林彪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罗荣桓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是我们总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敬爱的邓副主席说：罗荣桓同志是位好主任，很好，很有威信。
缅怀罗荣桓同志的革命实践，对于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实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生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一辈子做对了一件事，就是紧跟毛主席!”这是罗荣桓同志临终前断断续续说出的一句话。罗荣桓同志这一出自肺腑的遗言，饱含着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挚的无产阶级感情，概括了他一生革命斗争的精粹。
罗荣桓同志是湖南省衡山县人，生于一九○二年，他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事革命工作。他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九二七年七、八月间，他遵照党的指示，在湖北省南部的通城、崇阳发动农民暴动，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后来，他到达江西省修水县城，同未赶上南昌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会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参加了秋收起义。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支革命的武装遭受到严重的挫折。起义的部队走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当时的罗荣桓同志是多么急切地期待着这些问题的答案啊!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把秋收起义的各个部队集合起来。在这里，罗荣桓同志和伟大领袖见面了。在前敌委员会上，毛泽东同志详尽地分析了形势，指出：要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在农村，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发展革命力量。经过认真讨论，会议作出了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同志还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失败情绪，耐心地向大家讲解革命必胜的道理，提高大家的信心。罗荣桓同志细心地聆听毛泽东同志精湛的分析，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和巨大的鼓舞。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开始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凭着革命的热情和对反动派的义愤要攻长沙，军事上是冒险行动，思想上是混乱的。毛泽东同志来了才好了，向井冈山进军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正确道路。
秋收起义部队进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境的三湾，毛泽东同志立即决定进行改编，把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干部在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了，少数人甚至不告而别了。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同志坚定地跟随毛泽东同志前进。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连以上各级都设党代表，使部队完全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罗荣桓同志就是当时工农红军第一批党代表之一。他积极进行政治工作，组织士兵委员会，建立民主制度，实现官兵平等，纠正旧军队的一切不良习气。后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的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在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的不平凡的日日夜夜，罗荣桓同志从毛泽东同志深邃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坚定的意志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看到了无产阶级的解放，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战斗、工作、生活，都同我们伟大的领袖联在一起，在他一生的革命征途中，从来没有离开过毛主席的领导，从来没有离开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了多少血，走了多少弯路，经受了多少挫折和失败，才找到了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有了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才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为我军制定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一条崭新的革命路线，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罗荣桓同志在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罗荣桓同志跟随毛泽东同志进行调查研究，开了半个月的座谈会。毛泽东同志根据调查和两年多来建军的经验教训，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成为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在九次大会上，罗荣桓同志同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一起被选入新的军委。他任纵队政治委员时，向部队逐条地传达、讲解古田会议决议，号召大家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彻底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他特别抓了部队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领导制定了许多加强政治工作的制度和措施，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各个党支部经常上党课和政治课，讲解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讲解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和不断的组织检查，许多干部战士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反对错误思想的热潮，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一九三○年六月，红四军在闽西长汀整编，正式组成一军团，罗荣桓同志先后任四军政治委员、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继续认真抓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贯彻，使这支初建的工农红军迅速地成长。
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王明曾经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罗荣桓同志打成“宗派主义者”，撤销了他的职务。罗荣桓同志坚信毛主席的领导的无比正确，始终没有在错误路线压迫下屈服，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地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坚决斗争。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由毛主席恢复了他的工作，让他重新为中国革命挑起了重担。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委派罗荣桓同志率领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山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他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战初期，山东党的个别领导同志，在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影响下，一度被国民党的数量相当大的军队和占有相当多的地盘等暂时现象所迷惑，就认为“国民党在抗战与统一战线组织中占着领导地位”，甚至说“强调独立自主是‘左’倾错误”，在行动上把自己放在服从国民党的位置，因而在战略上处于劣势、被动地位。一九三九年三月，罗荣桓同志进入鲁西地区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向一一五师和当地的同志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他针对当时存在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在统一战线中，上层关系要保持，但主要做下层的工作，对反共的顽固派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坚决回击。他不仅从思想上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实践党的六中全会精神，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当时一一五师的部队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在鲁西和冀鲁边等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发展和壮大了进步势力，在鲁西北建立了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冀鲁边建立了十五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同时还主动同国民党的中间力量和地方实力派疏通关系，力争他们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一九三九年四月，一一五师在太(安)西地区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该地区的国民党专员、县长、地方部队司令等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于当地的顽固反共势力的武力进攻和政治破坏，一一五师部队则予以坚决反击。后来，罗荣桓同志又由太西过津浦路到山东分局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对山东分局和山东地区的斗争，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确认识和对待中间势力，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士，我们党曾吸收山东文化教育国民党的进步人士三十余人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但是当时山东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过分强调了中间力量的作用，于一九四○年九月帮助他们改组为“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简称“抗协”)，成为半政党的性质，并在各县、区建立基层组织，还帮助他们建立名为“山东抗敌自卫军”的武装。当时，有一个领导人竟宣称：“抗协是统一战线的中心力量，对它的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甚至决定要把各地游击队的一半枪枝送给“山东抗敌自卫军”。罗荣桓同志遵照毛主席历来强调的对中间势力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对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作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一九四○年十一月，罗荣桓同志指示部队：对于“抗协”的组织，务使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分子和同情者手里，对于“抗协”武装要帮助掌握；发现有不可靠或有野心的分子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则由八路军接收整顿。罗荣桓同志把自己对统一战线问题的看法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肯定了罗荣桓同志的意见，指出：要把发展自己的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罗荣桓同志遵照这一指示，向部队提出，要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对敌、伪、顽坚持斗争，巩固根据地；统战工作中，要利用地主武装的矛盾，不要过分纠缠上层关系，否则会阻碍群众工作的深入。毛主席得知后，同意一一五师的方针。后来由于“山东抗敌自卫军”被一些反动分子利用，一九四二年六月，在罗荣桓同志提议下，山东军区决定，“山东抗敌自卫军”改归山东军区统一领导，不再以友军看待。
一九四○年，彭德怀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搞所谓“百团大战”，罗荣桓同志也是坚决抵制的。当时彭德怀给山东发电报，要山东的部队参加。罗荣桓同志没有听他的，只出了几个团的番号，应付了一下。
一九四三年三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根据党中央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发布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使各级党委成为各地区党政军民各种工作部门的最高统一领导机关。同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统一领导山东地区的主力和地方武装，中央决定罗荣桓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九月，中央决定罗荣桓同志任山东分局书记，建立了以罗荣桓同志为首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增强。从此，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在山东得到全面的正确的贯彻执行，斗争形势发生根本转折，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建设获得飞跃发展。一九四四年八月，罗荣桓同志向毛主席全面报告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情况。同年十一月，毛主席电复：“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日本投降后，罗荣桓同志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率领六万余主力部队迅速挺进东北。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刘少奇、林彪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领导部队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和巩固了东北根据地，消灭了大量敌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林彪积极贩卖刘少奇这一套谬论，他到东北不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而是到处游玩；他对抗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不把工作重心放在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而是留恋大城市。罗荣桓同志到东北不久，就针锋相对地指出：东北战争要作长期打算，我军要扩大，主力要加强，不能幻想和平，要克服和平麻痹情绪和大后方、大机关作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提出要控制中小城市，孤立大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土地改革。林彪极力兜售刘少奇在土改中的一套“左”的政策，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在林彪的影响下，东北有些地方发生了侵犯中农的现象。罗荣桓同志由前线回来后，立即召开了东北局会议，决定取消这种“左”的宣传和作法，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一九四七年我军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罗荣桓同志在加强主力部队建设的同时，积极组织二线兵团，经常保持一百个团的后备力量，把经过训练的战士一批批送往前方，使主力部队及时得到补充，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在作战问题上，罗荣桓同志对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也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辽沈战役就是突出一例。辽沈战役开始前，国民党军队踞守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该指向哪里，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是战役指导的关键。毛主席的方针是关门打狗，先打锦州，明确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同志，坚决拥护和贯彻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但当时窃踞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职位的林彪，畏敌如虎，不敢先打锦州，坚持要先打长春。在毛主席明确指示以后，他仍然动摇不定，强调困难，迟迟不动，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在毛主席一再批评和督促下，林彪才不得不命令部队向锦州逼进，同时把前指从双城南移。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正当我东北野战军歼灭了义县、兴城、绥中等城守敌并继续扩展攻势的重要关头，林彪却背着罗荣桓同志向毛主席发电，声称，葫芦岛敌人增援了新五军、九十五师，打锦州很危险，要把逼近锦州的部队调转回去打长春。电报发出后，林彪才把这件事告诉罗荣桓同志。罗荣桓同志听了，非常气忿地对他说，打锦州是毛主席、党中央已决定的方针，怎么能随意更改不执行!林彪执意要立即把部队北调打长春。罗荣桓同志坚持原则说：一定要等毛主席的指示，不能随意行动。十月三日，毛主席两次复电重申了打锦州的方针，对林彪的动摇不定进行了严厉批评。罗荣桓同志当着林彪的面，向毛主席起草了一份电报，承认前面电报的错误，表示要坚决打下锦州。林彪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当着一些干部的面卑鄙无耻地讽刺罗荣桓同志。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多次督促下，经过罗荣桓同志和其他同志同林彪的坚决斗争，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才得到全面贯彻，取得了歼敌四十七万的伟大胜利。
建国以后，在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罗荣桓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决捍卫者。
高岗出于个人野心，解放初期同林彪相互勾结，鼓吹由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同时提出由他自己担任党中央付主席或总书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一九五三年的一个晚上，高岗突然到罗荣桓同志家中，一见面就提出，是否我们也搞部长会议制，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同志听了非常吃惊，连忙问：“这个问题中央议过吗?是不是毛主席的意图?”高岗原以为凭着在东北时期工作的老关系，可以争得罗荣桓同志的一票，却未料到他会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只得尴尬地回答说：“中央没有议过，主席也不知道，我们先议一议。”罗荣桓同志立即严肃地指出：“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由林彪当什么部长会议主席不妥当，我们部队有一、二、四方面军的，还有十五军团的，谁干什么要由毛主席、党中央统一安排。”一席话揭穿了高岗的阴谋，高岗灰溜溜地走了。高饶反党集团被揭露后，罗荣桓同志正在病中，不能出席中央的会议，就写了书面发言，积极参加这一斗争。
建国初期，我军出现了一场两条军事路线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不要坚持政治工作制度，要不要继承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彭德怀照搬外国的一套，借口部队实行现代化、正规化，极力鼓吹单一首长制，要取消政治委员，要把部队党委员会变成只管党的具体事务的党务委员会，把政治机关变成外国军队那样的俱乐部，妄图削弱、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革命政治工作。罗荣桓同志对彭德怀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直进行坚决的斗争。有一次，彭德怀竟说什么：现在搞现代化，政治干部要改行，再不改，将来就要失业了。罗荣桓同志听到后很气愤，反驳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怎么能取消?毛主席绝不会同意的。”一九五三年八月，罗荣桓同志在北戴河休养。一天，彭德怀去看他，说：“现在部队机构重叠，政治工作许多东西过时了，政治委员也不能象过去那样起作用了，要搞一长制，减少重叠组织。”罗荣桓同志听后，当即质问：“这样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搞起来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吗?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倡导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吗?我是搞政治工作的，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问题。不是怕取消政治工作我没有事干了，而是取消政治工作就是否定毛主席的路线。”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结果不欢而散。彭德怀走后，罗荣桓同志的血压骤然上升到二百以上，一连几天身体都很不好。罗荣桓同志还当面向毛主席报告说：“政治工作出现了危机，把我军的光荣传统丢掉可不行。”毛主席完全同意和支持他的意见。毛主席说，我看还是罗荣桓同志的意见对，并指示：还是要搞两长制，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要坚持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委员制度，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九五四年，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写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系统地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强调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政治委员等根本制度。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条例，重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对我军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彭德怀妄图削弱、取消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有力回击。一九五五年八月，罗荣桓同志在《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中尖锐地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强调我军的光荣传统“不单在过去是必须的，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更是必须的”。
林彪窃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职权以后，大搞假左真右，疯狂地破坏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这是一场更为严重的斗争。林彪胡说什么政治思想可以代替一切，把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搞得混乱不堪，既破坏了军事，又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罗荣桓同志针对林彪的谬论，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明确论述了政治同军事、业务、技术的辩证关系。一九六一年九月，他在全军院校政治教育会议上指出：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就是要有无产阶级觉悟，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实现专的要求。他还说：“专业技术院校如果不用更多的时间学专业技术，就专不了。不专，红是空红。”同年十一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红要落实在专上，只讲红，不落实在专上，也是空的。”
林彪破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革命学风，反对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什么“走捷径”、“立竿见影”，只背诵“老三篇”和个别词句，找现成答案。罗荣桓同志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作法坚决反对。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罗荣桓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要紧密地联系实际，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他多次说：“毛泽东思想是系统的，总结了每个革命时期的经验，只有反复钻研才能理解得深。一个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实践，学习就能立竿见影了?未免太简单了。”有一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什么立竿见影啊!学毛著哪能象立竿子那样马上见影?!”他和贺龙同志到南京部队视察工作，部队领导同志汇报了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后请示说：“应该怎样理解立竿见影?”罗荣桓同志当时含蓄地回答说：“你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领会它的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那是以后的学习成效问题。”罗荣桓同志还当面对林彪说：“毛主席写了那么多著作，应该系统地学，单纯地提出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很不够。”他还不止一次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林彪很不高兴，在在背后大发雷霆，散布罗荣桓同志同他唱对台戏，还恶狠狠地说：“什么林(彪)罗(荣桓)，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罗荣桓同志一九六三年因病逝世。林彪派他的死党叶群窜到总政，指名大肆攻击罗荣桓同志，发泄对罗荣桓同志的刻骨仇恨，胡说反对林彪提出的“学习方针”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以后，又借机迫害罗荣桓同志一家。
罗荣桓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忠实执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不折不挠的斗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思想工作的模范
罗荣桓同志一贯重视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紧密结合实际地进行思想工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战士，统帅和指导军队建设。
罗荣桓同志满腔热情、全面正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宣传马列主义的同时，大力宣传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写的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文章，深刻地指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巨大意义。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产生发展起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成为全党所公认是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马列主义的方向，胜利的旗帜”，“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不是中国一国独有的产物，而已成为国际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罗荣桓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对王明之流污蔑毛泽东思想的谬论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在文章的最后，满怀深情地说：“我们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斗争的武器，看成是最荣誉的事业!”建国以后，他针对某些人散布的毛主席著作不算经典著作的谬论，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写的东西是经典性的东西，毛主席写的东西也是经典性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如果否定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东西，那你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而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五十年代后期，苏修叛徒集团的面目暴露以后，他说：“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拿这个武器来批判修正主义。”“要有这个大旗，不然挡不住修正主义的泛滥。”罗荣桓同志总是紧扣着时代的脉搏，联系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复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罗荣桓同志总是要求干部多读些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经常对一些干部语重心长地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没有多少时间，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多读点哲学、历史，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当时一一五师机关只要情况许可，每天都要挤出一两小时进行学习。建国后，他在军队首先提出要通读《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三年九月，在他病重入院前，还谆谆教育总政治部全体干部要通读《毛泽东选集》。他自己就是学习的模范，他一生离不开书，不管工作、战斗多么紧张，从不放松读书，战争年代在担架上，建国后在病床上都坚持学习。他利用养病时间，把《毛泽东选集》通读了四遍。
罗荣桓同志一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说：“学理论不联系实际，等于不学。”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让罗荣桓同志到教导大队去工作。他为了使干部教育更好地结合实际，经常到群众中调查研究，问这个为什么要当红军?问那个为什么受剥削?他给大家讲，什么是土地革命，什么是马列主义，我们为什么要上井冈山，组织大家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时，罗荣桓同志为了给抗大学员讲好课，亲自调查研究，在油灯下刻苦学习，认真备课。他讲课结合实际，生动活泼，有骨头有肉。那时有很多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学生，听了罗荣桓同志的讲课，思想豁然开朗起来，好象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一下课就把他紧紧地围起来，提这问那。罗荣桓同志总是耐心地倾听同志们的提问，认真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罗荣桓同志在山东工作期间，也经常到山东分局党校讲课，作报告，了解学员的学习和生活。
建国初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交给罗荣桓同志一项光荣的任务，就是让他创办政治学院，兼任政治学院院长。罗荣桓同志坚持抗大的方向，发扬抗大的传统，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学理论，学党史、学哲学、学政治经济学、学政治工作。为了学好毛主席著作，他提出了“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方法。“一条线”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党史为线索。他认为，这样学习，可以了解各个时期毛主席怎样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样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五结合”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选读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相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相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毛主席著作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学政治工作，他强调学古田会议决议、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他指出，政治学院的学员都是团以上干部，离开工作岗位来学习，要多读一些书，不但要读毛主席著作，还要读马列著作，做到比较全面深刻地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有人提出，林彪搞的四好运动在政治学院的学员中是否要开展?罗荣桓同志制止说：学员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要搞形式主义的东西，冲淡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的做法很满意，一九六四年曾指示地方派政治干部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
罗荣桓同志非常重视部队的阶级教育，强调阶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基础。一九四八年二月，罗荣桓同志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专门总结了部队开展诉苦教育的经验。明确提出“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并规定，立功运动、战评运动、发扬民主等都要在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来进行。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发表了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纪律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建国后，罗荣桓同志十分重视解决部队在和平环境下出现的新的思想问题。他首先抓紧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全国胜利后，有些干部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居功骄傲，比资格比地位待遇，追求享受，有的甚至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罗荣桓同志根据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反复抓保持无产阶级军队本色的教育，并抓住个别问题严重的典型，严肃处理，下指示、发通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侵蚀的斗争。他经常告诫干部：生活上的腐化堕落，是产生修正主义的一种基础，干部沾染了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注意改正，不加以批判，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堕落和蜕化变质。他指出，我们大量干部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往往或多或少有一点个人主义，如果不加警惕，它是会发展的，而个人主义严重的人在大风大浪中就会迷失方向。罗荣桓同志还针对部队进驻营房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如战时，干部实行薪金制后同士兵的待遇差别比过去大的情况，特别强调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他坚持干部只能搞低薪，不能搞高薪。他多次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干部的生活待遇不能太高了，高了，要脱离群众，脱离士兵；军队平时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就不能经受残酷的战争考验。他针对部队中产生的和平麻痹情绪，反复强调要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强调“军队还是要有战备观念”，指出：要提高警惕，搞好训练，要准备对付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付国内敌人的捣乱。历次政治运动中，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总政治部及时发出指示，编写提纲、教材，抓紧部队的教育，克服一切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思想，保证干部战士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变修以后，罗荣桓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强调要抓好反修防修的教育，批判了那种只抓反帝教育、忽视反修教育的错误作法。
罗荣桓同志在各项工作中都强调思想领先。他说：“思想领先，就是要做好思想工作，这是我们军队的老传统。一举一动，都要思想动员，要做思想工作，统一认识。思想没有统一，那是不会发挥力量的。”在战争年代每次战斗动员，在平时每次布置工作任务，他都强调“要把情况、任务、困难向部队讲得清清楚楚，让干部战士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旦困难来到的时候，也就不感到困难了。”每次战斗或工作任务完成后，他又很重视从政治思想入手总结经验教训，对部队进行再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我强大军事政治攻势下，山东多次发生大股伪军起义。改造这些旧军队从何着手呢?罗荣桓同志指出：“主要问题不是首先纠正偏向，而是打通干部的思想”，对这些部队不是歧视、编并、监视、削弱，而是热烈地欢迎他们，帮助他们。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这几支起义部队进行了整军、建军，又经过锻炼提高，后来都改造成了人民军队。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旧军队的改造》的社论，对山东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肯定，指出：“这种经验，对于将来改造中国二、三百万旧军队的伟大事业是非常有用的。”
辽沈战役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将要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当时，罗荣桓同志召开了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亲自了解思想动向，进行思想动员。他首先分析了全国鼓舞人心的胜利形势，指出，从现在起只要一年左右，就可以把蒋介石从根本上打倒，取得全中国的胜利。然后讲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责任：抗日战争后，关里解放军到关外坚持东北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解放全东北的胜利，现在东北解放军到关里去是义不容辞的，和关里解放军配合起来解放全中国是光荣的任务；只有全国的解放，东北的胜利才能巩固，农民分得的土地才能保住。接着他分析战士和干部的思想：一部分东北籍战士怕入关，离家远了，将来回不来了；少数干部滋长了停滞不前的情绪，认为东北解放了，该享受一下了。他针对一部分东北籍战士的思想说：全国胜利后，铁路都修通，回家是容易的，那时是光荣的凯旋而归，如果现在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过去立的功也掉了，我们要永远保持自己的光荣。他针对少数干部不愿前进的想法，严肃指出：全国胜利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这是对于自己的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当孬种呢?听了他动员的人，都感到道理讲得很实际，荣辱界限很分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劲头普遍振奋起来了。
罗荣桓同志对部队的政治思想要求非常严格，但在解决思想问题时总是强调要采用政治工作的方法，耐心说服，启发自觉，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他分析了军队的特点，认为，军队组织是集中的，命令很容易起作用，有些干部喜欢简单化，习惯于简单下命令，不懂得群众路线，向群众讲清道理。因此，他反复说：政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没有群众路线，就没有政治工作的效力，而走群众路线主要是要有民主，因此政治工作要保证民主。红军建立时实行民主，克服了旧军队的作风，才有战斗力；发扬民主，在最困难时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保证集中群众的智慧。他提倡畅所欲言，造成生动活泼的气氛，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坚决反对那种动不动就训人、整人、惩罚人的错误作法。他说：“思想工作是长期的，细致的，不能速战速决，不能抓住几句话，一下子给压下去；我们要进行正面教育，正面讲道理，不戴帽子，使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四二年冬天，有一次他从警卫员的思想情况中，了解到警卫班的思想比较混乱，主要是思想教育不够造成的。于是，就把司令部机关指导员找来谈话，告诉他要多同机关干部、战士谈谈心，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进行教育，不要光忙些事务。指导员对这一指示没有从思想上接受下来，反以为是警卫班挑毛病，向首长说了他的坏话。罗荣桓同志知道后，又找指导员谈了一次话，并未直接批评他的认识不对，只是要他再去警卫班了解一下，看还有什么问题。指导员到警卫班一了解，原来罗荣桓同志已找警卫班长谈了话，班长和班里同志的思想问题已经解决了。班长对指导员说：“你如果象罗政委那样找我们谈谈心，不早就解决了吗?”
实事求是的榜样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罗荣桓同志一个十分显著的特色。
罗荣桓同志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敢于联系实际，善于联系实际，从不照抄照转。他常说：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只有与自己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作指示、布置工作，很有针对性，总是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和办法，坚决反对那种“依样画葫芦，只管往下灌”的一般化的坏作风。
一九四三年，山东开展整风运动。当时，有的领导人照搬有些地方整风审干的一些错误作法，搞放弃领导的极端民主化。罗荣桓同志坚决不同意这样搞。他说：“这样搞不行，搞乱容易，收回来难。在敌后紧张的分散的战斗环境下，这样搞要出问题。”“一定要搞，可以到卫生部和报社去试点。他们那里知识分子多，一个是拿镊子的，一个是拿笔杆子的，乱不了，造不了反。”在卫生部试点过程中，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给领导画漫画，有的用墙报的形式谩骂领导。有的领导人见此情景，就说这些同志是坏人，要把他们抓起来。罗荣桓同志并不这样看，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既找群众坐谈，又找卫生部领导了解情况。他问卫生部政委：“你看他们是不是坏人?”回答说：“这些同志咱们都了解，他们从小参加革命，打仗很勇敢，工作很积极，在运动中他们有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说了一些过头话，做了一些过头事，不能把他们当成坏人。”罗荣桓同志一边听，一边点头，最后说：“你的看法有道理。对这些同志应该帮助教育，但不能把他们抓起来。”在罗荣桓同志指示下，很快纠正了这种错误作法。
建国后，罗荣桓同志特别重视从和平环境下部队的特点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进入和平环境后，连队建设碰到了许多新的问题，怎样解决?罗荣桓同志强调要加强连队党的建设，提出要有步骤地普遍整顿连队党支部。六十年代初，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四好为纲”，要部队一切工作围绕“四好”转，用“四好”代替党的建设。罗荣桓同志针对这种情况，多次强调要加强党的工作，指出“党的建设工作，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应当经常抓”，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措施。他根据当时部队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抓党的支部工作要反复落实，逐步提高，狠抓薄弱支部；发展党员要经常化，不要搞突击，不要追求数字，要特别注意质量。他特别强调党的建设要抓民主集中制，提高原则空气，增强团结。
在保卫工作上，罗荣桓同志总是根据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部队的实际情况，提出工作重点和应注意的问题。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提出保卫工作“要特别注意正确区分两类矛盾，要防止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他指示，处理问题“要有宽有严，有张有弛”。他说：“现在暂时困难，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敌人又利用人民内部矛盾作掩护进行破坏活动；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化了，要有意识地松一些，有些问题的处理也要宽一些。松一点，便于我们把问题看清楚，便于让群众认识敌人的面貌。宽也是为了严，是为了对敌人分化瓦解，更好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对哪些问题应该严，哪些应该宽，他都有明确指示。
在文化工作上，五十年代，罗荣桓同志根据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提出总政要设文化部，要加强文化工作，文化工作要坚持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六十年代初，他又针对军队文化工作存在的问题，强调“军队文艺工作者应该多反映军队生活，反映我军的光荣历史”，“主要的应写武装斗争”。他指示文工团要发扬红军宣传队的传统，节目要多搞小型的，要多下部队演出，做到“活跃部队，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在群众工作上，罗荣桓同志指出要搞好军民关系，“要经常关心和支援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对枪杆第一的思想”，“教育部队尊重政府”，“随时随地遵守国家法令和政府的一切规定”。他强调要广泛开展拥政爱民，为人民做好事的活动，主动征求地方意见，听取群众批评。
罗荣桓同志在抓部队革命化建设的同时，也很重视抓现代化建设。我军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工农，文化水平较低，要搞现代化就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罗荣桓同志多次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陆军，建设强大的空军、海军和其他特种部队，“必须提高部队的各种军事技术与文化科学水平”。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总政治部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毛主席一九五○年八月亲自修改、批准了这个指示，制定了“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指示》提出了“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并具体规定了部队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和举办干部速成小学、速成中学。《指示》发出后，全军迅速掀起了一个向文化进军的热潮，全军指战员的文化科学水平不断提高，为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打下了基础。
对于民兵建设，罗荣桓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兵建设，不能完全用过去的一套，也不能用正规军的一套，要注意服从生产建设，要结合中心去搞民兵工作。他提出要在公社、厂、矿设立人民武装部，配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来加强民兵工作。他强调民兵武装只能用于对敌斗争，不能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罗荣桓同志认为，连队政治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政治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必须认真研究连队政治工作。他身体力行，经常亲自下到连队了解情况，召集连长、指导员开坐谈会，倾听意见，调查研究，写连队政治工作报告，还常常给连队上课、讲话。他在战时曾多次主持召开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建国后还抱病到海边防连队、哨所、舰艇视察。他对连队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九四二年曾对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和方法等问题做过系统的指示。现在读起来还是那样亲切、实在，有一些好象就是针对今天情况说的。例如：
“连队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样性的，不能与军事管理的方式方法混淆起来。在军事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的不足，巩固高度集中的行动，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通过更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的民主，来启发战士的自觉，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任务与工作任务。”
“连队的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基本教育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
“连队的各种制度，必须服从于集中战斗方面。凡不合于集中战斗的要求而树立繁多的制度，对工作会起麻烦作用。但是有些人总是一再地填补制度，弄得应有的一些制度反而荒废了。连队干部忙于执行这些制度，忙于坐在房子里听汇报，而忘记了更多地更直接地去同战士联系。”
罗荣桓同志强调政治机关要联系群众，深入实际，面向连队。他要求政治机关的同志对部队来的同志要热情、和蔼，及时解决下面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的也要把道理讲清楚，真正做到政治机关成为干部的家，使干部感到回到家里很温暖，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来反映，千万不能使政治机关成为没有人敢上门的“衙门”。他说，下面的同志上来，对机关来说，这是很好的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机会。他要求机关为连队服务，机关布置工作时，必须切实照顾到连队的基本任务和能力，要细心研究哪些是由机关做，哪些是由连队做，绝不能粗枝大叶地都推到连队中去。他很注意培养机关的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学风和文风，不准搞花样、唱高调、喊空口号，不准写言之无物的长文件。建国后，一些同志坐机关不下连队，用过多的时间开会、写文件、发指示、定计划，形成领导一般化。他针对这种情况多次严厉批评说：“有些领导就是喊空口号，讲一般的大道理，实际上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是与我军传统的政治工作作风不相容的，必须加以纠正。”他坚决反对机关干部坐在家里闭门造车，乱出点子，给部队制造麻烦，他说，如果这样，不如睡觉。他常引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到处派“钦差大臣”，使许多地区的工作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教育大家，坚决反对机关干部到部队乱发议论、随意表态的“钦差大臣”作风。
罗荣桓同志强调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他认为，这样，政治工作才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他说：如果政治干部对军事、业务是门外汉，那么政治工作就会流于一般化，不能渗透到各方面去发挥它的作用。战争年代，他当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时候，每天都要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情况报告，并督促政治机关关心战斗，使自己战斗化起来。一九四二年三月，在罗荣桓同志主持召开的一一五师政工会议上，除了研究政治工作外，还专门进行了军事技术训练，大大提高了政治干部的军事技术水平和指挥作战的本领，许多同志后来成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建国后，他曾多次指示政治干部要学习现代军事技术，懂得专业知识。
干部的贴心人
罗荣桓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一道工作。
罗荣桓同志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对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的现象深恶痛绝。不论哪个地区、哪个部队来的干部，他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胸怀宽广，不仅能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能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人，从不记仇。他从来认为，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在一九四四年，罗荣桓同志在山东军事工作会议上就说过：对干部“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他还说：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说，那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马的钻营的脚色了。新中国成立时，总政只有几个人。他明确指示，总政的副主任、部长、处长、干事，要从各个方面军、各野战军、各军兵种选调，这样对团结干部、熟悉部队有好处。他亲自同有关部门一起研究总政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配备。在他领导下，陆续选调了数百名政治思想好，作风正派，有工作能力，有一定实际经验的优秀干部到总政机关工作。
罗荣桓同志不仅注意团结工农干部，而且注意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一一五师机关有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度有些骄傲，有次讲形势，提问警卫营长，营长答不上来，他就训人。罗荣桓同志知道后，对这个干部说：“你不能那样训人家，他是个红军，答不上来，要耐心帮助他，不要发脾气。你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但还缺乏实践经验，应该到工农中去滚一身泥巴。”后来，罗荣桓同志把这个干部放到部队锻炼，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向工农干部学习。罗荣桓同志常说：“知识分子首先要放下架子，有勇气有决心到群众中去，到实际工作中去，不要怕碰钉子，碰钉子就是锻炼，不要怕跌跤子，跌倒了爬起来，再干再锻炼。这是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必由之路。”
罗荣桓同志对科学技术干部十分关怀，寄于很大的希望，热情鼓励他们为国防事业作出贡献。一九六二年，有人说现在院校和科研机关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罗荣桓同志听了很不高兴地说：“现在人家已经进了科研机关，进了我们军事院校，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他已经跟着党走了，什么理由还要讲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还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不要一步登天，马上就改造好。现在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入了党，而且又在我们尖端部门工作，你一定要那么讲：你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什么?究竟是为了团结他们，还是为了使他们不安心呢?”
罗荣桓同志不仅注意团结老干部，而且注意团结培养新干部。他说：“配备干部不要一律看资格，要看到干部的德才，有没有发展前途”，“要注意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只在老干部中打圈子，路子越走越窄，是不行的。要看到新生力量，这是带方向性的问题。”他一直满腔热情地关怀青年干部的成长。在红军时期，他把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干部放到基层去锻炼，经过锻炼以后，很快提拔当营、团、师的领导干部。他教给青年干部怎样带兵、怎样行军、怎样打草鞋、怎样做政治工作。一九四○年，一一五师作战科的几个参谋都是参军不久的青年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和战斗锻炼。罗荣桓同志为了帮助他们，经常亲自给他们讲形势、谈思想，对他们起草的文电，总是细致地加以指点，写得好的地方微微点头，写得不妥的地方逐字逐句地修改。罗荣桓同志总是把青年干部放到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去锻炼。大胆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工作，不少当年在他领导下的青年干部，后来成了高级干部。许多同志赞扬说：罗荣桓同志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典范。
罗荣桓同志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干部都愿意找他谈话，把心里话告诉他。许多同志都反映：“罗荣桓同志的家就是干部之家”。干部和他谈话没有拘束，有啥说啥，讲错了也不要紧。他能听正面的意见，也能听反面的意见，对一些比较落后干部的意见，他也能耐心听。他听取意见的时候，从不打断别人的话；讲错了给予正确引导，耐心批评帮助，从不扣帽子、打棍子。他常说：“组织部门、干部部门，要多找党员多找干部谈心，谈得越多越好，决不可‘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在战争年代里，他总是尽量地多抽些时间同干部接触，一有空就到干部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谈一谈、听一听。由于他经常和干部谈心，对许多同志的籍贯、出身、年令、特长都记得清清楚楚。抗日战争初期，一一五师教导营营长五十岁生日那天，罗荣桓同志特地去看望他，表扬他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材，勉励他老当益壮。这位同志深受感动，教导营的同志也很受鼓舞。全国解放后，罗荣桓同志经常说：“现在进城罗，我们更要注意接近干部，联系群众。下面干部来找，一定要热情接待，要知道他们来一次是很不容易的。”他常嘱咐身边工作人员，有人找我，要及时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一次，有位同志来电话要见罗荣桓同志，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觉得罗荣桓同志身体不好，天很晚了，就请那位同志明天来。第二天早晨，罗荣桓同志知道这件事情后批评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来，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看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看看也好嘛。”开始他在总政机关办公，后来有病在家办公，总政的干部找他请示汇报工作，可以随便去，有时他在病闲上同干部谈话。碰上他病重期间，医生再三不让他见太多的人，他还是要见。他为了了解群众呼声，还经常邀请一些同志到他家作客，向他介绍情况、反映问题。他说，这是住在城市了解群众的好方法。有一位同志每月要到他那里去二、三次，有段时间没有去。他见到这位同志，就问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不来?这位同志说：“那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你是元帅，经常这个大将、那个上将来看你，我来了你们谈话不方便，所以没有来。”罗荣桓同志笑着说：“他们来他们的，你来你的嘛!”干部调动工作的时候，他都要抽时间找这些同志谈谈话。直到临终前一周，他从昏迷状态清醒过来的时候，还牵挂着未同一位调动工作的负责干部谈话。当他见着这位同志的时候，很高兴地说：“前几天我还想着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谈谈呢?”
罗荣桓同志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总是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伤害干部。特别是在错误路线横行的时候，他顶住逆流，千方百计地保护和营救干部，不使同志受到诬害。一九三○年下半年，在“左”倾路线统治下，红军有些部队搞逼供信，肃反扩大化，到处抓AB团。红四军二师宣传科有些同志被打成AB团，抓了起来，还准备杀掉一些人。当时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同志得知后，立即制止，说：“这些同志年纪很轻，到革命队伍后的情况我们都了解，怎么会一下子都变成AB团了呢?”他经过认真调查分析后，把这些同志放了出来。一九三九年，山东微山湖西地区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搞肃托扩大化，结果一批干部被残杀，一批干部被关押。根据中央的指示，罗荣桓同志亲自去处理。他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很快弄清了情况，把无故被关押的同志全部放了出来，解救了同志，挽救了湖西地区的革命。许多同志感动得痛哭流涕。后来他把情况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发了决定，对被伤害的干部进行了彻底平反。
罗荣桓同志对干部政治思想要求很严格，原则问题从不让步。解放初期，有的干部喜新厌旧闹离婚，受到他的严肃批评。有的干部伸手要地位、级别，他批评说：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该服从组织，哪有自己伸手要地位、级别的?凭这一点就不能给予更高的级别。他批评人，总是以理服人，一分为二，循循善诱，耐心教育。他说：“响鼓不用重锤敲”，“批评教育干部最好的方法是启发干部作自我批评，这就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罗荣桓同志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歧视、不嫌弃，能拉的就拉。他说：“一个干部有了错误的时候，最需要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领导更需要对他热情关怀。”有一次，罗荣桓同志从外地回到北京，身体不很好，一位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打电话要来见他，没等那位同志来，罗荣桓同志先去看了他，使那位同志很感动。对于个别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不论职位多高，资格多老，罗荣桓同志主张要严肃处理。六十年代初，有一个高级干部违法乱纪，屡教不改，总政确定给予严厉处分，有些人不同意，罗荣桓同志顶住了错误的意见，坚持党的原则，给予纪律处分。他说：“邓小平同志讲过，我们是执政党，对党的干部更要严格要求，不能马马虎虎。”“不坚持原则，该处分的不处分，这不是爱护干部，而是损害干部。”
罗荣桓同志对干部不仅从政治思想上关心，而且生活上也想得很周到，真是达到体贴入微的程度。干部负了伤他去安慰；有了病，就问寒问暖；有了困难，就想办法帮助解决；干部去世了，他总是指示要把善后抚恤工作做好。抗日战争时期，有个干部的爱人在战斗中牺牲了，罗荣桓同志一面安慰他，教育他化悲痛为力量，为烈士报仇，一面又交待工作人员生活上要体贴他、照顾他。有位团的干部患眼病，调动工作时，罗荣桓同志特地派人给他送去一付风镜，嘱咐他注意保护眼睛。至今几十年，这位干部一直珍藏着这付风镜。有位干部调动工作，罗荣桓同志对他说：“你去的那个地方环境比较艰苦，你的小孩就不要带去了，留到我这里，你看好不好?放心不放心?”那个干部很高兴地回答说：“我很放心。”解放战争时期，有个干部年纪大了还没有结婚，罗荣桓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问他什么原因，有什么困难，要不要组织帮助?后来，在罗荣桓同志的关怀下，这个干部的婚姻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群众作挚友，干部当至亲。”这一悼念罗荣桓同志的诗句，正是同志们发自内心的赞颂。
卓越的指挥艺术
罗荣桓同志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而且也是卓越的军事家。他胸怀战争全局，掌握战争规律，巧妙地运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部队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发挥了他高超的军事才能，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罗荣桓同志身经百战，亲自指挥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指挥的战役、战斗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越是在紧急关头越是沉着镇定。同志们反映：“只要罗政委在，大家的心就非常踏实，胜利就有了把握。”
一九三九年七月底，日本侵略军六百余人，携带刚装备起来的两门意大利野炮，由兖州进至汶上，准备在鲁西平原上进行武装示威，并寻找我主力作战。为巩固新区，打击敌人，罗荣桓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他亲自看地形，听取侦察人员的敌情报告，然后命令部队预伏在梁山附近。他布置完战斗之后走到梁山庙前坐下，打开《水浒全传》阅读起来。他对身边人员风趣地说：“在这里看水浒，别有风味。”午后，敌人大摇大摆，无所顾忌地从大道上向梁山走来，很快就进入了我预伏地区。罗荣桓同志居高临下，看到敌人全部进入预伏圈以后，他命令一个预伏连发起猛攻，把敌人打得混乱不堪。接着，又命令另一个预伏连从敌背后发起猛烈冲击，打得敌人死伤惨重，狼狈逃窜。最后，他命令骑兵连穷追猛打。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敌人大部被我歼灭。夜幕降临后，溃逃的敌人退守到梁山西南的独山庄，被我追歼的部队紧紧地包围着。午夜时分，罗荣桓同志亲自指挥我军分两路对独山庄发起总攻，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有的在顽抗中被我击毙，有的负伤倒下，有的举起双手投降。六百余日军，全部被我歼灭，两门野炮也成了我军的胜利品。梁山战斗的胜利创造了以劣势装备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寇驻华总司令俊六亲自指挥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临沂、费县、蒙阴、沂水、莒县的守备部队及伪军共计五万余敌，向我山东抗日根据地战略中心沂蒙山区进攻，妄图一举围歼我山东领导机关及在该区的我军主力，毁灭我沂蒙山区根据地。十一月五日，驻守在临沂、费县、大平邑、蒙阴、莒县各地之敌，分十一路从四面八方向留田一带我一一五师师部等领导机关驻地汹涌围来。敌距离最近者二三公里，最远者也不过七八公里。在这危急的时候，罗荣桓同志坚定沉着，神情自如。他站在地图面前，平静而严肃地说：“现在我们不应该单纯考虑如何突围，保存自己；而应该考虑怎样才能既保存自己，又能打破敌人的‘扫荡’，保住我们的根据地。”说到这里，他环视了一下大家，坚定地说：“我的意见应该向南突围，向敌人的心脏临沂方向挺进!”这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使大家感到吃惊，所有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了他的脸上。他喝了口水，稍停了一下说：“是的，向南!”接着，他详尽地分析了敌情：“东面，敌人在沂河边的河阳、葛沟(临沂东北)一带预伏强大兵力，布置了一个口袋阵。我们东去，正中敌人毒计。北面，敌人正疯狂向南压来，顽军又与山东纵队对峙着，北上定受日、顽夹击。西有津浦铁路，敌人碉堡、据占林立，戒备森严，不易通过。”讲到这里，他用宏亮的声音指出：“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必定空虚，这就给我们闪出了突围的空隙。我们乘机插到他的大本营临沂附近，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待敌人回师后，牵着它的鼻子，彻底粉碎它的‘扫荡’。”大家听了罗荣桓同志的精辟分析，心里豁然开朗，齐声说：“这个决定好!”
五日黄昏，罗荣桓同志带着作战科的同志和部分侦察人员先出发了。他那从容的表情，使人觉得他是在带领千军万马胜利进军，而不是在率领几千人突出重围。夜深了，部队以战斗的姿态，沿着他选择的突围道路，迅速而秘密地通过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在一个两公里半的间隙中间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六日拂晓我军未费一枪一弹，胜利地突破了敌寇的重重包围，安全地转移到了留田西南五十公里以外蒙山南端的黄埠前，而合围之敌却同志纷纷向空空的留田猛扑过去。这次突围的成功，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当时随着一起突围的国际友人波兰记者希伯同志，热情地歌颂这次突围是“无声的战斗”，“神奇的指挥”。
我军突出重围，敌人的合击扑了个空，因一时摸不清我军的去向，没有马上调兵回转。为了把敌人牵出沂蒙山，罗荣桓同志又精心地安排了第二步。他说：“我们虽然突破了敌人的重围，但这仅是我们的初步胜利。沂蒙山区是我们的根据地，沂蒙山区的群众是我们的靠山。要坚持抗日取得最后胜利，就要有群众。因此，我们不能离开沂蒙山，不能丢掉沂蒙山的群众。我们所以离开了沂蒙山，是为了把敌人调出沂蒙山，消灭他，保卫沂蒙山。现在敌人还没有离开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就要牵着它的鼻子把它调出来，然后再回到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和广大群众不受摧残，这才是我们的全部胜利。”在罗荣桓同志的指挥下，部队调转头来，向山区中心挺进。他利用敌人寻找我主力决战的企图，将计就计，有意识地暴露一下自己。他先让两个连埋伏在沂蒙山区外围的石兰附近，狠狠打了它一个伏击。第二天，鬼子从青驼寺、垛庄纷纷外调，去寻找我主力去了。这时罗荣桓同志却带着我主力回到了沂蒙山区根据地。在胜利面前，罗荣桓同志又教育部队要乘胜前进。他一面命令机关组织工作组，分赴各地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又带领部队猛插敌中心地区。在罗荣桓同志指挥下，沂蒙山区的游击战遍地开花，鬼子日夜不得安宁。就这样，沂蒙山区的反“扫荡”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结束。
在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过程中，罗荣桓同志经常采取“不即不离”的战法。这就是以少数部队配合人民武装坚持内战，将主力分散置于边沿地区保持高度机动，利用隐蔽地带穿隙插空，避开敌人多路包围，靠近其一路。这样，即便于打击敌之一股，又容易摆脱合击，在敌人逼近时，适时灵活地转移到敌人侧翼，伺机打它的伏击。表面上看，这种战法很危险，实则很安全。罗荣桓同志经常在最紧张的时候，带着一支部队，在敌人中间转。一九四二年有阵子敌人天天出来扫荡，罗荣桓同志带着部队天天钻青纱帐，我们的侦察员跟在敌人后边搞它的情报，监视它的动向。敌人转一天什么也搞不到，我们却搞到了敌人的情报。
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以后，山东有的领导同志却认为在敌后的敌我力量对比下，也达到了相持的地步，因而主张要对敌实行运动战或向运动战过渡；在军队建设上则强调“正规化”，强调扩编主力部队。罗荣桓同志坚决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敌进我进”的方针，提出了“翻边战术”。这就是你来打我，我就去打你，你要打破我的坛坛罐罐，我就要搞得你鸡犬不宁。一九四二年底、四三年初的海陵战斗及郯城战斗，就是运用“翻边战术”的两个光辉战例。海陵是我在赣榆、海州、郯城之间建立的新县，南临陇海路，东接赣榆城，为滨海南部的边沿地带，又是山东根据地和华中根据地联系的要地。日寇为建立赣榆到郯城的东西封锁线，割断我南北联系，极力“蚕食”海陵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坚定边沿地区群众斗争的信心，一一五师教二旅根据罗荣桓同志的指示，乘日寇集中兵力“扫荡”沂蒙山区、伪军兵力薄弱分散之际，发动了对海陵的反“蚕食”战斗。在广大民兵的配合下，一举歼灭伪军百余人，伪大队长也被民兵活捉，声威所及，五百援敌闻风而逃，二百六十余敌缴械投降，伪军四十余人全部反正。六天内，攻克敌据点十六处，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伪对海陵的“蚕食”。接着教二旅又接受了罗荣桓同志交给的攻打郯城的任务。郯城南靠陇海路，是敌在鲁南的兵站基地，城防工事坚固。但因距离我较远，防守兵力较少，城内仅有日军一个小队和数百名伪军。战前，为了麻痹敌人，先用数千民兵配合部分主力围攻敌在临沂东南的醋大庄，把“蚕食”之敌紧紧地缠在沭河沿岸，并动员万余群众对临沂至郯城的公路进行彻底的破坏。在敌人摸不清我军动向的情况下，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九日夜，主力部队突然深入敌后，进攻郯城，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激战，打退了援兵，消灭了城内的日伪军，以后又乘胜扫除了郯城周围敌伪据点十八处，迫使“蚕食”沭河沿岸的敌人全部撤退。
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的山东军区，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提出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方针。罗荣桓同志指出：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就是更加依靠群众，以政治攻势为主，开展对敌斗争；就是以游击战争为核心去组织各种不同的斗争。山东各地区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游击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九四三年三月，山东军区实行了主力地方化，五个战略区除留下十二个主力团以外，部队都编成地方武装，还组织了许多精干的小部队，实行轻装化和便衣化，出没在敌人中间，行动神速，声东击西，箝制敌人、打击敌人。同时抽掉大批人员组成武工队，采取隐蔽斗争的形式，深入敌后开展工作。活动在鲁南铁路沿线的铁道游击队，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罗荣桓同志亲自给这个小部队规定任务，给予指示，强调要在队里建立党的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执行党的政策，打击、分化、瓦解敌人。这支铁道游击队，经常深入敌占区活动，给枣庄、滕县等地的敌人以很大的威胁。广大民兵坚决贯彻执行罗荣桓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制定的“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打赚钱仗”等战术原则，广泛地开展分散的游击战。民兵采用“地雷战”、“麻雀战”、“车轮战”、“推磨战”、“蜂窝战”，以及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的“神经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村庄，保卫了人民。
一九四三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为了改变敌、顽夹击的不利形势，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蚕食”、反“扫荡”和反“磨擦”斗争，并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作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敌伪抢占山东战略要地沂(山)鲁(山)山区、诸(城)莒(县)山区就是突出一例。一九三九年以来，这些地区大部分为国民党军队所控制，一部分为日伪军控制。一九四三年七月初，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部因内外部的重重矛盾，无法坚持，突然要撤出，国民党军保安第二师投敌，这些山区行将全部沦入敌手，情势十分紧急。罗荣桓同志领导的山东军区，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抓住时机，充分利用各种矛盾，果断地下定决心，部署与敌伪抢占这些山区的战役。七月初战役开始，我军对进犯的日伪军坚决打击，经过反复激烈的争夺战，击退了敌人的多路进攻，歼灭敌人一部。当我军与日伪的争夺战正在激烈进行时，国民党顽固派李仙洲部，于八月初向我鲁南天宝山区发动了进攻，企图与日伪夹击我军，重占于学忠撤出的阵地。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李部进行了反击，使前来进犯的李仙洲部损失很大，被迫撤退。对东北军于学忠部则积极疏通关系，增进团结，做到互派代表和恢复联络。对于他们的撤出山东，罗荣桓同志则利用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采取了“礼送出境”的方针。对于已经投降日寇的原国民党吴化文和张步云等部，则坚决予以讨伐，彻底粉碎了他们抢占于学忠部所撤出之阵地的企图。经过这样复杂、激烈的斗争，我军基本上控制了沂、鲁和诸、莒山区，大大改善了山东对敌斗争的形势。
随着形势的发展，山东各地区还根据罗荣桓同志的指示，广泛地开展了瓦解敌军的工作。普遍进行伪属登记，经常召开伪属座谈会，了解伪军内部情况，宣传我军宽待俘虏政策，开展“唤子索夫运动”。伪军人员中谁做了一件对我军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记一个红点，红点多的可以赎罪；谁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一个黑点，并把事实登记起来，黑点多的要受到惩罚。伪军官兵害怕惩罚，有的积极地同我军拉关系，做坏事的也有所收敛。在瓦解敌军过程中，罗荣桓同志多次强调要执行好宽待俘虏政策，对日伪俘虏一律不没收其私人财物，不侮辱人格；对伪军俘虏，经过教育，根据本人自愿，愿留者欢迎他们参战，愿去者发给路费欢送回乡。这对于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动员伪军反正，削弱日伪军战斗力，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山东我军曾经争取了三大股伪军起义，分别编为三个独立旅。在我军攻克赣榆、莒县、沂水等战斗中，争取敌伪军的工作都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四年七月至十月间，为了争取更大发展，准备反攻，罗荣桓同志亲自领导召开了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会议采取边研究问题边指挥作战的方式，以整风精神着重总结了过去的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方针，统一了作战指挥思想。罗荣桓同志在会上精辟地指出，除坚持以分散的游击战为基本方针之外，在我回旋地区扩大的情况下，在运动战中歼灭少数敌人的机会增加了。而这种运动战应是发挥我之特长、避免我之弱点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所以我们不应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有利条件，适当地集中一部兵力进行机动作战。这次会议还确定山东各个战略区(除鲁南以外)都以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作为主要发展方向。这个地区多为国民党投降日寇的伪军所盘踞，又是联系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四个地区的接合部，打开和巩固这一地区对于改善我军地位、密切山东各区联系和准备反攻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次会议对山东我军的建设和准备反攻起了重大作用。会后，山东我军在罗荣桓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连续发动了一九四四年的冬季攻势和一九四五年的春季攻势、夏季攻势，这些局部的战役反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同其它各方面的胜利汇在一起，为大反攻奠定了基础。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罗荣桓同志发表了《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的重要文章，号召山东军民在我党领导下，准备总反攻。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接着，八月十日、十一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了七道反攻进军命令。为了胜利地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大反攻的任务，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在罗荣桓同志主持下，于八月十一日召开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认真讨论和布置了大反攻的进军任务。会后，部队整编为八个师，十二个警备旅和一个海军支队，共二十七万余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迅速完成了反攻的一切准备，组成了强大的力量投入战斗。我军一面向敌伪发出通牒，令其投降，一面分兵五路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大举进军。经过一个月大反攻，解放县城四十六座，攻占火车站三十五个，歼灭日伪军六万余人，迅速扩大了新解放区。
普通的战士
罗荣桓同志在党内是普通党员，在军内是普通战士，在人民中间是普通群众。他不争名、不争利、不伸手、不特殊。人们从普通中看到了他那崇高的精神、高尚的品德。
在井冈山时期，他同大家一起下山背米，上山打柴，同食红米饭、南瓜汤。在这种物质生活极其菲薄的情况下，他和大家锻炼养成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把这种精神一直发扬光大。长征到达延安后，罗荣桓同志任后方政治部主任，他和大家同吃一锅饭，同住一孔窑。有一位同志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特地从西安给他弄来一袋面，他让炊事员做面条，同大家一起吃。一九四二年，山东是极端困难的一年，久旱不雨。部队没有粮吃，他就带头和大家吃树叶、地瓜藤、野菜。管理科的同志为了照顾首长，给他弄点小米吃，他总是拒绝，还特别交待身边人员不能以他的名义去要东西。建国后他强调要反对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的歪风邪气。他常说，吃吃喝喝、吹吹拍拍不是共产党的作风，不是毛主席提倡的作风，指望送礼去拉拢人，迟早会失掉群众。一九五六年，他回到家乡衡山县，县委请他吃饭，他婉言谢绝，后来县委摆些糖果，他也不吃，坐了一会儿，谈完话就走了。
罗荣桓同志廉洁奉公，公私分明。一九四三年，他肾脏病加重了，组织上决定一些同志陪同他到新四军军部驻地看病。去时，带了一些钱，罗荣桓同志指示不准为他随便花钱，为集体花钱也要经他批准。建国后，毛主席、周总理对罗荣桓同志的病非常关心，要为他配医生，他坚持不要。有一次，罗荣桓同志从医院回到家里，发现添了四张躺椅，就问副官：“这是那里来的?”副官告诉他：“从总后弄来的”。罗荣桓同志非要让送回去不可，副官再三解释也不行，直到照原价付了钱才把躺椅留下。罗荣桓同志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从北京医院借来一张摇床给他睡，他硬是不要，说：“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我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他的爱人林月琴同志说：“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订做，行不行?”罗荣桓同志说：“那可以。”结果花了四百元在上海订做了一张。
罗荣桓同志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他说：“革命干部子女不应当脱离群众，不应当特殊，不要有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他的孩子上学离家比较远，有次星期六家里派车把孩子们接了回来。罗荣桓同志知道后严厉批评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用来接送孩子的。”以后孩子们都自觉搭公共汽车上学。在他病危的时候，专门把孩子们找到身边说：“你们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我死后，你们不要向组织要求任何特殊的照顾，你们要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自己，树立革命的雄心大志，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把党交给你们的责任勇敢地担当起来。永远跟着党，永远跟着毛主席。”
罗荣桓同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群众却体贴入微。他认为，群众是领导干部身上的血液，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血液就得不到补充，生命就要枯竭。
罗荣桓同志非常关心战士、爱护战士，在红军的时候就是最受战士欢迎的人。冬天没有床，他和战士一起睡在稻草堆里，棉衣少，他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让给战士。组织上分配给他的马，他很少骑，经常用来驮伤号、驮病号。每到宿营地他总是要先去看望部队住下了没有，吃饭了没有，伤病员安排好了没有，炊事员休息得怎么样。他经常对同志们说：“带兵就要爱兵，政治上爱，生活上爱，真正的爱。不爱，怎么能团结在一起，怎么能战胜敌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部队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时，开始由于供给困难，部队营养差，许多同志得了夜盲症。他亲自召开供给部长、处长会议研究解决，率领机关和部队开荒，建盐田，搞生产，建立后方工厂，开源节流，解决干部战士的吃穿问题。有一个时期，干部战士穿的衣服质量差，没有穿上几天就开线了，他亲自找供给部长研究提高衣服质量问题，并深入调查研究，规定一寸长的布要扎多少针。裁缝都笑了，说：“我们当裁缝的还从未研究过一寸长的布要扎多少针呢，政委管得真细啊!”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指示后勤部门，制作棉服要尽可能多絮些棉花，保证战士穿得暖，在严寒的天气里也不受冻。一九四八年冬，某连六班战士刚调到罗荣桓同志住处担任警卫。早饭后，林月琴同志拿着一卷纸和铅笔、小刀，走进他们住的房间，告诉战士们：“罗政委说，只要把大门关好，你们可以一面守卫，一面学文化。”她还对警卫说：“罗政委说，天太冷了，还是把壁炉生起来吧。”说着就亲自为战士生起了炉子。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连，纷纷说：“首长这样关心和爱护我们，要不是革命部队，在旧社会旧军队，那有这样的事”。
一九五六年秋，罗荣桓同志到福建前线某哨所视察时，正好敌人的炮弹打来，同志们担心他的安全，建议他到掩蔽部里躲一躲。他却风趣地说：“我是老兵了，不碍事。你们(指战士)经验少，倒要注意啊!”说着就给战士们讲起怎样防空，怎样防炮，教育大家，时刻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部队的粮食供应比较紧张。为了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他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具体办法。一九六一年春，他到驻守在福建前线的某团，听完部队同志汇报后，没有休息，就立即视察了部队生产基地。当他知道部队在完成训练任务的同时，生产了大批蔬菜和肉类，保证每人每月补充粮食三斤，肉类二斤，蔬菜基本自给后，非常高兴，鼓励大家说：“抓好生产，这是红军的老传统，是毛主席规定的三大任务之一，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传统，这在克服暂时经济困难时就更为必要了。”
罗荣桓同志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也非常关怀。去他家修缮房屋的工人，他都热情接待。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罗荣桓同志全家粮食也是定量供应，工人们不肯吃他的饭。罗荣桓同志说：“再困难，也不在乎你们吃这一顿饭呀。”一九五六年，罗荣桓同志在海南岛视察期间，特地步行到黎族同胞居住的茅棚看望，和他们促膝谈心，鼓励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辛勤的劳动改善生活。”他到粤东、厦门等地视察，每到一地都要同那里的干部、工人、农民亲切交谈，了解他们想什么，关心什么，有什么困难。
罗荣桓同志以忘我精神同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九四二年，在一次战斗后，罗荣桓同志骑马跑了一天回到驻地，警卫员发现他的尿全是红的，马上把尿装到瓶子里，原来尿的是血。医生让他休息，他不以为然地说：“没有什么。”后来他经常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毛主席、党中央对罗荣桓同志很关心，请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同志检查治疗。罗生特用膀胱镜检查了三个钟头，痛得罗荣桓同志满头是汗，但他以顽强毅力坚持，没吭一声。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肾脏上长了一个瘤，怀疑是癌。同志们对他的健康非常担心，他若无其事地说：“不要怕，我一定能再活几年，看到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他的病情越发严重，组织上送他到国外进行了手术，切除了一个肾。由于手术时出血过多，他的身体极度虚弱，然而手术后一周他就下床锻炼，医生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他是“中国的英雄!”回国后医生让他休息一年，他没有休息，一到哈尔滨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始终抱病坚持工作。他常说：“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罗荣桓同志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中。罗荣桓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罗荣桓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