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新晚会节目创意:父亲的回忆__谭绍文（中国文艺创作）

父亲的记忆   /谭绍文（中国文艺创作）

父亲已逝去近40年了，父子之间的情感随着岁月的流失，被消磨得淡淡的了，可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我，却常常被父亲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着，岁月的风雨不管怎么雕磨都似乎无法消去它的印痕。
     父亲是个刻苦而且有志气的人，在孩童时的记忆中，就清楚地铭刻上父亲那股子过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听父亲说他只念过四年书，按文化程度是很低的，而且那时只学国文不学数理，不过在旧社会能识文断字就不易了。他说他小的时候给人家当相公 (就是在铺子当学徒学作生意)，虽然只读过一年书，但一有空就用手指在地上练字，用条帚扫地时也在地上练，财东和家里上辈原有过交往，又看父亲刻苦好学，便送他去上学，凑合着能读四年“人之初，性本善”吧。
     我小时的家境较好，家里的房子很多，可是间口很窄，就是农村人说的单边溜。进了大门右边是磨房，再往里走便是喂牲口的大圈，一边是院井。牲口槽的后边有个两间宽的大房子，窗子面对着院井，光线透过纸糊的两个大窗户，土房子便显出几分明亮。房子里用土坯盘着个大炕，靠炕放着张桌子，这就是父亲住的地方。我没上学时，常见父亲在耕种之余，伏在不知传了几代的古旧带斗桌子上读写。拿着本发黄的竹纸书不住地念着，还发着音韵，样子像唱歌。他一清早起来就读，晚上在桌上点起玻璃罩子灯还在读。那时各家都点着铁杆清油灯，点煤油灯的都很少，我家能有个带玻璃罩子的灯实属不易了，村子里的人都投过羡慕的目光，看去好文明，好洋火呀。
    就这样父亲总是伏在灯下写写划划了。夏天里，那时的房子低，屋里热得像个蒸笼，蚊子像布了阵，轰鸣着寻找着目标。旧时的农村人都是三五成群坐在门外或远一点的空地上纳凉，摇着扇子谝着闲话，聊着天，可父亲总是伏在灯下看着书，嘴里不住地麻里麻呐地念着，每一句的尾声很长。到了冬天农村那时没有取暖设备，都是靠土炕取暖，太冷了就爬上炕，围上被子。就像人们常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可父亲仍是坐在那把坐了几辈子人的老掉牙的圈椅上读呀写呀，有时冷得直跺脚，呵着手，也不上炕。他还在房子南墙上挖个小窗口，像个嘹望口，那头老犍牛吃完了草他就能看到，尽快地给牛拌上草又回来读书。我那时小，我真不知他读的什么，也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读，那带韵的声音把人耳朵塞得满满的，一静下来那种声音就在耳边响。每次偷偷地看他读的书，原来都是线装的，那纸好薄，黄黄的，他把一根扫地用的扫帚的竹子棍儿锯上一截，蘸上红水，给字行间点上圈，可能是记号，后来知是断句。我真不知他读的什么书，可那种奇特的读法和点印圈的认真样子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等我上了学，晚上，父亲便让我坐在他的一边写字，他把桌子划分成两半让我占着一边。有时让我在一块黑板上用粉笔写，有时让我在石板上用石笔写，有时用铅笔在纸上写，写毕他都要检查，并一笔一划教给我。父亲常以他有一笔好写而自豪，并说他练了好长时间了。大约是如此，我见他写的毛笔字很好看，村里人也这样夸赞他。小时我只记得我们村有名的文化人很多，能称得上书法家的也不少，父亲能排上号也算不错了。
     父亲在村里当的村长，每天来找他的人很多，有村里的人也有乡上的人，一天谈论的都是互助组呀，编工队呀的事。这些我听不明白，但后来我发现父亲制了许多铁针，和医药之类的东西，还见他给村上人家的牛驴看病打针，灌药，从别人口中我才知道他是自攻医学的，他长年累月读的书都是医书。
     父亲由于下了工夫，他对医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可以说倒背如流，所以也落下个医学理论专家的美名，我常见他去县上开会领回各种奖品，和盖着县长大印的奖状。
     大约在1 956年，父亲再不从事种田这项事了，而是干起兽医这项工作来，他的形象我清楚记得，骑的是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那车子的漆皮掉得斑驳陆离，尽是锈迹，车轮上没有瓦圈，车链上没有护链板，脚踏常常是只剩下中间那一根芯，踏起来直垫脚板。父亲那时不留长头，剃着光头，瘦瘦的，直觉得脸上的棱角极其分明，他穿的是老式衫子，胸前的纽扣是用布条编成的，农村人把编纽门作为妇女的一项巧活，这活自然是母亲做的事。老式的连档裤系着根农村人缝的布带子，他把裤腿管一直编在膝盖下面，斜别在小腿上，露出长长的驼色长袜。这样装束是为了骑车子方便，不让链子夹住裤管。不过这样装束让人看去也很精神，充满着活力。
    父亲是个“拼命三郎石秀”，他干起工作来确实不要命，而且特别的直爽、坦诚。那时还没有兽医站，可庄户人家家都养着牛驴，这是一般农家户的命根子。政府就号召把个体医生组织起来，实行保槽，就是一个村或一个巷的牲口让一个人包起来，定期检查，随叫随到，避免农户损失。为此父亲骑上他那半旧的自行车到处奔走，把连村连乡的几个医生组织起来，并分了村分了户承包起来。那时我虽然对这些事不大懂，可常看到父亲早出晚归，有时一天一天都不回来，有时回来引来许多陌生的人，有的人自行车头上还挂着红布条和阉猪牛用的刀剪。父亲喜欢喝酒，回来就让母亲把同行们阉了牛割下的蛋切成肉片炒上，并来上一盘炒鸡蛋，和来人便喝起酒来。喝到高兴处，来人有时还让父亲说上一段“三国”或“水浒”。因为父亲喜欢看书，而且记忆力强，所以，过去常见在农闲时，左邻右舍邀他在门前说古，以前那些庄户人多没读过书对说古论今很上瘾，常常是听上一段又一段，久久围在门前的空地上不肯离去。父亲此时也像个说书人，端坐在门前的木墩上，说三国道列国，他的声音宏亮，讲起那些事来娓娓动听。我最爱听的是他说的武松打虎一段。所以有生人来除了说闲，还要邀他说上一段子书。

父亲不仅会说书而且也爱唱戏，他的声音脆亮能唱很高的调，过去村里演《梁秋燕》、《小二黑结婚》等，少不了他组织，也少不了他演主角，他常常扮老太婆，演得神似，村里人都说他的戏唱得好听。我们村西南角有片空场地，修着一座戏楼，据说是明代的建筑，反正每年春节都少不了在那里唱戏。我们村演的全是现代戏，每次父亲都出台，每次我也跟上看，他只要一出场，台下的人便呼号子。可他从不“宣荒”，不知是没时间，还是对那种唱江湖不感兴趣，反正是红白喜事，他绝对不唱。那些自乐班排演新戏时他必去，村里的小学校是他常去唱戏的地方，有个老师会拉板胡，下午放学他便去唱上一段，每每唱毕头上直冒热汗。听村里人说，父亲爱戏爱得入了迷，每天吃完饭，就把桌子当坐鼓，筷子当尺子 (打板的锤儿俗称尺子)，敲着碗练起唱来。谁也挡不住，谁也不敢挡。
    到了后来，他每每引着同行回来，也是管吃管住，有时也叫来村子里拉板胡的，在家里唱起来。唱戏是唱戏，可从不误工作，他很快把我们周围的七个乡镇的兽医组织起来，对当时的畜牧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受到了县上的表彰。
    父亲的脾气极暴烈又极公平，见不得曲曲弯弯的事，所以也得罪了一些人。比如，他反对给农户牲口看病而收取好处费，或让人家拿好吃好喝的招待，常常对一些同行人进行批评。当然，作为他本人来说一直有个信条，要为人做好事。记得他开始行医，先是在本村和邻村，从不收取报酬，有时自己贴着钱给人家把牲口看好，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可在解放初，那确是这样，而且这样做了，才感到心安理得。这大约其中有一条原因，上辈的人都教育下辈的人要积阴德，人们把积德行善看得很高，今天打倒了迷信邪说是好事，有的人没了心理负担，便大肆作起坏事来。父亲给乡里人看病不要钱，却在乡里落下好名声，每逢过年过节，乡里人都买上酒，拿上点心看望他，真是门庭若市，每逢这时父亲总邀乡亲们坐在一起喝酒谈论。谈论的内容很多，有过去的，有当时的，那些乡亲们似乎都很相信父亲的话，都赞叹他说得有道理。
    父亲的这种好事乐为的行为一直延续到他逝去。也许是他太正统，太正直，太看重自己的价值了，所以使他就显得有点固执，宁可自己吃亏身体吃亏，也要坚持一种道义。记得到了56年，全国都在搞合作化运动，他首先报名参加，并把自己的牲口农具都爽快地送出去，还抽出好几个晚上的时间，做对门一家人的工作，要他尽快入社。这家人是河南逃难上来的，创建家业着实不易，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年，才买了条牛，把几个女儿嫁给当地，才盖了点房，实在不愿先入社。父亲曾帮助过这家人，所以凭这个好说呆说才说服了这家人。我当时小，想不清他为啥这样执着，只是看他整天忙录地奔走着。
    在入社前后，父亲正搞一项大的事业，他根据县上指示精神，要给我们所处的党木区所直辖的各乡镇都成立起兽医畜牧站。为此他忙录着，晚上坐在灯下筹划着，天一亮就骑上他的那辆半旧自行车奔了出去，家里的什么事都顾不上，里里外外都要靠母亲一人操作，因此他们之间也常有口角发生。每每常有人把牲口拉到门前让他看，不过这种现象以后少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给各乡都成立了个兽医站，把零散的兽医都组织到那里，而且都有门面站址，这些兽医分片包干，谁出了问题谁负责。他被任命为党木区畜牧总站主任，并由县上指派让他到西北大学农林专业班学习。
    父亲一去就是半年多，回来时已是春暖花开，他不顾家里孩子上学和且有病人，说现在急需的是人才，那些原有人员确实老化了。而且有许多兽医本身就没文化提不起笔，有些甚至是文盲，凭多年的经验或师傅口授，学得一点验方，这怎么能适应畜牧业的发展呢。于是他想出一个培训的办法，在那些初中高中毕业的人中选一选，看谁愿入这一行，或跟师学艺，或集中培训。
    冬天来了，渭北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屋檐下的冰串冻得老长。我那时已上了高小，当时的学校少，上高小也要到1 O多里以外的党木。放假回来，便看到院子里有许多人，父亲不知从那里借来的大黑板，挂在院子里的树上，写着划着，为学员们讲课。据说当时培训没有地方，只有放在自家院子里了。这个培训班几十号子人放在家里有什么好，有老的有少的，要喝水，要拉撤，院子里懂得乱糟糟的。那时的人还不懂得收费和有偿服务，只知道作贡献，所以，尽管家里乱成一团糟，父亲还是乐呵呵的，接来送往，上课下课，从没说过累。我每天看到进进出出的人群，真不知道父亲这是为什么，可来的人都议论父亲是个好人，也都说父亲的理论水平高，讲得深入浅出让人学得很系统，听起来又容易懂。我真不知道父亲这些知识是那里来的，大概是过去常年累月，三九寒天和三伏热天，在家里刻苦读的那些书中得来的吧。记得他有套康熙词典，全是线装古本，被他划上许多红杠。我当时也不知道怎样查，我想根据他的文化程度查起来也不会顺当，可他居然把它作为工具了。记得父亲很推崇古代的名人，常听他讲苏秦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也讲张仲景、李时珍的故事，足见这些人对他影响之大。当然也对我有熏陶，我自小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所以个人奋斗就成了我精神中的一个部分，反正自小就开始努力。小时我爱绘画，特爱水墨山水画，画松画马几乎天天都练，把个祖先留下来的大方桌总弄得墨迹斑斑。父亲看了很高兴，便说：“好，你好好学，将来如果能入畜牧兽医这一行，不仅懂理论，还能画出来。”他让我多观察，画啥要像啥，要准确。后来，我不知为啥迷上音乐，对板胡对三弦都很感兴趣，父亲便把我引到党木镇上的一家商店，买了一把板胡，说：“好好练，咱村上唱戏还缺把头把弦。”
    反正是想进取的事他都支持我，并时时检查我。可惜这些学业半途都废了，也可能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天才，最大的原因还是环境不允许。因为父亲过早地逝去，人要生活，首先是饭碗。在当时不是人选择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人，特别是在当时那种集体化，组织化，军事化的大氛围中，首先是寻一份工作解决吃饭问题。

 父亲逝去了，那是在1 96 1年低标准的年月里，我还正在初中上学。那时的吃饭成了每个人的大事，低标准的粮食少全是瓜菜代，开始还能吃上包谷馍，以后到学校去全靠背苜蓿菜麦饭充饥，不过这还是好的。当时，我们村由于有个老书记是长工出身，对种地懂，说大话少，务实多，还好一点。春天，每个队都种上一百多亩地的苜蓿，是专为牛马吃的，可它的嫩芽很好吃，给人也派上用场。所以，上学去，家里便把嫩苜蓿芽采回来，洗净拌上点粗面粉，放在锅中搭到笼里蒸，然后装到长布袋中背到学校，每到吃饭时舀上开水把麦饭泡到里边，便是一顿饭了。就这样其他学生还羡慕得不得了，有时家里除了麦饭还再让背上一布袋杂粮馍，到学校锁到宿舍一个长匣子中。有次我发现许多同学在一起吃馍，似乎都是我的馍，还说：“现在是公社化了，谁的馍都是集体的。”我到宿舍一看，锁子开了，匣子里的馍一半让人拿走了，可这又有什么办法。
    正是在这种年代里，父亲那种过执的性格更是吃亏，他干的工作是流动工作，常要到各村舍去检查牲口，各队又都办着食堂，去得早了饭未熟，迟了吃不上饭，常常饿着肚子，即就是能吃上饭也是一碗能照见人的清米汤，一个杂粮馍或麸子馍。他这人性子刚，绝不讨扰，也不允许他的下属吃特殊饭，所以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就因为如此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糟，清瘦的脸更显得清瘦了，眼睛深深地陷下去，远远看去像两个黑窟窿，脸色青里透黄。我们看了都很心疼，可他仍不忘工作，有次他回来说：他去一个村里看牲口，牛卧到地上起不来，他要检查，饲养员把牛踢了一脚说：“死了吧，死了吧，死了让社员过个腊八。”他心疼了，语音颤颤地，我看见他的眼睛湿润了。也是他太爱他的事业吧，似乎对当时那种现象太不理解了，似乎在不断地问自己这是为啥。他干的这一行整天和牛驴打交道，所以和这些东西有感情，他看病也是揣摸着牲口的心理，因为牲口不会说话，中医看病的望闻问切就少了几项。所以看病更要有一种相通，慢慢地这种感情也相通起来。他看病时，看到牛儿驴儿的哀叫声，便更同情它们。所以，他看到那个社员踢牛的态度，深深地刺疼了他的心灵，使他感到非常痛苦。
    父亲是农家出身，他深知牛是农民的宝贝。特别在50年代末，牛驴乏瘦，大量地死去，死了生产队便一杀，一家分几斤肉吃。这样使许多生产队剩不下几头牲口，常常看见社员三五成群地在地里拽犁夯耙。那时拖拉机还不普及，父亲说，叫人看了心里真不是味道，那些人拉犁耙不说工效极低，一晌拉不上几来回，而且把一个个挣得屁滚尿流，气喘吁吁，有什么办法，只能看着地种得越来越粗糙，犁得越来越浅，遍地胡基。男女社员成了牲口的代号，推水车，拉耩子，后来竟有人拉胶轮车。那样子真像农村死了人，孝子在前边拉死轿前的白布，俗称拉链一样。几十个人有时甚至更多的人摆在车的前边，几个壮小伙驾着车辕，拉着一车粪土往地里送，有时一晌拉不上一回。好在集体劳动，热闹得很，人呼人喊连成一片。这样干，一天挣不上1 O分工，图不上几毛钱，到了年终分红也是怨声一片。
    父亲越来越沉默了，有时呆呆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有时似乎在苦苦地思索着什么。后来，我听说父亲性子直，喜欢说真话，不知怎么顶撞了大公社的那个领导，当时的大公社一大二公，党政社财权集于一身，工农商学兵一杆子插到底，谁敢违抗。据当时的一位领导说，自反右斗争之后，领导的权利达到顶峰，动不动给你就扣上了大帽子。有个比喻很形象，说：领导让你上天，你只说怎么寻梯子上，绝对不能说天上不去。所以父亲的犯上怎么能不受到严厉的批评，说他是才高气傲，有农民意识中那种求稳怕乱的思想。不管怎么样，父亲还是骑着他那辆半旧自行车，车梁中间挂个方型的布袋，里边装着听诊器铁针之类，车后挂着药包，到处奔波，有时跑上一天还饿着肚子回来，过去那种爱喝酒的习惯也确改了许多。因为在物质极缺的年代里，酒简直成了宝物，只有让领导批上个条儿方能买上一斤半两的，而且是劣质酒，谁能喝上酒。父亲的酒虫子上来只有忍着，有时碰巧遇上了酒，由于心情不好，体质差了，一喝就醉。当然这些都属于次要的事了，最主要的是填饱肚皮。父亲要跑外边，又吃不上个热饭菜，后来背我们村自产的苜蓿菜麦饭了，就这样后来也不行了，原因是我们村的苜蓿种得多，面积大，长得嫩，很快引起周围十多里外的人们的眼馋，纷纷来采摘。我们大队的几个队不得不搞联防，派出强壮劳力去看管。这那里能看得住，有时一来就是几百号子人，忽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就像饿疯了的羊群，挡了这边挡不了那边。于是，大家联合想了个办法，一个队出二十多个劳力，几个队就是百十号子人去地里看管，邻村的人一看明来不行，就暗来，晚上纠集几百号子到上千号子的人前来偷苜蓿，有时看你地边庵子里的人少，就出来几个人用棍棒逼着，保护着前来偷苜蓿的人群。
    就这样，苜蓿长得一尺多高，早不是菜了，还有人采，没法子生产队拿出一部分苜蓿地分成小块，划到各家去充饥。父亲背苜蓿菜背馍跑工作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当时正念书，身体又弱，他想把家里仅有的粮食蒸成馍，让我多吃一点粮食之类的东西。他说这些粮食营养价值高，年纪小的人正长身体多吃点有好处。
    一次，他给我来送馍，当时人给娃往学校送馍都是每三天送一次，时间长了会发霉的。他来了，还是骑着那辆旧自行车，脸色青青的，把车后煞的馍布袋卸下来交给我就想走。我问他车后的那边布袋是啥，他说是苜蓿菜麦饭，我心中不由得一沉，我打开给我的布袋一看，全是家里最好的粮食——豌豆粉做的馍，这是当时最上等的食品了，父亲为了我，自己吃苜蓿菜呀，这确让我当时一阵心酸，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忘本行工作。学校在低标准的年代里，都养了猪，每个班都有个猪圈，父亲正和我说话，听见猪哼声，也许是职业的本能，他回过头去，又到猪圈旁转了一圈，一个教师正在圈内喂猪。父亲忙说：“你这猪圈不行。”
    那个老师惊疑地转过身来看着，父亲笑着说：“猪要长得快也需要阳光，也需要活动场地，你看你那圈多小，冬天里猪在背阴中活动不开，怎么生长?” 我忙小声说：“你管那么多事干啥！”
    父亲没有理会我，继续和那个老师谈话。他讲到猪的卫生条件，生长规律，仿佛这是他喂的猪，只怕别人不经心一样，我实在佩服他这种事业心。
    1960年的冬天到来了，这是一个凄冷多雪的冬天，也是一个正处在粮食和其他物质极其匮乏的年月。村子里一切都显得冰冷没有生气，街上没有行人，没有呼叫声和谈笑声，也看不见炊烟，只有白皑皑的残雪冰渣高低不平地堆积在巷道的土道上，村边树上的乌鸦的叫声极其难听凄苦。父亲回来了，是在我已放了寒假的时候，他的脸上似乎罩了一层阴云。他这次回来和其他时候的回来不一样，这次回来把他平时用的书刊笔记都从单位带回来了，独自一个人在房中整理着。
    我问他这是为啥，他没有说话。父亲整理完了书刊，指着一大堆笔记本说：“这些东西你可不敢随便乱拉，这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呀。”
我不解地看着他，问他为啥。
    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声，长久地冷着脸没有说话。随后轻轻地说：“你也大了，我的心思你知道一点也可以，我一生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可事不如愿啊，如今没有法子，只有著书立说了。”他指着那一大堆笔记本继续说：“我已把我大半生积累的临床经验编写了一部分，我要写，完不成这个事死不瞑目呀！”
    我看了看他那堆笔记本，拿了一本，用手翻开一看，上面尽是用韵文写成的七字句，密密麻麻的。我忽然想起父亲过去读书总是拉长声调并带着韵尾，莫非因为是有韵罢。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
    父亲整天呆呆地坐着，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有天晚上他似乎高兴了，突然唱了一段诸葛亮“祭灯”中的唱段：“后帐里转来了诸葛孔明，有山人……” 那声音清脆嘹亮，如泣如诉，行腔十分耐听。那声音穿过夜空，在屋外播散着。后来再没有听见他唱戏了。
    春节到了，在低标准的年代里，村民们旧的习俗还没有改变，老老少少仍然挨家挨户在拜年，这样的行为顿时给空旷冷静的村庄增加了许多热烈欢快的气氛，似乎整个街道又活了起来。
    父亲清早起来搭上铜壶煮茶招待村人，大家又说又笑。早晨的阳光十分艳丽，这年的年饭是由母亲蒸了几笼大麦面馍，这馍看去青青的，由于皮儿汆不净所以吃起来扎扎的，不过能吃上这样的馍就算不易了。父亲似乎胃口大开，多吃了点，最后剩下一小块说他不吃了。下午他对我说：“门外有一小块空地，开一下，种点粮食吧！”可是父亲只翻了几锨就有了病，躺到了炕上。当时正值春节，医生都回家过年去了，父亲得的是低标准时的流行病肠梗阻，他直疼得坐立不下。
    父亲去了，他是瞪着一双眼睛走的，直到入敛，那眼睛是瞪得圆圆的，他是死不瞑目呀。
    父亲去了，来为他送葬的人很多，各村镇的，大公社的，有农民，有干部，有同事，村里的大小干部都来了。
    大家对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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