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陈剑飞 导演:邓朴方首次回忆他和父亲的伤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05:54:07
邓朴方首次回忆他和父亲的伤痛快点8分类信息网：www.qd8.com.cn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虽然父亲是国家领导人，邓朴方仍然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
1966年，也就是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想通过他们揭发父亲的事。
邓朴方回忆说，他们不肯揭发，但是当时北大的主要目标就是无论如何要找到父亲的罪名，所以就把他们带到那些武斗基地里边。然后就是审问，一天到晚审问。由于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所以造反派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邓朴方身上，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并把他打成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
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一直不愿回忆。当《面对面》栏目对他进行专访时，他首次面对媒体披露当时的情景。
记者：最后是什么样的压力情况下，会让你感觉到（绝望）？
邓朴方：说老实话，我自己也很革命。当你非常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革命者，被当做反革命，你处处被作为反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一旦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
记者：受伤以后被送到哪儿？
邓朴方：受伤以后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做手术，后来就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给你做手术的。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受伤半年之后，造反派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记者：有人照顾你吗？
邓朴方：那就是一个大屋子，12个人。照顾我们的就是同屋的80多岁的一个老头儿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傻孩子，他们两个在这屋里面能走动，然后是我们这些不能动的。
记者：生活呢？
邓朴方：生活谈不上，一去以后就给你发一身棉衣、棉裤，就是光着身子穿这些棉衣棉裤。平常除了吃饭什么的，就是做做手工。当时福利院有加工纸篓，过去的纸篓是铁丝编的，编的纸篓叫做编筐。编一个筐子四面的帮是3分钱，编一个底是1分钱。我编得快，又快又好，一个月挣几块钱，然后就跟几个人一块摇着车子，去小镇子上喝个酒，来两个花生米夹着，就这么过。
记者：你自己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邓朴方：后来我说有病还是要治治，我就摇着一个手摇车，从清河摇到中南海。我记得摇了很长时间，那是5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天很热，我穿着棉袄。记得有一个坡，我摇不上去，后来路边有个人帮我推了几把，才把那坡拱上去。摇到中南海西门，我就同门卫说，我要见一见领导。一个战士就让我靠边站，就把我放到西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马路西边远远的，我就在那儿等了好长时间。又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有人说给你再换个地方，就用吉普车把我和三轮车一块抬上去，拉回救济院了。
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沉的父爱。
记者：这个时候已经跟父母几年没见面了？
邓朴方：我们大概从1967年出来以后就没看到父亲了，到1970年，三四年吧。
记者：三四年没见面，分手的时候你是家里的长子，很健全的人，这个时候再见到你的时候是这样，父亲没有说什么？
邓朴方：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说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流泪，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
记者：在您身上发生这种悲剧，您父母心里应该是非常难过的，你能看得出来父亲难过吗？
邓朴方：看不出来，难过是一定的，但他不会表现出来，不会这样表现出来。
记者：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没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邓朴方：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事情的，家里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也从来不说这些事情……
（摘自《科技文摘报》）相关信息
1966年，也就是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想通过他们揭发父亲的事。
邓朴方回忆说，他们不肯揭发，但是当时北大的主要目标就是无论如何要找到父亲的罪名，所以就把他们带到那些武斗基地里边。然后就是审问，一天到晚审问。由于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所以造反派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邓朴方身上，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并把他打成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
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一直不愿回忆。当《面对面》栏目对他进行专访时，他首次面对媒体披露当时的情景。
记者：最后是什么样的压力情况下，会让你感觉到（绝望）？
邓朴方：说老实话，我自己也很革命。当你非常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革命者，被当做反革命，你处处被作为反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一旦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
记者：受伤以后被送到哪儿？
邓朴方：受伤以后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做手术，后来就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给你做手术的。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受伤半年之后，造反派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记者：有人照顾你吗？
邓朴方：那就是一个大屋子，12个人。照顾我们的就是同屋的80多岁的一个老头儿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傻孩子，他们两个在这屋里面能走动，然后是我们这些不能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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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后来我说有病还是要治治，我就摇着一个手摇车，从清河摇到中南海。我记得摇了很长时间，那是5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天很热，我穿着棉袄。记得有一个坡，我摇不上去，后来路边有个人帮我推了几把，才把那坡拱上去。摇到中南海西门，我就同门卫说，我要见一见领导。一个战士就让我靠边站，就把我放到西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马路西边远远的，我就在那儿等了好长时间。又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有人说给你再换个地方，就用吉普车把我和三轮车一块抬上去，拉回救济院了。
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沉的父爱。
记者：这个时候已经跟父母几年没见面了？
邓朴方：我们大概从1967年出来以后就没看到父亲了，到1970年，三四年吧。
记者：三四年没见面，分手的时候你是家里的长子，很健全的人，这个时候再见到你的时候是这样，父亲没有说什么？
邓朴方：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说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流泪，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
记者：在您身上发生这种悲剧，您父母心里应该是非常难过的，你能看得出来父亲难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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