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女儿回忆（上）　戴笠主宰我父亲的命运

　　
　　沈美娟

　　作者简介：

　　沈美娟，湖南长沙人，原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之女。曾在宁夏、内蒙古插队、工作14年之久。后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并在中国文史出版社任编辑多年，现已退休。曾为其父整理撰写回忆录《我这三十年》、《我的特务生涯》等；此外还发表了《暗杀大王——王亚樵》、《孽海枭雄——戴笠新传》、《此岸彼岸——沈醉和他的妻儿们》等纪实文学作品，共计150万字。其作品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多次再版。

　　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的名字，对我来说曾经非常陌生。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坠机身亡时，我还不到半岁。1949年8月，云南和平解放前夕，母亲带着我们6个孩子去了香港，当时我4岁。1949年12月，父亲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成“被俘战犯”交给了解放军，进了监狱，从此与母亲失去了联系。

　　我是在1964年上高中时，才听说戴笠的名字，知道他是蒋介石侍从副官，1930年建立了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我也听说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不过，当时我只认为父亲是戴笠信赖的心腹。直到“文革”后，我在帮父亲整理撰写回忆录《我这三十年》和《魔窟生涯》时，才认识到，戴笠对父亲的影响是何等的举足轻重。可以说，戴笠曾是父亲命运的主宰。

　　从高呼抗日到投奔特务

　　事情还要从父亲被抓说起。1950年，母亲让大舅带着我和大姐回长沙打听父亲的下落。大舅听说父亲被捕，就把我寄养在长沙的伯外公（外公的哥哥）家里。那时候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伯外公一家人不敢把父亲的事情告诉我，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不提，更别说他与戴笠的渊源了。伯外公说，我的父母已经死了，我也信以为真。

　　1960年底，父亲作为第二批战犯被特赦，伯外公从报纸上得知后，才告诉我父亲的名字叫“沈醉”，曾是国民党军统云南站少将站长，而且还活着。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感觉，更没想要去找父亲。几个月后，父亲从香港母亲的信中知道了我的地址，主动来信跟我取得了联系。1961年暑假，他把我接到北京玩了一个礼拜，十分宠爱我。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父亲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在长沙参加完中考后，也破例转学到北京上了高中。这时，我才对“父亲”有了一点感性认识。

　　父亲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戴笠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副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父亲少年时，一直对比他大10来岁的姐夫余乐醒极为敬佩。余乐醒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北伐时，他曾担任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的团教导员，后又被党组织派去苏联学习情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在上初中的父亲积极跟着同学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与前来镇压的军警打斗，因此被学校开除。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湖南，父亲便决定去上海，投奔定居上海的余乐醒，想追随他去抗日、干革命。可是，等他到上海时，淞沪抗战早已结束，余乐醒也已脱党，被戴笠请去担任了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父亲依然对他敬佩有加，一心要跟随他干。余乐醒拗不过他，就安排他在身边当了个联络员，负责给上海特区管辖的四个情报组送文件，取情报。可是，余乐醒没有想到，父亲这个小联络员，很快就被戴笠看中了。

　　伪装记者搞情报

　　复兴社刚成立时，戴笠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思想复杂，有些人的资历比戴笠还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戴笠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急需培养心腹。

　　戴笠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自己兼任特训班特派员，办公室就设在警官学校里。父亲一次奉余乐醒之命到杭州去给戴笠送信，戴笠一见父亲那么年轻、单纯，还带几分孩子气，就很感兴趣，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戴笠一改往日对部下的严肃，对父亲格外和蔼。除了邀请他共进午餐，还破例给了父亲100元钱。戴笠说自己的儿子与父亲同岁，正在上海读大学，邀请父亲与他儿子放假一起到南京玩。

　　戴笠的态度让父亲受宠若惊，他一回上海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余乐醒。余乐醒也很奇怪，他估计这是戴笠有心要栽培父亲。不出所料，几个月后，上海法租界原情报组组长情报不实，被解职关押，戴笠指定父亲接替了他的位置。

　　这个决定把父亲吓了一跳。他知道，情报组组员的成分复杂，不仅年龄都比他大得多，而且阅历都很深。他们有的是黄埔学生，有的出身土匪，而自己只是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19岁青年，怎么管得了他们？所以他连连拒绝。戴笠笑着鼓励他说：“多动动脑子嘛！要让组员服你，首先你自己要学会搞情报的方法，对组员要奖惩分明、恩威并用。特别不听话的还有团体纪律嘛！我这是给你个锻炼机会。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为了把父亲塑造成一个完完全全效忠自己、效忠蒋介石，能文能武、能打能杀的“全才”，戴笠可谓煞费苦心。他从不放过任何磨练父亲胆量和能力的机会，也从不放过任何向父亲灌输反共忠蒋思想的机会。他总是对父亲强调说：“……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神圣的工作……”

　　1933年底，戴笠去厦门策反十九路军创立的“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他特意把父亲带在身边，去“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一路上，戴笠对父亲言传身教，并告诉父亲说：“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的，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地整治一下，杀一儆百……”

　　回到上海后，戴笠还特意派给父亲一个暗杀任务。当时，父亲了解到他组里一个叫胡继业的组员突然把家搬到了日本人居住区，而且不断把情报提供给日本人。他不知如何处理，就在一次见戴笠时，把这事向他作了汇报，并建议把胡继业开除算了。戴笠却坚决地说：“不行！留着这种人是个祸害，必须干掉他。”

　　父亲认为这是行动组的工作，便随口说：“你派行动组去干吧！”不曾想，戴笠却盯着父亲说：“不！这次你亲自干！”父亲很想尽力去完成戴笠交给他的任何工作，但让他去杀人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慌忙说道：“不！我干不了，你还是派别人去吧！”

　　戴笠严肃地压低声音说：“不！我就让你去，这是命令。”父亲惊恐得满头大汗，目瞪口呆。戴笠见他那副样子，便语气缓和地开导他说:“怕什么？青年人慢慢锻炼嘛！胡继业把情报提供给日本人，就是汉奸。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父亲推脱说：“我什么也不会，连枪都没有摸过，怎么干掉他啊？”戴笠微微一笑说：“这好办。我写个条子，你去找技术股和行动股。他们自会教你好办法。”当时，法租界设有专门的行动组，但戴笠偏偏让父亲去执行，是在刻意磨练父亲的胆量。

　　当父亲紧张不安地拿着戴笠的条子去找技术股和行动股时，戴笠的电话早已通知了行动股的人。父亲一去，对方就递给他一把用牛皮套套着的竹刀和200元特别行动费。这把竹刀被削得又尖又薄，刀尖上蘸了毒药。行动股的人告诉他，只要用那把竹刀刺破对方一点皮，对方就别想活命了。

　　父亲忐忑不安地揣着那200元钱和竹刀往家走，一路上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他想起当年离开家乡时，祖母曾一再叮嘱他说：“你在外面不管干什么，都要记住：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而现在，戴笠竟然让他去杀人，自己将如何去面对母亲呢？想到这些，父亲甚至有些怨恨戴笠了。他曾几次想把钱和刀扔掉，逃跑。可是一想到自己是个初中未毕业的青年人，找到如此高薪水的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他犹豫了。

　　回到家后，父亲一眼看到我祖母的照片，就禁不住跪在照片前，喃喃地说：“妈妈，我怎么办？我不干又怎么办？”说着，他几乎哭出声来。一连两天，他吃不下，睡不着，反反复复地想，干，还是不干？第三天，他实在受不了，吃了两片安眠药，好好地睡了一夜，脑子清醒了许多。戴笠的话又在他耳边响了起来：“这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嘛！”他给自己的良心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便决定采取行动。一天清晨，父亲趁胡妻外出买菜的机会，潜入胡家，把那竹刀插在了胡的屁股上，拔腿就跑。父亲吓得去南京躲了半个月，后来发现没人追究此事，才放心大胆地去向戴笠复命。

　　戴笠夸他这件事干得漂亮，又奖励给他一笔钱。不久，戴笠就让父亲把法租界行动组组长的职务也兼起来。1934年初，戴笠又给了父亲一个公开身份，让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任少校行动组组长，这是为了掩盖父亲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和行动组组长的秘密身份。

　　爱情和婚姻无法自己做主

　　当年，父亲年轻好胜，血气方刚。他对自己的公开身份比秘密身份感兴趣得多。警备司令部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民生命财产，专门追捕、缉拿偷扒抢窃刑事罪犯，比起在法租界偷偷摸摸地监视、绑架反蒋人士光明磊落得多。所以，父亲到警备司令部后，干得特别起劲，主动破获了好几宗抢窃、偷盗大案，被小报称之为“神探”。他原以为戴笠会因此表扬他。可是，当他得意地向戴笠汇报时，戴笠却责备道：“你别把精力都放在这些事情上！别忘了，清共除奸才是我们真正的责任……”至此，父亲才明白，他所在团体的真正使命就是确保蒋家王朝的统治，打击一切危及蒋氏政权的共产党和反蒋人士。

　　戴笠不但一心要把父亲培养成一个心狠手辣的军统骨干，而且对父亲的爱情、婚姻也予以干涉。

　　父亲20岁当了少校行动组长之后，曾经爱上了一位左倾杂志《女子月刊》的女编辑白云，两人感情极好，不但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可是，由于白云曾就读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深受陈嘉庚爱国思想的熏陶，思想“左倾、激进”。她周围的同事、朋友也大都是文艺界的进步人士或“左联”成员。所以，当父亲告诉戴笠，他准备跟白云结婚时，戴笠坚决反对，说：“不行！你不知道她思想左倾吗？跟她这种人交朋友，利用利用她还可以。干我们这一行的人，要是找上这样的老婆，那以后麻烦可多啦！”

　　其实，父亲跟白云热恋时，早已有人向戴笠作了汇报。为此，戴笠特地让人多方打听白云的情况。父亲曾作了各种努力，但还是得不到允许。上海抗战爆发后，白云毅然随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去了延安。

　　1938年上海沦陷后，父亲被派到湖南临澧特训班任教官。他依然对白云念念不忘，多方寻找她的下落。后来，父亲终于找到了白云在延安鲁艺的通讯地址，跟她取得了联系。可是，因为戴笠规定，不得与延安的亲友通信，通了几封信后，父亲的做法便被任特训班副主任的余乐醒发现了，即刻被严厉制止。从此，便与白云断了联系。

　　不久，父亲作为特训班教官，教授学员游泳。一日，他救起了一位误入深水区的女学员，发现这位女学员不但笑起来很甜美，而且性格开朗活泼，爱唱爱跳。父亲渐渐对她产生了爱慕。此人就是我的母亲粟燕萍。然而，当时戴笠办特训班的目的，是把毕业的学员派往敌占区，所以，严令禁止师生、学员之间谈恋爱，父亲也不敢造次。可我的祖母认为母亲端庄清秀、大方得体，长得一脸福相，非常赞成他们的婚事。祖母说服余乐醒来打通戴笠那一关，成全他俩的婚姻。

　　当时，特训班的师生对他们订婚之事反应很强烈。余乐醒不得不把我母亲关了几天禁闭，并对戴笠谎称，我父母是早年定下的娃娃亲，母命难违。戴笠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未予追究。我父母结婚后非常恩爱，10年之间就生了6个孩子。父亲知道戴笠是对自己网开一面，所以更加对他感恩戴德。

　　戴笠对父亲也确实是宠信有加，1941年到1942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就让父亲连升了三级，从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到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副处长，继而又晋升为军统少将总务处长。当年，父亲刚刚28岁，这在军统局是绝无仅有的。若不是戴笠对父亲的格外宠信和提拔，以父亲的年龄、资历和家庭背景，都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快。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上空坠机身亡。在军统局没有得到戴笠身亡消息前，蒋介石以为戴笠的飞机坠落到了解放区，让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派一个将级官员带着医务人员乘飞机去寻找、营救。毛人凤召集所有在重庆的军统局将级干部开会，希望有人主动站出来承担此重任。可是，毛人凤声泪俱下地动员了很久，所有的人都低头不语。8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好日子就要开始了，谁也不愿去冒这个险。但这时，父亲感念戴笠的知遇之恩，毅然站了出来，表示愿意去寻找戴笠，同时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甚至给家里人交代了后事。不过，当天下午父亲正在练习跳伞时，得知了戴笠身亡的消息，他难过得如丧父母，连夜赶往出事地点，亲自处理戴笠的后事。以后每年的这一天，父亲都会在心里或日记上悼念一番。

　　父亲被特赦后，对戴笠个人的感情依然念念不忘。他还曾经独自一人跑到南京戴笠墓地去祭奠他。只不过，父亲已认识到：戴笠和自己曾经对共产党和革命人士残酷迫害，确实是罪不可赦，令人痛恨。虽说戴笠的知遇之恩使他在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深渊里越陷越深，但当年若不是自己那么野心勃勃，那么死心塌地地效忠蒋家王朝，也不至于最后落得个身陷囹圄、妻离子散。这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