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看看网站你懂得:斯蒂格利茨/专访 [图片]

      斯蒂格利茨出生于1943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

      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1他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斯蒂格利茨博士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 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1987年，他创办的《经济学展望杂志》降低了其他主要经济学杂志所设立的专业化障碍。他曾经担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主席。 斯蒂格利茨博士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教育者之一。

　　他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并从1988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主讲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包括在该校最受欢迎的《经济学》。他的数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职.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964年，获阿墨斯特学院学士学位。

　　1967年，在他24岁的那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哲学搏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包括：耶鲁大学（1970—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学（1976—1979年）、 普林斯顿大学（1979—1988年）、斯坦福大学（1988—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至今）。

　　1970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

　　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

　　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

　　1995年，6月起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

　　1997年，到2000年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他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会让其他国家分担问题

　　目前美国货币政策的选择非常有限。“可能最多也只能是如何避免这个灾难，而不是如何进一步刺激经济。”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美国经济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它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此开场，他进一步表示，目前美国货币政策的选择非常有限。“可能最多也只能是如何避免这个灾难，而不是如何进一步刺激经济。”

　　他还指出，现在在WTO多边框架之下，美国也不能进行多边措施。但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实施本国货币贬值的措施。斯蒂格利茨认为，货币方面的政策会让问题变得更加长期，但可能会让其他国家也来分担问题解决当中的一些工作。

　　此外，由于美国银行系统存在过量的流动性，包括在欧洲的一些银行也存在同样问题，美国的银行现在不愿意向经济困难的家庭继续发放信贷，银行手中的信用会流入国际金融市场，包括流入中国资本市场，斯蒂格利茨认为，这可能就会给中国增加通胀的压力。这样对中国的经济调控也会增加难度。

　　对于美国经济的观察，他指出，目前美国经济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2007年之前美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是有错误的。当时美国经济学界就有观点认为，房地产市场泡沫如果不提早消除，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斯蒂格利茨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深层次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在逐步展开，就像火车不断行驶过程中的节拍一样。”

　　这些影响中，包括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升高，人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美国联邦财政的收入，包括税收不断减少，可支出的预算也不断减少，这就给美国经济带来强烈的影响。在这点上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银行发出的信贷比较多，并没有对风险进行非常好的管理，次级抵押贷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谈及美国经济可能有更为严重的下滑时，斯蒂格利茨提及了信贷的减少和储蓄的上升。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信贷紧缩带来信贷减少，会使经济下滑变得更加严重，同时美国的问题也会带来全球性的问题。在政府方面，可能有一些比较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美国消费出现繁荣，储蓄量达到零，房屋市场却出现很大的泡沫，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有些人在不断存钱，有些人却一点也不进行储蓄，反而进行大量的借贷，包括住房贷款抵押，但是一旦出现无法支付的情况，整个泡沫就会连锁破灭。

　　“如果美国的储蓄率不断上涨，上涨到4%到6%，就会对美国的整体需求产生影响，会使它的经济增长产生放缓。就算出现复苏也会是一个非常弱的复苏。”斯蒂格利茨说，“现在我们经历着美国，也是西方国家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结构需要调整，一旦出现通胀压力，美联储往往会采取比较过于严厉的措施，可能会对经济刹车刹得太重了，但对于整个经济的调整或者结构性的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

　　事实上，美国在1991年也出现了这样经济下滑的局面。对比1991年，斯蒂格利茨认为，当时整个金融市场边缘的部分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出现了问题，这也是全球经济的核心。所以金融体系不仅仅是一个部门，它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不断向前进的核心，他认为不应该把金融问题与经济危机分离来看。

　　评述2008年全球经济状况，斯蒂格利茨说，今年我们遇到的情形很不寻常，全世界的通胀来源，全球的基本产品，如食品和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原油和食品的价格，一般情况下，一些传统的降低通胀的方法都会带来大量的失业。

　　但对于中国，他认为还有一个机会，开始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国内的消费，而不是出口来推动增长。尤其是对资源密集型的“两高一资”的出口，转向其他类型的出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仍然要关注比如创造就业的问题。因为每年在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大军，因此在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想到中国所有的这些流动性，如果把它们从出现泡沫的地方拿出来之后，注入到哪些领域，能创造更大可能的就业。“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当中不仅有货币的政策，还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同时还有对资本所得税方面的考虑和讨论。”斯蒂格利茨说。

批美政府缺乏魄力

       时至今日，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依然存在。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仍然是让美国政府焦头烂额的问题。

　　美国到底错在哪里？斯蒂格利茨说：是过于迷信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市场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自由市场的坠落》这本2010年出版的新书中，斯蒂格利茨详细地阐述了关于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谁应该受到谴责”：不应该太过轻率地将矛头指向银行家的过度贪婪，而要去探寻是什么样的动机使他们这样做，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是追求利润。加上担保公司、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对市场风险的错判，甚至是对不良产品的“重新包装”，最终将美国经济一步一步推向深渊。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很多银行在以高风险高收益来吸引人们投资的同时，他们有一个错误的“精明预期”：如果出现问题，美联储和财政部就会出手救援。

　　而实际情况是：“那时，美联储的掌门人格林斯潘和其继任者伯南克以及其他监管者却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本应起到悬崖勒马作用的政府“看得见的手”在市场监管方面一再失灵。

　　斯蒂格利茨表示，虽然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希望改变这一局面，开始动用“看得见的手”实施一系列刺激方案，但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

　　2008年11月2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曾向市场投入了高达8000亿美元的信贷投入。但两年后，据美国劳工部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在全美7820万个家庭中，12.4%的美国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业，这一比例高于2009年的12%，而在本轮经济衰退开始时的2007年，这一比例仅为6.3%。

　　究其原因，斯蒂格利茨表示，初听起来8000亿美元的刺激组合方案似乎数目庞大，但是具体到操作层面，这些钱要分两年多对一个生产总值1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进行刺激和修复，这样算来，其用来刺激的资金还不及每年GDP的3%。

　　斯蒂格利茨对奥巴马政府的评价是：虽然意识到政府监管的作用，但改革缺乏足够的魄力，好比“当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

        在全球经济一片阴霾的情势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0.3%。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赶超美国”的时间表也成为西方学界乐于预测的一件事。

　　对此，斯蒂格利茨坦言，此次危机影响深远，有些变化注定要发生，具体到中美关系，从购买力水平来看，中国的GDP仍然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GDP)要想超过美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想接近美国的人均收入，那么中国要走的路会更长。”

　　同时，斯蒂格利茨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比美国小很多，但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量却远远大于它向中国出口的商品量，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在美国失业率仍然不断攀升之际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

　　“危机把所有的事情弄得是非颠倒。”斯蒂格利茨解释，中美关系是共生的，中国为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筹措资金，没有中国廉价的商品，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许会明显降低；当然美国也为中国不断增长的产品供应提供了市场。但处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把焦点放在了就业上，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懂得“比较优势原理”(指如果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则两国间的贸易能使两国都受益)，当发现某国正在赶超美国，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国家在做一些不公平的交易并将之称为“倾销”。

　　斯蒂格利茨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一伙欠债的破落贵族，凭着借穷人的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还用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买穷人的东西，又嫌穷人的东西太多了，要课“东西太多、太便宜税”(反倾销)。

　　对此，斯蒂格利茨的建议是：“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采用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依靠内需和国内投资来完成。”

　　更具体地说，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目前是提供资金的商家，也就是说，中国为那些购买其商品的人们提供资金，如果说原来是借钱给美国让其购买自己的商品，那么现在中国可以借钱给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可以借钱给自己的国民来购买自己的商品。他认为，中国在确立新增长模式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一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注重社会公平，应该惠及更多的人。如果财富增加了而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样的增长是不正常的；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环保，如果经济增长了，而环境受到破坏，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是有问题的。“这实际上是让今后的社会、政府、百姓分担了得利者破坏环境的成本。” 斯蒂格利茨说。

　　中国在过去30年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采用新的策略和政策。而世界在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在变化，因此需要新的模型。中国‘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对‘河对岸’看得更加清楚。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建立的速度还要快。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体系，建立高效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家失业保险体系，以减少人们的‘谨慎性储蓄’，刺激国内消费，是当务之急。与其说担心通胀，不如说更担心政府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政府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劳动力、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

　　中国政府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财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一个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