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运钞车抢劫案告破:高人：“怨”不均，“气”人有-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现在，中国人的“日子开始好起来”，但是，“人们的社会怨气却反而好象要失控了”，“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

　　没错，这是事实，并且已经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

　　但，这没什么“费解”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社会并非没有怨气，只是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玩得出神入化，整得人人自危，使得人们敢怨而不敢言，噤若寒蝉，甚至道路以目都得多加小心。这是一。

　　二是成功愚民，使得百姓误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真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则是风景这边独好，因此陶醉于“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歌声之中，穷并快乐着自豪着意气风发着。

　　三是，那时，“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化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的问题，或不存在，或即使存在，也没现在严重和突出，所以人们的怨气相对较小。

　　四是，也是更重要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已经觉醒，不再愚昧，不再满足于温饱，还要活出尊严，因而追求起民主、宪政、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普世的价值来——这些，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所“稀缺”，所以，日子好了，“怨气”反而大了，竟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起娘来。

　　忘恩负义，这或许就是一些人感到“费解”的原因？

　　二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之“怨”。

　　对于“怨气”，不可一概而论——小人的“近之不逊远之则怨”，当然令人厌恶；而“民怨沸腾”则不然——“物不平则鸣”，那么,“事不公则怨”就天经地义，也是“天下无道，则庶人‘怨’”的必然现象，反映出政治有失清明，社会治理的无能与无方。

　　人的怨气，并非都是为自己，为家人，也有为他人打抱不平的正义，该出手就出手的“规范冲动”，并且有着传感效应，所以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事情，往往引发出并演变成“群体”的事件来。

　　民怨对于执政者来说，当然是“糟得很”；对社会而言，固然不能说是“好得很”，但既然是不以权力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也不失为攻毒的苦口良药，除弊革新的压力和动力。

　　怨气伤人害己，人人都该加以“控制”，自我调适心态舒解怨气。但官家先得自省自查，想明白“怨”从何来，进而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豪强，扶弱济贫，整肃吏治，创造公平，构建和谐。

　　当今中国，“失控”的是权力的无法无天，与民争利，欺压百姓，绝不是什么“社会怨气”。

　　倘若通过控制民怨实现“维稳”，则是本末倒置，这样的“维稳”，只是在“维护”和“稳定”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已。

　　对于民怨，宜疏不宜堵。因为，作用与反作用的法则，同样适用于社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惜钳制舆论，甚至以“敌对势力”视之，以“敌我矛盾”处之，乃是肉食者未能远谋，无异于把自己推到火山口上。

　　三

　　就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甚至逆来顺受，好死不如赖活着——好听的说法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乃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和信条，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常态；因怨而恨，因恨而怒出“三重脑”中的“狗脑”来，做出丧失理性的“不惜一死的极端行为”，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

　　这种国民性格，固然是农耕经济和文明所造就，更是法家暴政统治和儒家软刀子割头，从两个方面戕害民族血性的结果——中庸，恕道，和为贵，温良恭俭让，都归结为一个“忍”字。

　　这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脑”和“个人行为的内部结构”。

　　四

　　鱼和熊掌兼得，既偏好眼下、也偏好将来，乃是人类天性。

　　道理再简单不过——没有现在，何谈将来？

　　所以，百姓拼命攒钱，既是应付眼前的生活，也是为了将来养老，不是他们天生命贱不想消费，而是消费不起——挣仨花俩，一旦失去工作，让全家喝西北风去？这也正是“中国的储蓄率总下不来、消费率总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但绝不是什么“偏好未来的倾向”。

　　贪官更是如此，得捞就捞，贪得无厌，多多益善——物价飞涨，贪污受贿一两百万，也只能到六环之外买套不大的普通商品房，所以，贪赃也就与时俱进水涨船高起来，千万，几千万，乃至几个亿，也是为了将来能够继续花天酒地。

　　对将来，我敢说，中国人没几个抱有“时间偏好”——官员把妻子儿女送出国外，名人纷纷取得外国国籍，还不是一旦天下大乱，好有个退身之路？

　　社会精英如是，瞻念前途，百姓更是不寒而栗——土地被强征，房屋被强拆，奢谈什么“有恒产者有恒心”？

　　五

　　可见，对于时间的偏好，人与人没多大区别，与健康情况、富有程度、性格倾向、文化修养、素质高低也没多大关系——权贵，官员，精英，官二代，富二代，在“丑陋的中国人”上，都一个德行，与“社会下层”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甚至更卑鄙无耻，肮脏龌龊，乃至流氓和黑社会化。

　　同样，“现在就要”、“一切都来不及了”、“别人都那样了我怎么才这样”？！人人“心比天高”，现实却是“命比纸薄”，“结果都躁怒而毫无耐心，陷入了忠信稀缺和公德短缺而不可自拔，因而焦虑、抑郁、冷淡、失眠、烦躁、冲动、狂癫等等”，导致“社会怨气失控”——倘若真是这样，那也是官与民的共同心态和表现。

　　倘若把这些“时间偏好”的症状强加于百姓头上，纯粹是权力及其帮忙们的“傲慢与偏见”。

　　至于把杀童”不为越货、“杀官”只为愤恨、自杀不惜“连跳”、“自焚”不顾一切，归结为“时间偏好的强化”乃至“偏好的爆裂”，归结为人们已经被“现实”和“潜在可能”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则是在刻意掩盖社会矛盾，混淆视听——既是“潜在可能”，那就也包含了“潜在不可能”；退言之，改革开放了30年，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愈拉愈大，至今仍不见共同富裕“潜在可能”的一点迹象，怎么会是“一步之遥”？若有，你倒是说说看！

　　“抑郁症”流行于名人圈子，跳楼官员比富士通的“十三跳”还多，这又怎么解释？

　　六

　　说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也不是世界最高的”，“人们对贪污腐化的承受力其实比一般想象的要大一些”，“把所有不是百分之百地归到政府身上却不见得妥当”，“把社会怨气归结于专权也没有解释力”，并且，“在社会变荡期，有严格宗教信仰的西方人在讲德和守法上也不乏‘堕落’的表现”——言之有理。

　　但是，把“时间偏好”引申，说什么美国对外政策的张扬，乃是“儿童型文明”偏好现在的倾向，是追求“即时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则大谬不然——美国佬才不是只顾眼前呢，人家才是称霸世界永远的“一百年不动摇”，奥巴马如今以各种方式遏制打压中国，还不是怕有朝一日中国坐大？

　　大谈“时间偏好”代价不菲的高“贴现率”，强调“整个社会较强的时间偏好将使‘文明的进步’停顿或倒退，造成‘文明代价’的全面上升”，鼓吹“成熟的文明倾向于较弱的时间偏好”，也是不无道理，但绝口不谈“时间偏好”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活脱一个布道的牧师，劝说人们稍安勿躁，等待虚无缥缈的“潜在可能”降临人间。

　　“人是社会动物”。上述这种侧重“个人行为的内部结构”，对当前中国社会怨气所进行的“新理论解释”，有着一定道理，只是没有，也不可能做出正确、全面的解释。

　　拿江西抚州“拆迁自焚案”说事，竟然质疑“为何类似案件中的其他人没有选择自焚”？进而以“性格、修养、需求强度等私人因素便是不可忽略的内因”，印证“时间偏好”导致“偏好爆裂”的“新理论”，如此“规范”的冷静冷漠和客观，亏得能说出口，让我无话可说。

　　七

　　综上所述，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的怨气，其来有自——一是“怨”不均，二是“气”人有。

　　“不均”不仅是指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更在于发展机会不等，权与利都被垄断，世袭罔替，这样的社会，理该被民“怨”，遭天谴。

　　“气”人有的“人”，是指那些“为富不仁者”——中国的富人，泼天大的家业，有几个是靠勤劳致富得来？第一桶金有多少是干净的？遑论后天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违法经营了！因此而“气”人有，既不是小市民的嫉妒心理，更不是穷人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概“仇富”，而是一种“正义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