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炒蛤蜊的做法:于光远：珠江水边话长江1

于光远：珠江水边话长江
2010年07月26日 13:59 广州文艺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核心提示：长江水患的形成有其长期历史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记得前面说了荆江大堤是公元前屈原诞生前开始修的，修堤那就说明水患已经很严重了。破坏防洪生态的事情，古人做得不会少。不过那时人们没有比较先进的工具和组织罢了。人们手中掌握的工具越先进，生产的组织越强，破坏起来就越严重。至于建国以来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那就另当别论了。五十年来，长江上游森林采伐不当，水土流失，这是我们工作失误中的一个方面。长江中游可以起分洪作用的湖泊面积由于围湖造田不当，大幅度地减少又是另一方面工作的失误。这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该负责的。但时间跨度这么长，涉及的人和组织那么多，具体的人和组织是无法追究的。而且追究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做到是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到防灾减灾的有效的办法，有力地付之实施。这是最要紧的事。
本文摘自《广州文艺》1999年第1期 作者：于光远
编者按：于光远，1915年生，上海人。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等职。
今天，我来到了珠江边，望着珠江，不由得想起了最近发生了洪灾的长江。
对珠江我有深厚的感情。
1936年我大学毕业后从北平到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当一名助教。岭南校园——也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的校园——就在“河南”(当然不是河南省而是广州珠江南岸)的康乐。岭南有一个校门就在珠江边。每去市内访友购书，都是一艘小船由蛋民渡我到天字码头。
1937年初我在广州组织的那个青年革命团体被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破坏，我回到北平。
1938年又来广州，在广东省委机关工作，又在广州的那段珠江畔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你们广州人见到我使用“广州的那段珠江”这样的词一定觉得挺别扭。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问了一些广州人，他们也只叫珠江可是珠江包括东江、北江、西江三条大江，它们的水都不流到我说的“广州的那段珠江”。这一段珠江的水来自流溪河和广州市北边几条既小也短的河流。不知道为什么广州的那段珠江包围今天广州市海珠区的那条河流水面会那样宽。我毕竟不是广州人，我希望广州人帮我一下，弄清楚这一点。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当天，我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二百多位同志，凌晨从广州的芳村出发，天亮时渡过一条很小的花地河(这条河的名字是以后才知道的)。经过佛山、三水，走了两个晚上一整个白天，到了北江边的马房，渡过北江到了北江西岸的四会。再前进到绥江边的一个凤凰村由代理省委书记的李大林主持召开了三天会议。对把广州出来的二百多人分散到全省各地，开展工作，作出了步署。这就是在广东党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四会凤凰村会议。会上要我到粤北的翁源开展工作。于是我就同十多个同志，在会后在四会雇了一条小船，顺江北上。女同志们坐在船里，男同志们在白天拉纤，逆流而上。晚间则全体在船上休息睡觉。回忆那几天，我和同志们拉着纤，唱着伏尔加船夫曲，踏着清沏见底的北江岸边的卵石，晚上点上蜡烛聚集在船仓内说说唱唱天南地北地聊天。几天的时间不觉其长，而觉其短。青年时代自己的经历过的那种带有很浪漫气息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六十年前在珠江边我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们坐了几天小船在北江东面一个大坑口上岸，行走到翁源，又来到北江的一条支流滃江。我们又在珠江边生活工作了几个月，在1939年回到武水、浈水合成北江的地方韶关。那时省委机关设在江边的两岸。在那里又工作生活了几个月直到五月党中央组织部要我去延安才同珠江暂时告别。
建国后为了各式各样的工作任务，我又多次到珠江，其中有一次专门考察珠江中下游的开发问题。那一次我们先是从广州出发下行，在“广州的那一段珠江”考察了从广州的荔湾到黄浦水道的整理问题。然后接着考察珠江口的八大门和直接通海的各条水道。珠江口的八大门——虎门、蕉门、横门、磨刀门、泥湾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直接通海的东莞水道，莲花山水道、市桥水道、洪奇沥水道、鸡鸭水道、小榄水道以及磨刀、鸡啼、虎跳、崖门的各水道，这些地名我至今都能背得出来。
在珠江口，我了解到，珠江口的土地“长”得很快，特别在西江的几个门那儿，每年都可以“长”不少土地出来。这些土地的泥土，是从云南贵州广西由江水带来的。今天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就是长年累月上游的水带来的泥沙积下来的。如果没有泥沙冲积下来，今天珠海市西区的三灶就不会和陆地相连。我在广东省委工作时，三灶还是同陆地分离的一个小岛。如果当时三灶是同陆地连在一起，1938年日寇就不可能登上三灶岛，把那个岛封锁起来，强迫岛上的居民为日军修筑机场，作为自己的一个空军基地空袭广州，最后把岛上居民统统杀死。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鹏湾登陆那一阵子，我在广州每次听到空袭警报很奇怪不知道日军飞机是从哪儿起飞的。而且1938年11月我到翁城那天，日寇飞机把翁城毁成一片瓦砾，后来知道也是从三灶起飞的飞机轰炸的。只不过三四十年，三灶岛就同陆地连在一起了。
那次考察罢珠江后，我们从崖门北上，经过西江下游诸水道分岔处的江门上行，到西江的主要城市肇庆、梧州，然后到浔江段的桂平，最后到大藤峡，进入西江的黔江段。我这个人，自从1980年提出建立与发展国土经济学之后，特别喜欢研究中国地理，并对地图的兴趣特别高，收藏的地图也特别多。因此地名也总算记得比较熟。
我对珠江总算有些知识。但是心里明白自己对珠江实在知道得很少而且很浅。最近我去虎门才知道在虎门可以吃到河豚，原先我只知道在长江下游的镇江、江阴才能吃到河豚。这当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有关珠江的大事，尤其今天我想讲讲长江今年的水灾时，想起自己对珠江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洪水，如发生过都有些什么情况等，也简直毫无知识，真是一点也说不出来。直到最近我向别人请教在西江和北江水灾还是有的。有位同志还告诉我北江的英德这个我拉纤经过的地方，有个飞来峡这个地方原来有个相当有名的寺院，就是在一次水灾时受淹毁坏的。以后我想再了解得确切些。也希望对珠江水患的历史有了解的同志们多告诉一些知识，介绍一些资料给我看。不过我还是想，珠江受水的面积比长江小，河流长度也比较短，历史上发生水灾的情况会比较少也比较小吧，近十多年来我多次走过北江时，看到的水不再清彻见底，而是很浑的带泥的黄色的了，问了一下，有的说是因为不是 1938年拉纤时的十月下旬，季节不一样，有几次得到回答是因为北江上游森林植被也破坏得很严重。阿弥陀佛，但愿珠江不像黄河、长江那样经常发生水灾的灾河。
对于黄河，我也非常关心。它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几千年来，说得更远些，上万年来，它给中华民族无限的恩惠，同时又不知道给了我们民族多少祸害。
我在北京这个也许可以说属于黄河流域的城市住得最久，83年中我倒有58年住在这里。今后我也不会离开北京搬到别的城市去住。我在延安这个毫无疑义属于黄河流域的地区，住过七年之久。我还在黄河边的宁夏的贺兰县上了三年五七干校。 1983年我和许多专家一起到青海——黄河就发源于这个省——作过较长时间的考察。而且那次去青海我还打算从西宁穿过海拔五千公尺的鄂拉山山口，到星宿海黄河源研究南水北调的西线方案。可是西宁的医院对我进行体检时，认为我的肺活量太小，去不了那么高海拔的地方，没有去成。但我对西线方案——每年从长江上游的通天河、金沙江、大渡河调二百亿立方米的水到黄河源一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放在心上。也是那次考察，使我对龙羊峡那座水坝坝肩的地质状况担上了心。1984年我又去甘肃考察，黄河经过甘肃的路程很长。甘肃省会兰州就是建在黄河两岸。我还到过黄河流域的内蒙、山西、河南、山东，因此即使不把我住在北京的时间算在内，我在黄河流域耽的时间也比在珠江流域长得多。为什么我要说“不把住在北京的时间算在内”这样的话呢?那是因为现在北京的水并不流人黄河，黄河的水也不流人北京。按照地理学的概念，现在的北京严格说来属于海河流域。过北京的主要河流潮白河、永定河都流经海河人海。但是我认为又不能简单地说北京不属于黄河流域。因为北京，加上河北，周围的省份都属黄河流域，北京有运河与黄河相通，而且南水北调的方案——特别是它的西线方案一旦实现，黄河水就会流到北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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