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1984 海桐 小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余孚

 

尽管资本主义还有许多缺点，例如它造成碳排放过多，使气候变暖，造成大气和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使地球越来越不适于人类的居住。资本主义产生了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把人类创造的财富大量耗费在军备竞赛中，把大量的人类智慧用于研究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尖端技术上，并且使战争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资本主义的进步也不是顺利的，它是在不断的危机的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造成大量的失业和生活的不安定，如果要数资本主义的缺点，还可举出许多。但是资本主义继承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价值观，实现了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平等，并且把这种价值变成普世价值，实现人的尊严。它实现了个人劳动所得归个人所有的财产制度，保证了人的自由，并且激发出人的智力和创造能力，造成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要求实现人道主义，但是它所实现的却是贫困、停滞，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力和人的尊严的丧失，人的价值和尊严不是在社会主义中而是在资本主义中得到发展和实现，资本主义有最大的自由度灵活性和活力，能够在每一次危机产生中都能探索出新的认识、新的理论和政策，从危机得到恢复并且以更大的创造能力把历史推向前进，使资本主义得到越来越快的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赞叹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但是马克思没有想到，在他以后，资本主义以比他所看到的更快的速度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创造出一个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摆脱人类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无产阶级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自动消失了，使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以上种种说明资本主义远不是完善的，但又是人类走向完善的一个阶段和过程，这就是资本主义。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引用马克思的某些词句预言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老牌国家苏联已经崩溃了，剩下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竭力维护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又借鉴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以挽救马克思主义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特殊权力。因此，我们还有必要认真去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应当怎样去实现改革。

 

一、西方的历史创造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不能从农业社会产生，因为农业生产的特点，屈从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把人固定在土地上，又受到由此而产生的血缘氏族关系的限制，产生了屈从的文化和屈从的伦理关系。以我国为例，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百家争鸣，但只能是在围绕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的条件下的争鸣，孔子虽然讲仁，“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马厩失火，也问人不问马，但是他又讲礼，也讲正名。礼是巩固封建上下等级关系，正名是理顺君臣、父子之间的从属关系，孔子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回归到礼才是仁，从西汉的董仲舒到南宋的理学，把三纲和纲常伦理一步一步上升到天理，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他人的工具，而在纲常哲学中恰好相反，人没有自己的目的，人是他人的工具。这就是我国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和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原因。因此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

西方造成一个完全不同于东方的一种历史模式，是因为西方的地理条件不适合于农耕生产，因而突破了农业生产的局限性，产生了一个以商业交换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自由的社会，解放了人，并且产生了一个活跃的能够积极进取的中产阶级把历史不断推向前进，这种情况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就已开始了，希腊人达到了古代历史的最高峰。

古代希腊也是农业社会，贵族占有土地，血缘关系决定氏族成员的从属地位，与东方的农业社会大致相同。当他们南迁到爱琴海边，那里的土地不适于农耕，地理条件迫使他们必须离开土地，另找出路，而爱琴海又为他们提供一条海上通道，使他们能够向海外未知的地区和未知的领域发展，完全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为他们提供一个扩展知识领域的条件。这就把希腊人从过去那种农业社会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个人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完全改变过去那种屈从文化的价值观念，把每个希腊人由屈从者改变为独立的创造者，希腊经过多次的改革终于实现了。个人的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从这里产生了。

改革是从梭伦开始的，他把因债务失去的土地归还给债务人，使因债务而伦为奴隶的所有平民获得自由，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并且第一次允许没有财产的公民有权参加城邦公民大会。庇西特拉图把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并且使城市贫民参加城市公共工程建设获得收入，克利斯梯尼执政时，取消了按血统关系组成的部落，改为按地区划分重组部落，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并且建立起500人会议，所有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力成为代表。并且使500人会议握有最高行政的执政权，成为希腊民主政治的开始。

雅典经过多次改革，在政治上实现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制度，在经济上有自己的财产，一个“强有力的（古代）中产阶级”出现了（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历史）》）。他们富有活力，勇于探索，不但把雅典打造成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而且取得了哲学、科学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从当时的条件来说，希腊的科学还只能是猜测性的，然而他们从这里产生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和人的自信。他们相信不论自然还是社会，都不是由盲目和杂乱无章的力量所支配，世界和人类也不是神的创造，而是有秩序的，有其自己发展的原则，人有能力去发现，而且他们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他们希望找出宇宙万物的成因，给自然本来就有的秩序以解释，他们想信人是善的，他们希望致力于发现人的善恶的标准，实现人的完善，他们把眼光投向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和人类，探索人的理性。在希腊化的时代，斯多葛学派发现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因而也是平等的，理性给人以尊严，实现自己的尊严也就要求尊重他人的尊严。因此所有的人，包括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人和奴隶，富人和穷人，都是同胞兄弟。由以上看出，正是希腊的改革所产生的对人的解放所产生的成就为西方历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罗马人建立起包括所有地中海沿岸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内的大帝国，适应这种多民族的特点，他们继承希腊人的文化，受到斯多葛派的影响，在法律上做出突出的成就，他们制定了公民法，以保护所有罗马公民的权利，制定万民法，使所有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所有的人，不论属于什么民族，一律平等享有罗马公民拥有的同样的公民的权利。罗马的民法，对于财产私有制，从各个方面规定得十分详尽，予以保护。这就既保证了罗马多民族的大帝国的团结，又保护了所有罗马治下所有个人的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为罗马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与希腊所创造的文化同为西方历史开拓了发展的前景。

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虽然造成了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停滞，神权和世俗等级制和世袭制的统治，但是在社会混乱中国王已失去统治的力量，国王、封臣、领主一直到作为政治、社会、经济的基层组织庄园制度，只能继承希腊罗马的传统，罗马的法律，日尔曼人的传统，依靠法律和契约确定彼此之间的权力和义务。从庄园主直到农奴，都有自己的世袭的土地，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是按照法律和契约的规定，受到保护，庄园主不能超过契约的规定给农奴增加义务，这种法律和契约和规定，使得所有的人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自主的权利，使中世纪成为有活力的承前启后的时代。使在混乱时期过去以后，农业得以迅速恢复，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商业的发展为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使得城市早在11世纪就开始出现，12世纪就已经十分兴盛。一本讨论中世纪的名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者，美国的汤普逊认为，城市的兴起标志着中世纪时代的消逝和近代因素兴起的开端，他甚至还引用别的学者的评论，“城市的兴起是一个经济的革命”，“它甚至比文艺复兴运动”和“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的产生“更加重要”。没有城市的兴起就不可能有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都不可能产生。

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实力的增强，自由中产阶级的强大，自由和民主的要求也达到高潮，首先是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平原的一批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他们联合起来，打败皇帝的军队，成为完全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勃勃有生气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首先起来批判教会的统治，封建等级制和世袭制，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相信人们用自己的才能争取现世的美好的生活，人文主义的思想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也就应运而生。佛罗伦萨的大商人美第奇家族首先起来支持文艺复兴运动，随之而来的以路德开始的反对教会的专制和腐败，宗教改革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意义，他们坚决攻击教会的司法权，否认教会干预世俗事业的任何权力。加尔文派的思想更加激烈，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教皇可以被教会所革除”，同样，国主及其统治者不履行其职责，人民也可以推翻他，“因为上帝把刀和剑交给人民”（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306页）。福格诺派更认为人民最初是在没有国王，也没有成文法下生活的，人民都是生而自由的，人民的这种自由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同上第603页）。“人民不受限制地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同上第605页）。可以说，洛克在《政府论》中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和个人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在一百多年前激进的宗教改革中就已经提出来了。

在商业发展的条件下，国王的税收增加，国家恢复了活力，转而支持商业的发展和知识的扩展，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相继产生，科学革命发现了宇宙运动的规律，转而促使人们进行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英国的商业的发展和历史的条件使英国议会政治最早产生。使英国成为产生先进思想的发源地，科学革命是在英国完成的，启蒙运动虽然产生在法国，但是伏尔泰是在英国理解到了英国议会制度，接受了牛顿和洛克的思想才成为更加坚定的自由的维护者。英国在建立议会制度以后，也经过王权和议会的一系列复杂的斗争，也有过战争，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到后来，总是王权妥协，议会取得胜利，使得立宪政治首先在英国确立，英国的经验有助于洛克的维护自由权利的契约理论的产生。洛克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承认，人民承认统治者的权力，是因为统治者承认维护被统治者的自由的权利和对被统治者私有财产的保护，如果统治者不尽自己的职责，实行专横跋扈，侵犯个人天赋的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权利，人民就有权推翻政府。因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的思维在宗教改革中就已产生，洛克在欧洲和美洲革命的前夜再一次系统地加以论述，对于推进当时欧洲和美洲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成为启蒙运动的开始。继洛克之后，孟德斯鸠建立起三权分立的学说，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以权力约束权力才能限制政府的独断专行，民主、自由、法治才有保证。亚当斯密发现以个人劳动所得归个人所有的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无需政府管理，自由竞争所产生的市场机制自然可以实现社会和国家的富裕，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学说把自由、民主的天赋权利从理论变成可以实行的制度，现代社会实现的条件具备了，工业革命也就在这个时候及时产生，一个代表现代社会的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就到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生。

 

二、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和道德革新的制度

 

一位英国的商人伊凡·亚历山大以他自己从业的经验在1992年写的《正直的资本主义》中说：“人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是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体系，是一种道德革新的世纪”。资本主义在它的早期，不是这样。随着东方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一批冒险家兼商人，他们拥向新的世界，对落后的民族进行绝灭性的掠夺，他们商人与海盗不分，相互之间也进行动掠，以此来积聚财富使欧洲迅速富裕起来，这种情况确实谈不上文化与道德，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业劳动，生产力迅速发展，把整个国民经济都投入到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去，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发展。历史学家把以工匠根据自己的经验发明的蒸汽机、纺纱机开始推广应用于工业，把工业革命的开始划分在1800年，把十九世纪的1870年作为科学研究的成果开始应用于工业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大约经过60年，那么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福特主义的生产线的应用于工业的1914年就只有44年，从1914年到1945年属于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逐渐恢复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期，都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正常的时期，真正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应用于生产，加上凯恩斯主义，造成资本主义高速度大规模生产的黄金时期是从二十世纪40年代末到1974年只有二十多年还不到三十年，以后就经过滞胀危机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更加成熟的时代。一个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就开始到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资本主义以如此快的速度进行发展，它的动力是什么，这决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资本主义继承了西方历史发展中充分发挥个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和道德原则，正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达到高潮的1859年，约翰密尔发表了他的《论自由》，这本著作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创造性的活力，他认为“自由精神”是一种“前进的精神或进步的精神”。但“进步的精神”不就是“自由精神”，而是人在自由中所产生的一种进取的愿望，“自由精神”表现出来的精神永远是主动的、积极的，因此密尔接着说：“进步的唯一可靠的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这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的活力。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中，自由是复杂的。在政治上，自由是一种平等的权力，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经济上，自由如何体现为平等的权利，因为在创造价值中，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而且每个人的起跑线也是不平等的，如何体现分配上的平等的权利，在1971年罗尔斯出版了他的《正义论》，认为在分配上应当适当照顾那些最少受惠者，罗尔斯称之为公平的正义，实际上就是体现为合乎正义的公平，罗尔斯并且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论》出版于1971年，罗尔斯为这个问题深思熟虑达20年之久，而这个时候正是福特主义时代，这是一个大规模生产，高速度，高积累，高利润，也是工资提高最快，福利达到最高的时代，虽然经过滞胀危机，进入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大幅度削减了福利支出，但是最低限度的福利政策仍然存在，而且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以后，加大了教育和培训的支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罗尔斯所主张的公平的正义仍然是存在的。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刺激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的分配，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度，使得效率和公平达到最好的体现，这从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以后就成为资本主义所追求的目的，而且也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使这种追求具有最大的灵活性，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所蕴藏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

如果我们再从理论的分析回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来观察，我们也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这种政治上自由的平等的权力和经济上自由的不平等的权力的配合是怎样成为资本主义高速度发展的动力的源泉所在，正是在人民有了政治自由的平等的权力，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进步的中心、创新的中心，正如熊彼德在二十世纪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不断地创造新的，破坏旧的，推动资本主义的前进，而在这种前进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前进力量的“中心”，成为处理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既要保存这种不平等，又要不断使之达到合理，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自由的平等的权力，就不能实现平等和不平等的合理的实现，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力量能够实现的源泉。资本主义的这种不断调节和协调经济上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实际上从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机器大工业生产已经普及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

英国由于它的条件的优越性走在欧洲各国的前面，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制造业和运输业就经历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纺纱机、蒸汽机有了大幅度的改进，生产力大大加强，使得英国在1830年到1860年期间，棉纺织业增加四倍，铁的产量接近600万吨，其他各国还远远不到200万吨，世界煤的产量英国占有4/5，对待工人的剥削程度也同时开始有了好转，英国已开始限制使用童工，已经开始有了全国性的全行业的工会，1950年英国已达成每天工作10小时半的劳动协议，而且从1970年开始，已经开始从每周工作60小时降至55小时，而且实质性工资从1830年就开始有了增加，从1870年到1901年英国的实际工资增加了75%。工人的政治权力在19世纪后期也逐渐在欧洲各国逐渐实现，使得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也逐渐从暴力反抗逐渐改变为和平游行示威和走到谈判桌上进行谈判，以至1892年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出版序言中也说，“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大工业主们”“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和劳资关系的改进差不多是同时实现的。

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以加速度前进，从19世纪70年开始，许多科学的发现都出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脱离了工程师凭经验制造机器的时代，电的科学、热力学，有机化学、生物学等等各种科学部门的建立，导致了在技术上电气工程、内燃机、化学工业、染料、医药工业，医学和农业成为科学等等的建立，使西方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自动化是二十世纪中叶的特点，但是最早的自动化机床是在1861年到1865年在美国出现的，技术的发展要求机器制造的精度也大大提高，使得机器零件制造的通用性成为可能，这是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和福特主义的生产线的发明成为可能，为把资本主义推进到福特主义时代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在政治上民主制度和宪政制普选制也在西方普及起来，正是这种情况导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产生和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从它在19世纪四十年代建立的时候起就是脱离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但在西方工业社会没有市场，但能够在东方找到用户，正是由于农业社会的落后性。

正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新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为这些已经在生产上得到应用的新技术发挥潜在能力时，首先是标准化的生产方法和科学的管理方法被泰勒发现了，继之而起的是福特利用泰勒的发明创造了生产流水线，使已经发现的各种技术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福特从1908年开始，利用泰勒的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的理论开始设计他的新的生产方式，他把原来由一个工人操作完成的生产任务分解为各种简单的操作方式，使每个工人只担任一个或两个操作过程，用一个生产线把所有这些工人的简单的操作连接成一个生产流水线，最后在流水生产线上完成整车的装配，通过这种对技术的既分解又结合的方式，不但大大加快了生产的速度，而且简化了工人的操作，使原来每个工人需要一、两个月的培训才能上机操作，现在只要一、两天的培训就能上机操作，因而大大降低了生产的成本，这是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从而发挥了原来就有的技术的潜在能力，这是一种革命，这是一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产量的一种革命。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并不是生产力越发展，赚的钱越多，对工人的剥削越凶狠，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1914年在工人并没有要求提高工资的情况下，主动地把当时工人每天2-3美元的工资提高到5美元，在1919年提高到6美元，在1929年提高到7美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恢复以后，到1986年，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到十二倍以上，但工作条件却更加改善了，工作时间也更加缩短了，福特不但不断提高了工资，而且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由九小时缩短到八小时，并且把汽车的价格由每辆由1908年的850美元降低到1924年的290美元。这不是福特的仁慈，而是福特的资本主义式的经营哲学。因为生产线需要工人的合作和配合才能有节奏地生产，在一个整条的生产线上一个工人的怠工或罢工就将影响整个的生产线的运转，同样重要的是要求工人也能买得起汽车，这是生产能够扩大的前提。这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理念。

由于这个原故，从二战后开始到70年代中期在整个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二十多年中实现了一个没有劳资纠纷，而是劳资协调和合作，社会稳定和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从50年代到70年代经合组织国家的年平均发展速度接近5%，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一个真正的高增长，高积累，高投资，高消费和充分就业，贫富差距缩小的时代实现了。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积累的增长，投资于科学技术的研究的资金也大大增加了。以美国为例，按照1996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国家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资，1953年还不到500亿美元，2000年已达到2646亿美元，使许多关键的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作为科学发展的基础的三大革命，原子理论是二十世纪许多物理学家研究的成果的积累，但是原子理论的真正付诸实用是在这个时代，计算机和分子生物学的发明和发现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正是开始于这一时代的许多关键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才有可能把工业社会推进到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而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发明和发现是在福特主义的时代出现的。福特主义为后福特主义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但是，资本主义的进步并不是顺利的，它是通过一系列的危机和失败取得的，正是这些危机和失败才使得资本主义必须抛弃旧的理论和政策，建立新的理论和政策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从整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是从全世界进行掠夺，把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和地区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断扩大市场进行发展的。因此发展是顺利的，虽然也有危机，但并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学说一直是适用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发展快于老牌的大英帝国，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产生了，这是世界大战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大战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要转为民用，生产民用，落后的国家和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利用参战国家忙于战争的机遇，工业也发展起来了，但市场并没有扩大，因此，一战以后欧洲的经济的恢复一直是不顺利的，缓慢的，英国甚至从1920年就开始陷入危机，一个世界性的危机也正在蕴酿，正当美国股票市场投机猖獗的时候，一个几乎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走向崩溃的严重危机在1929年爆发了。但是深刻的危机产生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终于制止了危机，挽救了资本主义，证明一个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的生命力。

当1929年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胡佛总统束手无策，罗斯福1933年执政以后，立即进行政府干预，扩大政府投资增加就业，进行各种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等措施和制度，使危机逐步改善，正在这个时候，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在1935年12月出版了，从理论上证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凯恩斯是自由党人，是深信自由主义的，但是他目睹英国经济的衰退和陷入危机而长期难以恢复，因此他早就在深思熟虑应对危机的对策，为此，他在20年代曾经访问苏联，他看到苏联的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不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对经济的发展有任何价值，但是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是有缺陷的，从这里他得出结论，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经济走向毁灭，需要有社会管制，“自由放任所造成的问题是社会财富积累增加，而充分就业却更加困难。”凯恩斯称之为“富裕中的贫困”。凯恩斯是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财产私有的，他认为“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但必须要有发财的这个动机和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产生充分的效率”。因此，“让国家的权威与私人的策动力量互相合作”，“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掉弊端”，“在个人主义之下”“充分发挥个人的选择权，要比任何其他经济体系之下发挥的效率”都要大（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后一章《结语：略论〈正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由以上可以看出，凯恩斯的理想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作恰当的调控，以营造一个市场竞争的良好环境，使个人的能力能够自由和充分地发挥，凯恩斯还认为，在一个有大量失业的社会里，使个人不能充分发挥他的能力，为社会和个人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对个人的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否定，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凯恩斯对英国长期不能摆脱失业和危机以及面对三十年代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所做出的设想。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长期观察以及与苏联的绝对集权统治的制度的对比所得出来的结论，应当说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但是任何理论都是在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行之有效，甚至产生很大的效果，在条件改变了以后，不及时改变，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凯恩斯主义也是这样，因此，1974年以后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从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变成了滞胀危机产生的原因，被人称之为凯恩斯主义失灵，其实不是失灵，而是理论和政策都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都是具有时间性的，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改变，不是凯恩斯主义失灵，而是就应该根据具体的条件做符合实际的应用。任何理论都应当是这样。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条件下迎来了后福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说：“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章’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与自由》第16页）。”“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问题的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同上第19页），更不能把经济发展政治化，把经济行为变成政治行为，由政府包下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弊病。

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效地结束了滞胀的经济危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相继上台执政，他们一反凯恩斯主义的作法，里根在美国采取供给学派的理论和主张，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度削减个人收入所得税和企业税，压缩福利开支，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撒切尔在英国大力推行私有化，把许多重要国有企业都卖给私人，削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美国和英国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对消除滞胀危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美国的经济从1982年起开始回升，以后持续增长，1984年达到6.9%，失业率从1982年的9.6%下降到1986年的7%，通货膨胀率从1982年的10.4%降到1986年3%。英国从1982年到1988年经济增长都在3%以上，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9.7%降到1986年的3.3%。后来社会民主党在各国执政，虽然在各自的国家，各有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但是基本上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理念的继续。

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行导致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富人利润不断上升，工人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福利减少，工会的权力削弱，遭到人民和工人的反对，罢工和游行增加，德国的总理施罗德也因为执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过多，遭到社会民主党内和人民的反对，在2004年下台。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活力，以十分灵活的方式，对发展中所产生的不同的问题建立不同的理论，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方针进行应对，消除阻力，把历史迅速推向前进，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这种活力和灵活性、创造性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有其深厚的根源，这个根源来自古代希腊，这种传统早在古代希腊就以比较完整的形式创造出来了，那就是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和财产私有制度的建立。希腊人发现人是具有理性的，依靠理性，人类可以探索到宇宙和自然运动的规律，也可以依靠理性创造符合理性的社会，依靠理性可以建立起平等参与的民主制度，从而改变人自己的命运，把神从自然的产生和社会的建立中排除出去，从而建立起人的自信，人是“万物的尺度”，宇宙的中心，社会的主人，实现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不是依靠权力，而是依靠理性。所有这些都是人自己的发现，是人自己本来就有的无限创造力的发挥。

西方的历史就是继承、发展、完善和实践这些价值和人的尊严，把历史不断推向前进的，而资本主义则是在实践中继续完善这些价值和人的尊严，并把它推向全人类成为人的普世价值，终而把现代社会推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并且为此做出贡献。当然，资本主义也远没有完善，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虽好一些，但正如美国纽约时报所说，美国的民主只能在两党已决定的候选人中挑一位，而且面临的是一党民主。二次大战以后，局部战争不断，几乎都是美国直接挑起来的或者支持的，人民并不真正知情，而是政府在控制民情，左右民情。资本主义的制度也是有缺陷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终究是民主制度的国家，能够自我改进，而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特权蒙蔽了理性，处于僵化之中。

 

三、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与困境

 

我国的有些社会主义理论把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实现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导致的阶级关系缓和，工资增加，劳动趋向缓和，而且把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增加政府投资实行充分就业，以及在这个时代盛行的福利政策都认为是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1992年开始的欧洲里根、撒切尔保守主义的失败，欧盟15国有13国的社会民主党被选举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也看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靠拢的原因。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所发生的最大事件就是资本主义通过自己的政策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次渐进的革命，它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把克林顿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也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证明。这实际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者从自己的愿望出发作出来的一厢情愿的解释。

作为温和派的社会民主义产生的时间很早，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久的18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产生了。当时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没产生相互联系，都是根据自己国内的情况，解决自己国的问题而产生的。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党分成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也是一种大致的分类，实际各自都不相同的，即使同一模式，差别也很大。在欧洲，影响最大的北欧模式有德国、英国、瑞典和南欧模式的法国，从这些国家来看，在他们产生的早期，实际上各不相同，各国的差别很难用一个模式来概括。

英国工党在30年代时受费边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主张减少贫困和疾病，认为改革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在宪政的范围内实现。

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在1875年在与拉萨尔的全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哥达纲领》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但《批判》影响不大，反而是1878年到1890年的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和《反对社会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对社会民主党所造成的压力对社会民主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激起了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主党产生了主导作用，使他们相信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信念，加强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和党内的团结、组织的完善，起到《批判》没有起到的作用。两个反社会党人法案取消以后，社会民主党迅速发展，党员迅速增加，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到34.2%的选票，成为德国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帝国议会里议员人数大增，影响了德国的政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经济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荣，工人生活迅速改善，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很难摆脱，导致社会民主党脱离了时代，党员迅速减少，特别是青年党员纷纷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党的影响也迅速削弱，社会民主党经过一系列失败后，也产生了新的力量，经过党内的激烈辩论，1959年在社民党大会上通过《哥德斯堡纲领》。社会民主主义党接受了阶级政策不断削弱的观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转向衰微，把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作为党的目的，把党从阶级的党转变成“人民的党”，不再提出阶级斗争，而以争取自由竞选的方式执政，进行改良，并且接受私有制。1966年-1969年使得社会民主党能够成为大联盟的成员，于1969年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受瑞典的传统影响很深，还在封建社会时期，自由农民就通过民主选举的乡村委员会管理自己。瑞典的工业发展时期较晚，但工业化发展迅速，瑞典的民主传统有利于工人的迅速增加和工会的发展，使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一直保持与工会的密切联系，并且获得农民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对瑞典民主党的迅速发展和长期执政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也形成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特色。瑞典社会民主党很重视实际的改革，它的理想就是把党变成全体人民的党，主张与资本采取合作的态度，不主张企业国有化，承认私有制能够创造财富，因此瑞典的社会民主执政时间最长，但国有经济的比重是欧洲最少的，实行早期的凯恩斯主义，主张发挥国家对再分配的作用，建立国家失业保险，推进福利政策，在这方面是作得比较成功的。但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原来的制度和政策也出现了问题，但瑞典社会民主党能够不断改变自己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变化。

随着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和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其他北欧模式的社会民主义都在相继改变自己的政策以适应欧洲社会的环境和条件已经成为普遍的趋势。只有挪威在很大程度上还坚持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仍然保持适当的福利国家和公共政策，仍然在适应新的情况的条件下，坚持北欧模式的特色。但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政策。

在南欧模式中最具特色的是法国的社会党，法国社会党长期处于在野党的地位。1971年密特朗成为党的领袖，实行务实的政策，在80年代成为执政党被选为法国的总统，又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他采取通货膨胀的策略实行激进的政策，工业的大部分和银行的全部实行了国有化，经济的某种程度的计划化，并且实行再分配，扩大公民权利，社会治安有了改善，工资有了提高，投资的信心有了增强，对投资实行利率补贴，就业率也有提高，工人工作时间减少，通货膨胀率下降，一直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一直坚持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政策，仍然维持法国自己的这种特色，没有大的变化。

总起来说，在福特主义时代，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要求国家发挥积极的作用，实行越来越广泛的福利政策，享有越来越普遍的医疗和教育的权利，追求充分就业，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平等。这也是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要求达到的目标，在这种相互支持下，社会民民主主义各政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福特主义的单一化的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高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的快速更新，新产品的快速出现，新技术快速淘汰旧技术生产的灵活性，小规模化，计算机的指令化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福特式的生产线以适应生产多样化和更高级的复杂的高技术化和更加灵活的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变化迅速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造成信息的迅速流转，金融工具的复杂化和大规模资金的向全球流转，金融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的增加，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高技术的发展造成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社会伦理的改变，个人更高程度的独立性，经济发展造成的经济结构的改变也影响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民主党原来所依靠的那些基础的蓝领工人正在减少，白领工人正在增加，过去马克思时代的明确的阶级界线逐渐消失了。工会也在发生变化，工会的力量也在削弱，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方式也在改变，这是一个时代的改变，是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的这种深刻的变化和发展说明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在改变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在改变社会主义那种平等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政策和方针，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变化。我国的有些理论家还在宣扬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这说明这些理论还停留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那个时代。

在研究社会民主主义从古典社会主义向新社会主义转变时，还应当回朔到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伯恩斯坦虽然提出“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但是没有明确目的是没有的。但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十年以后的1909年在出版英译本时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他“根本无法想信终极目的，因此也不能想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可以说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伯恩斯坦仍然相信工人阶级“通过社会主义的运动”能够把资本主义的寡头统治“改变成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解放”，他认为通过民主制度实现工人的解放。这个信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信念，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恰巧是社会民主主义对工人解放的理论的依据，但是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制度，它能够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消除体力劳动，实现知识社会，从而消灭体力劳动阶级，改变阶级结构，这就是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所造成的结果，从而也就引发了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向新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如果说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还没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因此在政策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的继续，例如还要实行公有制，发挥国家的作用来进行充分就业，实行再分配以广泛推行福利政策，利用工会的集体谈判的力量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达到社会的平等，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伯恩斯坦所说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说明一个政党政策的改变是经过许多痛苦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成的。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

 

时代的改变使得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改变自己的政纲，他们转而重视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使工资能够反映劳动市场上不同技能和水平获得不同的回报，减少再分配的累进税，减少福利支出，降低通货膨胀，实行低工资以增加就业，重视发挥个人的作用和个人的权利，国家的作用只是为改善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增加就业的条件，而不是干预市场的作用。把社会正义从平等改变为公平和个人的机会平等，使社会民主主义更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得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更具有新自由主义的色彩。进入80年代以后，除了挪威由于石油的收入使财政收入增加，仍然支持原来的福利主义的政策以外，其余的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已改变了自己的政策，改革最具系统化的是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做出第三条道路设想的不仅是布莱尔，还有美国民主党，德国的施罗德。

美国的民主党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也提出了与第三条道路的相似的主张。民主党把克林顿的“新进步宣言”概括为一种新思维，“所有的人机会平等，没有人享有特权，相互承担责任，给公民以权力”。他们承认市场为主导的方式是创造财富最适当的方式，但是市场经济也带来问题，造成“经济窘迫，社会分裂，政治失灵，文化破裂和全球混乱”。因此政府负有责任，创造平等的机会，保障公民权利和重建公民文化，使公民有应对的能力，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强加于公民，而是为公民创造条件。“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是克林顿和布莱尔在1998年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得到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广泛支持。

布莱尔和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为应对全球化和个人主义的崛起，环境和政治的变化以及对左派和右派信条的淡化而提出来的。布莱尔称，他的“第三条道路”是中间偏左，灵活的，创新的向前看，实际上它的价值又是新自由主义的，是在1983年欧洲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以后，为总结选败的经验而提出来的。当时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纷纷在改变自己的政纲，以各种方式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实行私有制，发挥市场的作用，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大的方向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是一致的。布莱尔和施罗德在1999年在联合发表了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的文件，作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总框架。虽然各国社会民主党所实行的政策各有不同，但总的方向都是取消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过多的政策，重现市场经济的作用和个人作用的发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福利政策。工会和资本家的集体主义谈判也大大削弱。所有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吉登斯有一名言：“政府不应该划船，而应该掌舵，不应该进行太多的控制，而应该提出更多的挑战”。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这一转变深得选民的赞许，1992年的选举，使得欧盟15国有13个国家被选执政或者联合执政。布莱尔的新工党则以从来没有过的高票当选执政。

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改变政策，包括实行“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人改变了党的价值观，把社会民主主义长期以来关注平等转变为关注公平和个人的机会和权力，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的，但是实行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失业问题在社会民主党政策改变后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增长都没有得到改善。撒切尔执政期间，不平等扩大了，但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并没有缩小，实际上，左派和右派的政策越来越没有差别，社会民主主义重视通过教育和培训以增加就业能力，以及实行医疗卫生保障，实际上右派执政也是这样，社会民主党没有取得符合其价值改变的成就。布莱尔执政期间，“第三条道路”也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1998年欧洲各国的财政部长们又回过头来讨论欧洲的凯恩斯主义，提出又要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来摆脱对新自由主义的过份依靠的措施，也许这样会更好些，他们做出了题为“欧洲的新路”的设想，但是他们设想试图用以欧洲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以取代各个国家各自进行的凯恩斯主义，也就是欧盟各国协调实施凯恩斯主义作出适当的干预政策，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提出挑战。以上所说实际上是左派和右派政策的趋同。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到了要求探索新思维的时候了。

从公众的民意来看，撒切尔主义实行十年后，公众的意见，多数又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福利观，到1991年，坚定支持扩大公共服务的人数是支持减税的人数的七倍，认为撒切尔削弱工会的作用是滥用权力，1979年开始支持私有化10年后热情又减低了，新自由主义又失去了广泛的支持。凯恩斯主义没有完全结束。探索公共部门和私营经济部门能否更好地合作，不再被认为是对立的两极，它们之间可以进行国际和国内的竞争，也可以彼此合作。

资本主义在自由、民主和私有制的前提下，正如熊彼德在二十世纪初所预言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不断创造新的，破坏旧的，在这个过程中寻求更加有效的途径。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作为资本主义政党政治中的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与其他政党互相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前进做出贡献。这已经不是要改变资本主义，更不是要找出历史发展的另外的有别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途径。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情况，那些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想法只是对历史的无知，至于历史现在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将来还要发展到什么社会，这只能通过人类的实践去创造，是不可能用预言来判断和预言的。

 

五、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久加诺夫在总结苏东垮台的经验教训时，把它归结为三垄断，即“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其实这三垄断在马克思创建他的理论时就已经产生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就是三垄断的思想。马克思在研究1848年巴黎革命中第一次提出：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从这里就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实行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马克思的这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道德伦理等等在内的全面的专政的思想在他的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马克思所以把经济上的专政作为一个重点来论述，是因为经济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政治、思想、文化和道德伦理所有各个方面的专政。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武装斗争时虽然也说过，消灭了阶级和私有制以后，原来国家那一套复杂的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已经不需要了，国家的工作只不过挑选什么人来对生产进行监督和会计，但是当他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变为无产阶级社会，还需要一个把“前者变为后者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什么时候才能不再专政了呢，恩格斯认为，要到“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对人的统治”已不再需要，只剩下单纯“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只有到那个时期，国家就“自行消亡”了。这说明专政还是一个遥远无期的事情（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理论》）。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所期待的是在消灭了阶级和私有制以后出现一个越来越简单的仅仅是对生产进行监督和会计职能的国家机构，但实际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没有效率的官僚机构，列宁对此束手无策，不久列宁就病倒了。实际上，绝对集中的专制统治的政权中，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的巨大诱惑必然会造成对权力的无止境的追求，绝不仅仅是官僚主义，列宁曾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违背人的利益，人们也会把它推翻的，权力的斗争是永远不会终止的，即使权力已经属于一个人，为权力斗争还会继续，因为权力欲望是无限膨胀的，这在列宁、斯大林是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远远超过秦始皇，秦始皇只不过坑了四百多个儒，而现代的秦始皇坑的知识分子何止一百万，我国在宪法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一切人民”，但我国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切权力只能属于党，这种权力属性不但政治上，经济上是如此，实际上近亲繁殖、派系斗争，用人唯亲，垄断研究项目，干预过多。种种弊端同样侵入科学殿堂，阿克顿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实际还不止此，权力使人失去理性，绝对权力使人绝对失去理性，历史可以改变，慌言也可以变成真理，亩产粮食可以达到二十万手，一个从来不知什么叫炼钢的县也可以日产钢一万吨，于是共产主义立即实现，吃饭不要钱。哈耶克说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比在个人主义社会权力更大，事实上，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个人主义可以无限大，但也可以完全没有权力，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各个部门各级政权实现的，专政的权力越大，各个部门各级政权机构的权力也就越大，于是人民就更加无权化，人民被欺压、摊派、腐化各种弊病丛生，中央文件中所列举的只不过冰山一角，但是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恩却连篇累牍没完没了。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说在美国，没有看到人民向白宫感恩的，回国以后，看到的到处是一片感恩声，颇有点不习惯。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任务是配置资源，而在我们国家，国营经济已经垄断了市场，市场成为国营企业圈钱和权力者致富的工具。带头涨价的首先是国营企业。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是完全改变了西方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权力在民的政治理念，权力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权力在民，政府的建立，任务只在于建立规章制度，以及监督执行，保障社会秩序的实现等等一类的事务，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因此亚丹斯密把这样的政府说成是守夜人的政府，诺齐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说，政府所做的只不过是“征收一年费用”用来“保护人民”，“强制履行人民自愿签定的契约”。因此，主权在民的政府是一个小权力小政府（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反应在经济上，是一个人民负担很轻的政府，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在党，人民只能在党的率领下，党要人民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听从党的吩咐，于是党、政、团、青、妇、工等等数不清的庞大的党政机构建立起来了，这个机构到底有多大，党和政府自己也很难搞清楚，因为除了编制以外还有不在编的，除了财政支出的还有财政支出以外各级政府自行收费维持的。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列举了八大深层力量造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党和政府的机构，使纳税人的税费不断加重，难以负担，正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事无巨细都要听命于党中央，而党中央的政策和指示是依靠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政府机构去实现，管的事越多，机构就越大，设置的党和政府的层次越多，每添一件事，都要组织落实，设置新的机构，配备新的人员，于是一件事设立一个机构，增加工作人员，而且还要上下对口，到了下面，麻雀虽小，五藏俱全，管的事越多，权力越大，都希望自己的机构变成一个大机关，扩大机构，增加编制成为各级机构和各级政权的最大冲动，编制内不够，就增加编外人员，财政内不能开支，就凭权力任意摊派，增加额外收费，为了举办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各种协会，2007年全国建立了近130万个事业单位，近3000万职工，耗费的工资、办公费以及办公等等费用，不计机构的建设投资的支出，就达到1.28万亿元人民币，这还是周天勇教授所举的一个例子。我国党和政府机构的难以置信的庞大，在《纪念启蒙运动九十周年》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机关越多，财政外收费也多，人民的负担也更难以忍受。

马克思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发展速度，上个五年，增长的速度达到两位数，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致力于扩大基本建设，增加生产能力，加快发展速度，互相比速度已经成为风气，为了表现政绩，竞相实现城市的现代化，高楼群拔地而起，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别的城市有什么工业，我也要有。国有经济为主体，因此就必须加紧扩大主体工业，加快国有企业的建设规模，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能够挤进世界500强，所有这些所造成的就是生产能力越来越过剩，不能不由中央来发布命令，禁止再扩大。只要追求速度不停止，产能过剩就不可能停止。

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减少失业，增加就业，而我国追求的是速度，而且主要是依靠国有企业来实现速度的增长。但国有企业是缺乏效率的经济，前几年速度达到10%以上，今年保八，看起来还能超过，但是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真正能够发挥效率，创造利润和增加就业的是私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但是因为它不是主体，因此得不到发展。

我国人民的负担过重，除了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国有经济没有效率，投入多，产出少以外，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权力过大还造成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庞大的富豪阶层，富豪阶层崛起之快也是惊人的。《参考消息》登载法新社上海11日电，《福布斯》杂志在其网站发布的报告，截止今年11月中国前400名富豪的净资产从前一年的1750亿美元跃升到了314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值。

以上所说的政府开支的庞大，国有企业的产出少，投入多和一个富豪阶层的迅速崛起，财富从哪里来？一是股市，一是银行的大量存款，再一项是税收，所有这些来源不同的财富最终都是从老百姓的身上挖出来的。还有就是由于土地国有，各级地方从卖土地得来的钱，但是土地本身不能变成钱，卖土地得来的钱最后还是出在人民的身上。法新社所列《福布斯》的新闻，由于股市的急剧反弹，中国的高级富豪的总资产增加了1416亿美元，香港和上海的股指分别飙升56%和69%，富豪榜上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也从去年的24名上升到79名，这些富豪的原始积累大多是来自国有企业，还有就是来自银行的贷款。谁有能力能够从银行贷款呢？那当然是依靠权力。而银行贷款是哪里来的呢？是老百姓的血与汉。

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国经济时报》连续发表了周天勇教授经过两年的调查的三篇文章，在2009年11月16日登载的文章说，经过人大审查的我国的预算，2007年是51321.78亿元，2008年是61376.9亿元，没有包括预算外的其他收费，如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矿产开采权、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彩票收入等等。把预算外收入加进来，2007年是85223亿元，占当年GDP的32.87%，国际上公认的GDP的税率一般是18%到25%。可见我国财产收入是很重的。数字还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56.18%下降到2007年的42%，而政府经费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则从1995年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政府的收入没有包括各级官员的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而居民收入降低中也没有包括通过以各种灰色和黑色的方式减少部分在内。例如地方政府的强制性的非法摊派就没有包括在内，至于贪污腐化等等更无法计算。我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处于高增长的时候，造成的是国富民穷，一个富豪阶级的迅速升起，贫富差距的严重扩大。我国政府也多次要求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要求把从外向型经济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经济，虽然这个要求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但是就是转变不过来。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之所以改变不过来，原因是清楚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权力结构不能改变，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也就不可能改变。

应当说，我国实行外向型经济，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我国人民的庞大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但是我国的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依靠低工资，尤其是农民工的血汗工资的密集劳动加资源型的出口的方式赚来的，我国的庞大储蓄存款是人民为了住宅问题、医疗养老、子女教育费等等在微薄的收入中被迫节衣缩食积聚起来的，储蓄存款的利息本来就很低，过去还要扣去百分之二十的储蓄税。现在不扣了，但是仍然远远低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幅度，老百姓的血汗得来的微薄的存款还要不断缩水，但是13亿人口的储蓄存款仍然是巨大的，所有这些储蓄存款通过银行一旦成为银行的存款，既可以成为国有企业不断扩大和填补亏欠的资金来源，也成为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来源，使得这些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和依靠权力发起来的富豪们赚得满盆满钵，额手称庆，也可以成为富豪阶层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成为我国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来源。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是造富于人民，因为只有人民的富裕，能够有越来越大的消费能力，生产才能发展。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把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目标，实行一场消费革命，中产阶级迅速崛起，这是日本经济起飞的起点。西方也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50年代到70年代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飞快的黄金时期，但是也是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最快，贫富差距迅速缩小的时代，而正是这个时代为后福特主义的到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高速度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有论述。我国的经济从来是以高速度闻名于世界，但是我国恰好相反，出现的是劫贫造富，这是值得我们在体制改革上深思的。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我国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政治上逐步改变权力结构，使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得到逐步实现，为政府机构的缩小创造条件。在经济上取消国有经济特殊的垄断地位，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合理的税收制度，使国民经济的效率得以提高，为增加就业减少失业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把外向型经济改变为以内销为主的经济，真正实现民富国强。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权力属于人民是迟早要实现的，这是全人类的发展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住的。明智的办法，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有步骤地实现权力回归人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违反人性的，是迟早要消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