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喜来登大酒店兼职:谢志浩：杨小凯与茅于轼：平生风谊兼师友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研究，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我将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锺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秦晖、杨小凯、陈来、郑也夫等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而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江平、吴敬琏、厉以宁，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之间，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来说，第四代要大第五代20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接受了思想启蒙。

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是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

茅于轼的工科背景，首先就比较稀罕。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

茅于轼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先后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

茅于轼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

我们看到，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极强的自学能力和强烈的求知欲。当新中国培养的记者撰写与茅于轼相关的文章的时候，总是有十分奇特的感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认识到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我们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工程师是不会特别迷信的，所以，茅于轼很少在政治经济学里面浪费精力，不要说茅于轼，即使是民国时期一般的文科大学毕业生，实在没有办法，都可以成为很好的中学数学老师。

我们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中国研究李白最好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但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不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于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并最终在这一领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茅于轼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尽管处于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仍坚持学习“西方经济学”，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来说，这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则在于没有人可以交流切磋。不具有自学能力的我们，老是指望着老师教我们一招，如果毕业以后不再从事专业研究，很快就会将这些学识还给老师。

所以，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时，他的激动和喜悦，真是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杨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地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终于得以谋面。当时杨小凯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地互相介绍着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杨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资源配置这条路径？杨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杨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了茅于轼不小的启迪。杨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随之增加，分工应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杨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虽然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其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写出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杨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同时与其夫人小娟亦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看到茅于轼的回忆文字，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年底，杨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他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请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杨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的《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都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此后，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他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我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套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临近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研究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研究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统领之下的美国研究所，必定具备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当年的“土鳖”茅于轼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团参观访问，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茅于轼坐在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上，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杨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国人认为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杨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后，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研究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安顿下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杨小凯。痴迷学术但更忠于友谊的杨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望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

写到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其操守和品质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杨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

茅于轼离开美国前，还不忘到杨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杨小凯一家，曾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后，他们一起去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杨小凯，难得有这样休息的机会。杨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其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

带着杨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的学术资料，1987年茅于轼回国，之后7年里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去非洲两次。这样，茅于轼进行了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与《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我们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他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招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他通了电话。后来，茅于轼前往澳洲进行学术访问，两位老朋友又得以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杨小凯，结识了他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创办十几年来，它已经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而我以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就是茅于轼。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

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继续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杨小凯内心很是高兴。

杨小凯既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经济研究所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他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杨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杨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作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当时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地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他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杨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彰显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地误导或者说强化了当局的骄傲自满，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内地的情形。杨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

这个时候，杨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并被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

有人问茅于轼谁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杨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了极点。茅于轼知道杨小凯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于是他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杨小凯。但杨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日，杨小凯逝世，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看到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杨小凯英年早逝，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后来，茅于轼曾说：“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

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杨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演讲道：“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杨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力量和无限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