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扇子技巧:.戏说官场“潜规则”-2

某些领导职权多大，身边工作人员的权力就有多大，甚至是身边工作人员当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有的领导干部与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很不正常，彼此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相互影响，甚至为了各自的利益，丧失原则，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加上制度设计的缺失，对于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一直处于空白，对于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的监督制约亦是如此，他们盗用领导的权力资源大肆牟取私利，导致腐败的蔓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导司机犯罪也是领导权力腐败的受害者。

那么，领导司机何以如此“牛气”，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国情所致。我国目前尚处在“初级阶段”，距离法治国家、公民社会还有个建设过程，在“官本位”氛围依然较为浓重的状况下，人们普遍敬畏官员。领导司机与领导同出同入，到每个地方都得到特别关照，久而久之自我膨胀，颐指气使，俨然成为领导的化身或副手；你对领导司机不恭，说明你对领导不恭。敬畏官员者，必然兼其车夫。

二是疏于管束。领导干部一般比较忙，对于司机只知道“呼来唤去”，却极少对其教育。有的领导原本就认为管教司机与己无关，那是专门机构的事；而专门机构又因其是领导的贴身人而对其放任不管，于是领导司机便长期处于管理和约束的“真空”之中。一个缺乏管理和约束的人能不“眼睛长到头顶上”，胡作非为吗？

    三是领导私情使然。领导与其司机常年形影不离，难免会生出一些特殊的私人情感，当遇到领导不方便出面的事情，往往有司机出面搞定。有了特殊私情，“破例”、“越限”、“法外施恩”的特殊关照也就在所难免了，尤其是在人事安排任用方面。凡给领导开小车的，尤其是“一把手”的司机，只要不闯太大的祸，总会被赏个一官半职，有的还会平步青云，快速晋升到相当一级。

    四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司机是领导的影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少数领导干部作风不正，行为不端，其司机行为越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一名领导干部台上作秀，台下作孽，其部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必将是放肆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即使是犯了事也有领导顶着呢，怕啥。所以有人说，瞧见了领导司机的德性，领导的品行也就清楚一二了。说句唐突的话,凡是惧怕司机的领导干部,查查他的屁股下面,大都有不净之处。

    五是司机手中有“法宝”。串门子的领导四处腾挪，最离不开的是司机，再行踪诡秘的后台老板也需要人来把方向盘。领导自己在公车私用，出入不该出入的场所都有司机陪同，他们的所有行踪几乎都被司机知悉，因为他们搞不正之风和腐败的事实被司机掌握了，所以就不得不乖乖地受制于司机，不管司机的要求如何荒唐领导也要想方设法来满足他。

“属下好监管，同事好监督，垂范兼模范，廉明事业兴，人民权力为人民，莫用权力谋私利。宠亲纵权不可为，东窗事发终究己。”有此可见，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生病”，需要“吃药”的首先是领导。要革除领导司机的“牛气”，也应该首先“问责”领导。管好领导身边工作人员，从严要求，谨防他们胡作非为，也是执政的一个紧迫课题。决不能让他们打着领导旗号利用领导的权力或影响为所欲为，谋取利益，决不让“感情”、“人情”、“亲情”来替代原则，这既是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对自己政治生命的珍惜，更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负责。

“无权的时候别生气，有权的时候别客气”，“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如此言论，说明现实中有人摩拳擦掌，准备腐败；有人肆无忌惮，正在腐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谁能说反面的榜样就没有力量？你贪我也贪，不贪白不贪。“别人能弄，我也能弄，别人出不了事，我也出不了事”，山西临汾原公安局长邵建伟，为了防止告状，防止被查处，“我常看一些有关反腐败的案例报道，不是为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而是想了解他们是怎么贪的，怎么被查处的，为什么被查处？以提高自己反查处的能力。”

腐败具有传染性、示范性。“一把手”带头搞腐败，通常“二把手”、“三把手”也廉洁不到哪里去，否则会被当作异类淘汰出局。当头的吃喝无度，当下属的逮着机会，花起公款来也绝不会缩手缩脚。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

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胜焉。估计马德充当官帽批发商，也是从他的上司韩桂芝那里学来的，你靠卖官发家致富，我也可以仿效你的做法，回到我的一亩三分地里去照葫芦画瓢。

腐败分子落网常常带有偶发，无疑向腐败分子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侥而有幸，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就像不少被揪出来的腐败分子抱怨的那样：查到我了，只能怪自己的“运气不好”，并不认为“伸手必被捉”是必然的结果。尤其是目睹腐而不败、“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官场怪状，意志不坚定者想不腐败都难。

虽然我们天天在喊，要让老实人上，要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人上，要让有真才实学的人上，而在实际上，非特殊情况，真正的老实人，真正的善于科学发展的人，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很难升迁的。而那些名声不好，存在明显腐败劣迹的官员，却在官场上特别吃得开，特别行得通。那个一夫多妻书记，不是很明显的例证吗？

我国号称有世界上最科学的监督制度，有世界上最完美的监督体系，有最强大的监督手段，然而，这些制度，这些体系，这些手段，要么是滞后，要么是迟钝，要么是痴呆，要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么是究而不深，放虎归山，要么是背后的保护伞为其铺开官运亨通的路子，有些监督制度如群众监督等纯粹就是聋子的耳朵，说起来花好月好，做起来却一点也没有用。

贪官犯了法，总有说情者，总有开脱者，而中国的文化本身就沉淀着深厚的人情学和关系学。这还是次要的，关键的是，有些贪官的涉案金额都已经上亿了，可以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扬法威，然而，还是有许多贪官都能被法律网开一面，都能被法官以人为本地和谐下来。这不能不使人生出怀疑，到底是讲法律的尊严，还是讲贪官的人权？到底是贪官的命大，还是民间的怨大？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此类话往往只不过是拿它来吓唬吓唬胆小的贪官，要不4000多名贪官怎么能轻而易举地离“国”出走呢？“疏”而有“漏”，腐而不败的贪官必定是大有人在，实际上的“漏网之鱼”可以说是肯定不在少数。他们之所以成为贪官，可以说与我们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制度包括官员的升迁制度、监督制度、追究制度等，也就是说，官场特殊的生态环境成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这批大大小小的贪官群体！

要想改变如上现状，其实也很简单：如果十个贪官，九个被抓，还有一个惶惶不可终日，试看还有谁敢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近年来，干部“带病提拔” “边腐边升”等官场丑恶现象可谓司空见惯，甚至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词汇和尽人皆知的“潜规则”。有网友戏说：“干部越坏，升官越快。”尽管这话有些夸张，但是，“愈坏愈用”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现象。此类案例，媒体时有披露，大到“省部”级，小到“村官”级，均有涉及。

“带病提拔”、“边腐边升”，在日常生活已经并非个案。原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杨志达，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受贿２９５万元，另有２６０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而与他受贿相伴相随的职务却是一路升迁，从最初的一个路桥建设公司技术员，一直升到了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的位置；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因滥用职权和个人作风问题曾多次被群众举报。然而面对纷至沓来的举报信，自1995年起，这位贪官还不照样从省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升到了山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直到1999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此外，还有王怀忠、王昭耀、陈良宇之流，又何尝不是在边腐败边升迁中得以“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的。要说官衔职位，有几个人能敌？要论党纪国法，他们又不比谁知晓？可就是这些所谓的冠冕堂皇之人，在道道掩人耳目的耀眼光环和张张盘根错节的保护网络之下，肆意玩弄手中权术，才使党和人民的合法利益遭致了重大损失。

         当一些贪官落马后，人们不由得惊叹：天啊，原来他早已腐败透顶了，而且还是边腐边升呢！那么，那些贪官何以能够边腐边升呢？笔者认为其不外乎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监督缺失。官员及其权力缺失监督由来已久，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难度很大，有关方面对“一把手”不能监督、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去监督，几乎处于“无监督”状态，“一把手腐败率高”，与“一把手”难监督、缺失监督有着很大关系。

失去监督的官员、失去监督的权力，也就难免滋生腐败了；按照党对干部管理的条例，官员在工作调动和职务发生变化时，上级主管的财务审计部门和组织部门都应该对其进行审计和考察。然而，从查处的贪官贪污、挪用公款犯罪的事实来看，上级财务审计部门的工作显得苍白无力，导致其“边腐边升”。    

二、制度虚设。“边腐边升”现象的存在，除了腐败分子善于伪装，也反映了我们在用人管人问题上的制度监管严重不力。对于反腐倡廉，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廉洁自律承诺制度、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重大事项定期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诫勉谈话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任期审计制度等等。但是，这些好制度一到实际生活中，却常常不执行、不落实、不检查，成为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的形式主义。当制度被软化虚置时，所谓“制度反腐”就成为一句空话，“边腐边升”也就难以避免。

三、考察失察。一些官员能够边腐边升，人们不能不问：是怎么考察的？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官场上的事情，复杂、微妙得很，是有潜规则的，腐败分子不仅善于装廉，把自身包装得人模狗样的，而且还会作秀，又形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加大了反腐败难度。由于作案时间长，不被及时查处，作案者往往滋长了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只有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才能制止犯罪。一些事情是不便考察、不好考察、不能考察的，不能太认真了，考察只是做官样文章，走走过场，履行一下程序而已。如此这般，对官员升迁考察失察，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群众监督缺位。这既表现在官员及其权力行为缺乏应有的透明度，群众难以行使监督权，又表现在往往忽视了群众监督，往往将群众反映不当回事，个别部门无意对举报人进行保密，不注意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甚至还出现过被举报者对举报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一些群众不愿“多事”、不愿“惹事”，以致大多群众对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愿通过一定的渠道去反映，怕给自己招灾惹祸，怕没逮着狐狸惹一身骚，没吃着羊肉惹一身膻气！从而仅止于发发牢骚和泄泄私愤……

清正廉洁、德才兼备是干部被提拔使用的当然条件。我们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是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我们党最根本的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我们党使用干部的“显规则”。

　　然而， “显规则”有时敌不过“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就是跑官买官。所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就是这个道理。那些原本不跑不送的也被逼无奈，渐渐卷入不正之风，从腐败的抵制者转化为腐败的默认者，甚至追随者、推动者，从而使一个地方的风气越来越坏。

“边腐边升”怪现象的存在，与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热衷于拉宗派、立“山头”、搞人身依附有着密切关系。

　　一些领导为了个人的利益，置党纪国法和原则于不顾。在他们眼里，只要是亲信，明知“大病”缠身，也依然扶其上岗。一些领导干部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拉帮结派，你的人、我的人、他的人界限分明。是我的人，在我的线上，不管品德怎样、水平高低、能力强弱、业绩好坏，都要想尽办法予以提拔；不是我的人，不在我的线上，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竭尽所能加以压制。用人标准的严重错位，使得不少已经患“病”的人被强行提拔到了领导岗位，可以想见，这样的“病患者”“病情”发作是早晚的事。

　　对于“带病上岗”和“边腐边升”问题，中央当然已早有察觉。因此，近年来加大力度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尤其在推荐干部工作中，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注重群众公论，多数人不拥护的干部不能确定为考察对象。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组织上也想全面了解干部的真实情况，但在组织上派人来考察干部时，很难听到真话实话。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干部考察成了“走过场”的一种形式和程序。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基于多方面考虑，至少有以下三种因素：

　　一是不敢说，怕得罪人。许多基层同志清楚即将被提拔的人与主要领导关系很“铁”，说了真话后，很快会传到人家耳朵里。因而，担心遭到报复，不敢说真话。更有个别单位领导或被考察人在考察之前通过各种方式对群众进行提醒、暗示，左右群众的意志，使一些群众迫于领导压力和情面不敢讲真话。 

　　二是不愿说，说了不管用。有人认为组织上用不用谁早已内定，考察只是走形式，因而什么也不愿说。还有人认为，谁当官与自己无关，何况自己一个平头百姓，说了也白说，弄不好还会引火烧身。于是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

　　三是不能说，不说好话不利自己进步。这是一种更为奇怪但又客观存在的心理。有的人明明与被考察人有意见，也知道这个人问题多、不能用，但当组织上派人来考察时，他不但不说坏话，还一味地尽说好话。之所以这样做，一种原因是因为他本人也要求进步，如果这个有问题的人被提拔或调走之后，他自己就增加了被提拔的机会。相反，如果说了真话，

这人就会挡住自己的去路，因而不得不说好话。另一种原因就是，被考察的干部平时表现差，影响很坏，群众恨之入骨但又奈何他不得，只好寄希望于他升迁，以便把“瘟神”早日送出。

除了有的群众不愿意说真话，使组织上不能及时了解真相外，再一个原因就是被提拔者本人的“演技”好。有的干部尽管在多年前就很腐败，而且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但就其工作业绩、平时的工作形象而言，却并非“一团糟”，甚至给人一种很能干、很敬业、很清廉的错觉。这种“两面人”干部，为组织上考察干部增添了许多难度。

　　确实，许多被查处前的腐败分子大都披着冠冕堂皇的外衣，精心编制假象来隐瞒真情，极善伪装，不易被发现。如宝鸡市公安局原局长范太民拒贿慷慨激昂，常脚穿解放鞋、肩背绿挎包，赢得“挎包局长”的美称，私下却大量受贿；兰钢原总经理张斌昌一边贪污巨款，一边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和工人在大食堂吃饭，与工人一起汗流浃背劳动，被兰钢人称作是“比清官还要清”的领导干部，蒙蔽了群众很多年。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重庆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并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采访时曾说，“一想到广西还有７００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颇让人感动。谁会想到，他是一个受贿４０００多万元的罪人呢！群众对这类人的讽刺一针见血，说他们是“台上的孔繁森，台下的王宝森”。

　　除了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外，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政府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以及人大、政协监督，舆论监督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监督体系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此外，群众的举报、反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部门掌握的“污点”和线索甚至会被轻轻抹去，从而使许多无德者爬上高位。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被扳倒后，一位知情者说：“对王怀忠的反映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百姓检举的材料早就成麻袋了。”但群众越是反映，王怀忠的仕途越是顺利，升迁的速度越快。从县委书记、阜阳地委副书记到安徽省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就升一级。为此，王怀忠曾得意地说：“告我又怎么样？查我一次，我升一级。”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也是一位典型的“边腐边升”干部，１９９５年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因嫖娼被北京警方抓住把柄。其后，针对他的举报从未中断。在其担任太原市委书记的时候，关于其经济问题的举报信也纷至沓来。但侯伍杰官位却岿然不动，直至在省委副书记任上时因窝案串案的牵连而被立案查处。

　　再拿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来说，早在１３年前他在聊城挂职时就有人举报其包养情妇等问题，“

　　组织上不掌握的问题很难发现，掌握的问题又未被重视。在这样的用人氛围下，我们的监督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么？当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监督机构要想有效监督，可谓难上加难。甚至在个别地方和部门，监督机构简直形同虚设。

　　当腐败案件暴露出的贪官早在许多年前就劣迹斑斑但“边腐边升”时，除了埋怨组织部门用人失察外，有人还责怪纪检监察机关查案不力，没有将腐败分子及时揪出来。其实，组织部门也好，纪检监察机关也好，都是凡人，都没有“火眼金睛”。组织部门考察干部时很难听到真话、了解到实情；而纪检监察机关呢，在查案时也不能“听风就是雨”，立案查案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加上现在对采取“两规”措施的要求越来越高，必须慎之又慎。与腐败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相比，我们查办案件还缺乏更多及时和有效的手段。

　　出现“带病上岗”、“边腐边升”等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到底，在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还不完善，有些管用的制度没有真正坚持，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总之，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要树立注重品行的导向，注重选拔政治坚定、原则性强、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要树立群众公认的导向，注重选拔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能为人民造福、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褒奖那些贡献突出的干部，支持那些一身正气的干部，鼓励那些老实干事的干部，鞭策那些相形见绌的干部，教育那些跟风行事的干部，约束那些投机钻营的干部，惩处那些贪污腐败的干部，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带病上岗”和“边腐边升”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升迁职位最高：——陈良宇。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涉嫌挪用上海社保基金、违规审批项目及玩弄女性等严重罪行，于2006年7月26日被“双开”。2007年7月，被中央罢免了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开除了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据中纪委调查，陈自1987年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委副书记、区长时就开始违法乱纪。然而在十几年来，他却官运亨通，一路绿灯从区长升迁到了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是继陈希同落马后又一位挂有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直辖市高级领导干部，其罪恶之深，令人发指。多亏这匹“害群之马”落马了，否则不知还要糟蹋和破坏国家与人民多少利益？“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千钧棒指，法不阿贵，陈良宇案又一次让百姓看到了中央铁腕治腐的信心和决心。

　　到任时间最短：——秦裕。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2007年9月25日涉嫌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秦不服，但上诉后被驳回。人称“上海第一秘”的秦裕，由于一直追随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而其“传奇”经历颇受社会关注。据法院认定：1998年至2006年，秦在担任办公厅秘书、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贿赂680余万元。然在2006年7月6日至25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秦某竟如坐直升机般从调任的宝山区委副书记位置，升迁为宝山区代理区长、区长，其职务升迁速度令人难以置信。好在上海社保案发，上任仅一个月就被“拿下”。“一个月区长”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的荒诞之路，值得人们深思！

　　职务晋升最“背”：——韩国璋。原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韩国璋，早年当过秘书，“笔杆子”出身，获“行事低调”评价。韩官至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时已身兼两大要职：一是上海电气股份公司执行董事，二是上海电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2007年8月4日，上海电气集团准备在当日宣布其晋升令，提升他为集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然而仅差两天，就被中纪委“双规”。9月23日，因受贿600余万元被长春市中院判处无期徒刑。本来新官即将上任，可任命文件还没来得及正式宣布，人就出事了。韩国璋这位大贪官，比起以往查处的“边腐边升”官员，确实是有点最“背”的一位。不过百姓高兴呀！要是这条蛀虫升迁得逞，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民的血汗钱将被吞噬？

　　举报时间最长：——庞家钰。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1997年至1999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贿赂48万元。此后，又违规批建项目、搞不正当两性关系等，2006年5月被中纪委调查，2007年2月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庞家钰是建国以来陕西省第一位落马的副省级高官，由于受贿、渎职和乱搞两性不正当关系，百姓怨声载道。可就是这位经常被举报信“砸来砸去”的贪官，群众举报了九年也没能挡住其升迁之路，竟在2003年1月被从宝鸡市人大主任职务提升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腐败案是典型的带“病”提拔和“边腐边升”案例，其九年告而不倒的惊人“毅力”，更是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单次受贿最多：——胡星。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2004年底前曾任昆明市规划局长、昆明市副市长。2007年1月，因其接班人、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落马被揭发。胡星人称“城建巨贪”，其与原昆明市规划局两任局长的“前腐后继”更是耐人寻味：胡的前任局长李德昭，因受贿在退休三年后被判处无期徒刑；胡的继任者曾华接班不到两年，也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前有“腐”，后有“继”，这位胡局长自然不会逊色。在任规划局长以来，不但包养情妇，而且还先后收受贿款四千余万元。其中有一次受贿港币就多达1000万元、人民币500万元，被媒体称为创下中国官员单次受贿最高金额纪录的贪官。边腐败边升迁，胡星罪恶滔天，掉入万劫不复深渊是必然的。

　　包养情妇最久：——段义和。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段义和，长期包养情妇，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169万余元。2007年7月9日，因不满情妇柳海平提出的要求，指使和制造了济南“7·9”爆炸案，当场炸死柳，并致伤行人两名。9月5日，经高院核准被执行死刑。据指控：段包养情妇的劣迹始于13年前。1994年，段到聊城地区挂职地委副书记，原本两年，但由于与女服务员的肮脏罪行暴露，被上级“谈话”提前结束了挂职锻炼。可这一切并没有让段警醒，反而变本加厉，把那名女服务员包养成了情妇。然就在与情妇感情“与日俱增”的同时，段的官职也在不断“与时俱进”。1997年不但调任为济南市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长，2001年还被升任为济南市人大主任、党组书记，成为副省级官员。利用职权受贿，包养情妇长达13年之久，而且仕途飞黄腾达，如此“边腐边色边升”本领，怎不叫人刮目相看？

　　温情消费最“牛”：——何闽旭。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曾任浙江省丽水地委书记，安徽省池州市委书记等，2005年6月升任现职。2007年6月，因涉嫌在1991年至2006年间受贿840余万元被中纪委“双规”。法院指控，何涉嫌三宗罪

：渎职、经济问题和乱搞不正当两性关系。每一宗罪都“创举”惊人。2002年，一池州荔枝园酒店老板娘与何“相好”，很快就当上了市人大代表和餐饮协会副主席。后为了巴结何，该老板娘又找来几个“俄罗斯女孩”(事后经查，那些女人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我国某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为其服务，没想到何一出手竟就给了一个假洋妞5万元的“小费”，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自嘲，这是为了“不让外国女人看不起自己”。连嫖娼都想到了“不能丢了中国人的脸”，如此荒谬无知的温情消费，真是史上最“牛”啊！

　　柔情蜜意最“痴”：——董苏皖。安徽省投资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董苏皖(正厅级)，在担任安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总经理和省外经贸委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索贿、受贿400万元，2007年7月，被合肥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董是在安徽投资集团副总经理职位上落马的，但到集团任职实际不过三个月。据查，董非法收受的数百万巨款，除“借”给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30万元外，有200多万元用在了给情人购房、投资和陪情人游玩开销上。“我养了一个情人，开销很大”——作为董的最大嗜好，贪点贿点，实在不足为奇。笔者只是惊疑，受贿超过半数的钱竟然全都用在了同一个情妇身上，这般柔情蜜意的“痴迷”劲头，倒是以往贪官中少见。但是，再痴情干的毕竟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谁无视党纪国法，终究是会让谁付出惨重代价的。

-----讲真话的没人听，想听真话没人讲

讲真话、听真话是各级政府作出正确、及时决策的重要保证。但是，现实社会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不讲真话、不听真话的现象。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在汇报当地经济发展时罗列了一大堆数字，这里面有不少都是虚报浮夸。比如说招商引资，半年引进数亿，引进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N家，其实呢？真正入驻该地区的企业能有多少呢？这个数字的背后是相互间的盲目攀比，因为别人上报了，自己不能拉在最后，没有的也要捏造一些报上去，否则就要挨批。

    某省开展行风评议，因为去年在上报行风评议调查时，某市没有把好关，没有详细交代被调查人怎么回答，被调查人如实做了一回老实人，结果该市在全省排名倒数第一。了解到了相关情况之后，该市痛下决心，在各种不同的大会上明确提出：实行机关干部包单位、包个人的方式，每个人包几个，确保人人过关，以便应付上级的抽查。所谓的人人过关就是要在被省纠风办询问时，好的一定要说非常满意，差的一定要说不存在。谁出了问题找谁的麻烦，罚谁的款。

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一些当今社会流行的短信：“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温总理在听到这句民谣式的短信之后，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尖锐的指出：有些部门职责不清，办事效率低，奢侈浪费；一些地方、部门和少数工作人员还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失职渎职，甚至滥用权力，贪污腐败。

这条民谣式的短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官场的现状，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讲真话，不反应真实情况，所谓的政绩就是在数字上做文章。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地方存在，是官场一贯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知肚明，谁老老实实报数字谁吃亏，他在任期间就没有政绩，也将得不到提升。

在不讲真话的潜规则下，愿意讲真话者没有人听，愿意听真话者没有人讲。官员们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政绩和提拔，考虑的是如果不虚报浮夸，如果不好大喜功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就有可能排名末位被淘汰。在这种指导思想的驱使下，要让官员们讲真话，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周恩来同志曾指出，要大家讲真话，首先领导要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要听到真话，关键在于善不善于听真话，敢不敢于听真话，能不能够带头说真话。

听真话，最要紧的是要有开阔的胸襟。要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子，直面群众的“牢骚”，甚至于“骂声”。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对听到的关系群众冷暖疾苦的问题，漠不关心，甚而为了自己升迁，搞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仅会严重伤害群众说真话的积极性，也会损害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情。

要听到真话，就要深入到基层一线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办法在一线产生，矛盾在一线解决，感情在一线融洽。要有“听而辨之”的能力，在“话”中听出真情、听出实情。要把群众说的真话、提的意见，作为制定决策的参考、形成制度的依据，只要各级干部喜欢听真话，带头讲真话，大力倡导和营造讲真话的氛围，群众才会对你讲真话，干部才能听到更多的真话。

----关于“讲真话”的心里话

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什么情况都是领导讲了算，不管错和对；有的领导喜欢听好听话，对于说真话者总是“另眼相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的人一举一动都是看领导的眼色,根据领导的好恶决定说什么话。哪里的领导干部不较真，不喜欢听真话，哪里的官场风气必然不正。

我们经常在新闻媒体中看到这种现象：一些上级领导，到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时，上级领导被地方领导根据事先安排好的“线路图”前呼后拥的牵着鼻子走，有的地方甚至还请了“群众演员”出场，结果往往“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真话被隔离了，真实的民意甚至还被打了水漂。

到基层调研时，常常有领导干部抱怨听不到真话。究其原因，根子往往出于自己身上。你真心诚意地听真话，肯定就有人向你讲真话。你有意无意地肯定了假话，就是拒绝自己能听到真话。

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听真话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央和地方都制定了关于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时间、内容等制度规定。但贯彻落实情况很不平衡，有的地方还真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喊在嘴上”。要听真话，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真正把调查研究当作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改革开放之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上世纪90年代，当姓社姓资的争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篇章。讲真话是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从讲真话开始，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理。

要正确对待真话。领导干部要鼓励、支持基层群众讲真话、说实情，尤其是反映工作中的问题，应营造一种民主的氛围。要保护讲真话的积极性，即使有些问题反映得不够准确、全面、客观，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认真对待。绝不能将讲真话者视为“另类”，甚至耿耿于怀、打击报复，使得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不愿讲真话。

要善于挖掘真话。如今信息社会，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都成为领导干部了解基层情况、掌握社情民意的有效途径。不管多少途径，惟有贴近群众,才能听到更多的真话。

要让领导干部听到更多真话，光靠主观寄望于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不够的，关键是依靠科学的制度设置。如果在体制机制建设上下功夫，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约和考核奖惩机制；如果我们的制度能够抑制领导个人好恶在实际权力中的作用，能够及时惩治那些讲假话、讲大话的官员，追究说假话、听假话具体责任者的相关责任，及时剥夺他们靠假话得到的利益，讲真话就会形成风气，讲假话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讲假话的人也会越来越少，听到的真话自然就越来越多。

真话是为民谋利的话，怎样才能听到真话，或者听到更多的真话，其实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平常，但在实际上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重要课题。

---- 有关说“真话”的一些问题解答

领导干部能不能听到真话，这个问题蕴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即听者和说者的问题。要为说真话制造环境，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讲真话的人吃亏太多，讲假话的人受益太多。当民主被“架空”成为虚置的流程，真话如何能有生存的土壤呢?

领导干部如果做表面文章、官僚主义，甚至给说真话者“穿小鞋”，不能做到从善如流，自然难听到真话。归根结底，领导干部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确实难听到真话。加强对一把手的民主监督也就成为不能不再次提及的话题。

哪些因素会在最大程度上阻碍人们说真话？

1、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

2、特定的利益关系

3、特定的社会地位

4、面子情结作怪

领导干部有时不能听到真话的主要原因？

1、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或不善听真话

2、官场“潜规则”，上行下效

3、讲真话的成本大于收益

领导干部在哪些情况下较难听到真话？

1、调研考察走形式、不深不实

2、给说真话者穿“小鞋”

3、囿于个人的“小圈子”，与群众貌合神离

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更难听到真话？

1、集权式的领导干部

2、不讲真话的领导干部

3、作风虚浮的领导干部

4、刚愎自用的领导干部

5、思想落后的领导干部

靠什么保证领导干部听到真话？

1、从法制、机制设计上保证鼓励保护讲真话的权利

2、改变惟上的干部考核机制

3、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4、建立深入调查研究的硬性机制　　

领导干部真正能听到真话的有效渠道和手段有哪些？

1、调查研究打破常规

2、微服私访

3、网络民意

4、维护举报人权益

5、内部参考

----反腐败应从制度建设着手

贪官被查处果然是大快人心。然而，“带病提拔”、“边腐边升”又是谁的责任？又是什么才使他们“边腐边升”的？为什么没有更高一级的官员为此承担责任？他们又是怎么考察干部的？背地里是否有什么交易？政府为什么不追究相关组织部门和相关领导人的责任呢？

一些干部被“带病”提拔，乃至“边腐边升”，大都与地方“一把手”没有坚持用人的原则和标准有关；与地方“一把手”没有民主作风，喜欢搞“一言堂”有关，致使党委的议事制度、用人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一些官员并非是“天生的贪官”，当自己官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大时，醉心于权力、地位带来的快感与满足，不再自我约束了，私欲、贪欲冒出来了，放纵自己了；以致贪图享受，腐化堕落。那些贪官一个个边升边腐，追求享受，追求感官刺激，精神堕落，生活糜烂，台面上人模人样，暗地里丑陋不堪，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权力“改制”了，甚至公权也“变”了“性”。

一些官员傍大款、傍老板，或“出租”权力，或入“权力股”，或“放权力高利贷”，或与商人“权力与资本合资经营”，以达到“共同发财”的“双赢”目的，真可谓行贿受贿，升官发财。一方面行贿以求打通关节，以求“通关”升官；另一方面又是不愿做“亏本生意”和“赔本买卖”，要千百倍无数倍地捞回来赚回来，便索性大肆受贿。于是，行贿受贿便成为官场上一些贪官的“恶性循环”。许多犯罪贪官从小官到大官，从小贪到大贪，从犯小罪到犯大罪，几乎一气呵成，这又几乎成为一些贪官的“腐败规律”。

贪官之所以能够“做大”、之所以能够“一路腐来一路升”，主要在于选人用人上缺少民主作风以及监督管理不到位。（明）郭允祀在《官箴》里如是说：吏不畏吾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反腐败应从制度建设上下手：

1、尽快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了它，百姓监督就有了定量的标准；

2、官员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要严肃查处；

3、加强舆论对官员的监督，让其说话做事都要考虑再三，不敢胡来；

4、对干部的升、降、任用、处理，除领导外，必须有群众实在地参与，一定要破除在职者只要把上级搞定，不管群众意见多大都能“边腐边升”的恶习，群众通不过的干部应一票否决；

5、定期对领导干部实行无记名民意测验，可考虑3个月一次。

6、凡生活作风腐化，道德不良者，应先免职，再议其他。

“干部选得准不准，先让群众审一审”，干部政绩如何，经济上有没有问题，其实只有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

因此，我们在选人用人上应扩大民主范围，充分尊重基层群众的意见，多走群众路线，畅通社会公众意志的表达渠道，通过采取自下而上的推荐方式来避免在提拔干部时少数人说了算的坏作风，同时以此来防止跑官要官、卖官买官等腐败行为。

总之，要通过一系列强有力举措和手段，坚决给那些既生活贪婪腐化，又想独掌大权的不法犯罪分子以无作案之机及藏身之地。只有腐败堕落分子无所遁行了，各类换届选举才能确保公正、民主和廉洁，各项选贤任能机制才能确保顺利、有效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