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降温通风设备:公共领域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 主题文章阅读 [讨论区:History] [本篇全文] [回复本文] [本篇作者:vonhabsburg] [本篇人气: 135] 0 发信人:vonhabsburg (À la Volonté du Peuple),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中国史视野中的“公共领域”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Fri May 13 08:46:01 2011) 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nHabermas)是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1961年提 交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系统地勾画了一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bourgeoispublicsphere)的理想范型。但这本书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学界过多的重视，直至 1989年，苏联和东欧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纷争、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这被哈贝马斯称为“追 补革命”)时，人们才深刻地意识到公共领域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针对性，随即在全球范 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公”与“私”的大讨论。1999年，随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 书被译成中文，公共领域理论立即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关注，该书也被称为“第一部在 汉语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并被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的哈贝马斯著作”。本文将考察的重点集 中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史研究领域，探讨在该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公共领域”的理论阐释 虽然哈贝马斯使公共领域理论具有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力，但最早发掘并系统阐释这 一概念的却是德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阿伦特的青年时代恰逢纳粹 在德国的极权统治，作为犹太人，她曾一度遭受迫害。正是这种经历，促使她毕生致力于 研究公共自由和人的处境，公共领域的概念正是基于这种关怀而形成。在其看来，人们必 须要开辟并捍卫一个公共领域，这个领域使人们能够超脱“幽暗的”私人生活和纯粹为生 存而展开的活动，使一个人的行动和言辞为他人所看见和听见。 与阿伦特相比，哈贝马斯更加强调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他将这个公共领域的 成熟形态置于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在这一时期，一个在政治上独立并拥有 经济实力的市民阶层已经形成。他们没有政治权力，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宴会、沙龙、咖啡 馆、报刊等渠道对于文学、艺术进行评论和鉴赏，形成“文学公共领域”。随着公众的日 益成熟，这种公开讨论逐渐转移到对公共权力的批判，从而形成了“政治公共领域”。 虽然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呈现了各不相同的“公共领域”图景，但他们的内在关怀却颇有相 通之处： 首先，他们都强调公共领域的建构从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阿伦特所倡导 的公共生活就是要突破“一己的个别体验的主观性”；哈贝马斯所追溯的“资产阶级公共 领域”，每一步都是通过“公开讨论”、“批判”、“公共意见”、“公众舆论”实现的 。在他看来，“只要公共性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作为一种原则而发挥作用，那么公众 的自我想象和个体行为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第二，他们都坚信理想形态的公共领域应该具有超然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活动之外的独立性 格。阿伦特认为近代社会一旦产生就使人们陷入“只有为生存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 关系”，于是多样化的行动和言辞，以及追求永恒的公共关怀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而哈 贝马斯也用大量的篇幅论证，现代福利国家如何利用政治权力和经济干预挤压和侵占资产 阶级公共领域的生存空间。 第三、他们都怀抱着对社会正义和公共自由的诉求，而公共领域独立和批判的性格，正是 针对着现实生活中极权的统治、个性的丧失、文化的失堕以及合法性的缺损。 “公共领域”的理论原型大致如此，在本文的下一个部分，我们将看到这一概念在中国的 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 二、“公共领域”——中国史研究的新线索 最早将“公共领域”概念用于中国史研究的是萧邦齐(R.KeithSehoppa)。在1982年出版的 《政治变迁与中国精英：二十世纪初期浙江省的例子》一书中，他探讨了在清末民初的浙 江省，以商人、商会和民间自愿团体为主的“地方精英”(localelite)，怎样通过咨政、 教育、防卫、慈善等公共事务，逐步分享地方社会的管理权。得出的结论是：在20世纪初 的浙江省内，核心区的制度化进程相对较快，形成了类似于公共领域的机制。 1986年，玛丽·兰金(MaryB.Rankin)的著作《精英动员与中国的政治转型：1865－1911年 的浙江省》正式出版。这部著作更加关注“社会精英”行为的“体制化”倾向，即他们所 从事的慈善事业、爱国运动、教育事业、保路运动等是在争取短期政治目标的同时，不断 调整与国家的权力边界，促成一种新的政治运作方式。作者进而概括了“公共领域”在这 一历史时段的特定含义：即“对于一些社会和政府共同重视的事务，进行制度化的、超官 僚化的管理。这种管理既不同于完全的官府治理，也不同于任何不能完全等同于社区的个 人、家庭、宗教、商业、组织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威廉(WilliamT.Rowe)关于清代汉口的两部著作，则从一个商业城市 的运作中寻找公共领域存在和发展的线索。通过对贸易、金融、同乡团体、行会、公共事 业、社团组织、社会冲突、治安控制等各个方面的考察，作者认为：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 的汉口，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行会为中心的、实质层面上的市政管理机构”，“官僚机器 在汉口实际进行的所有官方与半官方行动中的作用已大幅度降低”。 1989年，大卫·斯特朗(DavidStrand)的《北京人力车：1920年代的城市民众与政治》问世 。与上述关注社会精英的研究不同，这部著作则聚焦于那些“生活在伟人的阴影中的、普 通的、默默无闻的人们”，包括人力车夫、警察、商会、普通市民、民间团体等等，在这 些人群的冲突、协调、合作、竞争中，民国北京城的“公共领域”图景逐渐浮现出来。 上述几部著作研究的时段从18世纪末延伸到20世纪初，研究的对象包括士绅、商人、知识 分子、社会团体以及形形色色的基层民众，研究的地域跨越江南、华中和华北，基本上确 定了“公共领域”范式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但也随即在中外学界引起了一 场关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否适合于中国研究的大讨论。时至今日这场论战仍 然未见分晓，但是将“公共领域”理论用于中国研究的新一轮尝试却很快就开始了。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内外学者运用“公共领域”理论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大约可以分为两 类： 一类是致力于考察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公共领域的一般特征，从而引申出一些各具特色的 发展类型。如果将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包含在内，目前已经比较清晰的有四个类型，分别 为：“江南型”、“长江上游型”、“汉口型”和“上海型”。 “江南型”公共领域产生于太平天国起事之后的江南地区，这个地区历来经济繁荣、文化 发达，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公共领域兴起的过程中，从事贸 易与近代工业的绅商日益增加并起了主导作用。由于财力雄厚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接 受较多外来的影响，这一地区公共领域中的新生机制和现象层出不穷，而且逐渐体现出与 国家权力相对抗的倾向。 “长江上游型”公共领域以重庆和成都为代表，这个公共领域产生于一个地理位置比较偏 僻、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封闭、与国内和国际市场联系比较有限的地区。该地区公共领域的 主导者是地方士绅，他们的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都比较有限，因此更倾向于与国家权力之间 的合作，国家机构的强化和公共领域的发展同步展开。 “汉口型”公共领域产生于一个商业贸易高度发达的流通枢纽城市，这个城市兴起较晚、 移民众多，在行政管理上尚不完善，于是行会联盟便成为这一公共领域的灵魂，全面地介 入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务，官方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挤压 。 “上海型”公共领域跨越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而言，它以民族 国家的构建和社会变革为契机，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核心，以报纸、学会和学校为主要 表达渠道，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无法在社会制度内部获得稳定的体制化和合法性；从现实 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而言，它由民间社团执行公共职能，这些社团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善会、 善堂，同时又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既体现出传统性又体现出近代性。 近年来，“公共领域”研究的另一个取向是：选取特定的研究单位，进行分解式的专题研 究。涉及的内容包括大众传媒、民间社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商会研究)、知识分子、士 绅、司法实践、教育机构、文学、新型职业群体等。这些研究最终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一个 大致相同的结论：即至晚从清代末期开始，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权力场域，它既不 完全受控于国家权力，也不完全受控于某个私人或某种民间力量，它是“公”和“私”两 种利益主体进行博弈、协商和调适的一个空间。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公共领域”这样一种非常“西方”的话语方式，极易在从事中国研 究的学者心中产生隔阂之感，即使是借用“公共领域”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也往往会反复 强调自己“和而不同”的立场。但依笔者之见，对于理论适应性的探讨固然重要，可是如 果不首先检视我们关注这个理论的前提，这种探讨可能反而会加剧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之 间的分裂。因为如果缺乏对于研究对象的解释力，或者不能在某种程度上与研究者的诉求 相契合，这种理论不大可能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一种什么样 的契机之下，“公共领域”理论进入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 三、“公共领域”的理论魅力 目前，在将“公共领域”用于中国研究方面，中国学界与欧美学界已有诸多共识。但他们 最初关注这一理论，却是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 前人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汉学的“公共领域”转向已经有了较清晰的阐释。卜正民( TimothyBrook)认为，这种转向意味着对一种西方世界由来已久的传统的反动，这种传统肇 始于黑格尔，在马克思和韦伯那里得到了系统的阐发。总的说来，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 停滞不前”的文明，在政治上独裁专制，经济上缺乏创造性。柯文(PaulCohen)也循着同一 条思路，追溯了从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主导美国的汉学研究的三种模式：费正清所开 辟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传统－现代”模 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以及将中国一切变化归咎于列强入侵的“帝国主义”模 式(imperialismmodel)，这些研究范式实际上都可以视为对“黑格尔传统”更细致的发挥 。正是这种“彼岸世界”式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起了许多研究者反思：中国是否 真的是一个“停滞的文明”?是否有可能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其变迁的动力?而当时许多研 究者也注意到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由民间和官方共同承担 的、公开的、涉及大众福祉的事业，国家和社会之间出现了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和新的关 系。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公共领域”的概念便被逐渐被引入了中国史研究。 中国学界与“公共领域”的相遇也存在着一段长长的伏笔。实际上，在“公共领域”理论 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之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已经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贯穿于中国史研 究之中。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真正地为中国史家所关注，肇端于20世纪初的 “史界革命”。梁启超曾痛陈传统史学的四大缺点，首当其冲的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 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里的“国家”即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群体 ”则可以理解为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要 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的问题、秦 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中国历史上 的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怎样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因此虽然这一次论战以参战各方各执己见 而告终，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然成为一个为学界所共同接受的问题意识。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 的历史学研究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却始终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其关注的重点 ，当时享誉史坛的“五朵金花”，实际上都是上连国家，下接社会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农 民战争史的研究，更是紧密地衔接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维度。王学典指出：“以农民战争 为轴心的集中研究不仅使学者们在宗教、宗族、人口诸方面收集、整理、积累了下层民众 的各种材料，为今天对下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更大的价值在于使中国史 学界的目光聚焦于民间社会，构成了今日社会史、民间史复兴的内在理路。”正是在一定 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不绝如缕的学术史脉络，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史复兴之中，“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虽然在这一系列论著中，大多没有明 确标榜“公共领域”理论，但其切入问题的思路和得出的结论，却与本文上一节中所提到 的研究成果有颇多的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史研究来说，“公共领域”理论并不是一种强行楔人的“西方话语” 。对于以严肃的态度借鉴这一理论的中国学者来说，与其说是被动地接受了这一理论，不 如说是在学术内在理路的牵引之下选择了这一理论。 “公共领域”理论的吸引力还在于它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更具兼容力的 解说方式。在哈贝马斯之前，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将“市民社会”视为一种与国家相对立的 存在，认为“市民社会”代表着特殊的利益。而“公共”这一概念的提出，则在很大程度 上弥合了这种紧张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实现“公共”的途径就是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 “交往”。从他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描述来看，这种“交往”是很开放、很有弹 性、而且比较平和的，随时可以将有此种意愿的任何人包容进来，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促 成人与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 而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和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来说，这样的视角是极其缺乏的 。美国汉学界的“冲击一回应”模式和“传统一现代”模式将中国视为一个丧失了活力和 创造力，只能跟在西方的背后亦步亦趋的社会。而文革后的中国史学界，虽然开始了“眼 光向下”的社会史研究，但仍然倾向于将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 的关系简单化、对立化。然而，从“公共领域”的视角则可以看到：在这个历史时段内， 国家和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纠葛恰恰是一种常态，矛盾和冲突固然存在，但整合与共存也 非常明显。许多事务可以共同承担，许多权力可以相互让渡，许多问题存在着协商和合作 的空间。如果能将参与这个过程的各个角色都容纳进去，将这个平缓而不失变化的过程揭 示出来，史学研究必然会突破旧有的框架，显得丰满而富有新意。 “公共领域”对于中国史研究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研究单位。阿伦 特和哈贝马斯对于“领域”的理解都非常宽泛，只要具有独立性、公开性、公众性的事务 就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就有助于人们开始关注这样一些事物 或现象：它们不一定从属于正式的制度框架，但却在社会中发挥了实在的作用；不一定符 合某个社会群体的要求，但却尽可能地带来公共福祉；不一定有很大的规模或影响力，但 却以比较开放的姿态保证更多人的加入。因此，诸如慈善、教育、地方自治、传媒、娱乐 等等历史现象就在这个框架中被发掘出了新的意义。另外，由于“公共领域”并不是一种 明文的制度，因此它的边界又非常具有弹性。小到一个区域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一个人群 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一间茶馆、一份报刊、一条街道，大到整个时代的舆论动向、思想潮 流。只要能够聚集起一批公众，就公共性关怀的问题展开思考和行动，就有可能形成一个 公共领域。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历史研究，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四、“公共领域”理论运用于中国史研究之反思 尽管“公共领域”理论对于中国史研究有颇多助益，但是回顾这段学术史还是能够看到一 个非常明显的矛盾现象：即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概念和运思方式越来越广泛地被借用， 另一方面这个理论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还是显得面目可疑，笔者认为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可 能与以下四个问题密切相关： 首先，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发掘“公共领域”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一方面又脱不开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限定性概念。 哈贝马斯十分强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严格的限定性，他提醒人们：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 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采，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 历史语境当中。 在目前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学者们也普遍地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与中国历 史实际之间的距离，而致力于发掘“公共领域”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涵义。如玛丽·兰金 和罗威廉就提出了“管理型公共领域”(managerialpublicsphere)的概念： 晚期帝国公共领域(或更为确切地说：诸领域)是地方性的，而且对国家政策几乎没有直接 影响。它与商业的兴起与商品经济有关，而不是与资本主义——也不是与混血的绅一商精 英的对立面中产阶级——相联系。其核心特征是管理，而不是开放的公共讨论。地方事务 中官方与精英活动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在双方意愿下建立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精英不打算 捍卫与国家对立的权利，或给国家权力划定一条正式的界限。 将这一“公共领域”的概念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范型相对照，二者只在权力多 元化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而在主导力量、表现形式、批判性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都 相去甚远。所以对于从事这一时段研究的学者来说，必须要抛开哈贝马斯的既定范式而另 起炉灶。 然而，据笔者的观察，对于近代转型时期(具体地说就是晚清至民国)的公共领域研究，却 极容易陷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框架。从目前的许多专题研究论著来看，其对于中国 公共领域历史形态的描述，基本上就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翻版。当然，在近代转型 的过程中，中国的确出现了许多与资本主义社会类似的机制和现象，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 中尤其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不假思索地拿来 使用。要在形式上非常相似的历史现象中发掘各自不同的历史内涵，必然是更加困难的。 而且经过仔细的甄别，可能还会发现其间的差异或许并没有我们预想得那么大，但是这种 谨慎却是必须的。否则，我们所看到的或许只能是依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范型 而建构出来的中国公共领域图景。 “公共领域”理论的吸引力还在于它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更具兼容力的 解说方式。在哈贝马斯之前，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将“市民社会”视为一种与国家相对立的 存在，认为“市民社会”代表着特殊的利益。而“公共”这一概念的提出，则在很大程度 上弥合了这种紧张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实现“公共”的途径就是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 “交往”。从他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描述来看，这种“交往”是很开放、很有弹 性、而且比较平和的，随时可以将有此种意愿的任何人包容进来，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促 成人与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 而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和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来说，这样的视角是极其缺乏的 。美国汉学界的“冲击一回应”模式和“传统一现代”模式将中国视为一个丧失了活力和 创造力，只能跟在西方的背后亦步亦趋的社会。而文革后的中国史学界，虽然开始了“眼 光向下”的社会史研究，但仍然倾向于将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 的关系简单化、对立化。然而，从“公共领域”的视角则可以看到：在这个历史时段内， 国家和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纠葛恰恰是一种常态，矛盾和冲突固然存在，但整合与共存也 非常明显。许多事务可以共同承担，许多权力可以相互让渡，许多问题存在着协商和合作 的空间。如果能将参与这个过程的各个角色都容纳进去，将这个平缓而不失变化的过程揭 示出来，史学研究必然会突破旧有的框架，显得丰满而富有新意。 “公共领域”对于中国史研究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研究单位。阿伦 特和哈贝马斯对于“领域”的理解都非常宽泛，只要具有独立性、公开性、公众性的事务 就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就有助于人们开始关注这样一些事物 或现象：它们不一定从属于正式的制度框架，但却在社会中发挥了实在的作用；不一定符 合某个社会群体的要求，但却尽可能地带来公共福祉；不一定有很大的规模或影响力，但 却以比较开放的姿态保证更多人的加入。因此，诸如慈善、教育、地方自治、传媒、娱乐 等等历史现象就在这个框架中被发掘出了新的意义。另外，由于“公共领域”并不是一种 明文的制度，因此它的边界又非常具有弹性。小到一个区域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一个人群 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一间茶馆、一份报刊、一条街道，大到整个时代的舆论动向、思想潮 流。只要能够聚集起一批公众，就公共性关怀的问题展开思考和行动，就有可能形成一个 公共领域。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历史研究，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四、“公共领域”理论运用于中国史研究之反思 尽管“公共领域”理论对于中国史研究有颇多助益，但是回顾这段学术史还是能够看到一 个非常明显的矛盾现象：即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概念和运思方式越来越广泛地被借用， 另一方面这个理论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还是显得面目可疑，笔者认为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可 能与以下四个问题密切相关： 首先，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发掘“公共领域”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一方面又脱不开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限定性概念。 哈贝马斯十分强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严格的限定性，他提醒人们：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 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采，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 历史语境当中。 在目前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学者们也普遍地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与中国历 史实际之间的距离，而致力于发掘“公共领域”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涵义。如玛丽·兰金 和罗威廉就提出了“管理型公共领域”(managerialpublicsphere)的概念： 晚期帝国公共领域(或更为确切地说：诸领域)是地方性的，而且对国家政策几乎没有直接 影响。它与商业的兴起与商品经济有关，而不是与资本主义——也不是与混血的绅一商精 英的对立面中产阶级——相联系。其核心特征是管理，而不是开放的公共讨论。地方事务 中官方与精英活动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在双方意愿下建立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精英不打算 捍卫与国家对立的权利，或给国家权力划定一条正式的界限。 将这一“公共领域”的概念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范型相对照，二者只在权力多 元化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而在主导力量、表现形式、批判性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都 相去甚远。所以对于从事这一时段研究的学者来说，必须要抛开哈贝马斯的既定范式而另 起炉灶。 然而，据笔者的观察，对于近代转型时期(具体地说就是晚清至民国)的公共领域研究，却 极容易陷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框架。从目前的许多专题研究论著来看，其对于中国 公共领域历史形态的描述，基本上就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翻版。当然，在近代转型 的过程中，中国的确出现了许多与资本主义社会类似的机制和现象，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 中尤其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不假思索地拿来 使用。要在形式上非常相似的历史现象中发掘各自不同的历史内涵，必然是更加困难的。 而且经过仔细的甄别，可能还会发现其间的差异或许并没有我们预想得那么大，但是这种 谨慎却是必须的。否则，我们所看到的或许只能是依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范型 而建构出来的中国公共领域图景。 -- ※ 来源:．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http://bbs.nju.edu.cn [FROM: 68.226.8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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