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 城市社会学:公共外交新内涵

    近年来，中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升国际地位、增强国家话语权的同时，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国家形象，而公共外交就是维持、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途径之一。

    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7月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这标志着公共外交正式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而实践中，追溯至冷战时期的“乒乓外交”，新时期接踵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近年来频频创立的“欢乐春节”、“感知中国”等活动品牌，开遍全球的孔子学院以及各种国际会议、学术论坛、记者招待会……都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

    “足信”与“去兵”：公共外交新解

    围绕“公共外交”这一舶来品，目前学界有很多定义，而国内学者大多借鉴的是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术语词典》给出的定义：“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错误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新公共外交的概念，新公共外交是以在国内外民间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为目的，而不再只是旧公共外交概念所强调的政府为服务外交政策目的而进行的对外宣传。

    我个人不太接受美国国务院有关公共外交的定义。首先，这个概念过多强调为了本国利益而进行的对外宣传；其次，这个概念太过强调本国价值观的单向输出；再次，这个概念有很强的冷战思维和对抗思维，带有单向的操控别国舆论和思维的倾向。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运用将本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统筹起来的、新型包容性的利益观来思考问题。中国提倡公共外交，应该认识到两个很重要的背景：其一，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二，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文化觉醒意识开始成为世界范围的一股力量，这种意识和行动越强，人们对单向度信息灌输和话语操纵就会越反感，多样文化的并存、对话和理解渐成潮流，相比之下，一种文化消灭另外一种文化、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冲突的观点，则越来越不被人所接受。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公共外交不能集中于单向度的信息灌输，或者将自己的文化凌驾在别人之上。因此，我对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解，更多的是从人类相互理解的角度出发：公共外交是由政府、公民、社会团体进行的旨在加强各国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信任的活动，目的是促进人类的和平发展与和谐共处。

    外交的首要目的是“足信”和“去兵”，中国公共外交应该着眼于这一方面，为人类的和谐作出更大贡献。

    文化觉醒推动公共外交转向

    公共外交不是美国的专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外交便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得到了体现。例如，统一战线、民间外交、走群众路线等等，这些都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公共外交形式，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极好的作用。当然，真正使用“公共外交”概念来表述这种外交形式，则是近几年的事情。

    广义上讲，公共外交的对象既包括国内受众，也包括国际受众，但主要是后者。对于任何广泛参与全球化的国家而言，外交都不再简单地只是外交部一家的事务。一个国家卷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其国内参与涉外事务处理的政府部门也就越多。例如，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了《公共外交评论》，中央外宣办也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此外，中国人大对外参与议会外交、中联部从事政党外交、文化部组织文化外交、教育部进行国际教育交流、科技部推动科技外交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在践行着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活动。

    除此之外，随着中国国内社会力量的壮大，社会团体走出国门是个必然趋势，它们在环境、公共卫生、社会救济、减灾救灾、教育、粮食、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沟通作用，帮助政府传播包容利益观念，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是中国公共外交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文化现象，就是全球教育的普及、信息的便利获得和文化觉醒运动。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否思旧公共外交强调的“支配—影响”的外宣模式，更加注重文明对话和文明理解的新公共外交。例如，在国际社会有个对照鲜明的例子：美国大力开拓公共外交，但是全球的反美主义却始终未见减弱。这反映出了非美国世界的文化觉醒力量在起作用，是受众对“支配—影响”型公共外交的反感和反叛。文化觉醒彰显了文明对话的迫切性。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现在的公共外交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摒除旧公共外交的思维、强调文明对话与人文沟通。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公共外交就能掌握时代观念发展的制高点。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无论政府外交还是民间外交、双边外交或是多边外交、峰会外交抑或会展外交，中国都非常强调人文理解以及文明对话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都不约而同地将其作为外交开拓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新时期公共外交的出发点不是“支配—影响”的旧逻辑，不是演变别人，不是通过信息去控制别人、操纵别人的舆论，而是要促进世界人民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

    增强世界意识 超越传统思维

    公共外交要独树一帜，超越传统的国家本位意识，以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来促进沟通和理解，最终达到和谐世界的目标，最大的困难在意识和观念上。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变为全球性大国，尚缺一个转换的核心，即世界意识。与之相比，历史上中国的“天下意识”则“形同而神不同”，无论在地理上还是认识上都显得局限，乃至于到了近代，那种“天下”意识沦落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固步自封的地步，便更加与世界意识相去甚远了。

    什么是世界意识？“世界”二字，“世”即时间，“界”则是空间。简单讲，在时间上看得远，在空间上看得广，世界意识就越强烈。如果透支下一代的资源，只顾现在感官快乐，那便缺失长远的代际伦理观；如果只顾自己利益，以邻为壑，那便缺乏宽广的空间观念。世界意识体现了超越自我本位的大爱，是一种大我以及大德的概念。人类在21世纪将面临许多结构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在已有的认识观念、制度架构、行为方式框架内难以看到解决的前景。所以，新时期公共外交的哲学基础首先需要超越传统思维。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未来公共外交上的努力应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国家层面上，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积极、进步、真实的形象，包括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利益观。同时，通过公共外交减少别人对我们不完整不全面的看法，消弭误解。二是在国际社会层面上，大力提倡人文外交。具体做法包括设立孔子学院，促进媒体走出去，扩大对外援助，广泛开展双边人文交流，鼓励境外办学，举办大型会展，促进中国的社会组织走出国门，人力资源合作培训等等。

    从政府以外的角度出发，要认识到在全球交往的时代，每个公民都可能是公共外交的一个组成。公共外交远非高深莫测，即使是每年因私出境的游客，在海外所展示出的中国人民积极、乐观、文明的形象，本身就是很好的公共外交。

    效果如何？应该放眼长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也是超越传统思维、具备世界意识的要求。公共外交有它的特殊性，要作为一项战略考虑，要做到长远评估，追求立竿见影，往往欲速则不达。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静怡同学根据对苏长和教授的采访整理而成。

    （作者：苏长和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