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gps定位系统多少钱:发改委调研 中国"公众参与决策"启动

发改委调研 中国"公众参与决策"启动
北京报道 2007-10-09 09:03:00
       一系列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在出台前,往往会引发大规模讨论,如<物权法>、医改、铁路票价提价等。如何让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
本报获悉,国家发改委已启动有关决策民主化研究项目,力图三年内掌握政府决策中让公众有序参与的办法。
目前,该项目前期课题研究成果已形成报告。报告首次系列梳理了我国现有的政策研究机构和体系,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的现状,并提出如何借鉴澳大利亚的"公共咨询"经验,改革目前我国行政决策的措施。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透露,让公众参与决策,依法决策和科学决策,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曾参与9月初讨论该项目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则向记者表示,"让公众有序参与公共决策,既能促进决策科学化,又是对政府职能转变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模式的探索。"
政府决策的四种问题
2004年,国务院颁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正式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2005年,经过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也强调,重大决策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与此对应,我国各地相继出台各种规范意见,规范行政决策。发改委提供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超过70%的市县政府出台了规范行政决策方面的专门规定,明确决策权限和程序,并建立了政府决策公开听取公众意见制度;超过50%的市县政府建立了政府决策跟踪反馈和评估制度。
"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依法决策相结合的模式开始形成。"9月初,在由发改委主办的上述项目前期讨论会上,发改委体改司一位官员表示,"但决策领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此,他总结为四种。 一是,决策的随意性大。如一些地方和部门作出和执行决策过程中缺乏应有的连贯性、稳定性,决定了的事情有时随着领导人的变动而发生变化。还有一些本地干部没有按照规则和程序进行决策,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盲目和仓促决策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咨询机构变成了单纯的'秘书班子'或'论证班子'",即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职能不够明确。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领导拍板、专家论证的情况。决策咨询机构发生职能错位,很难做到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独立见解。
三是,由于一些部门在决策时的惯性,"封闭运作"使得决策透明度不高。"群众对决策过程往往根本不知情,难以进行有序参与和监督。"上述发改委官员称。
四是,决策失误后追究责任很难落实。由于体制和历史原因,决策责任界定还不清晰。决策出了问题没人负责,应该个人负责的往往推给集体,集体负责又难以追究。
"要从机制和制度上保证决策的科学和民主。"上述发改委官员表示。 为此,上述发改委课题报告中指出,"公众广泛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依法决策相结合的方式,是公共政策科学决策的最有效方式。" 其中,公众参与是决策能否科学化的关键。
报告对此进行了解释。 理由之一是,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让公众参与,这样可以尽可能避免公共政策为少数利益集团所左右。同时,如果没有公共决策的机制和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仅仅依靠专家决策也是不可靠的。

其次,公众有序参与决策,可以避免"由于不了解经济的运作规律,很多政府官员出于维持民众利益的良好动机,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其结果往往走向预期的反面"。
因此,报告指出,公共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否则,就会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不成功,或者需要政府付出很高的监管和执行成本才能落实。
中国版"公众参与决策" 
如何让公众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发改委课题组调研后发现,澳大利亚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尤其是其"公共咨询"的做法,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决策科学化和社会变革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澳大利亚有一个特殊的政策咨询机构——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它肩负着让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重任。"发改委课题组专家解释。
"委员会的特点是独立性和透明性。"上述内部讨论会上,澳大利亚生产委员会主席盖瑞·班克斯特强调,并解释其独立性在于,该委员会只对国会负责,与其他政府机构不存在上下级关系。
而透明性表现在,委员会的调查目的和背景、听证会等信息会通过媒体等渠道完全信息公布,各种讨论会公开举行。同时,各种利益群体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公布自己的观点。
"但我国与澳大利亚体制不同,借鉴时需要深入研究。"当日参加讨论的肖耿对此表示。
这一点在发改委报告中也有所提示。报告指出,中国的人事制度、官员考核体系以及官员的行为模式与澳大利亚不同。因此,报告认为,怎样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推动决策公共咨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最根本的途径。
尽管中国目前没有澳大利亚这样比较完善的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但类似做法也已出现,如听证会制度和专题调查组。专题调查组中,如成立农民工问题调查组和房价问题调查组。
近些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各种听证会也在不断举行。如圆明园湖底铺膜事件的听证会、个人所得税听证会等。
但发改委报告指出,我国目前听证会制度存在很多弊病。
如,听证会的主办机构不明确。有的有主管机构主持的听证会,难以对政策制度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听证制度缺乏统一规范的程序,各部门、各地区完全凭借自己的理解进行听证,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
"听证会缺乏透明性,流于形式。"发改委课题组专家称。目前中国有的听证会在听证程序上"遮遮掩掩",如有的听证会在代表的人选上不透明。而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公开调查的最终报告中,各种意见都必须得到反映,但中国对听证会记录如何处理没有明确规定。 除了上述分析,发改委课题报告还系列梳理了我国目前政策咨询体系的状况,并阐述了五大层面的社会科学性质的政策咨询机构的作用。
首先是国家级官方政策咨询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和国务院分别设立的研究室等。这一层面的政府研究机构考虑问题具有全局性,且在利益上相对超脱。
第二是各部委下属的官方政策研究机构。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主要研究与本部门相关的问题,对本行业的问题比较熟悉、研究比较有深度。但这些机构的研究也容易有部门局限性。
第三是大学和民间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如各个大学都有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
还有是商业性研究机构。比如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的研究部。这些机构主要为其公司和机构的利益服务。
此外,发改委课题报告还指出,媒体、自由学者、专栏作家和普通公众也应被看作是政府咨询体系中的一个部分。
"这些多元化的政策研究机构之间,往往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政府在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也要从中甄别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对于实现决策科学化非常关键。"发改委课题报告建议。
国家发改委有关官员透露,预期经过三年探索,中国将逐步完善使公众有序参与决策的机制和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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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是澳大利亚政府独一无二的机构,它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微观经济政策和监管方面的主要的咨询机构。该机构在财政立法的框架下成立,独立于政府的部门,其职能是:为做好政策决策提供建议,以及向公众发布信息和进行调查。
该委员会通过一套流程安排,保证社会上各种观点能够有反映的机会。如该委员会受托政府就某项政策进行公开咨询后,要进行9-12个月期限的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在这期间,所有利益相关的个人、企业、团体和组织都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反映到生产力委员会。参与途径有:提交书面意见,参加为该公开咨询举行的听证和讨论会。委员会根据公开咨询参与者中得到的消息,以及研究人员的专业研究来形成报告和政策建议。
在最终报告完成之前,该委员会通常会公布一份报告草案,供公众审查和评论。最终报告一旦形成,会被提交给政府,并由国会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