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高对比照:《超越自由主义》后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修订完成了这部书稿，我既满怀感激于前辈和友人的无私帮助，也忐忑不安于书稿的稚嫩粗糙。这本书稿虽然已经历经十五年的增删修改，但仍然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达我的思想观点，同时难免存在着一些不足。十五年的时间跨度和其间的一再增删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系统性与时效性，所以仅仅只能把它作为一块“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之敲门砖，并期待它能以其前沿性、启发性的学术探讨引出真正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之玉石。而这本书——这块稚嫩粗糙的“砖石”，虽然充满着“问题”，但毕竟体现着笔者长期以来试图破解“中国问题”的一种艰苦努力。这种努力本身从不同的学术立场去解读难免会“问题缠身”，而这或许正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

　　实际上，这本书稿的真正起点在1987至1988年间，它本身就是这个伟大的转型时代的“中国问题”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初兴的年代，是一个对历史充满反思、对现实充满批判、对未来充满诗意的新启蒙时代。我有幸在那个时代的后半期收获了一段“传奇经历”得以“精神成人”，颇为意外地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宪政社会主义者，并由此确定了我一生努力的方向。在1988年11月我生日的这一天，我和李磊等八名好友自发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兴趣小组，决心要“理论报国”。后来又有十余名好友先后参加，其中就有“工厂诗人”杨晓军(笔名秦舟)和在基层政府工作的庞鸿飞以及在高校工作的梁学成等人。兴趣小组经受住了八九风波的考验，也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的考验，内部编印资料以交流社会主义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资助我先后印刷了两本小册子供内部交流，即《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1995年)和《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纲》(1996年)。这个兴趣小组直到1997年才由我提议解散。记得那些年我们常说：这是一个考验信仰的年代。在志同道合的讨论中，当年纯真的我们更加坚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信念。如果没有这些好友的鼎力支持和帮助，我就很难收获思想的火花，并形成坚定的理论信仰。所以，这本书首先要归功于我的这些可爱而又执着的好友们。22年来无论风雨沉浮，他们坚毅的眼神始终都是我精神的动力，使我耻于做思想征旅中的逃兵。

　　其次，这本书更要归功于始终支持、指导和无私帮助我的恩师和前辈们。自进入西北大学以后，我就扎根在了这所飘满木香和书香的美丽校园(“木香园”是西大人的精神象征)。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本科阶段的授业恩师周树智教授、张富昌教授、申仲英教授、任宗哲教授、张再林教授、席恒教授、梁忠民教授、刘文瑞教授、薛冰教授、张希教授和曹蓉教授，以及研究生阶段我的导师傅明教授、李映方教授和授业恩师陈国庆教授、梁星亮教授、许门友教授、杨洪教授、王勇智教授、李建森教授、杨德生研究员、令狐培选研究员等人对于我的专业训练、学术指导和关心爱护，他们的深厚学识与名师风范给予我无穷的滋养和影响。而武德运教授、陈宗兴教授、余华清教授、张炜教授、黄建民研究员等等老领导们都曾在我人生关键时期给予了我宝贵的帮助。我留校之时，苏东剧变之后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正方兴未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开始变得模糊，信仰危机日趋严重。在这种紧迫的责任感驱动下，我在1995年6月首先完成了小册子《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并附录了致胡绳等学界前辈的一封信，呼吁正确应对“信仰危机”与“意识形态危机”问题。书中还收录了我致学界前辈的一首词《满江红·校稿抒怀》：“案牍临晓，昏眠处、桃源柳明。风乍起、沉雷惊梦，雨打人静。蓝光一划破玄雾，白笺千页翻忧心。慨而慷、弹指竟八年，谁与信?英雄血，何能慰?金权梦，几时尽?纵横泣笔墨、夜夜扪心。最恨庙堂敲钟磬，誓学夸父逐愁鬓。振党风、改革顺民情，辟新径。”1996年5月，我进一步完成了小册子《关于中国十五年后新改革的思想提纲》，更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两本小册子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稿”先后赠送给学界知名专家学者请求斧正，也算是投石问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家摇篮”的缔造者、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在正式出具的评审意见中写道：“我认为，本文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一个重大问题，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且作了一定论述，能言之成理， 因此不失为一篇专论。”何老书面建议在内部刊物发表，并热情邀我到家里和办公室多次深谈，给我赠书，甚至百忙之中特地到我婚礼上热情致辞，在我最幸福的时候给予了我最宝贵的祝福和勉励。科学社会主义学者、西北大学原社会科学系主任李振民教授在长信中写道：“可以看得出，您的理论功底、文字功底都相当深厚，并在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上表现了超凡的创新精神，特别今日当人们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出极大的淡漠的时候，您却义无反顾地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苦苦跋涉，对您的探索精神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表示“我支持您的追求”。 科学社会主义学者张春山教授读完小册子就直接一路打听找到了我的蜗居，一见如故地和我交心深谈。历史学者李云峰教授在小册子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经常邀我到他家里长谈，教给我许多历史研究方法。他们只服膺于真理、奖掖后学的精神，坚定了我求学治学的信念。我的恩师、哲学与政治学者周树志教授通过小册子和我成为了忘年之交，并和我经常促膝争论学术问题直到半夜，毫无倦色。他对于我的小册子和历次修改的书稿都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还邀我参加了他主持的反腐建廉课题研究，参与了他主编的两本书，知遇点拨之恩永难忘怀。

　　让我尤为感动的是，很多素昧平生的专家学者也曾给予了我很多勉励。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徐小苗应余文烈研究员的委托来信认为小册子“确实触及到当前的重大和热点问题，观点也颇为深刻，可见作者是下了很大功夫，对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执着的精神，我也是深表敬佩。从上述意义上讲，这本书是很有发表价值的”。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在来信中写道：“我刚刚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见到您的赠书，我十分高兴，非常感谢您的信任，也很敬佩您的艰苦的努力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探讨。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能相互理解的。所以，回来之后，我即拜读了大作的全文，也做了自认为是认真的思考。我的年纪也不算老，也一直在探讨问题，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能相互理解的。大作最突出的优点是，选择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文章立论是正确的，思路是合理的，立场是坚定的，不乏有闪光的思想点，文章的材料充实，文字流畅，有相当高的文字水平。”并最后提出：“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思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共同研究把祖国引向繁荣、文明、民主的方法和途径吧!”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山坳上的中国》作者何博传教授委托弟子代笔在信中写道：“读了你的信与诗文等，深为你的热情所感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有血气的人都应关心国家大事。何老师与我均很佩服你在艰苦生活之中不忘学问、不忘笔耕。”华中师大科社所聂运麟教授在来信中写道：“大作收到，已拜读完毕.很为你的精神所感。从文中不难看出，你的文笔比较流畅，在理论上也有一些功底，特别对你勤于思考和钻研的精神很赞赏。”复旦大学胡伟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等职)在来信中写道：“因年龄相差不多，志向也较为接近，所以我十分理解你，也为你忠心报国的精神所动。”“你在清贫之中致力于学术探讨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你的著作也反映出了你具有—定的发展潜力。”并曾邀我春节到他郑州的老家相聚深谈，可惜因我的原因而未能成行，至今未曾谋面。时任中国科社学会理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山东省政治学研究会会长、山东科社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包心鉴研究员(现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等职)在来信中写道：“从信中及大作中看到，您是一位满怀忧思意识的热血青年，在时时子规啼血般地呼唤着真理和正义，我想这种精神、毅力以及付出的心血不会白白浪费的。在目前，这种精神和努力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我会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予你支持与帮助，也许是很微薄的。”并认为“文中提出了若干耐人寻味的观点”。后来，包老师通过电话指导过我几次，每有新著就寄给我一本。直到2009年7月，包老师来西大开会，我们才有幸第一次相见。

　　我的两本小册子使我有幸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导师高放教授的谆谆教诲，多次受邀到高老家里畅谈，甚至成为忘年之交。我自认为是恩师高老的“门外弟子”，以弘扬高老的学术思想为己任。高老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与高风亮节深深影响着我，激励着我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尽微薄的心力。我也有幸受到了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著名文章的主要撰写人吴江教授和孙长江教授的重视，他们都曾邀请我到家里畅谈，详细了解我的想法。吴老还经常给我寄书、寄刊物，并在纪念真理大讨论二十周年重要文章《为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路》中，特意写下了这样的话：

　　因为理论上的不彻底，一度导致人们对于我们付出沉重代价获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未加重视，甚至不理解何以要将我们的社会主义重新定位，这种重新定位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样，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应执行的政策和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中重要的是必须补上新民主革命这一课。如何补，要认真研究。但有根据可以说，迄今为止迟迟难以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恰好应当从这里寻找它的启动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二十年所证明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确有自我更新、自我扬弃的能力。历史已经不可能再逆转。现在的问题是要为已开辟的道路提供新的更为坚实的基础，尤其在理论上。

　　最近读到一位青年朋友寄来的文章，其中引用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的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位青年作者援此直言道：巅覆东欧六国者，六国也，非自由化势力也，瓦解苏联者，苏联也，非“自由世界”也。苏联人不暇自哀，而中国人哀之;中国人若哀之而不鉴之，则势必使后人而复哀中国人也!”

　　这位青年人提醒我们社会主义的挫折乃至失败，须从自身找原因，从我们的挫折和苏联的失败，最足以引为殷鉴的，就是危害深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今天要克服社会主义这两大害，必须以真正严格的自我批判精神，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过去、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过去、包括以往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曾出现过的各学派，以实践标准明辨是非，决定取舍，而不为任何偏见(哪怕以正统面貌出现)所囿。力求在坚持与发展辩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总结现代科学、文明新成果，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以创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也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学术见解、不同的学派存在。

　　(见《同舟共进》1998年第10期，P9)

　　“这位青年人”指的就是我。这篇文章发表后吴老就告诉我，他特地引用了我在《关于中国十五年后新改革的思想提纲》小册子中的一段话，并呼吁应当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允许不同的学术见解、不同的学派存在，实际上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支持。吴老认为我的两本小册子思想超前，观点独到，立论有据，针砭时弊，建言深刻，无论何时都能自成一家之言。吴老还对我的一首诗极为赞赏，这首诗是：“沉浮激浊清，天道无私情。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殷鉴实不远，千秋旧事新。”这首诗本是感怀清末新政改革与国民党战后宪政改革失败之教训，自然引起吴老的感慨，曾专门和我讨论这首诗。他曾引用马克思的话对我讲，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必须善于抓住本质问题，在理论上去除功利目的，才能有望达到理论的彻底性。这使我深受教益。

　　孙长江教授在和我的交流中一直很强调“实事求是”，认为只要真正有勇气做到“实事求是”，就可以推进“中国问题”的解决。他在真理大讨论二十周年纪念文章中仍然大声疾呼：“实践检验很难，实事求是很难，实事求是，首先得是实事啊。”(见《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的确，只要我们真正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自欺欺人，不固步自封，大胆鼓励和支持政治改革研究和政治改革试点，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就能化险为夷、迎风破浪、平安远航!和两位曾“为真理而战”的前辈学者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并激励着我为了真理而默默坚持。

　　1999年，我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私下请我就一些公共政策问题阐述个人见解。于是，我在1999年7月1日完成了4万余字的《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思考》一文，以作为我对党的建言。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本书的核心内容，并集中就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前瞻性政策性建议。鉴于这是一份内部报告，所以我个人从未向外界刊物投寄或传播过此文。不过后来，这篇文章还是被辗转推荐登载在著名的智囊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网站“中国改革论坛”上，并开始在几家网站转载。武汉大学戴激涛在其公开发表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的硕士论文中，首次公开引用了《战略思考》一文的观点(引文出处注明是“中国Web信息博物馆”。在此论文基础上，戴激涛与其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生导师、“宪政中国”的倡导者周叶中教授合著了《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2003年1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后，《战略思考》一文中有关人大和政协改革及其具体制度设计的全部内容又被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主编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书中公开引用(引文出处注明是“中国公共管理网”，此书建议报告版本在2005年荣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曾与我讨论此文，并给予了我很好的建议。这些出我意料的反响，进一步增强了我的学术信心。

　　在学界前辈的鼓励下，正如高老序言中所介绍的，我在业余时间继续埋头苦干，在2000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又名《新社会主义》)的书稿(三卷本)，不过出书的过程很是艰难，终因不肯割爱删改而作罢。所幸儿子得以在2000年9月30日晚7点出生，也算是对于世纪之交的国庆节的献礼。我喜极而泣，为儿子起名为奕超，“奕”有“盛大”和“精神饱满”的意思，“超”就是指超越。我是寄望于在我儿子的这一代，中国能够实现对于自由主义的“盛大”超越，走出有中国气派的民主新路。这就需要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精神饱满”地加紧努力，不计较个人得失，甘为后人开路、铺路，为社会主义宪政改革默默积累和创造有利条件。2001年，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新改革”学术网站，发表了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和学界的前沿文章(一年后因技术问题而停办)。2002年6月，高老经我牵线应西北大学邀请到西安讲学，我曾送给高老修订后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一书(三卷本)的打印稿，请他多提意见并为之作序，高老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但出书的事情还是搁浅了。2001—2002年，我又先后完成了《主体的自由与自由的边界》(后修改为《新现代主义》)和《超越自由主义》两部书稿。至此，我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哲学上坚持“主体实践唯物主义”，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上主张“新现代主义”，在社会主义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上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2002年秋，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老师见到了我的《超越自由主义》书稿，曾鼓励我修改出版。只是我已深知学术著作出版之难，多少有些心灰意懒，于是又搁置下来。

　　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发表了《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此后直到2006年9月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召开前后，“宪政社会主义”以及“新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理论界开始被公开提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研究员出版专著论述“新社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安徽财经大学赵守飞讲师等人则通过撰文、演讲等方式探讨了“宪政社会主义”的当代意义，武汉大学储建国教授则撰文公开提出了“一党立宪”主张，还有不少学者借着谈清末立宪失败的历史教训也发出了当代立宪改革的呼吁，而法律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周叶中教授等人则力倡“宪政中国”，秦前红教授、叶海波博士等人开始专题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宪政”。虽然，每个人对新社会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未必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左派思潮逐渐变冷、“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碰壁的情况下，研究新社会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值得期许的一个新动向。可以预见到的是，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宪政改革与自由主义宪政改革之间的竞争，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条出路。

　　2009年2月，我有缘与《选举与治理丛书》编委会主任刘亚伟博士相识，他认真审读了《超越自由主义》和《新现代主义》两部书稿，立即决定资助出版《超越自由主义》一书，并嘱咐我再增补一些近年的新材料。经过我断断续续半年多的修订，直到9月才正式提交了60余万字的书稿。此后，资深责任编辑狄长庆老师和马来社长、刘亚伟博士都先后细细审读了书稿，提出了很多非常中肯的宝贵意见。根据这些修改意见，我又压缩了20余万字内容，主要是对哲学、历史哲学以及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些章节做了大幅删节。删节处理后的书稿结构更加紧凑，主题更加鲜明。后来，出版社又特邀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詹成付教授审读书稿，素昧平生的詹教授给予了我积极的肯定，他在评审意见中写到：“华炳啸先生所著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作者学术功底深厚，学贯古今中外，有许多思想创新之处，不仅对于我们正确地批判自由主义，繁荣学术研究有一定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建议安排尽快出版。”詹教授的谬赞我自然受之有愧，但他的鼎力支持终得以使本书问世。周树智教授也在审读意见中写到：“《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是一部在学术研究上观点创新、见解独到的力作，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倡言宪政社会主义，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的老师、西北大学宣传部长杨德生研究员则在审读中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帮助我订正了错误。总之，如果没有这些前辈的知遇之恩和细致审阅，这本书恐怕仍然要束之高阁，蒙上厚厚的尘土了。

　　多年来，我常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诗句自勉，并建构起了心向往之的“理想人格”：追求真理的“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自由解放”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做“中国人”为光荣的普通共和国公民。我所秉持的学术立场是：思想无禁区，研究无功利，做人有良知，治学有信仰。十五年来，我深感学术研究之艰难，但为了对得起很多前辈与朋友们的勉励和支持，我始终坚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惟求抛砖引玉，以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个人历史以及这本书稿的命运，都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没有历史车轮偶然碾过年少时我的心灵所留下的深刻辙痕，如果没有很多前辈与朋友们的勉励、帮助和支持，就不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与手稿，更不会有本书的出版。倘若我的研究还略有价值，那么所有这些价值都缘起于这个转型的时代，都应归功于这些前辈与朋友们。面对这些前辈和朋友们，我至今心存不安，惭愧于自己的局限与懈怠。

　　回想过去的一段岁月，我曾沉浸在书籍的海洋和思想的星空里达到忘我的境地，求索着关于种种社会现实困境的答案。我也感受到过生活的寂寞与苦闷，但却从未感觉到丝毫的孤独。因为有许许多多相识或不相识的志同道合的前辈和朋友们，始终鼓舞我同行。近年来，我更加明显地感觉到上上下下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有识之士正在增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性声音，也正在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用唐代王唯的一句诗来说，我们也许正面临着一种“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般的全新的思想大解放形势，而这一形势又必将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我希望，这本拙著能够抛砖引玉，有益于推进新改革的讨论。

　　临近出版之际，不禁感慨万千。这本书或将成为我漫漫思想长征的一个新起点。由于学识水平和时间精力所限，在如此宏大的叙事中难免有错谬与偏颇之处，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事实上，这一宏大沉重的选题毋庸置疑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能力，但命运使我别无选择，惟有勉力前行，在虚心的学习请教中纠正错谬。

　　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都需要勇气和胆识。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人间正道是沧桑”。最后，我谨引用《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纲》(1996)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冗长的后记：“这份思想提纲毕竟还不完全成熟，有些地方也不免幼稚，但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

　　华炳啸于西桃园三省斋

　　2010年6月16日

　　《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专家审读意见：

　　作者博览群书，旁征博引，苦读了众多思想史经典名著及其他当代中外著名学者的著述。然后经过自己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亲身经历，含辛茹苦，独立思考，反复锤炼，提出创见。从某些问题上看，可以说做到了如《荀子·劝学篇》所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全书视野宽阔，从政治哲学到历史哲学再到社会哲学，既总结历史，又着重现实，更展望未来，全面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思潮，重点阐发宪政社会主义新理念，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民主新路向。作者悉心提出的一系列新见解，对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很有启迪作用，对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很有参考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放教授

　　“华炳啸先生所著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作者学术功底深厚，学贯古今中外，有许多思想创新之处，不仅对于我们正确地批判自由主义，繁荣学术研究有一定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詹成付教授

　　“《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是一部在学术研究上观点创新、见解独到的力作，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倡言宪政社会主义，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西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哲学研究所所长周树智教授

　　《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目录：

　　序：对自由主义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应对 高放

　　导论：开创民主理论新路向

　　——终结话语中的超越与建构

　　第一编 六十年共和国的历史方位

　　第一章 国民不自由的历史文化根源

　　第一节 论题的背景：国学复兴与“文艺复兴”

　　第二节 传统政治文化批判

　　第三节 传统国民性批判

　　第四节 政治文化的冲突与转型

　　第二章 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与困境

　　第一节 是怎样的一种社会主义

　　第二节 处于怎样的历史阶段

　　第三节 是哪一种社会制度的严重危机

　　第四节 改革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什么

　　第三章 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轨迹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宪政”道路的成功与终结

　　第二节 新民本主义政治秩序的初步确立

　　第三节 “无产阶级大民主”试验的彻底失败

　　第四节、新民本主义政治秩序的重建、发展和完善

　　第五节、社会主义宪政目标的提出和展开

　　第六节、宪政改革的战略选择与战略步骤

　　第四章 政治滞胀背景中的现代化问题

　　第一节 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确立与建构

　　第二节 关于政治滞胀理论的一般原理

　　第三节 关于高效能有限度的民主过渡理论

　　第四节 关于“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式民主”

　　第五节关于“一元民主论”与“北京共识”

　　第五章历史转型何以可能

　　第一节关于历史哲学的追问

　　第二节关于社会规律

　　第三节历史必然性的五大法则

　　第四节关于历史合力

　　第五节社会规律的层次性

　　第六章制度创新何以可能

　　第一节“主体决定论”与历史决定论

　　第二节一元多维决定论与制度创新

　　第三节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

　　第四节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

　　第五节制度创新的制约条件

　　第二编 人民民主何以可能

　　第一章 黑格尔：新国家理念中的自由与平等

　　第一节 善恶之辩：人性与国家性

　　第二节 壮丽的日出：市民社会与伦理国家

　　第三节 新国家的诞生：自由之翼与民主之翼

　　第四节 国家最高理念：自由抑或平等

　　第五节 新理念的实体化：颠覆抑或建设

　　第六节 三维一体：国家、社会与个人

　　第二章 卢梭：公意与人民主权

　　第一节 不能偏离的思想遗产：法治与分权

　　第二节 公意与人民主权

　　第三节 直接民主与法治

　　第四节 公民宗教与公共利益

　　第五节 关于卢梭人民民主理论的争论与问题

　　第三章 自由民主制：走向新宪政与新共和

　　第一节 从麦迪逊到达尔：将制约权力的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节 自由民主制的内在缺陷与理论困境

　　第三节 自由民主制的自我修正：新宪政主义与新共和主义

　　第四章 多元治理：基于公意与众意

　　第一节 “公意”的客观存在性

　　第二节 公意的形成

　　第三节 公意的促进与保障

　　第五章 宪政平衡：关于强制与自由

　　第一节 强制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第二节 关于“强迫自由”问题的争论

　　第三节 康德：关于自由、理性与启蒙

　　第四节 哈贝马斯：关于启蒙理性与公共领域

　　第六章 宪政运动：人民主权与人民精英

　　第一节 人民主权能否实现?

　　第二节 改革动力与政治发展的经纬线

　　第三节 时代先锋：人民精英

　　第七章 信仰之下：党权与治权

　　第一节 信仰与信仰理性

　　第二节 人的自由解放与信仰的迷途

　　第三节 科学的信仰理性及其根据

　　第四节 宗教信仰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第五节 伊朗“宗教民主制”的启发性

　　第六节 党政关系的认识误区与实践困境

　　第七节 当代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政治功能

　　第八节 从民主集中制到科学民主制

　　第八章 新展望：走向宪政社会主义

　　第一节 宪政制度化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复合民主论：对自由民主论的超越

　　第三节 创制是人民的权利

　　第四节 只有宪政才能救社会主义

　　第三编 现实语境中的思想交锋

　　第一章 思想言说的现实语境

　　第一节 关于“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斗争

　　第二节 变革、动荡、重组与转型的时代

　　第三节 三十年来的“主义”之争

　　第四节 新社会主义学理的总体性理论建构

　　第二章 信仰价值系统需要新构建

　　第一节 关于共产主义理想

　　第二节 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

　　第三节 关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第四节 关于批判的意识形态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第三章 改革理论需要新突破

　　第一节 关于宪政社会主义的争论

　　第二节 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合法性基础

　　第三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制

　　第四节 关于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可行性战略

　　第五节 理论创新是新改革实践的先导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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