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中国面临第三波转型

——访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修泽教授

  时间：2011-05-11   浏览次数：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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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修泽教授

在过去的近百年中，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波历史性转型。第一波转型，社会制度转型，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转变为新的社会制度。第二波转型，经济体制转型，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波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从谋划未来的角度研究，需要思考第三波转型，即“整体或全方位发展模式转型”。之所以是“整体”、“全方位”，就是力求表达未来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它应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制度五个方面整体的发展模式转型。第三波转型的历史进程是相当长的，其中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
　　■学人简介
　　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专著有《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制度安排研究》、《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产权人本共进论》等学术著作，被海内外学界称为中国“人本经济学的探索者”和“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其理论贡献被收入２０１０年出版的《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一书。近年执笔或主持完成的主要获奖科研成果：《“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０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研究》，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４年）；《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问题的研究》，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５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研究》获中央组织部重点调研课题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９年）。
　　■站在历史新起点
　　深圳特区报：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新规划淡化ＧＤＰ，将扩大内需放到了首要位置，体现出了包容式增长。 “十二五”规划在发展思路上的转变，是中国经济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所作的主动调整，这种调整到底意味着什么？
　　常修泽：“十二五”规划在发展思路上确有重大转变，是中国经济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所作的历史性调整，为什么？如古人云“势”也。制定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首先需要客观分析并充分考虑其所处的国内外政经环境和社会诉求。“十二五”规划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适当地进行调整，首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赖以生存的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
　　当前世界经济并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复苏充满了曲折和艰难，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无论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美国转变增长方式，还是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中国的出口壁垒不断增加，都凸显了外部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这使得中国不能再过度依赖外需来推动经济增长，需要经济转型。而从人类的生存大视野角度审视，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它直接逼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大幅减少碳排放量。中国确定了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的目标。当今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是个很大挑战。能源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等潜在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对石油等能源资源外部依存度较高，相关问题也不得不提到战略高度一并考虑。
　　深圳特区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国际经济的微小变化都可能会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但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仍在于它自身的基础和条件。“十二五”规划将经济工作重点转向民生，这对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意味着什么？
　　常修泽：经济发展应突破单一的增长思维，注重改善民生，以追求幸福社会为经济发展重心，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追求。今年是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在过去的近百年中，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波历史性转型。第一波转型，社会制度转型，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转变为新的社会制度。第二波转型，经济体制转型，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波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从谋划未来的角度研究，需要思考第三波转型，即“整体或全方位发展模式转型”。之所以是“整体”、“全方位”，就是力求表达未来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它应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制度五个方面整体的发展模式转型。第三波转型的历史进程是相当长的，其中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小康社会”蕴涵着诸多“幸福指标”。从２１世纪初提出这一概念到２０２０年完成这个目标，迄今“前半场”已经过去，“后半场”则更具决定意义。下一个五年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半场”的关键时期，需要全力推进。
　　■准确地把握“人”的三层含义
　　深圳特区报：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是现阶段主要矛盾。在要不要发展问题上，社会已达成共识，各地实践中并不存在否定发展或忽视发展的倾向。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实践中到底追求什么样的“发展”？
　　常修泽：中国现在的症结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追求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十二五”规划尽管弱化了ＧＤＰ，明确地将中国经济工作重点转向科学发展，转向幸福社会的建设，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两种不同发展理念的博弈仍将长期存在。到底是单一的ＧＤＰ挂帅，还是科学发展，对我们来说其实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
　　当前，处在新的发展理念与传统的发展理念博弈的时刻，中国到了从“量”的过度扩张到“质”的战略提升的新阶段。“十二五”规划应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分水岭。最近看了一些省、市、县的“十二五”规划，一喜一忧。喜的是有些地区确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来制订规划，比如广东包括深圳的“十二五”规划就淡化ＧＤＰ，而以“幸福广东”作为主调，“幸福广东”并不意味着现在已经实现而是把人的幸福作为重要目标或价值导向。但也有一些地方的“十二五”规划还是传统的“ＧＤＰ至上”在“惯性运作”。如果说，在“生存型”阶段，讲究ＧＤＰ指标还有其一定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在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诉求的“发展型”新阶段，讲究与人的多方面发展相关的“幸福指标体系”，则具有创新意义。这是对发展的核心价值的新判断和新追求。
　　深圳特区报：中国经济从量到质的转变，这是全体中国人所期盼的，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诉求的“发展型”新阶段，讲究与人的方面发展相关的“幸福指标体系”，在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人本思维如何体现，民生问题应该如何落到实处？
　　常修泽：我在此前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就提出，必须准确把握“人的三层含义”：横向上“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经济的发展应是“惠及全体公民”；纵向上“多代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人”，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合理使用资源，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后人跨代公平啊；内核上“多需人”而不是“单需之人”，包括人的尊严在内的精神需要也应在列入发展指标。同时，还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以人为本”，抛弃侧重于从执政者“政绩”角度出发的“人本工具论”，树立以“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诉求的“人本实质论”。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阐述科学发展时，首次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纳入进来，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当前，树立“人本实质论”，特别需要把握市场化和社会公平之间均衡，把“民生为本”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民富优先的原则。实现富民战略，有四个方面有待突破，一是就业，切实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二是分配，实现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同步”增长，同时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三是社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四是劳权，保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损害应是科学发展的重要一步。
　　■八字方略促转型
　　深圳特区报：“十二五”规划核心是转型，经济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投资拉动转为以内需拉动增长、以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在结构失衡上，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哪些经济结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常修泽：就发展转型而言，我建议政府应该实行“人本、协调、创新、绿色”八字方略。人本前面已经提及，协调则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结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需求结构失衡。我们过去比较偏重于依靠出口和投资这两驾马车带动经济发展。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对过去那样一种高消费、低储蓄、多借债的发展方式进行调整，加上我们前些年对外出口依存度比较高，特别是出口依存度比较高，给我国的外需提出了尖锐挑战。其二是供给结构失衡。目前我国“一五四”的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大体占一成；二产接近五成；三产基本是四成，４３％。当今世界平均数，第三产业比重平均在６０％以上，我们国家只有４３％，差２０个左右百分点。由于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人民群众的一些需求，特别是对服务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其三是要素投入结构失衡。我们过去比较重视消耗要素的投入，叫高投入，包括资金、劳动力、资源。运行的基本状况是：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低效益。这样一个格局已经难以为继了，因为资源不可能这样高消耗惯性运作，对环境的污染也不能这样高排放地惯性运作。
　　深圳特区报：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抗风险能力、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如何采取措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拓展发展空间，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
　　常修泽：优化经济结构需要经济转型讲究协调性。１、内外协调，调整“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实施以扩大内需为主、内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方略。鉴于近十年来消费率下降１０个百分点的现实，应逐步解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放心消费”的问题。２、产业协调，由“制造业拉动”向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转变。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纵深推进阶段，一方面，应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发展并提升第二产业（特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针对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这一“短板”，从全局上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重点，其中像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而言，应逐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３、区域协调，由区域不平衡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核心问题是避免板块碰撞。要特别关注生产力差异、地缘和民族宗教等因素。推进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战略。４、城乡协调，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经济一体化转变。考虑到中国人口转移的巨大压力，需要在继续建设新农村的同时，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要寻求“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特别注意防止“城市病”，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深圳特区报：显然，此次经济转型更加体现全面性和彻底性，从发展理念、增长的方式和目的都是一个质的飞跃。在实现的形式上是否需要更多的手段？
　　常修泽：协调发展方略前面已讲此外，创新和绿色也不可忽视。
　　新技术革命不仅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推动着社会和人的变化。从发达地区的实践看，特别是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看在探索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新的经济方式和一代新人也在出现。未来五年，应促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由“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型。这就需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在重要领域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包括按照“广义产权”理论，实行“技术资本化”，以激励广大技术人员的创新热情。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整个民族需要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经济”理念。“十二五”规划建议第一次采用了“低碳发展”的提法，是一个新突破。需要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增加非化石能源比重（２０２０达到１５％）。这次资源环境约束指标列了１１个，占“十二五”规划全部约束指标的７０％特别值得重视．本着“低碳发展”思路，一向技术创新要绿色，二向结构调整要绿色，三向政策设计要绿色，四向市场机制要绿色，包括从“环境产权”出发，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用市场力量“倒逼”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