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特种兵:吕宁思：中国社会转型面临公共体系结构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6:01:33
2011年07月02日 08:37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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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宁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经历过不少的挫折，最近30年由于改革而取得重大的经济成就，并且已经无可回避的进入了社会体制改革的深水区。
国内杂志《南风窗》记者日前专访了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周瑞金说中共提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很大程度上是要对社会管理方法做出改变，其实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
但是社会体制改革还有更重要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制度上建立一个完整的，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由此真正解决教育、就业、分配、医疗、住房、食品等各个问题；第二个方面，改变社会结构，通过城乡差距的解决和城市化，实现中等收入阶层人口的增大，站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从而实现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第三个方面，社会自治主题用于党政组织为代表的公权力以及企业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一道，成为这个国家的三大主题之一。
周瑞金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一系列社会事件是正常的，近代史上所有经历社会经济转型的国家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欧洲国家从神权社会转向人权社会，就经历了200多年激烈动荡和冲突，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面临社会的一片混乱。
在纽约等大城市，饥民满街走，工人大量失业，而财团则与政治勾结，官僚腐败，垄断集团迫使中小企业关闭，劳资矛盾非常尖锐。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批记者把社会问题揭发出来，产生了著名的“扒粪运动”。
当时的威尔逊总统也非常支援记者的行为，政府与舆论界共同努力将社会问题揭露出来，然后才有社会进步运动。所以到了罗斯福总统新政时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教育、医疗、工资等问题。他支持资本和劳工互益，真正支持工会运动，所以他得到很多支援，而社会管理也由此良性发展。
而中国现在的问题、现在的困难更为艰巨，同时面对三大转型，一是从含有封建残余的国家向开放的国家转型，二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第三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三大转型在很多国家同样遇到过，但并不如中国突出。
周瑞金说中国尽管也有很多社会组织，但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界定的社会组织概念，我们有自己的国情。中国目前有很多群众组织，如共青团、工会、妇联、科协、作协等等，都是社会组织，但关键要让它们去行政化，使它们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成为与公权力进行博弈的一种独立力量，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有些领导仍然持一种革命党的执政思维，觉得什么也离不开党的管理，对民间力量极其蔑视；政府高社会一等，社会出现一点动静，就认为是针对政府的。
周瑞金说，建国以来，一致认为只有三大政治制度，一是人大，二是政协，再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党的十七大将社会自治制度、社会基层组织制度作为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社会管理创新首先是思想解放，原来的那种管理理论要突破，把管治的思想转变为共治的思想，是治理而不是以管制为主。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社会管理有三种模式：一是全部给社会，国家退出，由社会统一管理进入到国家逐渐消亡，这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理想模式；二是国家总揽包办，各种社会力量控制在国家之下，这种模式就是前苏联的模式。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也照搬这个模式；第三种模式就是国家与社会共治。
国家社会共治又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会为主体，国家协助，国家给予财政支援，但主要的管理靠社会力量；第二种类型是国家为主社会为辅；但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社会出现新公共治理运动，公权力和社会缔结契约，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相互配合。社会要自己拿出资源，因为仅靠国家财政是不够的，社会自己要有造血能力，解决自身的问题。新的公共治理制度就是这个新的第三种类型，这是今天世界的潮流。
而中国目前采取的是“第四种模式”，就是中央最近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也就是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配合，允许更多的公民参与。这一模式从国情出发可以理解。如果真正能构建出这种格局也是一个好现象，但问题在于创新的重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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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宁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经历过不少的挫折，最近30年由于改革而取得重大的经济成就，并且已经无可回避的进入了社会体制改革的深水区。
国内杂志《南风窗》记者日前专访了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周瑞金说中共提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很大程度上是要对社会管理方法做出改变，其实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
但是社会体制改革还有更重要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制度上建立一个完整的，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由此真正解决教育、就业、分配、医疗、住房、食品等各个问题；第二个方面，改变社会结构，通过城乡差距的解决和城市化，实现中等收入阶层人口的增大，站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从而实现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第三个方面，社会自治主题用于党政组织为代表的公权力以及企业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一道，成为这个国家的三大主题之一。
周瑞金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一系列社会事件是正常的，近代史上所有经历社会经济转型的国家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欧洲国家从神权社会转向人权社会，就经历了200多年激烈动荡和冲突，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面临社会的一片混乱。
在纽约等大城市，饥民满街走，工人大量失业，而财团则与政治勾结，官僚腐败，垄断集团迫使中小企业关闭，劳资矛盾非常尖锐。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批记者把社会问题揭发出来，产生了著名的“扒粪运动”。
当时的威尔逊总统也非常支援记者的行为，政府与舆论界共同努力将社会问题揭露出来，然后才有社会进步运动。所以到了罗斯福总统新政时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教育、医疗、工资等问题。他支持资本和劳工互益，真正支持工会运动，所以他得到很多支援，而社会管理也由此良性发展。
而中国现在的问题、现在的困难更为艰巨，同时面对三大转型，一是从含有封建残余的国家向开放的国家转型，二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第三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三大转型在很多国家同样遇到过，但并不如中国突出。
周瑞金说中国尽管也有很多社会组织，但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界定的社会组织概念，我们有自己的国情。中国目前有很多群众组织，如共青团、工会、妇联、科协、作协等等，都是社会组织，但关键要让它们去行政化，使它们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成为与公权力进行博弈的一种独立力量，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有些领导仍然持一种革命党的执政思维，觉得什么也离不开党的管理，对民间力量极其蔑视；政府高社会一等，社会出现一点动静，就认为是针对政府的。
周瑞金说，建国以来，一致认为只有三大政治制度，一是人大，二是政协，再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党的十七大将社会自治制度、社会基层组织制度作为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社会管理创新首先是思想解放，原来的那种管理理论要突破，把管治的思想转变为共治的思想，是治理而不是以管制为主。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社会管理有三种模式：一是全部给社会，国家退出，由社会统一管理进入到国家逐渐消亡，这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理想模式；二是国家总揽包办，各种社会力量控制在国家之下，这种模式就是前苏联的模式。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也照搬这个模式；第三种模式就是国家与社会共治。
国家社会共治又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会为主体，国家协助，国家给予财政支援，但主要的管理靠社会力量；第二种类型是国家为主社会为辅；但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社会出现新公共治理运动，公权力和社会缔结契约，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相互配合。社会要自己拿出资源，因为仅靠国家财政是不够的，社会自己要有造血能力，解决自身的问题。新的公共治理制度就是这个新的第三种类型，这是今天世界的潮流。
而中国目前采取的是“第四种模式”，就是中央最近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也就是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配合，允许更多的公民参与。这一模式从国情出发可以理解。如果真正能构建出这种格局也是一个好现象，但问题在于创新的重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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