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胸肌 最壮肌肉男:黄益平:开放资本项目时不我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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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开放资本项目时不我待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17期 出版日期2011年05月02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中国应该用大约三年的时间,实现资本项目的基本自由化,否则以后的改革会更难黄益平

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

  过去十几年,国际经济学界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时候,资本项目自由化意味着几乎全部放弃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但是,在东亚金融危机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对资本流动的利弊得失出现了一些重新评估。

  一个新的共识是,短期资本流动过于频繁,可能会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20国集团(G20)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框架,提出了金融机构限制短期融资规模的概念,IMF也史无前例地允许临时性的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措施。因此,我们考虑的是基本自由化而非彻底自由化。

  为了保障开放过程之中以及之后的金融稳定,除了要创造一些前提条件,开放的次序也非常重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次序,即财政改革、金融与贸易自由化、汇率改革、资本项目开放。这个次序对我们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财政状况总体看来非常健康,但是,如果地方扩张冲动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不解决,财政危机的风险并不能彻底排除。另外,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也还存在非常庞大的或有债务,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我们需要解决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问题。这两个资本价格不理顺,一旦放弃资本管制,很难避免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直接冲击经济与金融的稳定。

  很多人将利率市场化的焦点放在存贷款利率的开放上,其实关键在于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拆借市场(短期)利率和债券市场收益率(长期利率)。汇率市场化的关键就是央行尽快放弃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而需要与这两个改革同步推进的,是必须增强货币政策决策的专业化和独立性。

  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在过去30年里已经降低了很多。目前尚存在较严厉管制的,主要是居民和非居民在债券、股票、衍生品、货币等市场的跨境投资,债券融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的经验,放开后风险比较大的其实就是证券投资。

  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基本自由化,完全可以考虑在放开其他所有限制的同时,保留现有QFII和QDII的框架,允许个人和机构做跨境投资,但大幅度扩大投资规模并适当减少具体的限制。这样的做法既能保证资本流动,又可以避免资本流动逆转过快。

  开放资本项目,是中国保持高速增长和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条件。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积累了一些基本的有利条件,有些条件可以在改革中创造。现在不改,以后也许更难。如果积极稳妥地推进,完全有可能在“十二五”规划期间,用大约三年时间实现资本项目下基本可兑换的目标。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新世纪》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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