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名的图片大全:“唱红歌”已不再是个笑话了

“唱红歌”已不再是个笑话

文／俗士

今年电视台新年晚会的主题是“唱红歌”，随后播出的一些文艺节目也大致是这一类的。对于像“红歌”这类有一定特定时代象征和政治涵义，而且已经被人们所抛弃至少是遗忘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又开始流行的，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印象中往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记得当时崔健的一首摇滚风格的《南泥湾》红遍全国，后来听说，崔健也因此遭到了禁演的处罚。

我想，无论人们出于什么心态唱这些歌曲，也无论是“红歌红唱”还是“红歌黄唱”，反正结果就是“红歌”沉滓泛起、而且流行了起来。我发现有好几首竟是我这个经历了文革尾巴的60后原本都没听过的，真是一种讽刺。说到讽刺，我想插一句，这也是我一直一来想说的，即：反讽常常会出现与反讽者的初衷相悖的结果。就“唱红歌”这件事说白了就是：人们想用一些摇滚风格，让过去的“红歌”听起来不那么严肃，甚至还有一点滑稽，目的是讽刺“红歌”及其所象征的政治背景，但结果反而使得这些歌曲从新流行起来，连一些原本没听过的小年轻也都耳熟能详。

后来，“红歌”就断断续续的没停息过，有人用它怀旧、有人靠它排遣空虚的老年生活……至于有多少人会关注其歌词及歌词所表达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由于众所周之的历史的原因，城市里许多退休人员，他们曾经有过一个“火红年代”，而现在大多境遇一般，甚至不好，因而他们有一种被遗忘的失落感。通过唱“红歌”能让他们找回曾经有过的那种辉煌的感觉。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在城市的公园、广场总能看到一小群，一小群的老年人在一起唱歌，其中很多就是所谓的“红歌”。他们唱得投入、激昂。凭心而论，红歌有其易学易唱、旋律激昂的优点，这可能也是其能流行的一个原因。

这一现象，常常被一些人当作笑话在议论。然而就在人们的异样目光和嘲笑中，“唱红歌”渐成气候，不再是笑话——今年新年晚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认为这一现象有值得令人深思的深层原因，对于自由主义这来说，更需审慎。

我们知道这些年，住房、医疗、教育成了压在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而这些无不是假“改革”和“市场”的名义进行的——政府成功地从其对人民的责任中溜掉了。但是，作为精英的专家、学者，非但没能及时指出这是政府对人民福利承诺的背弃，反而宣扬什么：“牺牲一代人”的 “穷人垫背经济学”、“穷人不值得讴歌”、“精英治国”、“自私合理”、“同情贪官”……并高举民粹主义大棒，完全将自己置身于广大民众的对立面。

并且，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以市场经济为由反对任何政府对市场的监管，鼓吹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这又使得处于强势地位的垄断企业、权贵结合的利益集团得以肆无忌惮地侵占公共资源、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个问题在房地产方面尤为突出。这种不顾民众利益的市场自由，只会令人民不堪承受，就会滋生出仇富之类的民粹主义情绪。

然而恶果还不仅于此，其还极大地削弱了普通的民间资本，也令处于劣势的底层人民无法凭借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因而产生极大地不公平感和失落感。正如郑永年所说：“从反思的角度，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做的选择。人们不用去谈论久远的过去，就拿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主义来说吧。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主流理论，而且更是主流政策话语。公平地说，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后来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演变成具有原教旨主义特点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赤裸裸地为各种利益说话，而把基本的社会正义排挤出自由主义体系。”（郑永年《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前途》）也许，对于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被人遗忘的人们来说，有人能替他们说话，哪怕讲述的只是一个虚幻的美景，都会支持。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不会有比现状更糟糕的了。

可以说，唱红歌之类的兴起是有其广泛的民意基础的。

我认为，当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将自己置身于广大民众的对立面时，你已经背离了自由主义站到专制的一边了——只说欧美国家是精英治国，却无视人家是民众选举的代表；想代表人民却又被民众的力量吓得瑟瑟发抖。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政府把“十二五”的重点放在“保民生”上，主流的精英、学者们对此却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沉默。也许在他们眼里“保民生”不重要，也不是他们期望的政改。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建设自由民主的制度，所依赖的力量是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要学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要知道“唱红歌”已不再是个笑话。

2011年1月21日 星期五

附记：

本文是春节前写的，因故未发。春节期间去云南农村过的，看到和听到了一些现象和事情。一个感觉，我们每天在讨论的话题，甚至我们认为的非常重大的话题，与中国人数最众多的人群——农民——没有多少共鸣。我们当作笑料的“唱红歌”，他们却很能接受。加上政府现在加强了一些保障民生的宣传和行动，政府的形象在他们眼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糟。如果我们不客观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远离最广大的群体。然而，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民主的根本就是多数人统治，否则就是专制、独裁。

                                后极权时代”的错觉

文／俗士

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

    由于，我对各种各样的主义都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必要的理论修养，因而一向来很少谈主义问题，仅是喜欢对一些事件和现实中的思潮发表一点看法。前不久写了一篇《极权之下的日常生活》，文中有一句：“有人把当下称为‘后极权主义’以示与希特勒、斯大林式、文革时代的极权主义加以区分。我不知道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是经济方面或者人们生活方面的话，我想那可能就错了。因为，早在纳粹德国时期，人们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幸福的，那时也依然保留了很大程度的私有经济。”这虽非随意之言，但却并未想从理论上去论证它，定义它（学养不足也缺乏这样的能力），只是对所谓的“后极权主义”的提法有些疑惑。

    后有网友指出：“所谓‘后极权主义’，指的是国家权力有明显的后退，私人权利显著扩大，但远未达到民主自由国家那种程度的状态。我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比较合适的。”我想这是一种普遍的认识，李慎之在为《哈维尔文集》做的序《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也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

    说后极权主义恐怕不能不说哈维尔，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概念源自于他。他说（大段引用是为了更有助于理解）：“我不是说名词前缀‘后’是指我们的制度已不复专制独裁了。正相反，我是指现在的独裁形式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极权和传统专制有根本的区别。”随后他进一步解释说：“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来开脱和提供借口，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的目的之间的鸿沟。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因此，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事实上，正是这个说法令我对后极权主义的提法产生疑惑，因为，如果我们对极权主义有一定的理解，就会发现哈维尔的这些说法与极权主义的特征并无什么根本差别（当然，他本人也是这么说的），无论在人们的个人生活方面，还是恐怖与意识形态方面，都没有什么差别。由于我文章开头所说的我个人的偏好，我以前也并不觉得有纠正或者质疑这个说法的必要。只是在与网友交流之后，感觉到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再深入一步，并把它表达出来。这主要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对我们更清楚、明白的认识极权主义的本质有益。

    我想，极权统治的特点就是暴力和谎言，其本质是制造恐怖来让人民屈服。暴力和谎言并不单独使用，什么时候暴力多一些，什么时候谎言多一些，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定数，随时可以根据形势调整。

    最近，读了托尔斯腾?克尔纳《纳粹德国的兴亡》一书，可以说完全证实了我的想法——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种种特征在纳粹德国时期就全能找得到，而且，并不存在显著的前后时间次序。比如，在纳粹德国人们试图退回到私人生活之中时——而且，只要你愿意确实也能做到这一点，或许希特勒本人也鼓励这种意识，他甚至提出在让每一个德国家庭都能拥有一部轿车的设想，并且付之于行动——表面看起来这时这个国家并不那么恐怖。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托尔斯腾?克尔纳说：“许多人通过这种向私人生活的退却来摆脱希特勒的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这个独裁政权也强化了这种态度。谁满足于他的小康生活并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的幸福，那么他也就多半不会去考虑进行抵抗的理由。在此期间，这个政权的反对者也就消失在一种‘正常的’日常生活的布景之后了。谁不想看到其他的人被迫害和屠杀，谁就会长期不去理会这些事。战争快结束时，在第三帝国里，这种暴力活动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来。囚徒的行列被赶过大街，逃跑和不想再战斗的士兵完全被公开地枪毙或绞死。”

    对“后极权时代”的错觉让人们以为，这个阶段的统治不那么残暴是因为“总发条已经松了”；以为，恐怖时代已经过去不会再来；甚至，以为这种“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代必然会导致极权统治的崩溃，或者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改革力量——我并不排除这两种可能性，但却不认为它们是必然的，因为，只要需要，“总发条”随时都能被拧紧——这时，恐怖就会再一次回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错觉终究是错觉，“总发条”没有松，只是恐怖的目的已经达到，而意识形态的作用更明显了——血腥的暴力恐怖被全面的意识形态的恐怖替代了——人们知道，一旦自己成为异数，就意味着灾难来临。并且，那种血腥的恐怖随时会卷土重来——如果，我们观察当下社会，无论是“唱红歌”，还是跨省抓记者、作家和网民，还是“截访”，还是各地不断出现的暴力强拆……以及什么“打一场（拆迁的）人民战争”，以及“公审”和“大批斗”的沉滓泛起，等等；还有越来越强大的“警察”队伍（包括：大量的协警、协管、城管，以及他们越来越先进的装备）都能证明。所以说，所谓的“总发条已经松了”，不过是一种对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时代”的错觉而产生的幻觉。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想到，极权统治的目的并不是用恐怖消灭人民，恐怖只是征服人民的手段。一旦，目的达到，这种手段就没有再广泛使用的必要，因为这时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恐怖——汉娜?阿伦特说：“一个政体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吓手段，而它的本质就是恐怖，……一切个人命运全取决于恐怖。”

    我觉得，人们的这种错觉，是由于对极权统治的认识不全面——人们对极权统治的暴力恐怖感到恐惧，因而也更容易产生逃避的态度（而各种关于极权统治恐怖的书籍、资料和影视作品，又往往能强化人们的逃避态度；同时，这些作品也能强化人们的幻觉。当然了解历史是必须的，但缺少全面的分析和思考也使人的认识片面，甚至极端）。所以，当人们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时，人们也就很容易、也愿意投身于这种生活方式之中，如：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小资情调、低俗文化、媚俗……并且能从其中感知到享受生活的满足。却不知这种满足源自于对恐怖的逃避，换句话说，这种满足恰恰是恐怖的结果——而人们却误以为这是专制的“总发条已经松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极权之下的犬儒主义流行是由恐怖成就的，而我们知道“专制的目的就是把人变成犬儒”。可以说，全社会的犬儒主义正是专制统治的成功，其盛行又成了更大的恐怖——人们不再有勇气对强权和邪恶做出哪怕一点点反抗——反抗不等于非得用暴力，不合作也是一种反抗，比如：一个普通员工怠慢一项不合理的工作，就是一种不合作。当然，这种怠慢绝不能是因为个人的懒惰，它必须是有意识的抵抗行为。

    也许，有人会嘲笑我这样说。其实，要在几年前我也会对此不以为然。这些年，随着自己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当然也因为对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的总结和反思，现在我觉得这种“不合作”常常是很有效的。就如托尔斯腾?克尔纳所说：“纳粹统治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有如此之多的齿轮在相当长期和持久地运转着。如果每个人哪怕只是对纳粹政权和它的杀人机器做一点小小的抵抗，也许就能长久地阻止它的运转。”问题在于，一个盛行犬儒主义的社会，要让人们都这样想问题，是不可能的。我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怖，因为，我们似乎无法摆脱这个魔咒。因此，大家想到的，今后可能见证的也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历史的必然”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打造的。我们有诸多不反抗的理由，最典型者如：非暴力。不过，我们只要“非暴力”却忘了“不合作”；我们也有行动方向，即：同流合污，因为“现在社会就这样”。在人们看来，一切都是制度使然，个人的任何有益的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能改变制度。这里，制度俨然已成为人们同流合污的借口——凭什么他们“坏”，我们要“好”——典型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

    可是，如果大家都只想“非暴力”，不想“不合作”；只想同流合污，不想个人有益的行动。那，又如何改变制度呢？

    最后，我要说的是：哈维尔是一位我尊重的知行合一的智者和战士，而且，我从他的著作中汲取了很多知识，但我还是觉得“后极权”这个提法也许并不确切，它可能会给人们造成误解和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