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火入魔:张文木：人生沉思录之十一（一〇〇一—一〇九〇）

张文木 之十一
 
1001．舆论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亲美者反日并以此表现爱国心，亲日者反美并以此表现爱国心；至于亲英者——与当年丘吉尔、汤因比等在战后骄纵美国并由此消耗美国的策略一样——则自21世纪始骄纵并消耗中国。三者相同点在于：在中国问题上，他们都以爱国名义一致主张以西方为标准的“普世价值”，在国际问题上，他们都一致贬损第三世界，尤其是损贬朝鲜、伊朗等。
 
1002．要让木头沉到水下，除非它腐烂；要让铁锭浮上水面，除非他锈透。因此，质量决定存在方式。人亦然。
 
1003．谁也不想得罪而又想获利，想四面落好而又不肯吃亏，这种政治的后果，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好施小惠，言不及义，难矣哉”。
 
1004．法国大革命中那完全顺从而不主动引导和塑造舆论的政策得到的结果恰恰是革命的反动。拿破仑专政和帝国是对法国大革命中那盲目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绝对标准的舆论政策的矫枉过正。
 
1005．看看目前那充斥于社会上下空而又空的学风和假模假式和不男不女的戏风，再环视东海那日益逼近的虎狼，不由得让人想起历史上的宋（960～1279）明（1368～1628）两朝和眼前的奥地利。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未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关键人物，可到20世纪它在地图上却成了需要放大镜才能找到的米粒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否严肃地考虑过奥地利的厄运是否会落在中国，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我们今天应当担当什么责任和做些什么呢？
 
1006．靠光电打出来的“盛世”，如侯宝林相声所说，“手电筒一关”后是要掉下来的。
 
1007. 研究浪花运动规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洋流运动规律；研究洋流运动及其规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大洋盆底构造及其规律；研究降雨量变化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大气运动及其规律；研究国际事件趋势的前提是搞清国际政治的历史运动及由此形成的大国间的力学结构及其变化规律。正如在月球引力场和地球引力场中同一体重的人跳跃的极限是不同的道理一样，知道了国家的“体重”，又知道了国际政治的“引力场”结构，那么，这个国家——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扩张的底线和极限也就一目了然。
 
 
1008. 伟大的作家决不是一味揣摩和顺应读者口味的人，而是积极引导和塑造读者的人，是让读者愿意追随而不是追随读者的人。这样的作家创造的是一个时代，而不是一群“粉丝”（Fans）。
 
1009．“只有在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他们的孙子才去发明了农业技术、冶金技术和乐器。”[1]
 
1010．神多民弱。
 
1011．没有经验的知识是知识构成中的边缘部分。好的教育是知识和经验的同时提升。现代应试教育的致命缺陷是人为将受教育者从小与社会隔离并使之失去应对社会矛盾和斗争，特别是残酷斗争的经验：为了顺利升入初中、高中和大学，孩子在其成长阶段与社会脱离，面对孩子在与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以我为中心的幼稚，家长亦不敢对其有力矫正，因为这将打乱孩子的应试环节并由此影响孩子的“前途”。结果是大学考上了，孩子因其日益滋长的自我中心意识没有得到矫正反倒在社会上有了严重的挫折感——过于严重的话，还导致一些已上了著名大学的孩子轻生。毛泽东教育思想——比如他主张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价值在于它在学校教育中加大经验成分并以此避免上述恶果。今入天命年，回首往事，现在的一些成绩当得益于当年毛泽东提倡的那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012. 媒体上赞扬人可用化名，批评——乃至辱骂——人最好用真名。用真名赞扬，有吹捧之嫌，而用化名批评，则显不够磊落。在责任面前，君子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1013. 看世博时，不要忘记也看一眼与它不远的钓鱼岛。世博喷出的是五彩光电，钓鱼岛升起的则是炮火硝烟。在前者犹如女人在玩“过家家”，在后者则会感受到就在家门口的战云高压和油然而生的男人的方刚血气。前者的幸福是靠后者保卫的。
 
1014．西方人的文化是有战略的。东南亚曾是欧美殖民地，看看目前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地摊侠客，只讲义气而无主义。相反，象霍元甲、李小龙这些有理想和主义并为中国人打出威武和正义的拳手，则没有活得太久。比如李小龙只活了33岁，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小龙长子李国豪在其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也是在年仅42岁时便“不意中毒身亡”。这些同类人物同命结局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其后有着某种联系。但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这些民族英雄们那被缩短了生命，却被他们的民族即中华民族几乎是无限延长了。
我们再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言情片，其中许多片子中的三角苦恋都以一方“已买了去纽约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目送已经升起飞往西方某国的飞机为最终解脱。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在暗示：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西方也就找到了道德的至高点。
 
1015．香港武打片中有不少自称“龙”的主演，而能成真龙的大概只有李小龙一个。前者主演的影片给西方人留下多是地摊上混混的形象，而后者则在包括欧美国家劳动阶级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者心目中成了格瓦拉式的英雄。
 
1016. 波，水之皮。
 
1017． 粮，良米。
 
1018． 娘，良女；良，教养之谓。
 
1019. 人若能终生治学并学有所成，那真是佛对他的终极照顾。
 
1020. 历史上帝国多不亡于饥饿而是亡于过饱；换言之，它们是过饱撑死而不是饿死的。而后者则是战略研究最难和最有价值的方面。
 
1021． 坐，两人席地。
 
1022． 座，两人席地于室内。
 
1023． 让，言其上，君子互礼。
 
1024．在当今中国鼓吹西式“普世价值”，无异于反季播种，简直是瞎忙活。
 
1025．吓，喝其下，威胁也。
 
1026.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一般要经历两次否定，第一次是在起步阶段，这时他的见解受到人们的否定；第二次是他预见到的历史来临并使他的见解成为主流意见之后，此时他的见解的优点已释放殆尽，其不足以应付新的形势的新问题开始显现。紧随两次否定便是两次肯定。在这个“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中，经受检验的还不完全是见解本身，还有提出见解人坚守真理的品质。有许多人不败在见解，而败在其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心理品质。比如梅兰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艺术功底，更在于他在日本人面前舍生取义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献艺”的伟大人格。
 
1027．日本明确承认——而不仅仅是“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是检验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发展程度的试金石。
 
1028．2010年12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到访江苏南京，表示：“中日间超越夫妻关系，即使吵架也不会离婚”。但中日关系的问题是缺少婚前财产公证。
我们知道，1972年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对中国政府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仅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认”。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更是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
不承认台湾主权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与中国“结婚”，这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02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意义重大。有“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有了人民外部的“敌我矛盾”。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改革开放时代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1030．秘书，其要义在秘不在书。好秘书是外无形，里如风；台面不张扬，台后却把事情都办好了。
 
1031．版，反片。
 
1032．东方人做事长于减法，西方做事长用加法。减法生活是绿色的和可持续的。
 
1032．没想到，没想就到；想不到，想了不到。
 
1034．秋，火耨于秋收之后。
 
1035. 拜，手托拳。
 
1036．聚会时场面越热闹豪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冷淡疏远。其间，人见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好几年没见了，还好吧？”
 
1037．热闹之地情孤独，喧嚣之时人不亲。
 
1038．贺岁感言：
平生苍凉孤寂心，最忧国事女儿亲。
只见生死年年有，不觉荣华岁岁新。
 
1039. 对西方人反华手法，我们仅仅警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认真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请君入瓮”[2]。
 
1040．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诗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人品的标准。自古“盖棺定论”，此之谓也。
 
1041．瓶，双瓦合并。
 
1042．据2011年1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访华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有生以来已两三次听到人们谈论美国衰落，上世纪70年代后期时尤其严重，但我的忠告是，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那些认为美国衰落并低估美国韧性和活力的人终将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目前人们说“美国衰落”，并不是说美国必死，而是说他老了。老是正常现象，只是这时身体的吸取营养的能力就不那么强了，就吃不了那么多了，而与大家分享可能对美国的“健康”有利。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就是在向中国让出战略空间后渡过危机的。盖茨不仅不这么理解，反而发狠说谁要说他老了就跟谁没完，要把人家“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没有自信的女人怕说老，现在看来，美国离这一天也不远了。
  [1]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2] “兴曰：‘此甚易尔！取大瓮，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 《资治通鉴•唐纪•则天皇后天授二年》 
 
 
1043．我们这里所说“美国衰落”的深层语意是，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而不是说美国本身的衰落。与昨天的英帝国已经衰落而英国仍在，前天的奥地利帝国已经消失而奥地利仍在，更早的罗马帝国已灰飞烟灭而罗马仍在的道理一样，美帝国之后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仍将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相应作用。
 
1044. 在目前社会矛盾日增和生产力水平不足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将大批农民与土地分离并以“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名义推入城镇“无产者”生活，这样的政策无异于抱薪救火，其前途就是法国的1789，其进速与这种政策的推进力度为正比。
 
1045. 昔日英国圈地养羊，今日中国圈地盖房。养羊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而盖房加剧了经济泡沫。
 
1046. 国家关系如果过于客气的话，双方关系也就开始疏远了。礼，离也，家国同理。
 
1047. 春日偶得
少年最爱四月天，未名踏青情依然。
他日若有倚天剑，蟠桃会上问台湾。
 
1048. 好，有女有子，传宗接代。
 
1049. 合，人一口，均贫富。
 
1050. 生，初生牛犊。
 
1051. 牛，破午；午，忤（牾），不从也。
 
1052. 今天大城市的人如果能多吃山里人吃的粗粮，多干些山里人干的体力活，山里人如果也能多吃些大城市人的精米细食，多过些大城市日子，那许多疾病就会消失。因此，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也是治疗现代城市疾病——比如高血脂、高胆固醇和高血糖——的最佳途径。
 
1053. 卓，早上，闻鸡起舞，卓尔不群。
 
1054. 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没有大话，更无空话，它对宋朝奢靡空洞和严重脱离实际的“普世”文风而言，是无声的惊雷。《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宋朝人，甚至没有警醒明朝人，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之后，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直至邓小平时期，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都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1055. 《非诚勿扰》相亲节目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感受是，空谈“爱”的普世性不难，但具体到爱谁，却是一个极难确定的大问题，以至有许多人终生未婚。
 
1056. 树，柳暗花明又一村。
 
1057. 进入21世纪的全球气候日益恶化：海啸、地震，疫灾频发，2010年底全球更是南发洪水，北落大雪。这使人想到毛泽东那“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的诗句。而解决当今的气候问题，大概还得要从这首诗中找答案：“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1]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2]，气候问题当用中医方法解决。
 
1058. 丘吉尔是西方著名的反共反苏斗士，但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与我们的党内外的一些所谓“自由派”人士，甚至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的评价比较，倒显得更为正面。1959年12月21日，他在纪念斯大林八十诞辰的讲演中对斯大林作了这样的评价：
 
俄罗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最困难的年代，一个天才，一位坚强不屈的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这个国家。在他度过一生的风云变幻的残酷年代，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给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大林是一个精力超凡、意志坚强不屈、毫不动情、在言谈中不留情面的人。连我这个在英国议会久经锻炼的人，也无法与之抗衡。斯大林首先具有深刻的幽默感，讲话极为尖刻，具有准确领悟对方的能力。斯大林的这种力量巨大无比，他是历代各国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佼佼者。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象。他深谋远虑、英毅沉稳、顺情合理、睿哲智慧。他是善于在最没有出路的困难时刻找到出路的大师。此外，无论在最危急的关头，还是在胜利的时刻，他都是同样神色安详，从不抱任何幻想。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开创和统治的是一个巨大的帝国。这个人借敌人之手消灭了自己的敌人。斯大林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一个用木犁耕作的俄罗斯，而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国。当然，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人。[3]
 
丘吉尔明白，即使是反共，也得客观。这与那些患有——改用列宁“左派幼稚病”概念——右派“幼稚病”的反共人士相比，显然要“成熟”许多。
 
1059. 最高级别的修饰词当慎用，不然就会走向反面。“文革”中人们多用“最”字以示极端重要；后来“最”字已不足以表达情绪，人们就开始用“最最”，以至成为笑话。当今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是“震撼”，如此多的小事都能让人“震憾”，那碰到真正的大事——如果不能造出“震憾的震憾”这样的语词——那人真只能是无语了。
 
1060. 2011年春节读B．A．利西奇金和JI．A．谢列平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4]一书有感：
在当下中国，坚持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所谓“自由派”的每一分“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十倍扩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与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产阶级全力围堵造成的一样，今天中国排山倒海般的“毛泽东热”也是这些“自由派”催生的。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的。由此可以预见，在中国绝对市场化“改革”失败的速度比他们成功的速度更快。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5]。
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些经过那次“演习”的人们，应该总结出了相应的“教训”。尽管智者见智，但一个基本的教训应当是：右不能极右，极右会逼出“极左”。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在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对中国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国从雅各宾共和国崛起到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及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忽右忽左政策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与极右和“极左”斗争最坚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在1972年——这时“文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见尼克松时就不会说“我喜欢右派”，也不会于当年告诉王洪文读读《刘盘子传》。
 
1061. 1965年3月，毛泽东在《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页边对赫鲁晓夫写下这样的批语：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赫鲁晓夫的演出不过是一支很短的插曲，比较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或者考茨基的演出要短得多。今后任何人要表演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也只能同赫鲁晓夫差不多，是一支很短的插曲。[6]
 
看来，苏联还是让毛泽东说着了：赫鲁晓夫执政近11年，而步其后尘的戈尔巴乔夫执政只有6年。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前者只摇动了苏联帝国的边缘地带，而后者则瓦解了苏联的根基。
 
  [1]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2] 《老子》七十七章。
 [3]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转引自[俄]B．A．利西奇金、JI．A．谢列平著，徐日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2页。[4] [俄]B．A．利西奇金、JI．A．谢列平著，徐日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页。[6] “关于《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批语”（1965年3月11、17、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页。
 
 1062. 读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心得：
重复，是宣传战中的有效手段。重复产生习惯，习惯产生本能。决定民众接受事物态度的并不主要是理性思考而主要是现成概念，不断重复某一概念会造成民众对其无意识的默认，并由此形成适应概念要求的习惯和本能。本能一旦形成，除非出现重大灾变的警醒，理性则对其产生的行动无能为力。
这种广泛用于宣传战的手段，既可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为无产阶级服务。鉴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的历史条件，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部小册子中同意卡•考茨基将“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1]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2]。灌输的关键是将核心概念绕过受众的意识直接植入下意识并使之迅速转化为行为偏好。比如“文革”中那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就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当然，重复灌输手段的使用是有其辩证极限的。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可变为“真理”，但真理如果也说一千遍，也会被人误认为是“谎言”。因此，对付宣传战中重复的有效手段是重复本身。将重复手段过度使用——比如“文革”中那无限量重复的“万岁”“万万岁”——则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心理后果。
 
1063.专家使电视深刻，电视使专家浅薄。（坊间说闻）
 
1064. eye，“眼”，英文相形字，双眼于鼻两侧。
 
1065. 电视上看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其形象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中国清未相似，男性中“宝哥哥”——当下日本称之为“食草族”——辈出的时候，其国家也就开始衰落。2011年2月7日日本首相称去年11月俄国总统视察南千岛群岛是“粗暴行径”[3]。
 
1066. 现在隔两天就要扛桶“洁净水”回家，比较五六十年代——那时家用可直取自来水，感觉人又回到了挑水做饭的时代。真不知这是生活的进步还是倒退？
 
1067.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支持食物转基因的专家——比如写《“坚定不移”地研究转基因技术》的黄大昉——们与其开许多会，写许多让百姓和笔者看不懂的论文论证转基因食物的“好处”，不如以身作则，在全国公开带头连续吃上几年真正的转基因食品。如果己所不欲，而又强施于人，这样的人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
 
1068. 关于自由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读书笔记：
一、自由是民主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除了对“民主”内容的解释不同外，其形式有相当的一致，而与今天所谓“一人一票”即民主的流行看法完全相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说：
 
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蔑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
 
因此，黑格尔说：“公共舆论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4]
对美国新闻理论有巨大贡献的沃尔特?李普曼说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说得明白：
 
行动经常比理解重要得多。有时的确就是如此：等到人人都理解了，行动可能就会失败。有许多事情不可能等到全民公决或着长时间的宣传，比如在战时，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乃至它的统帅们，时常只能把战略部署透露给极少数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尽管其中之一可能是正确的——往往比只有一种错误的意见更危险。错误的意见会导致不良后果，但两种意见则更要承受瓦解整体的灾难。
即使一次灾难性的失利也确实比在报纸上激烈争论造成的危害要小。在1918年3月到处弥漫的紧张空气中，至关重要的不是一次特定行动的正确性，而是对命令来源的不懈期望。假如福煦“诉诸人民”，他或许能赢得争论，但在赢得争论之前，他指挥的军队可能早就瓦解了。奥林匹克诸神争吵的景象是有趣的，但也破坏性的。[5]
传统的民主主义者冒险把人的尊严放在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假设之上，因此他才会认为人的尊严本能地体现在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统治之中。选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讲究实际的人们眼里，民主主义总是显得有点儿傻气。[6]
 
二、阶级专政最终都要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专政学说就成了国家学说的本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促使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学说。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进一步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7]
至于专政和法制的关系，他们都认为法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但并非本质内容。1905年俄国工人运动失败后，曾在1887年就学于喀山大学法律系的列宁开始思索法律和专政的关系。1906年列宁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8]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9]
列宁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为目前的“普世派”所憎恨，是因为它挑破了“法制”的本质，它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其实，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的理论家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驱卢梭说：
 
法律的僵硬性会妨碍法律得以因事制宜，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就能使法律成为有害的，并且在危机关头还能因此致使国家灭亡。程序以及种种手续上的拖延，都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这是局势所不容许的。很可能出现千百种情况都是立法者所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因而能够察觉到我们并不能预见一切，这本身便是一种极其必要的预见了。
因此，就绝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僵硬化到竟致于取消了那种使法律中止生效的权力的地步。就连斯巴达也都曾让它的法律休眠过。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10]
 
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民主制度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更不含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抛弃所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愚腐，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他说：
 
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一个好公民的重要义务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迫切需要、自我保存、危急时保卫祖国等法则是更重要的义务。死板地遵守成文法以致失去了祖国，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失去了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与我们一同享受那些东西的人，从而荒唐地为了手段而牺牲了目的。当年在日耳曼敦战役中，华盛顿将军的部队受到盘据在邱姓住宅的敌人的骚扰，他毅然将大炮对准住宅猛轰，尽管那是一个公民的财产。当他围攻约克敦时，他将近郊村庄夷为平地，因为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11]
 
对美国新闻理论有巨大贡献的李普曼认为宪法与自由主义者的所谓“民主”难以相容，他说：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人人始终都像宪法的作者们那样看待宪法，这部宪法大概早就被强行推翻了，因为忠于宪法和忠于民主似乎难以相容。杰斐逊教给美国人把宪法理解为对民主的表达，从而解决了这个悖论。他本人也是到此止步。[12]
 
其实，这些并没有什么奇怪，国家本来就是阶级统治的机器，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没有民主保障的专政和没有专政保卫的民主。“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13]对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做得果断，而且说得也肯定。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4]
 
三、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5]。同样的道理，在今天中国，只承认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还是不够的，只有承认党对军事工作的绝对领导权，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不注重党对军事的领导权，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16]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7]其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果我们在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上也患上了毛泽东批评的“幼稚病”，那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1068. 政治家们娴熟运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体现。进入21世纪的美国政治家真的失去了这种能力。其特点是他们善于纵火，他们还拥有比如所谓“一小时打击”这样的纵火高科技，但他们拙于控制和引导火势，结果总是引火烧身。2001～2003年美国人启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果便是目前中亚亲美政治力量日益孤立，人民反美——而不是美国希望的所谓“民主”——浪潮日益高涨。2011年初美国人又用笔杆子在整个中东煽起政治动荡，其结果——与阿富汗、伊拉克相似，比较亲美的政权纷纷瓦解，遍布于中东的反美火星已有燎原之势。可以预言，如果美国再将这种“动荡”引入中国，其结果将是在东亚，至少在中国会出现“东风压倒西风”[18]的政治形势。
 
1069. 今天的美国政治家们，真的需要读点书了。如果他们不愿意象基辛格那样读《毛泽东选集》的话，那就建议他们一定要读读沃尔特?李普曼[19]分别于1943年和1947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冷战》这两本（在目前中国国内也很难找到的）书，而不要读凯南[20]和布热津斯基的书。布氏的书是凯南思想幼稚部分的继续和膨胀，而这种膨胀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二战后英国外交骄纵的结果。
李普曼是冷战年代美国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他的学术地位长期受到二战后决心向美国复仇的英国人——为了不让美国人了解——以所谓“美国新闻评论家”[21]定位的刻意淡化。早在1943年李普曼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一书就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警告，他告诫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写道：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22]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23]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冷战》一书，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象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24]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25]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26]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27]
 
至于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李普曼分析说：
 
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所有欧洲人都看到，他们是被置于锥和砧之间，即使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却认识到，把希望寄托于苏联力量将挫折而崩溃的这种政策，是执行不了，是不能顺利推行，是必然要失败的。[28]
欧洲主要的民主国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国家在内，它们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苏美之间保持势力平衡，也就是成为苏美冲突的调解人。从最坏的方面去看，它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种状态中，以便逃脱被苏联陆军蹂躏和被美国空军轰炸的双重灾难。[29]
我们决不可自欺地认为，我们在对苏冲突中率领着一个世界性的民主国家联合战线。[30]
 
李普曼还用刚刚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明遏制战略的不可行，他说凯南这些人：
 
他们记得张伯伦先生对波兰提出保证以遏制希特勒的尝试。他们记得赫尔先生在中国遏制日本势力范围的尝试。他们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对抗力量”的措施是注定会不及时和份量不够的，全线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发生的政策意味着把战略主动权缴了械，分散我们的力量而毫无获得决定和解决的前景，并且最后会意味着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战争。[31]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凯南那种用善恶判断敌友的“遏制”战略是荒唐的，并建设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些思想显然成为后来尼克松、基辛格引导美国走出困境的认识基础。他说：
 
依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即“遏制”苏联的结论——引者）是没有根据的。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有些解决安排维持得不很久，有些维持了很久。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对手和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地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对一个存在着对手国家的世界，外交处理的方法就是组织一种力量均势，使得那些对手国家，不论怎样缺乏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和不响应于共同的呼吁，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这就是外交家所说的解决对手国家之间冲突的含义。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将不再是对手，而都会被改造为具有同样的思想和要求。这是意味着，不论这些国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识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势将使它们认识到进行侵略是要吃亏的。[32]
 
最后，沃尔特•李普曼对凯南的“遏制”战略经过上述破立兼顾的批判后明白无误的宣布说：
 
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33]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34]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今天的美国政客们再次犯了李普曼所指出的而布热津斯基所骄纵的那种因“贪多嚼不烂”导致国家“糖尿病综合症”。如没有“断臂”决心，其结果将是作为帝国的美国全面衰落。
  
[1] 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 页。[2]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3]《菅直人谴责俄总统视察南千岛群岛为“粗暴行径”》，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2/1481541.html。[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三篇 伦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334页。[5]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75页。[6]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25页。[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326、327页。[8]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4月6日-1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6页。[9]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3页。[10]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9、160页。[11] “托马斯•杰斐逊：“致约翰·科尔文（1810年9月20日）”参见朱曾文译：《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4页。[12]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05页。[1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页。[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15]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16]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页。[17]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18] 这里转借毛泽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句，详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4页。[19]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的政论家。1889年9月23日生于美国纽约。在哈佛大学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91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多家报纸供职，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1974年12月14日因心肌梗塞逝世。去世前他表示：“有一位总统是值得爱戴的，就是特迪•罗斯福，我敬爱他。”参阅[美]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李普曼传》，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20] 乔治•福斯特•凯南（George F. Kennan，1904年2月16日~ 2005年3月17日），美国“遏制”政策提议人。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美国前驻苏使馆代办凯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并被美国政府所采纳。[2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22] 沃尔特•李普曼著，罗吟圃译：《美国外交政策》，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页。[23] 乔治·福斯特·凯南（George F. Kennan，1904年2月16日~ 2005年3月17日），美国“遏制”政策提议人。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美国前驻苏使馆代办凯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并被美国政府所采纳。[24] “X先生”，即乔治·福斯特·凯南。[25]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页。[26]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27]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28]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29]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19页。[30]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31]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32] 沃尔特• 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页。[33]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34]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
 
1069. 前几年有在美国的同学电话说拿到了绿卡,我说他登上的是“泰坦尼克”豪华游轮。
 
1070. 日本“311”地震海啸中，仙台有仙，福岛无福。
说仙台有仙，这是因为尽管发生了9级大地震，仙台又首当其冲，但在仙台东北大学片平校区的鲁迅纪念馆仍完好无损[1]。
说福岛无福，这是因为在福岛的核电站发生爆炸和大面积核泄漏，而且日本福岛一号核电站拥有的六座核反应堆用过的燃料棒中都含有可用来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钚”。同核燃料铀相比，钚的毒性更大。这些钚是在铀-235在发生核裂变反应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其中，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号反应堆使用的是“铀钚混合型燃料”，因此，其泄漏物比别的反应堆毒性更大。万幸的是，因燃料棒的特殊设计，这些钚材料暂时不会“紧紧拥挤在一起”，否则，它们就成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土核弹”，并随时有可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爆炸。当作为核电站燃料的铀氧化物开始裂变反应后，他们在产生能量的同时，释放出中子并生成高度放射性的钚-239。这就是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的原料。这些刚刚生成的钚-239再次发生裂变，并且释放出更多能量。在铀裂变过程中，40%的能量都来自钚元素裂变。在一个燃料棒的核反应结束后，其中仍含有铀、钚和其他剧毒放射性副产品。在六座核反应堆内，共有3400吨乏燃料棒，还有877吨核燃料棒装载反应堆中。一旦这些钚泄漏出来，他们不会很快消失，其半衰期高达2.5万年。铀-235的半衰期则高达7亿年。[2]
东京电力公司3月22日曾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采集海水样本的检测结果表明，具有放射性的碘－131浓度已达国家法定限度的126.7倍，具有放射性的铯－134浓度已达国家法定限度的24.8倍。25日曾宣布，１号和３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室的积水中，放射性物质浓度相当于正常水平的１万倍左右。[3]3月26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宣布，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水口附近的海水中，检测到了浓度相当于法定限度1250.8倍的放射性碘。东京电力公司官员称，福岛核电站事故处理可能长期化。[4]东京电力公司28日凌晨宣布，对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室的积水进行重新检测后发现，其放射性活度是一般反应堆水平的10万倍左右[5]，反应堆的核燃料棒可能已受损毁。该公司已下令工作人员撤离现场。[6]3月29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承认，日本福岛核电站已经出现了核燃料外泄事故，并称将全力以赴阻止核泄漏蔓延。[7]3月30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29日下午在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反应堆排水口的海水进行检测时，检测到在距离排水口330米处的海水含有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碘131，是平常含量的3355倍。[8]
福岛无福，秧及他国。３月１４日，正在日本救灾的美军舰队上有17人遭到核泄漏辐射。由于探测到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的美军第七舰队已重新调整舰只和飞机部署，以避免遭受更多辐射。[9]3月15日改变航向，驶往远离灾区的日本海。同时，“里根”号航空母舰也已经远离福岛县附近海域，驶往外海。[10]
3月29日英国政府官员表示，英国检测出放射性碘，据信这些放射性物质来自日本受损的核电站。由于日本核泄漏，苏格兰、冰岛和瑞士等欧洲国家也报告称发现类似的低含量放射性碘。[11]同时，美国至少10个州，[12]中国“除西藏外其它省份均监测到放射性物质”[13]。
说福岛无福，还由于紧随福岛核电站核泄透的是西风直吹，以至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舰船无法向日本靠近。2010年12月日本与美国在中国东部海区联合高调军演，令天地动容。
 
1071.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抛出“两国论”，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9月21日，台湾便发生了7.6级的大地震。相隔时间为76天。
2010年12月3日，日美两国在日本冲绳东部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演习规模达到刚刚结束的韩美黄海军演的6倍。2011年3月8日，日本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国《独立报》专访时向世界传达出明确的核信号，他说：日本可以在一年内建造核武器。若日本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不敢“染指”钓鱼岛。“如果日本单方面发展了核武器，朝鲜就不会劫持我们这么多的公民”，“而一个被核武装的日本也将从俄罗斯那里赢得更多尊重”。[1]2011年3月11日，日本便遭遇了9级大地震，接踵而至的又是海啸、雪灾、火山、核泄露与大面积核污染。军演与地震前后相隔时间为67天。与石原讲话相隔时间为3天。
中华天命。
 
1072．日本“311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来自海啸和地震，人祸来自核泄露。核武器是日本右翼长期追求的目标。对前者，我们可以“伸出温暖援手”[14]，可以“大爱无疆，有难同当”[15]，对后者，我们则要坚决揭露和斗争。
 
1073． 2011年3月发生的日本海啸和地震震出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号反应堆使用的是铀钚混合型燃料的内情，这说明东北亚“核查”的对象不能光是朝鲜，还要包括日本。
 
 
  
[1] 《仙台市鲁迅纪念馆未受损》，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1/03/12/9732589.html。[2]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最危险隐患：大量核武原料“钚”》，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183079.html。[3] 《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海水放射性碘浓度达法定限度约1250倍》，
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191606/216958/216959/14244176.html。[4] 《核事故处理恐长期化》，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14245714.html。[5]《东电公司将放射性超标倍数从千万倍降为十万倍》，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91422.html[6] 《福岛核电站反应堆辐射量超千万倍工作人员撤离》，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247161.html。[7]《日官房长官承认福岛核燃料已外泄 称事态相当严峻》，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95058.html。[8]《日福岛核电站排水口海水被测出高放射物 超标3355倍》，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98075.html。[9] 《驻日美军舰队17人遭核辐射 用肥皂洗浴后去除》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62234.html[10] 《美援日舰队因担心核辐射驶离地震灾区》，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64132.html。[11] 《外媒称英检测到微量放射性碘据信来自日本受损核电站》，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96805.html。[12] 《美国至少10个州检测到微量放射性物质》，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96068.html。[13]《我国除西藏外其它省份均监测到放射性物质》，http://env.people.com.cn/GB/14301773.html。[14] 《专家：超越道德和解历史向日本伸温暖援手》；（原题：《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3/1565984.html。[15] 刘江永：《面对天灾，中日有难同当》，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3/1560269.html。
 
 
1074. 亚理士多德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1]；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2]，这就是说，哲学是社会人而非孤立人的学说，哲学是对国家政治而对非普世价值的解释。总之，有国家的地方才能有政治，普世价值的实现则一定是国家政治的消亡，那时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1075．日本与欧洲国家不同，它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对美国人而言，日本拥有核武器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为可怕。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是可以让美国放手纳入“后院”且死心踏地为美国效命的“盟友”。日本东部地区发生的“311”九级大地震的政治意义在于它瞬间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放手接纳日本除去了心病。
 
1076．对于带研究生，尤其是带博士研究生且已有名气的老师来说，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或学生真的需要，在出版自己的著作，尤其是学术著作时，千万不要在本人署名后再加上一长串学生的名子，更不要在这些学生名子后再加上“等”字。这样且不说有著作权不清之嫌，仅“等”一字就“等”没了学生，突出了自己，这样对老师的形象真的不好。在目前就业压力下，学生是“等”不起的。
 
1077．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已说得很明白：
 
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了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3]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明了美国针对以中国的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说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展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被打掉，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对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美国国务院还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从“使德国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4]。《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5]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南方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狼与羊比，羊比狼“低碳”，西方人要求中国的是前者，而他们自己则可以是后者。这在中国方面看来，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与西方展开相应的斗争。
  
[1] “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种‘出族、法外、失去坛火（无家无邦）的人’荷马曾卑视为自然的弃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8页。[2]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3] 薛牧青：《奥巴马言论在华人世界掀轩然大波》，
 http://www.qnck.net.cn/content/2010-05/15/content_3232167.htm。
视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RW6nY_LZw/。[4]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5]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1078．“鼓励讲真话”[1]的真实含义应该是鼓励讲过脑子的话。前者讲的是“实事”，后者讲的是“求是”；前者讲的是准确的“格物”，后者讲的是格物后的“致知”；前者讲的是认识的起点，后者讲的是认识的方向和归宿。不经“求是”的“真话”，与不经“真话”的“求是”一样，在许多时候是要坏事的。说真话是为了成事而不是为了坏事，不用于成事的“真话”就是不着调的空话和胡话。“远取诸物，近取诸身”[2]，说人事，应将自己的“真话”先在自身试验；说国事，应将自己的“真话”先在自家试验。如能用身家性命试验过的“真话”，大体才可应用于国事。
 
1079．重庆，再次庆祝。重，形取千里，意及更新；庆，形取广大，意及祝贺。广大，人民大众也，人民喜事，非广大不能庆。
 
1080．目前中国学界有人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3]的概念，认为战国时期的“七国”已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似乎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4]。事实上，那时相互战争的诸候或“邦”与周王朝还是臣属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个“周”国家形式存在。秦国的建立，从法权关系上说，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七国“主权”的强行兼并。不承认这一点，在法逻辑上就会推导出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秦始皇强行将其他“主权国家”兼并后统一起来的国家的结论，由此，中国先秦的历史——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经历过“战国时代”的国家的历史——存在的宗法权意义上的主权基础也就荡然无存；由此，中国的历史就被削去了一半，中国历史只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这在学术上是不对的，在法权逻辑上是混乱的，在政治上更是糊涂和危险的。
 
1081．“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如无自然灾害，自古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身家国事，盖莫能外。
 
1082．人逢绝地须放胆，人至盈期当收敛。
 
1083．战略的主要任务不是打击和削弱敌人的力量，而是造成使敌人不能使用力量的形势。敌人被打败多不是因为无力，而是因为动弹不得。
  
[1] “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 《温家宝为新聘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座谈》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4395262.html。[2] 《易·系辞下传》：“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3] 目前国内学界有人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先秦国家间政治”的概念认为战国时的“七国”还已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潘维教授在《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一文中认为：“可以肯定，春秋时代的那些‘国’，既不是城邦，更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具备所有‘国家’特征的实体。那里有国家认同、有疆界、有包括军队和税收体系在内的，功能相当完备的政府。国内还有对研究‘先秦国际关系’的禁忌，视之为‘国内关系’。然而，先秦时代各国的关系显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关系。”（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28期，第75页）关于此方面更多的资料可参阅清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2009年论坛提供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讲习班课程表及阅读材料”（http://ccpsis.org/html/xuejie/2009/0319/73.html）以及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周学术论坛：赵鼎新教授主讲“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http://news.fudan.edu.cn/2008/1030/19660.html）。[4]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意指由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欧洲国家间的法权关系，及建立其上的国际和平体系。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是承认国家主权像人的生命一样不可随意被剥夺，从1648年以来，国家主权的观念已经存在了350多年，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1084．说棍子在水中是“弯”的，这是真话，但不是真理。因此，讲真话，不如讲真理。而真理，是需要过脑子的。
 
1085．“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读清华建校百年新闻有感。
 
1086．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1]。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2]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学者但丁[3]。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4]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回世界的过去。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1087．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5]。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6]，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7]。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8]。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9]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10]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1088．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1]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候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12]，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缅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13]。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14]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1089．宋代以文学见长（比如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等）的政治人物甚多，而有政治建树的却极少。毛泽东读他们的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他在读马周给唐太宗的上疏时，想到宋人的策论，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读欧阳修的《朋党论》，他批注说：“似是而非”。读苏洵的《谏论》，批注说“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对苏询所著《六国论》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合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联军，罕有成功者”。读曾巩的《唐论》，毛泽东批注说：“此文什么也没有说。”[15]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16]；批评亡国之君宗徽宗“既能写诗，又有绘画”，但治国无能。结果在宋朝哲学日益发达的同时，国难却日益逼近；毛泽东感叹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17]
 
1090．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未来国家接班人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8]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19]，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1] [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2]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参阅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3] 阿利盖利•但丁（1265年—1321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留名后世。[4]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1893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5] 《二程遗书》卷二上。 [6] 苏辙：《上皇帝书》，载于《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9页。[7] “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事苟不出于己，小有龃龉不合，则群起而噪之。” 苏辙：《上皇帝书》，载于《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8页。[8] 毛泽东读北宋策论时的批注。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9] 苏辙：《上皇帝书》，载于《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0页。[10]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11] 司马光：《进通鉴表》。[12] 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做万恶之首并以此为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13] 在这些政治家中，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在他故居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50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护士孟锦云推荐《资治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14] 1863年4月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20年比1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1天等于20年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15] 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16] 转引自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17] 引自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18]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19]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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