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英雄官方电话: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 不曾遗忘的宪政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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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归来的陌生人”：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

——专访“汉语法学文丛”主编、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

访谈要点

>>首先，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以西方启蒙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武装自己，进而观照中国当下。其以对不明所以的西方社会作为理想的乌托邦样本，要求中国的一切在与国际接轨的名目下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拢，真诚而炽烈，却似乎失之于天真烂漫。比如，法学界同人提倡法官配饰假发，这便有点不明所以了。即便在刻下“西方”，衙门口子也是尽量能不戴假发就不戴，原因无他，这既不卫生，又是中世纪魅力统治下的装腔作势。而现代恰恰是所谓的除魅时代，取消它们才是正道。旁观者见贤思齐，花了眼，亦真亦幻，载清载浊。

与之相对，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力倡“王道政治”，甚至指认只有儒家教义才能救中国。这话同样真诚而炽烈，但同样似乎失之于天真烂漫。它没有对占据统治地位、滥觞于近代西北欧的现代普适性政体做出开放性回应，只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式的观点立论，说轻点，得谓一厢情愿，说重点，真所谓痴人说梦。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持取审慎中道的立场。他们对于中、西两方过日子的好处与难处，看来都有一些体验，也似乎均有所同情和体贴；他们对于古今之变，左看右看，好像颇能设身处地，而均有所顾应。不仅明白教条式的自由主义大哄大起无济于事，相反，却可能适得其反，而且，对于文化乡愁式的罗曼蒂克，亦多警怵。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理念和文化乡愁式的王道政治憧憬，均不过“中国问题”的因应之策，而“中国问题”千头万绪，至少以两个世纪为疗程，绝非一招一策所能打发，更非短期即可见效。

>>曾几何时，整个中国，600余所法学院，从教师到学生，有几个人知道中国曾经有位世界级法学家，宁波吴公德生先生？大家竞相标榜阅读汉译世界名著，满嘴汉译世界名著的词汇，引经据典的不是盎格鲁就是德意志。不仅举为有学有识的标志，而且等同于普世性不言自明之真理。隔绝久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趋之若鹜，正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强劲有力的吐故纳新的自强不息精神，同时，又说明不明所以，一时间阵脚乱了，丧失了文化自觉，长期以往，总不是个事。

>>严重的中断在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几脉关于解决中国问题路径的思想理论之争，演变为政治之争，又变为军事的决战。决战中胜利的一方，借助于军事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将其他几脉的思路完全屏蔽，乃至于从思想史记忆中间抹去了。所以30年间，我们注意到，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一脉，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发扬光大。好在思想史的记忆，就像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一样，像民俗习惯一样，可能中断于一时，甚至可能有长达千年的中断——就像中世纪文艺复兴对于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但是作为已有的历史是无法抹杀的。所以中断是可能的，但彻底的消灭是徒劳的。

>>在三四十年代，法学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年民国政府，高层里不少都有留洋背景，学的就是法学。比如王宠惠、王世杰和吴经熊。徐道邻学富五车，位居小吏，而报国服务，拳拳之心亦然。当其时，民国政体是现代中国接引西洋政体后的产物，代表了清王朝覆亡后中国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最早尝试。其“民国”形式建立的现代国家的外貌，给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实体罩上了一个政治法律屋顶，不仅意味着政体之变，而且讲述着自朝代帝制向列国体制下的民族国家型制的转型，而这一转型，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在民国政体之中，一般常态下，国家治理、政府建构、法治建设，乃至于一般的地方治理，都会看到民国法律人的身影。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候，法学家是不管用的，一切什么学家都不管用，罗马法谚语所谓“战争让法律归于沉寂”，剩下的唯有浩叹而已。

>>当时是有分歧的，比如钱端升等一些人，认为宪法是不急之务，梁漱溟他们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中国当时战火连天，最急迫的要求是全民动员。另一方面，也有比如萧公权、张佛泉等人，认为只有在走路当中才能学会走路，行宪不是等国民素质提高了、条件成熟了之后再说，当下行宪本身就是创造条件，而终究走向宪政之日。

>>宪政的讨论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可以说从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就开始了。1863年丁韪良把《万国公法》翻译为中文，至少那时宪政就已经成为中国高层知识分子谈论的话题。它成为第一波在中国最强悍的冲击力，是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以小搏大把俄国打败了，当时包括北京的报刊和满清朝廷议论、驻外大使发回来的电文，都在议论“日本胜在立宪，俄国败在未立宪”，吾国若想不败，赶快立宪。从满清贵族到知识分子，都掀起一股思想热潮。第二次热潮是在第一共和奠定初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得立宪走入制度层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国鼓噪立宪，抗战时在大后方曾开展了一场关于立宪的讨论。我看到过一份梁漱溟写的材料，当年在重庆，蒋介石把梁漱溟、王世杰一帮人请去，讨论是否要立宪。后来两人同车回去，王世杰很生气地说，照你看来中国一万年都不要立宪了？梁漱溟解释，我是说战争期间不要立宪。

>>晚近30年，中国的各类法学院从10来所扩展到600多所。抛开规模和层次上的参差不齐、甚至极相悬殊不论，就内容而言，清一色的“法学院培训”套路其实大同小异。其课程设置固守“法律专业”，其实就是一点以部门法为主的条文解读和训育，外加一点程序主义的技巧性知识。凡此训育模式，使得法律从业者的知识储备、理论结构和思想言说的敏感性、感染力不足。置此情形下，无论是教师还是他们的养成品，面对纷纭世态，遭遇错综格局，只能有限恪守“职业”立场，难以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也缺乏面向全民进行大众阐释的技巧。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有本事的人学文史哲，然后学法律经济，现在不同了，学金融，学IT，什么赚钱学什么，真正到法学院就读的未必一定是最优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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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两场争论旷日持久，一则围绕“民主还是独裁”，在国难当头之际讨论如何才能实现独立富强；二则讨论因上一问题引发的文化建设路向，究竟“全盘西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大批法学家在这些讨论中发出有力的声音，如张君劢(1887~1969)、燕树棠(1891~1984)、萧公权(1897~1981)、吴经熊(1899~1986)、张佛泉(1907~1993)等等，他们从法理角度梳理这些问题，依照自己在海外求学所得及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思考，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然而这些声音竟被历史湮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鲜有人知他们的存在与贡献。

有感于这样的图景，自2004年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主编“汉语法学文丛”，将这些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的著作重新编辑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版10余种。这些曾经声动一时、后来逐渐陌生的名字，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借用北岛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标题，他们是“归来的陌生人”。

丛书主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先生在《法学家的智慧》一书中，将中国自有现代法学系统以来的法学家划分为五代。第一代在清末变法改制时期登场，如梁启超、伍廷芳、王宠惠，而上文所述诸位则基本属于第二代法学家，许章润称为“真正纯粹法学意义上的中国学术传统”。

回溯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发展，上半叶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国共在各个领域开展路线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则将此前几十年来逐渐成形的政治、文化主流一一打破，一切另起炉灶，直到“文革”之后再“拨乱反正”，又一次回炉再造。

萧公权、吴经熊、张佛泉等人的命运恰与此过程相始终，在年轻有为时处于国家患难，在中年要出成果时遭遇政治变革，此后或到台湾或海外潜心教书，或留在大陆，至此沉寂。真正能将法学抱负致力于社会现实的时间，不过20年左右。少年成名，老无所用，这是这代法学家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