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公积怎么计算:学术、思想与时代的有机契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思想与时代向来是题中应有之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时代精神的梳理、提炼和彰显，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思想品格；思想是时代的思想，时代是思想的时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基本的信念。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以及对思想的时代性把握，却似乎疑窦丛生，一方面是形形色色的思潮风云激荡，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的概念和命题受到质疑，面对时代情势的变幻莫衷一是。于是，一些业界人士采取退守的姿态，埋首于马克思的文本之中，为其文稿的本来面目孜孜以求，努力成为治学严谨的学者；一些弄潮儿则依然故我，大而无当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在悬浮的应景话语上将时代排除，所谓的思想也就是成为空中的浮尘。没有学术的思想是无根之木，脱离时代的学术是无源之水，把学术、思想与时代切实凝聚起来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基于这样的背景与体认，我们希望对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做出恰当的定位，并对国内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两种取向做出一般性的理解。

　　一、对过去三十年的简要梳理　　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过去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历程。首先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唯物主义的人本关怀受到普遍关注；然后是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潮，在这一思潮中，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再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部门哲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世纪之交，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流行，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入解读和当代现实的积极面对成为主要思路。

　　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学界在传统和现代的二元框架中思考问题，主体性和实践被视作现代哲学的基本概念，或者说，学者们依据现代哲学的基本界定来理解它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系列范畴、概念和命题的重新勾画，都为了使得自己“现代”起来，“主体”起来，“实践”起来。现代以其时间的后置性克服了传统，主体意识略过了物质基础，实践意志压倒了客观力量。[1]这是一个思想先行的年代，重要的是思想，如何思想，如何现代地思想。既有的被决定的、被规律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重新思想，重新主体化，重新“实践”，才能再度成为“现代”，成为时代和思想中的“现代”。当然也有文本依据，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乃至于马克思早期的《巴黎手稿》中，都可以找到言简意赅的文本依据，诸如：“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等等。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怀疑这些依据的合法性，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是“现代”起来。和辩证唯物主义相比，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2]、实践唯物主义[3]成为时尚的名称。

　　经由这样的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强有力的时代话语，参与并引导了时代的拓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4]《巴黎手稿》中的类似表述，积极参与并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被置换为历史主义。如果说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氛围，历史主义则迥然不同，它与其说注重历史，不如说注重当下，在对当下的无限膨胀中消灭历史，很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种种阐释中，马克思的文本释放出巨大的思想能量，这无疑值得肯定和赞赏，同时却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诸多的能量常常难以聚集，反倒相互对抗，个中缘由固然在于凝固文本内涵的老生常谈，更大的问题还是缘于各取所需、随意阐发。在这种时候，文本依据固然必要，但只是在观点先行之后，文本的作用仅仅在于充实观点，因而片言只句常常被无限制地引用和发挥。从《巴黎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共产党宣言》，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到《资本论》，论者随意择取，相互拼凑，无视马克思写作的具体情境和不同文本的独特结构，整合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不同构架，眼花缭乱，云腾雾绕。

　　马克思就这样被融入80年代的社会境况中。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发挥了足够的作用。当时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性”现代化、“被移植”的现代化，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引进、借鉴、吸收西方“先发”的现代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现代进程中的重要思潮，自然获得适时的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现代化思想，而在80年代的中国语境中，对其反现代性、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认知，事实上当时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发挥的作用，反倒顺应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趋势。[5]马克思是现代思想家，甚至是现代哲学奠基者。[6]在诸如此类的阐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形态，再度熠熠生辉。

　　90年代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消费时代一类的命名广为流行，后现代思潮长驱直入。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成为新的议题。一条线索是从马克思经由阿多诺抵达后现代，一条线索是马克思经由阿尔都塞抵达后现代，马克思思想中的后现代因素得以挖掘，尽管不无启发，但难以抵挡德里达、福柯的思想光辉，甚至马克思的幽灵有待德里达的召唤。问题还在于，这是一个思想逃遁、学术彰显的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势头让位于西方马克思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始从思想转向学术，学术、思想与时代的关系获得新的规划。

　　思想的文本依据切实获得重视。所谓文本依据，不是先有思想而后翻检马克思的文本，寻找片言只语，而是抛开思想先见，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文稿，从字词句入手，把握马克思文本的主导思路和整体结构。这是一个文献学的过程，也是现象学的过程，回到文本本身也就是回到事实本身，由此，马克思的研究有望成为一门科学。[7]对中国学者来说，由于各种具体条件的限制，很难接触马克思的原始文稿，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幸而身处信息时代，可以及时追踪国外MEAG2版的出版和研究动态，多少能够有所弥补。问题的诡秘性在于，纯粹的马克思学何以可能？即使可能，也是把马克思置于哲学的博物馆中，被当作古董予以保存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思想生命力行将丧失殆尽。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名和性质，80年代分化出辩证唯物主义[8]和实践唯物主义，90年代后历史唯物主义异军突起[9]，直到最近几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依然引人瞩目[10]，可谓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深化与纠偏，被泛化的实践得以具体化、历史化、辩证化，但同时也不难发现，“历史”依然是大写的历史，宏大叙事的历史，思想过度乃至虚化的症候依旧明显。另一方面，或者对现实政策亦步亦趋，徒劳地予以解释，或者大而无当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样的研究层出不穷。

　　在上述简要的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学术思潮和时代情势之间一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关联，时代引导学术，学术又反过来影响时代。直到目前，学术议题依然是明显地受制于时代情势特别是时代的政治情势，随着政治乃至政策的变化，学术界亦步亦趋改变自己的研究主题和主旨。马克思学尽管一再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和不偏不倚，事实上也是特定时代情势的产物。学术完全沉溺于政治固然荒唐，纯粹的学术逻辑也是子虚乌有。一种可能的策略在于，始终保持敏感和警惕，无论是政策主导学术，还是学术脱离思想，所造成的结果都是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关系支离破碎。 

　　二、《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表征　　

　　段忠桥2009年出版的《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由33篇论文整编而成，最早的发表于1981年，最晚的发表于2009年，根据论文发表的先后顺序和与主题的关系，划分为五章。通览全书，我们不无惊喜地意识到，从写作时间的跨度、涉及的主题和达到的高度来看，该书可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的参与和见证，从中可以窥探到过去30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踪迹，具有历史表征的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是生产实践，从这个概念出发，引导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等一系列概念构架，以及阶级、剥削、社会公平等一系列概念构架，围绕这两个概念构架，段忠桥展开了独特的研究。针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问题仅仅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忽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即实际支配的问题，他于1981年撰写《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问题初探》重新阐述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进而阐明这些论述对我国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由此涉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并从一开始就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进程紧密联系。《商品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传统社会形态理论的突破》等文章，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哲学思考。1993年到1996年间，段忠桥撰文质疑历史发展“五形态论”，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澄清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等概念，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生产力前提，论述经济基础的构成。如果说这一阶段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还局限在唯物史观的范围，那么10年后，段忠桥由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入手，明确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进而对某些“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理路表示质疑，对所谓“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表示质疑，进入了更为深入的研究阶段。我们从《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四章所读到的大体就是这些内容。

　　阶级和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范畴，蹊跷而无奈的是，在过去30年间却成为敏感的话题，论者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段忠桥一般性考察过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进入新世纪后，又围绕“公平、剥削、人的全面发展”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平观、道德公平与社会公平、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剥削的“历史正当性”，表现出学者努力介入现实、毫不回避的理论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和中国当前的公平问题联系起来予以考察，是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问题，也是有望取得创造性成果的议题。

　　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除了基本的概念构架，理论来源也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热烈探讨。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开始，段忠桥对唯物史观的来源孜孜以求。除了第一章的两篇文章外，第五章专门从事“对历史唯物主义起源问题的再考察”，提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初表述，《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物质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视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所有这些推论，都是依据大刀阔斧的文本解读。段忠桥1980年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时，参加了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组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编辑工作，大量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依据他本人的自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当时流行的哲学教科书的许多内容来自斯大林而非马克思，并注意到斯大林与马克思有很大差异。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不断强调思想的基本逻辑，它的魅力正在于此。逻辑在日常交往中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但即使付之阙如，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漏洞和缺憾，真实的生活往往是非逻辑和超逻辑的。而在学术研究和思想阐述中，逻辑不可或缺，不遵循基本的逻辑，任何讨论都难以深入，且容易沦为乱弹。段忠桥在书中一再重申普通逻辑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在学术争鸣中，“偷换概念”和“答非所问”无助于问题的深化。[11]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充斥大量似是而非之论，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因素，就是忽视乃至无视逻辑。不讲逻辑，就是不讲道理，纵然抱着讲道理的良好愿望也很难落到实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名和实质有两个代表性的观点：实践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对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认识有所不同，但大都承认这样两点。就此而言，可以把过去20年间的流行看法，视作实践唯物主义。段忠桥所针对的，恰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他不是和哪一位学者叫板，而是和一个时期的流行看法对阵。这自然使得自己处于边缘的位置，往往易招致“僵化保守”和“背道而驰”的反驳。事实上，段忠桥的特点在于他所使用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句话：“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实践唯物主义的倡导者经常援引，耳熟能详，段忠桥通过语义和语境的分析，提出在德文和英文中，“实践的”都是作为形容词修饰名词“唯物主义者”，而非修饰“唯物主义”；“实践的”只不过是意味投身于推翻现存事物的革命，所以，由马克思使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一词无法推断出他认可“实践唯物主义”，更不能推断出他自许为“实践唯物主义者”。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被介绍到中国，但其时的思想氛围不适合它的传播和接受。殊为难得的是，段忠桥1991年在英国留学期间，选题“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针对西方学界流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和原理的理解，以马克思本人成熟时期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力图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新阐释。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分析哲学予以足够的重视，借鉴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分析方法，也就是使得概念更为清晰、逻辑更为严谨的语义分析法、语境分析法、逻辑排除法。正是由于对这些方法的采用，段忠桥的研究具有了开阔的国际视野。《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二章所收录的九篇论文均出自段忠桥的英文专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1995年由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麦克莱伦作序，由英国埃夫伯里出版社出版。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1997年秋季号上登载加拿大社会学家史密斯的书评，称赞段忠桥的著作“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组成部分作了简要的、具有挑战性的重新建构”。

　　段忠桥非常清楚，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虽然很多，但它们之中有些只是粗线条的勾画，缺少细节的说明；有些只涉及某一方面的问题，而不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有些一带而过，没有展开；有些只是对具体问题的说明，而没有展现其普遍的意义；有些对概念的使用过于灵活，缺少对其含义的严格界定。简言之，马克思的论述未能直接呈现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的理论工作，把它构造出来。由于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的不同，具体的构造肯定各不相同，乃至相去甚远。就此而言，需要把素材、方法和结果区别开来。面对同样的素材，梳理的方法有所区别，结果自然也就各不相同。段忠桥对某些方法的非科学性的批评不无道理，但非科学性的方法也是方法，简单地斥之为“非科学”是不够的，需要分析这些方法得以流行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再向前推进一步，而不是停留于“是与非”的简单判定。一种视角下的“是”，在别一种视角下可能成为“非”；一种语境下的“是”，在另一种语境下可能是最大的“非”。方法固然重要，视角和语境也不可忽略。

　　在对于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批评中，一些人认为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缺乏正确、全面的把握，另一些人认为原因在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错误阐释。段忠桥坚持前一种看法，并做了详细的文本考证，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性可能是过于信任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亲密的思想合作和理论分工，我们不必质疑，但二人的知识背景、思想旨趣方面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过分地批评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是不足取的，但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异也失之于简单，我们应当采取一种更为复杂的学术态度，特别是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有所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联的真相作为难解的历史之谜，也许不会有最终的谜底，解谜方法上的翻新和推进却足以使这个谜题的空间更为开阔，内涵更为丰富。

　　国内学术界的学术争鸣相当稀缺，有限的争鸣又往往南辕北辙，双方谈论的不是同一个概念，或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或者陷于意气之争。以学术的态度积极地从事学术争鸣，敞开冲突的场域，是《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重要贡献。学术需要争鸣，争鸣推动学术，《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许多篇章都是学术争鸣的产物。段忠桥始终富于认真而热烈的争鸣激情，一些学者对此不太理解，揣测他“撰写商榷文章的真正兴趣似乎并不在学术方面”，并告诫学术界的同行，“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引入非学术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动机来开展学术讨论”，“很难获得学术上的实质性的推进”。[12]诉诸心理揣测和背景暗示无助于学术争鸣的正常展开，对待学术争鸣应当抱持耐心冷静的态度。英国分析哲学家科恩有一段话值得借鉴：“哲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进步，在于容纳新的问题以供讨论；在于更为广泛地比较对立的理论；在于说明和批判新的论据或更严格地讨论老的论据；在于更为连贯地或更为概括地发展学术观点；在于决定不留下不经推敲的假定的能力。”[13]

　　概言之，国际视野、分析哲学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争鸣中推进学术思考，是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和高度所在。作为读者，我们与其指责其观点的保守性，不如关注其方法的科学性；与其推究其动机的可疑性，不如关注其结构的严谨性；与其批评其个别枝节的薄弱，不如关注其总体的冲击力，由此，它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将积极而生动。 

　　三、进一步的思考　　

　　基于过去30年来国内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背景，段忠桥的《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如果希望对该书做出进一步的评论，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做出更加丰富的估量，就需要在更为一般的背景和语境中展开思考。

　　从20世纪中国的哲学思想构成及其变迁来看，德法的思想影响历来甚于英美。这和晚清以来西学东渐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及其理论资源德国古典哲学，极大地塑造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面貌。改革开放后，先是德国的尼采、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思想家长驱直入，而后，法国的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人频频在期刊和书籍上露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料。相对而言，德法思想的特点是浪漫，英美思想的特点是分析，德法哲学更多诗人的性情，英美哲学更多科学家的气质。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从圣西门到到德里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整体上而言，一直浸染德法思想的浓墨重彩。[14]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之所以显得另类，正是由于它追求英美的分析风范，它的批评对象汲取的则是德法的理论资源。就此而言，这本书所遭遇的辩驳，反映了浪漫派和分析派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气质。

　　两种气质孰轻孰重，不能简单定夺。从中国知识语境的总体来看，德法思想的分量远远大于英美的分量。人文领域和社科领域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界中，注重实证研究，英美思想的影响甚于德法。[15]这一方面和学科的宗旨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从业人员的学术经历包括海外求学经历有关。人文领域不可能完全排除英美的影响，但不难看到，我们所接受的英美思想几乎都受到德法思想的洗礼。以美国的罗蒂为例，他的成名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87年就推出了中译本，但他在中国大陆产生较大影响则是在1992年他的《后哲学文化》出版中译本之后。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广泛流行，和罗蒂息息相关，以至于普遍把他视作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思想追求而言，《哲学和自然之镜》业已摆脱纯正的分析哲学传统，力图在分析哲学和非分析哲学，尤其是和尼采、后期的海德格尔等人进行融通，但是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是重述和发展由一些分析哲学家提出的论点，如塞拉斯、蒯因、戴维森、普特南、赖尔和维特根斯坦，所以给人的印象还是更多地处于分析哲学的论域中。而罗蒂和艾柯等人关于诠释的讨论，使得他的影响扩展到文学和艺术批评领域。在中国的人文思想界，新批评派、形式主义、符号学等纯正的分析方法始终未能盖过解释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具有浪漫风格的理论话语。

　　德法思想的精髓固然有待进一步汲取，但英美分析哲学的精神更亟需我们掌握。加拿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韦尔认为：“如果说分析哲学还剩下什么的话，那就不是方法，更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强调细节、阐释的明晰性以及论证严密性的风格。”[16]韦尔强调分析哲学的风格，但要把这种风格发扬光大，还是需要从方法着手。对我们从事哲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分析哲学方法的恰当运用，有助于概念的澄清。

　　泛泛而谈，分析哲学的方法是科学哲学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而我们即使是把马克思视作哲学家，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也应当是一项科学的工作。分析哲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运用科学的方法面对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述，条分缕析。马克思的表述可能是跳跃式的，对马克思的研究却必须采取踏实稳健的文风。况且，分析的风格和路数可以习得，只要缜密踏实，在细节上予以努力，就能够逐步推进。相对而言，成为真正的思想家非常困难，可欲而不可求，成为科学家相对容易一些，只要有恰当的方法和步骤，至少可以成为有模有样的技术专家。对学术界来说，需要大量的专家，就像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17]当然，更为全面地说，我们既需要技术员，也需要思想家。只是要培养一个思想家出来非常困难，培养一个技术员相对要容易，而且，应当从技术员起步，努力成为专家，然后才有望成为科学家和思想家。

　　作为技术性的考量，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还原是可能的？《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强调还原马克思的原初意图，并试图从文本的结构和语义的澄清入手，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并不一般地否认作者原初意图的存在，以及尝试性地予以把握的可能性。20世纪中后期的新批评派、形式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致力于文本的意义和结构挖掘，都意识到还原的难度乃至不可能性，后结构主义则把这种不可能性推向极致。作为读者的我们都受益并受制于自己特定的时代境遇、知识构成与思想旨趣，由此读出的马克思或多或少难免有自我的镜像。困难还在于马克思文本的复杂性。同样的一个术语，在马克思的不同文本中常常具有不同的内涵，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是否系统自洽也是疑问，如果承认马克思文本的不完整性和非系统性，那么就必须正视任何解读都需要创造性的阐释、发挥和拼贴。遇到马克思不同文本中对同一问题的表述有所不同，甚至同一文本中的表述也有纠结之处时，尤其需要选择、协调和重组。选择不同，协调不同，重组的结果自然不同。如果说浪漫派往往诠释过度，肆意发挥，那么，分析派常常是诠释不足，留下巨大的意义空洞。[18]

　　一言以蔽之，我们需要一种高屋建瓴的概念构架，既适用于梳理马克思的文本，也适用于分析中国今天的进程，还可以适用于判断马克思学说在今天的适用性。[19]只有确立了这样的概念构架，学术、思想和时代之间的有机契合才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注释：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需要对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沉思。其时这一方面的著述很多，例如，李秀林等：《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关于这一问题的新研究，参见赵剑英、庞元正主编：《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 代表性著作如陈晏清等：《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代表性著述如肖前等：《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5] 参见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6] 直到世纪之交，类似的观点依然在强化，当然，论证更为丰富了。参见梁蓬：《马克思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访杨耕教授》，载《光明日报》1998年4月10日。李文阁：《马克思：一位现代哲学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7] 鲁克俭：《中国马克思学：哲学抑或科学》，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8] 譬如，黄楠森先生就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黄楠森：《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9] 杨耕较早提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俞吾金提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参见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俞吾金：《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10] 代表性著述如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11] 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305、312 页。

　　[12] 同上书，第297页。

　　[13] [英]科恩：《理性的对话：分析哲学的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4]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现代作家是浪漫的一代，现代思想家也是如此，进而言之，当代作家和思想家也大抵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风貌在总体上也是浪漫的。

　　[15] 经济学家拒绝浪漫。如果说道德不失为一种浪漫，那么不道德就是不浪漫。参见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读书》1998年第6期。

　　[16] [加]韦尔等：《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7] 一方面是就业难，一方面是技工的缺乏，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参见《年薪十万难聘指甲钳高级技工》，《南方日报》2004年7月8日。

　　[18] 关于诠释过度和诠释不足的讨论，参见[意]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

　　[19] 吴晓明的一本书名体现了这种追求。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