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破晓前45高清观看: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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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战国的学术环境
  
  (一)诸家并兴的原因
  
  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的鼎盛时代,自春秋末年儒家首先崛起,到战国诸家并兴,思想界澎湃到极点。造成这种盛况的原因相当复杂,下面只作个简括的说明。
  
  谈到春秋战国学术思想的发达,不免要联想到春秋以前的文化,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因为史料缺略,很难断言。但可以相信,至少在西周末年或春秋初期,社会组织必已相当繁密,贵族生活必已相当奢侈,人文思想也必已相当发达,而且可能已有相当丰富的文物典籍。不然的话,诸家的思想都将无所附丽,也无由产生。
  
  封建社会中,知识本为贵族所专有,但因封建制度的渐趋破坏,贵族的后裔降为平民的日渐增加,知识也因而流入民间。加以王室衰微,政治无主,传统的文化渐已不能支配人心,因此独立的思潮开始抬头,这情形在春秋末期已甚显著。而春秋时若干边疆国家,如秦、晋、齐、楚等,因开疆拓土,并兼异族,使经济和文化上产出好些新方面。诸夏文化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并吸收相当成分的外族文化。这些新因素,更刺激新思想的产生。
  
  到战国,因为社会组织的变化更大,新思想的要求也更急。例如军国主义抬头,自然会有法家出现。诸侯的生活日形富裕,自然会供养一批“谈天雕龙”的清客。国际战争的愈演愈烈,社会不安的加甚,自然会刺激人们寻求解决途径;主张清净无为的道家和创造新伦理系统的墨家,也就应时而生。同时不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较前为多,书写的工具也大有进步。春秋时,大概只有政府才有制作文书的力量;到战国,民间学者也可以著书,书籍的内容,渐由简而繁。从《论语》的简练,到《孟子》、《庄子》的繁缛,便可看到这方面的进步过程。
  
  (二)诸家的起源
  
  据汉人的分类,春秋战国的各学派,主要共有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至于这些学派的起源,古人以为出于“王官”;也就是说某一家的形成,是由封建时代某一掌理有关这方面事务的政府机关演变而来。这些政府机关因封建制的崩溃而消灭,但其处理某方面事务的理论知识则散之民间,渐而演变成某一学派。例如道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司法机关)等。这种说法,十分牵强,久为近人所怀疑。但另一方面却也不能否认诸家与封建时代贵族文化的密切关系,假使完全没有旧日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凭藉,也不可能发生诸家并兴的现象。事实上某一家的兴起,大都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并且凭藉着一种特殊的职业而来。本章所要叙述的重要学派,有儒、道、墨、法、阴阳五家,现在谈谈它们的起源。
  
  以上五家除墨家外,皆起源于某一种特殊职业。先谈儒家,所谓儒乃是一种以教书为职业的人,起源于鲁而后流行于各地。在孔子以前,便有这类靠相礼授徒为生的儒,孔子一生更是大部分时间从事这种职业。孔子除教书外,并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且曾亲身涉历政治生活。他的门人弟子,有许多作官的,也有很多教书的。总之,这种“进则仕退则教”的生活,便是儒者的职业。何以儒家起源于鲁国呢?这与西周的沦亡有关。原来鲁国因与周室关系密切,典章文物,最称完备。西周末年镐京为犬戎所陷,礼崩乐坏,鲁国便成为当时的文化中枢。鲁人在列国中,本以讲究礼节著称,因此产生了以诗书礼乐为典训的儒家。同时鲁是个二等国,即使想矜功伐也不可能,因之形成发展这一学派的最好环境。
  
  诸家之中,墨家的组织最为严整,它有具有无上权威的领袖,更有自己的法律。它的宗旨,也甚为明确固定。所以墨家绝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学派,而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气氛的组织,墨家思想,也是一种有系统的宗教性的思想。古籍曾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近人并考证墨子为鲁人。但他的个性及主张,绝不适于鲁国的环境,因此他的一生在宋国时为多。战国时,宋人以愚著名,大概宋人富于宗教性,心地质直,因此成为墨家的重镇。
  
  法家的起源不是单元的,出于齐、晋、秦等地的学政习法和典刑者,这些自然都各是一种职业。战国时齐的商业发达,以富著称。三晋则是新兴的军国主义国家,同时具有周人尚法的传统。因此战国时的法家思想,可分东西两派,内容颇有不同。齐是东派,现存的书有《管子》、《晏子》等,其论点着重于经济,即如何使国家人民致富用富等。三晋为西派,它们的法家言则着重在政治,即如何执法立信,加强政府的权威等。秦也是新兴的军国,它实行法家的政策时间最长,也最彻底;因为它要向外扩展,必须造成一种力大而易驱使的民俗;但是为它设计和执行政策的人,则来自三晋。
  
  道家有的出于史官,但并非全出于史官。因为史官一方面可以看到官府过去的档案典籍,一方面为朝廷作纪录,自然可以造就出一些博识古今、深明世故的人,老聃便是一例。此外尚有隐士一类的达观厌世者,也被列入道家。这类隐士大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楚国的北部地区,这地区包括旧日的陈、蔡、许、邓、息、申等国一带之地,也就是周人所谓的“南国”。这地带在西周晚季文物殷盛,到春秋战国时,渐为楚所兼并。同时这地区与诸夏接境,楚与诸夏的战争,常在这个地区进行。受高度文化熏陶的人,又目击人世的惨变,自然会产生厌世的观念;但其文化素养,又驱使他们以“达观”来解决人生问题。像孔子周游列国时所遇到的长沮、桀溺、接舆等,以及后来的庄子,大致都是这一地区或其左近的人。
  
  阴阳家大概出于习业星历卜祝的人,这一学派的发源地是齐国。春秋战国时,齐国以富著,而其君主又颇多礼贤下士的,因此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文明区域,产生若干派的思想,阴阳家只是其中之一。大概因齐地近海,由海道交通而接触到若干异人异事,战国时,齐人便以谈荒诞不经的事著名。这类齐人又可分两种,一是侈谈神仙的方士,一是五行论者,后者便是所谓阴阳家。他们多是诸侯的清客,以异说奇谈侈言于诸侯的朝廷中。[关于春秋战国诸家兴起的原因,以及诸家的原始职业和地方性,可参看傅孟真《战国子家叙论》第二至六节(载《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
  
  以上五家,除道家外,莫不希望人君用他们的学说来治平天下。但他们的学说大多偏重理想,有的不易实行,有的则因不能迅速收效而不为诸侯所采纳。最切实际而且最适合当时国君胃口的便是法家学说,秦国终以法家的学说强国,而至统一“天下”。
  
  二、孔子与儒家
  
  (一)孔子的生平
  
  春秋时代最伟大的儒者是孔丘,他的远祖是宋湣公的太子弗父何,大致与周厉王同时,曾让国君之位予其弟宋厉公。弗父何曾孙正考父,于东周初年三受宋上卿之命,地位愈高而处事愈谨。考父子孔父嘉,仕宋殇公(前719~前710)为大司马,被太宰华父督所害,孔氏从此中落。至孔父嘉曾孙孔防叔,畏华氏之逼,乃迁居于鲁,世为鲁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孔纥。纥字叔梁,故又称叔梁纥,他是鲁大夫臧孙纥部下的武士,饶有勇力,曾屡立战功。纥初娶施氏女,生了九个女儿;娶妾,生子孟皮,病足,为废人;晚年娶颜氏季女征在,生孔子,名丘,字仲尼。
  
  孔子于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生于鲁国的鄹邑(今山东曲阜市)。他幼年丧父,母亲也死得早,家境非常贫苦。他曾先后做过贵族的仓吏田吏,管理会计畜牧之事,都很称职,因此习得不少“鄙事”。此外借着与贵族接触的机会,也学得不少贵族的学识技艺,像诗、礼、射、御等。由于他的好学不倦,在他三十岁左右,便以礼学名动公卿。当他在学术方面有所树立后,便以传授知识为生,至于他的这种生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则已不可确知。
  
  鲁大夫孟僖子,对孔子甚为赏识。前518年,僖子死。临死嘱咐他的家臣,要他的两个儿子向孔子学礼,便是后来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这时孔子已三十四岁。次年,鲁昭公为三桓所逐而奔齐,孔子也于是年赴齐,做齐巨室高照子的家臣。他在齐国一住七八年,齐景公对他虽甚优礼,却不用他。前510年,昭公死于齐。次年,鲁定公即位,孔子也于这时回到鲁国。
  
  前505年,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发动政变,囚季孙大夫桓子,桓子立誓屈服,才获释放。阳虎进而挟持鲁君,独专鲁政者达三年之久。阳虎在主政期间,想借重孔子,但他不应。其后阳虎为孟孙、叔孙所逐,逃亡齐国,三桓复握政权。这时孟懿子已是孟孙氏的大夫,孔子的另一弟子子路也继阳虎做季孙氏家臣,孔子便因这两个弟子的支持,踏上鲁国的政治舞台。
  
  前501年,孔子受鲁定公之命为中都宰,这时他已五十一岁。此后又连续升迁为司空、司寇等职,他做司寇大约有三年(前500~前498),政绩斐然。前500年,他并曾辅佐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齐国的边地夹谷。齐欲以莱兵威胁定公,但孔子早有戒备,齐不得逞,因此鲁国在订约时才没有吃亏。
  
  前498年,子路为效忠季氏,发起“堕三都”运动。三都是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孙氏的郕邑。费邑一向是季氏家臣的叛乱根据地,当时阳虎党羽公山不狃盘据在那里,是季氏心腹之患。郈邑则曾于前500年被叔孙氏的马正侯犯盘据为乱。孟孙氏的郕邑,并未曾发生过这类叛乱,它之在被堕之列,当是季氏想借此削弱孟氏的力量。孔子赞助子路的建议,乃由鲁定公出面主持。结果郕邑被放过,郈、费均被堕毁。堕费时,孔子受季氏倚任,以司寇代理鲁相。但堕费后,季氏的大患已除,不复优礼孔子,因此孔子仅代相三个月便辞职。
  
  前497年,孔子离鲁赴卫,因鲁与卫接境,而卫又多君子,所以孔子去鲁后立即赴卫。这时卫都帝丘,它的国君灵公正迷恋夫人南子,无心国政。孔子初至,未能获见,因此他居卫十个月便离开。在他赴陈(前496)的途中,经过匡(卫地,今河南长垣县西南),为匡人所拘留。因为匡人误认他是曾经为暴于匡的阳虎。孔子脱险后,再度至卫。前495年,始见灵公,决意出仕,但灵公徒慕孔子的声名,虽甚礼遇,并不委以政事。这时南子弄权,太子出奔,卫国政治已相当紊乱,而灵公却想以兵伐晋,扬武域外。前493年,他向孔子咨询军旅阵法,孔子以其不重礼而好武,因而拒答,并立即去卫。次年,孔子至曹,不久离曹赴宋,过宋时几乎为宋司马桓魋所杀。其后孔子至陈,遂仕于陈。前498年,因吴伐陈,孔子乃去陈。在陈蔡边境,因粮食断绝,几乎变成饿殍。同年,他自蔡(时已属楚)至叶(楚地),又自叶返陈,自陈至卫。次年,孔子再仕于卫。这时卫早已换了新主,正是卫出公在位的第五年。孔子在卫,一直住到前484年,才为季康子迎接回鲁。他在外凡十四年,经历数国,备尝艰困和危险,还经常遭遇若干隐者的讽讥,却没得到一位明君的信任,使他得以施展抱负。这时孔子已是六十八岁的皤然老翁,鲁国也久已更换了国君,其时正值鲁哀公在位的第十一年。[孔子周游列国之年代,系根据钱穆《孔子传》(载《综合月刊》六八至七○期)]
  
  孔子回国后,鲁哀公和季康子对他均甚优礼,但仍不让他参与实际政治,只是以国老的地位备咨询而已。在他回国后直到他去世的五六年间,似乎大部分时间用在古籍的整理上,他曾将《诗》三百篇的旧曲调加以修订,此外,现存的《春秋》,据说也是在这段时间内经他编纂而成的。他死于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的时代,中原局面因向戌的弭兵之盟而暂安,但南方的吴越却正作激烈的角逐,各国的氏室也日益强大专横。到他死时,齐国的田氏和晋国的韩、赵、魏三氏已奠立篡夺瓜分公室的基础。他死后不久而越灭吴,把历史引入一个新的时代。
  
  (二)孔子的人格修养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把他的生前言行,追记下来,集成一书,叫《论语》。《论语》究竟出于哪些人之手,现已无法确考。据宋人的看法,可能是孔子门人曾参和有若两人的弟子所写,因为书中对孔门弟子的称呼,只有他两人被特别尊称为“子”,其余都称其字。这说法大体可信,现存的《论语》有二十篇,据清人的考证,其中最末的五篇,最少有一部分已为战国末年人所窜乱,但这本书仍不失为描写孔子生活的原始资料。
  
  这本书中所描写的孔子,是一位温良恭俭的君子,又是一位精勤博雅的学人。在政坛上,他是个才识兼备风度高尚的政治家;在野时,他又是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他一方面栖栖遑遑寻求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一方面又能乐天知命,不因颠连贫困而易其操守。他有个毕生服膺的道德律,便是所谓的“仁”。仁不特助成他个人的完美人格,他并把这道德律加到政治和教育上去,创出新的政治思想和教育理论。
  
  什么是仁?简单说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真实而合礼的流露。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真性情而又能本之以行礼者。他认为仁是一切道德的实质,没有仁,一切道德都归于空虚。他本身也就是仁的实践者,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他从没有吃饱过,看到穿丧服或盲目的人,虽然熟识,也要改容相接。朋友死了无法安葬时,一切殡殓的事便由他来办。他处处为人着想,绝不把自己不喜欢的事,加诸他人。
  
  仁也是孔子衡量人物的标准。他认为凡是言语说得过分好听颜色装得过分好看的人,很少能够得上仁;倒是刚强果毅质朴口钝的人,与仁还相近。他的弟子宰我,曾与他讨论“三年之丧”的问题,认为为父母守丧三年,学业为之荒废,不如改为一年。孔子问他如此是否心安,回答说:“安。”孔子说:“如果安,你便去做吧!”但孔子认为宰我不仁,因为他过分注重实利而忽略了情感。孔子另一个弟子颜渊聪明勤恳,外表却像是愚钝,孔子最欣赏他,曾对人说:“只有颜渊能连续三个月一心不违背仁,其他学生,只是偶尔能实行而已。”
  
  孔子认为仁者必具有勇气,他曾说:“凡是有志于仁的人,只有牺牲性命而成全仁的,没有为求活命而损坏仁的。”这几句话,充分表露出孔子对这个道德律信仰的笃诚和实践的勇气。
  
  孔子在生活中表现的另一种风格是达观。他虽然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宦海里仍能保持着高尚的风格。每逢国君对他不信任或是恶势力无法克服时,他便飘然远引,绝不贪恋权位,也不以暴易暴,与人作名利的争逐。在富贵与人格之间,他宁愿舍弃前者而保全后者。他不怕贫穷的生活,他曾说过:“粗恶的饮食,简陋的居室,其中也有乐趣;不义的富贵,像天上的浮云,是起灭无常的。”
  
  好学深思也是孔子的特点。他从幼年便立起为学的志向,一直精进不懈;他浸润在学术之中,忘却了饥饿,忘却了烦恼,甚至忘却老年的将临。直到他临死的前几年,还在整理古代典籍,他可以说是毕生为学的。因为好学,所以博学。更难得的是,他不但自己好学,又能诲人不倦,倾其所有的教导他人,一点没有隐藏。他对于不求上进的弟子,责备最甚,即是行为懒散的朋友也免不了受他的呵斥。虽然他的弟子中人才辈出,但孔子以为其中最好学的只有颜渊,似乎也只有颜渊最能理解孔子的学问。至于孔子为学的态度,可以从下面两句话里看出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三)孔子的政治理想
  
  孔子的政治见解,是以复古为革新的。他希望“天下”能恢复武王周公时代的旧观,他对西周盛世的一切文物典章,除了若干小节加以修正外,可以说是全盘接受的。
  
  达到这种政治理想的第一要务,便是“正名”。他的意思是,无论贵族或平民都应安守旧分,以使名实相符;僭越的诸侯、大夫、家臣,甚至不安分的平民,都应受到制裁,以期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界。他似乎尤其厌恶僭越的氏室,对季氏和齐国的田氏,均深表不满。他认为如果不正名,一切的政事都无法上轨道,刑罚与教育也都将无法推行,结果人民将无所适从。
  
  此外,他主张把仁扩充到政治上去,以爱民为政治的目的。靠法律来维持的政治,不是最高水准的政治;必须要在法律以外,加上道德的教化。换句话说,政治不完全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主要建立在德教之上;法律只是在德教无法施行时不得已而用的东西。他认为“拿政令指导人民,拿刑法划一他们的行动,这只能使人民不敢犯法,但不能使他们知道羞耻;拿道德指导人民,拿礼节划一他们的行为,则人民不但知耻,还会越变越好。”
  
  孔子德教的内容是什么呢?大体说来有两端:一是礼,使社会养成谦恭忍让的风气,以避免纷争。二是孝,使人民对父母能谨慎的送终,对祖先虔诚的祭祀,则他们的德行自然趋向仁厚,国家社会的基础也自然巩固。同时他认为在位者,更应首务修德,以为人民的表率。
  
  一个国家的政治,在他看来,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即是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兵和受人民信仰的政府,而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一个政府,只要人民信仰它,即使是无兵无食,仍然可以站得住。此外,他认为国家的财富,不怕寡少,只怕不平均,人民的生活,不怕贫苦,只怕他们的生活不能安定。
  
  对国际政治,孔子是推崇霸道的,霸道在当时并没有坏的意思。他盛赞管仲相桓公时所建的尊王攘夷事业,认为他是诸夏的救星。在他的时代,连管仲一类的人都不可得,所以他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但他仍本着“正名”的原则,对管仲若干违反名分的地方,加以严厉的批评。
  
  大体说来,孔子的政治理想,对内是整饬纪纲,对外是攘逐夷狄,把不上轨道的世界,带回西周的盛世去。
  
  (四)孔子与教育
  
  孔子的最大抱负在政治,但他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他的最大成就在教育,在这方面,他给予后世绝大的影响。
  
  孔子是大量而有系统的传播贵族学术到民间来的第一人,他把贵族宗庙里的知识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事业。在他以前,儒者是贵族的寄生者,到他首先提倡“有教无类”,不分阶级,一律施教。他的弟子现有事迹可考者,大都出身贫贱,如颜渊、闵子骞、子贡、子路、有若、原思、子张等;以贵族来求学的,则只有孟懿子、南宫敬叔等少数的几位。这种教育态度,不但是后来学术平民化的开端,也是后来“布衣卿相”局面的根源。
  
  孔子一生所教弟子达三千人,其中最贤的约七十人。他的门下拥有多方面的人才,不特对鲁国的政治社会有着巨大的贡献,其影响力并远及外国。他的大弟子中,以德行见称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语言见长的,有宰我、子贡;政事则有冉有、子路;文学则有子游、子夏。在政治上有地位的,多是在他作鲁司寇以前所收的弟子,如子贡尝出任使节,四次与吴人一次与齐人折冲,均不辱使命;冉有、子路均曾为季氏宰,子路且曾出仕于卫;宰我曾受鲁哀公咨询,后曾仕齐之田氏。子夏是他晚年返鲁以后所收的学生,曾作过魏文侯师。他以个人在野的力量,能造就出这么一大批人才,这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本人率领弟子,周游列国,作政治活动,又开战国的游说之风。
  
  在学术的传授方面,孔子不但注重技艺教育,并首先实行人格教育,拿系统的道德学说和缜密的人生理想来教训生徒。孔门的课目,后世通称为“六艺”或“六经”,即《礼》、《诗》、《乐》、《书》、《易》、《春秋》。但事实上《易》和《春秋》,孔子并不用来作课本,只是后儒所必须研读的古籍。六艺中的《乐》,久已佚失,其余的都在孔子以前即已存在,现在分述于后。
  
  孔子所教授的礼,不外两方面,一是贵族交际中的礼貌仪节,一是贵族冠、婚、丧、祭的各种典礼。孔子曾说过:“不学礼,无以立。”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是非常讲究礼的。孔子少时便以礼学知名,他不仅懂得当时一切流行的礼,更注意到礼的沿革和本源,因而产生了一种新见解。他认为情感是“礼之本”,没有本的礼,便是虚伪。不仁的人,虽讲礼也没有意义。像丧礼和祭礼的举行,都是原于一种“反本报始”的心理,也就是孝悌之心。所以当宰我主张把三年的丧期改为一年时,孔子便告诉他只要安心就可以去做,因为对父母既无感激之心,就是行三年之丧,也是无意义的。对于祭祖,孔子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只是一种对先人的敬意,祖先的灵魂并不一定临飨,所以他说“祭神如神在”。他对鬼神的存在,显然采取怀疑的态度,因此他绝口不谈鬼神生死等问题。至于他所相信的天,也已经不是偶像,或是牺牲玉帛可以贿买的天,而是冥冥之中主持公道的一种力量。
  
  孔子所教的礼,并没有一定的课本。现存关于礼的儒家典籍有所谓“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三礼中只有《仪礼》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孔子时代仪节典礼的条文,经孔子和他的信徒陆续增改而成,成书的时代当在西汉。《周礼》(又名《周官》)是叙述周代制度的书,其中并含有相当成分的理想,作者已不可考,其成书年代在战国中期以后。《礼记》则是孔子信徒追述孔子生前言行的书,也是在西汉成书的。所以后两部书与孔子当时所授的礼,并没有什么关系。
  
  《诗》是民间歌谣和贵族庙堂诗歌的荟集,它的时代大致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五百年(前1100~前600)。据说古代所采集的诗共三千多篇,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只剩三百篇,便是今本的《诗经》。这个说法颇有可疑之处,因为孔子本人对古代遗留的典籍,常有“文献不足”之叹,却把诗删去十分之九,言行上未免矛盾。假如他真个删诗的话,何以他所最厌恶的“郑声”(郑国的歌谣)却不删去?
  
  《诗》三百篇在春秋时代是有其实用性的,贵族的交际辞令,要引《诗》为装饰,朝廷宴享外宾时,照例择《诗》中的一首或一节命乐工歌诵,以为欢迎词,宾客也照样回敬;主宾间的情感愿望,也多借诗句表达。因此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所教的《诗》,自然仍着重其从政和识人论世的实用价值,但也以《诗》为人格修养之用。他对诗有道德上的要求,教人以学《诗》达到“思无邪”的境地。此外,他并教人从《诗》中得到启发,以体会人生的道理。
  
  诗和乐在当时是不可分的,《诗》三百篇都有乐章,是当时的正宗音乐,同时是贵族教育的重要课程。孔子本身便是个音乐家,自然也连带着教授弟子。他讲音乐特别注重音乐的感化力,他确信音乐不但可以陶冶个人的性灵,而且可以改变社会的品质。为尽量发挥音乐的道德功用,他主张禁绝低劣的音乐。当时郑国的音乐最为淫荡,所以他倡议“放郑声”。他晚年曾将三百篇的旧曲加以修订,这是他平生引为得意的事。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虽然他对于乐有一番制作,对于《诗》,则没有真的去“放郑声”。
  
  《书》大部为西周的档案,其内容包括战争时的誓师词,周王封立国君时的册命词,周王对臣下的告谕,以及王室大典的纪录等;另一小部为追记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语言。西周的各篇是否由周室传流下来,颇有疑问,因为西周的播迁非常仓促,临时不大可能携出那么繁重的简册。因此,有人认为西周诸篇可能是鲁国所存的“副本”,因为其中有许多篇是关涉到周公的。[参看屈万里《尚书释义》“叙论”]旧史说孔子时《书》有一百余篇,孔子并曾加以编次。《书》和《诗》同是孔门教本,但《诗》在孔子以前,传诵者已甚多,《书》则从孔子开始,才被普遍应用为教本。孔子把旧有的档案加以编次取舍,以适合作教本之用,自然是可能的事。
  
  今本《尚书》五十八篇,据清人考证其中出自伪造者达二十五篇。真的三十三篇中,其时代也有很晚的,如叙述唐、虞、夏、商事迹的各篇中,有若干篇的时代当在孔子之后。所以孔子所授的《书》,与今本《尚书》的内容,其差别是很大的。
  
  《易》不是孔门课本,与孔子似乎也没有多大关系。今本《易》的内容,包括《卦》、《爻辞》、《象传》三部分。《卦》据说为伏羲氏所画,而由周文王加以推演,这是不可靠的。《爻辞》据说是孔子以前鲁太史所作。《象传》中的“系辞传”据说是孔子所作,也不可信;《象传》之成,似乎远在孔子之后。总之,《易》是一本累积而成的书,不是一人一时所完成的。《易》的内容是有关卜筮的知识,但从《论语》看,孔子是连“祷”都不肯为的,何况卜筮?因此近人以为《易》是齐国阴阳家之学,与儒术本不相干。到战国末年,儒生和术士合流,《易》才和儒家发生关系。[参看傅孟真《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九)儒林(载《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
  
  《春秋》本是鲁国史官对时事流水账式的记录的总名,这类历史记录,各国都有,而以鲁国的最久最完全。《春秋》的文体非常特殊,字句简练,但记事并不完全依事直叙,有时以曲折委婉的笔法来表达,并暗含着褒贬之义。这或者因为当时写书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为忌讳,才产生这么一种文体。这类史记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可能兼作伦理教育之用。据说孔子以这种笔法,把鲁史记隐公元年(前722)到哀公十四年(前481)的一段加以修订,而成为现在的《春秋经》。《春秋》也不是孔门的课目,但这部书的思想源泉却与孔子大有关系,因为其中含有浓厚的“正名”思想。从历史的眼光看《春秋》,诚然是一部后人所谓的“断烂朝报”,但从伦理原则上看,却是一部完整的著作。
  
  (五)战国时代的儒家
  
  春秋末年,儒仍然是一种职业阶级而不是学派,而且当时也没有其他独树一帜的学派。到战国,墨家与法家兴起,开始与儒家抗衡,儒家才自成一学派。但墨法两家都与儒家有着渊源关系,墨家的创始者墨翟,最初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初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克、吴起等,又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孔子在生前已负盛名,又因其弟子多是名流,经他们的宣扬,孔子身后的声名也就更加提高。战国时,孔子已奠定“圣人”的地位;而在这个时期儒家又有两位代表人物继起,就是孟子和荀子。孔子以后的儒学,因他们的阐发而更形光大。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市)人。他大致与魏的惠王、襄王,齐的威王、宣王同时,至于他的生卒年代,则说法不一,一说他生于前385年,卒于前303年或前302年。他是孔子孙伋(子思)的再传弟子,一生游历宋、薛、滕、鲁、魏、齐等国,曾仕齐宣王为卿,致禄万钟。但不久去齐,此后即不再出仕,他死时已有八十余岁。
  
  孟子的思想,具见于现存的《孟子》七篇中,这本书可能是孟子的弟子编纂而成的。《孟子》不如孔学的博大精深,但思想则较孔子为激进,这自然是时代使然。他的最大贡献,是有关人格教育的学说,其原理虽大致本于孔子的学说,但更加完密而有系统。现在分别说明孟子的政治和教育的思想理论。
  
  孟子的政治原理,大体承袭孔子,主张所谓“仁政”,也就是把“不忍人之心”扩充到政治精神中去。他以为政治的最高理想,在谋全人类的幸福。因此他对天子的世袭制度,表示怀疑,认为天子必须是德智双全的圣人,不应世袭,而应禅位于后圣。他对贵族阶级的地位及若干特权是承认的,但同时又认为政府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的临民,以爱护人民为条件,并非具有绝对的权威;残虐人民的君主,人民得起而诛之。这是他的“民贵君轻”理论的大要。他有几句有关政治的名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见解是孟子以前的儒家所没有的。
  
  孟子在政治措施中,最注重“养民”,他曾立有改善民生的具体方案。此外,他坚决反对君主的厚敛和好战,这可反映出孟子时代的世局。
  
  孟子政治思想中的“仁政”,本于“仁心”,对此他有一套有系统的理论,即所谓“性善说”。他认为人性本善,因为人性隐藏着四种与生俱来的特性,那就是仁、义、礼、智的趋势,他称之为“四端”,也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和辞让之心(礼之端)。人之有四端,也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因此应该对这些特性加以发展。以全力发展此四端,便是“尽性”;尽性的修养积之既久,便养成一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凡具有浩然之气的人,便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而“大丈夫”也就是人生的最高目标。
  
  孟子之时,杨朱和墨翟的学说最为盛行,据孟子说,当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他的责任则是“拒杨墨”。孟子对他们的学说的攻击重点,是墨的“兼爱”和杨的“为我”。墨子的事迹和学说将在后面详述,杨朱的事迹无传,从战国人的称引中,知道他大约是孟子的前辈。他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恰巧相反,兼爱是对世人一视同仁的爱,为我的思想则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在乎求各自的舒适生活,不损己以利人,也不损人以利己。孟子对他们的批评是:“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杨子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无论孟子对杨墨的批评是否公允,但他对儒学的光大,确有一番功劳。
  
  战国时代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名况,赵国人。他的时代,较孟子稍后。他少年游学于齐,齐湣王时他去齐赴楚,为兰陵令。齐襄王时,又曾返齐国。此外,他并游秦、赵等国,在赵仕为上卿。他奔走列国,自壮而老,并未能行其道。他死后大约二三十年,秦国便统一“天下”。
  
  从现存的《荀子》一书看,荀子的思想严格而有系统,他与孟子同为孔子的崇拜者,同样主张省刑罚、薄赋敛、息战争的王政。他的学说所不同于前儒的,大致有两方面:一是主张性恶,一是把法家思想注入儒学中。
  
  荀子曾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大意说,人生下来便具有若干恶性,诸如好利嫉妒之心,和耳目声色之欲等,如果顺性发展,则争夺残贼淫乱等恶行便会随之而起;必须加以后天人工的节制和教育(伪是人为之意),才可以使之向善。所以荀子教育学说的重点,全在用外在的功夫来克服人性的弱点。
  
  荀子主张以“礼”来节制人的恶性,使其不能自由发展,但礼的最后目的则是养民,使人民生活改善。虽然他对于礼的涵义或内容,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他认为礼必须具有“别”的功能,要使贵贱长幼、贫富轻重先有等差,然后确定每人的权利和义务。权利义务既经确定,可以各安其分,社会自然安宁。至于等级的区别,则全视个人的贤能与否而定。国君是一国之最贤能者,并有其重要任务,因此应当被尊重。
  
  荀子的理论,显然与法家有接近之处,因为礼和法并无十分明确的界限,广义的政治制度,既可称为礼,也可称为法;而且两者同是一种对个人的外来箝制,不容选择和怀疑。因此他的性恶说和礼宪说,配合着当时的世局,渐而演变成战国末年的法家之学。换句话说,法家思想因吸收了荀子的理论,而更加充实完备。他的弟子韩非,便是法家的集大成的人物;佐助秦始皇推行法家政策的李斯,也是他的弟子。
  
  三、道家
  
  (一)老子
  
  老子是先秦思想家中的神秘人物,他的事迹已无法确考。据旧史说,他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人,姓李名耳,字聃,作过周室的史官。他与孔子同时,但年辈较长,孔子且曾向他请教过礼的问题。他后来见周室日衰,便辞官隐去,不知所终。现存五千字的《老子》(即《道德经》)一书,便是他隐去时路过函谷关为关令尹喜写的。
  
  《老子》一书是否老聃所著,曾有许多人怀疑过。因为书中有许多话,显然不像春秋时代人所说的。例如“六亲不合有孝慈”、“民多利器,国家滋昏”等一类激烈的话,不大合春秋时代的思想。书中所表现的社会背景如“万乘之国”、“取天下”一类的话,以及书中所说的制度,如“偏将军”、“上将军”等,都非春秋时代所有。孔子是最喜称美古代和当代贤人的,但《论语》中却没有一句提到老聃。墨子、孟子都喜欢攻击反对派,像书中“绝圣弃知”、“绝仁弃义”一类的话,和儒墨思想都根本不相容,但墨子、孟子却对老子毫无批评。因此有人不相信《老子》是春秋时代老聃的作品,认为可能出于战国时代,但也许有一部分思想是承袭老聃的。老学在战国末期尚不甚风行,到西汉初期,才风靡一世。
  
  《老子》一书,虽然只有五千字,但其涵义之富和影响之大,都非同小可。它对人生、文明、政治、宗教等问题,都有特殊的看法。
  
  《老子》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的进行,其所遵循的法则是“物极必反”和“祸福相倚”。凡是事物在某一方面发展到极致之时,也就是它走向相反方向的开始;因此,祸与福在轮流的变换着。一个人要想免祸,必须不要把福发展到极致,所以它教人谦卑逊让,知足寡欲。
  
  它认为文明是人类痛苦和罪恶的源泉。因为世上许多贪残诈伪的行为,每由智慧和知识而来。人类的智慧越高,知识越富,则其苦痛和罪恶也就越多越大。因此,它主张废弃知识和文字,以塞其源。一切由文明所产生的享受,也都在摒弃之列。
  
  “物极必反”的法则,在人事的任何方面,都无例外。政治社会的各种制度的运用,也往往会发生与原来目的相反的结果。法令本在防盗贼,但因“法令滋彰”,反而“盗贼多有”。治天下者本欲有为,而结果反常不足有为。因此圣人治天下,法令仁义,皆应排除,以塞其乱源。即令有所制作,也不可让其发展到极点,而致产生反面的结果。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认为政治统治者应当一切听人民自便,不加干涉。它认为最好的政府,仅是让人民知道它的存在就算了,一切不必过问。它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这种不干涉政策,便是“无为”;它认为惟有“无为”,才能“无不为”。
  
  对宗教方面,它已否定上帝的存在,认为宇宙并没有什么主宰,只是循着一定的法则运行,自然而然而已。
  
  (二)庄子
  
  庄子的事迹和老子一样缺略,只知道他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他不乐仕进,仅在蒙做漆园吏。楚威王曾聘他为相,被他谢绝。
  
  庄周的作品,有《庄子》一书流传,它不特是哲学名著,也是文学杰作。他的思想,渊源于老子,对于人生和政治社会的看法,大体上都与老子相同,不过把老子的思想,作更精微的阐发而已。
  
  庄子的避世思想,较老子更为明显。他认为世界是循着一个固定的自然律在流转变迁,万事万物在变动的巨流中,无所谓是非和贵贱。人和其他万物一样,由生以至于老死,都是自然的演变。要想获得至安至乐之生,便非顺乎自然,破除拘执不可。也就是说,应当超脱世界上一切欲望的束缚和情感的萦扰,把自身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达到绝对的自由平等。惟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大的安适,具有这种修养的便是“至人”。准此而论,一切的政治制度,社会礼俗,都是一种束缚,都没有价值。所以庄子的政治思想,也是以“无为”为归宿的。
  
  四、墨家(墨子)
  
  (一)墨子的身世和墨家的组织
  
  墨子名翟,鲁人,其生卒年代,均无法确考。大致说来,他的诞生约与孔子的死相连接。他的一生行事,流传于今者也甚少。他似乎以在宋居住的时间为最多,也许他的先世是殷遗民,但其门阀无考,可能是当时的“贱人”。[一说墨氏即墨夷氏,宋公子目夷之后。见傅孟真《性命古训辨证》第七章(载《傅孟真先生集》第三册)]他的职业,也很奇特,非农非商,而是一位善制器械的巧匠。据说,他少时在鲁曾习儒者之业,从墨学的内容看,他显然曾受过儒家的熏陶。战国时代的儒家,已经自成一种组织,有着自己的法度守则。墨家组织的严密可能受儒家的影响,但墨子对儒家的攻击却不遗余力。战国时,儒家所讲究的礼乐,演变成只重形式而全无精神,有时竟像是诈伪。墨子的反儒,自然是对这种儒家教育不满的结果,但他反儒的工具,却得自儒家。
  
  墨子在鲁时,常与儒者相辩难,并曾受过鲁君的召问。但他的学说,在鲁国没有发生影响,这当是他去鲁的原因。他去鲁后,曾到过宋、卫、齐等国,晚年曾到过楚,他一生可能以布衣而终。他的学说,最初盛行于楚,到孟子时,已到“其言盈天下”的地步。
  
  墨家是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它的业务是传授技术,以及受贵族的禄养,为他们守城等。所以墨家讲求守御技术,并擅长制造守御器械。但他们为人守城,只是为抵御侵略,决不向人进攻,这是他们的信条。有时为援救弱小,也可以自动为人守城。例如前445年,另一位鲁国的巧匠公输般为楚国造云梯以攻宋,墨子一面命他的徒众在宋布防,一面亲自日夜跋涉赴楚,劝楚罢兵。
  
  墨家的领袖称为“钜子”,钜子在整个团体中,具有绝对权威,他的意志便是全体的意志,徒众须绝对服从。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有门徒三百人,据说他的命令可以使他们“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墨家本身并有它的特殊法律,由钜子执行,决不宽纵。其条例大都不传,现在仅知道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规定。
  
  墨子虽可能是“贱人”,但他的学问的渊博,实不亚于任何士大夫。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较儒家更为彻底,所以他的门徒中,有许多工匠和下层社会中人。墨家虽有浓厚的宗教气氛,但墨子自身实是一个学问之士和政治思想家,并不是纯粹的宗教家。
  
  从战国直到汉初,孔墨是并称的大师,但汉以后,墨学日渐衰微。墨子死后,墨家没有十分伟大的领袖像儒家的孟、荀者继起。前381年,墨家钜子孟胜为楚贵族阳城君守城,抗拒政府军,结果孟胜和弟子一百八十余人全部殉难,墨家大受打击。此后墨家分裂为三派,相互倾轧,因此声势渐衰。另一方面,墨家的生活,过分限制其徒众思想行动的自由和生活享受;而极端刻苦的生活,又为人情所不堪,自然无法受大众的欢迎。此外,墨家虽相信神鬼,但不是纯粹的宗教组织,因此没有纯粹迷信的宗教具有号召力。这些都是促成墨家衰微的原因。
  
  (二)墨子的反儒
  
  上面曾说过,墨子早年受儒家的教育,因不满儒家的若干学说,而创立反儒的理论。但他表达思想的工具却和儒家相同,例如他和儒者都谈《诗》、《书》,都谈先王尧舜,都称美禹等。在立义上,则有许多地方对儒家痛下针砭。儒墨理论的不同,至少有下列十点:
  
  (一)儒者认为亲亲的重要,在尚贤之前;墨子则纯主尚贤,认为圣王应惟贤是用,不党父兄。(二)儒者承认政治社会有阶级之分;墨子所主张的“尚同”,则含有平等之义。(三)儒者认为爱有等差,墨子则主张“兼爱”。(四)儒者把战争分为义与不义,赞成“义战”而反对不义之战;墨子则“非攻”,反对一切的攻战。(五)儒家虽反对过分的享受,但并不反对够水准的生活;墨者则主张绝对节用,恶衣粗食。(六)儒家主孝,连带主张厚葬久丧;墨子则主薄葬短丧。(七)儒者虽非自然论者,但不愿谈天道,对神鬼亦抱同样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墨子则把自己的理想托为“天志”,确信有鬼神。(八)儒者提倡音乐,仅反对其低劣者,墨子则主张禁绝所有的音乐。(九)儒家是宿命论者,虽然平时不谈“命”,但失败时则好委之于命,墨子则“非命”。(十)儒者卑视手艺,认为是“小人”之事;墨子则是机械巧匠,并利用机械实行其理想。
  
  从上列各点看,墨与儒确有许多差异。但从另一观点看,墨儒之别,只是程度的问题,基本精神上仍有相通之处。例如,两者都主张尚贤,只是儒者认为应在亲亲之后,两者都主张爱人,只是儒者认为爱应有等差。但是持中论者与极端论者在精神上属于两种类型,因此相争每每最烈。有时两个绝对相反的极端论,在精神上反有较多的共鸣,孟子的视杨墨同为邪说,便是一例。
  
  (三)墨子的思想
  
  墨子是我国古代思想家中第一位对旧有文明的缺失明白指出的人,他有《墨子》一书传世,文体用演说体,是中国古代著作惟一用这种体裁写成的。他认为旧有文明有许多不合理和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杀人者死,而战争则为人歌颂,窃珠玉鸡犬者为盗贼,而夺人城池国家者则为功臣。此外对于贫富不均,政治世袭以及虚饰浪费等现象,均表不满。因此他认为社会要通盘改造,以建立社会的新秩序。下面便是他的新方案的重要内容。
  
  墨子认为世上一切道德礼俗和制度的设立,应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求“天下之大利”,而非谋少数阶级或一国的私利。所谓“大利”,即是使天下人均能丰衣足食,结婚生子。为达到此目标,所有的人均应过最低限度的生活;任何享受,均为掠夺。因此他主张节用,凡日常所需,无论饮食、衣服、宫室、器用,都必须加以节制。此外,如厚葬、久丧以及音乐的演奏,都与节用的原则不合,所以他也坚决反对。
  
  战争在墨子看来,是达到“天下大利”目标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反对战争。他随时随地阐述战争的“不利”,他认为战争多半由于侵略者认为战争有利而起,所以他要首先破除这种错误的估计。此外他认为攻伐有时起于好名,事实上武力侵略者是恶性最大的盗贼,其不仁与罪恶甚于攘人犬豕鸡豚者。为了对抗侵略,维护和平,他更讲求自卫自存之术。有时他更身率弟子,援助被侵的国家,以防止战祸的发生。
  
  墨子认为世上的一切祸乱,起于人与人的冲突,推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人类之自私而不能相爱。所以他主张“兼爱”,要人捐弃成见,爱人如己,不因亲疏而分等差。惟有如此,才能免除盗贼与战乱。他的兼爱论并不以品性或情感为出发点,而着重于效果,他认为“兼相爱”的报偿是“交相利”。
  
  为达成他的理想社会,他主张彻底的圣贤政治。他认为政治制度的建立,始于选择天子,天子一定应由天下的最贤者来充任。天子分天下为万国,也以各国最贤的人充任国君。国以下的地方政区有乡里,乡里的首长也应是其乡里的最贤。若整个天下,上至最高的中央政府,下至最低的地方政府,都置于圣贤的领导下,实行着节用、非攻、兼爱、交利的原则,一齐向“天下之大利”的目标迈进,使整个社会泯除贫富贵贱的阶级,以及劳逸不均、浪费窘困、仇视争夺的种种现象。这种境界,叫做“上同”,便是墨子的理想社会。儒家的“大同”思想,便是以墨子的上同论为蓝本的。
  
  墨子并借用宗教力量来推行他的学说,因此他有“天志”、“明鬼”的主张。他认为天是人的榜样,也是全人类的惟一主宰。天具有无上权威,其赏罚虽天子也不能避免,所以人类对天应绝对服从。他曾举出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皆因顺天之志而得赏,桀、纣、幽、厉等暴主皆因逆天之志而受罚。什么是天志呢?事实上,就是他本人的各项主张。他并确信有鬼神,认为鬼神也同样的赏罚善恶,统治君民。此外,他反对命定说,因为这种说法足以阻碍人类勤苦上进的意志,对社会是不利的。总之,墨子的一切学说,可以说全在“利”上着眼。
  
  五、法家
  
  (一)法家的流派
  
  战国时代法家的发源地有二:一是齐国,一是三晋。而这两个地区的法学思想,其内容是截然不同的。齐国一派法家思想的书,现存的有《管子》、《晏子》,其作者并不是春秋时代的管仲晏婴,而是后人所假托的,但其中当有一部分是管晏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这派政治思想的重心在经济方面,因为齐国在当时列国中是最富庶的,既富之国,自然注重经济政策以利用其富。《管子》书中论理财的地方,几乎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无论在内政、外交、教育任何一方面,都以经济为着眼点。它认为人君当以政令的督禁,谋求人民的根本利益,办法则是以重农政策为中心,辅以节用、输财、济困诸端。人民必须享有充裕的衣食,但私人的财产不能积聚过多,以致贫富悬殊而发生危机,因此它主张将工商大利收归国有。人民的道德也须以经济做基础,它最为后世所传诵的两句话是:“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晏子的主要的论点,在于杜绝大国的淫侈,如何使其富而不侈,庶而不淫。其中除了贬抑孔子的地方,大体与儒家学说并无相违背之处。
  
  三晋的法家思想,着重在政治方面,即如何巩固政府的地位,加强君主的权力等。晋在春秋初年,便有实行军国主义的趋势,到三家分晋后,魏国更首先变法,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三晋的法家最多,秦国的富强,几乎全仗三晋法家之力。晋在春秋时,和秦国历代联姻,同时两国邻近,也许风俗有若干相同之处。到战国,三晋习染中土的奢侈,渐渐衰弱,而秦国反以新兴之国,利用三晋的法家,致国家于富强。
  
  三晋法家,又可分为三派:一派重“术”,即以权谋操纵臣下,暗别忠奸,加以莫测的赏罚,使臣下悚惧,不敢为非。这一派可以与商鞅同时的韩相申不害为代表,他本是郑的“贱臣”,韩昭侯(前358~前333)用之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者十九年。他著有《申子》二篇,久已亡佚,他的治术仅见于《韩非子》的间接叙述。一派重“法”,主张厘定法条,以严刑重赏为手段,促其彻底实行。战国初期的李克和中期的商鞅,都是这派的代表人物。李克曾相魏文侯,商鞅曾相秦孝公,使魏秦蔚为霸国。李克著有《李子》三十二篇,今已不传。商鞅有《商君书》二十四篇传世,但不是他本人的手笔。另一派重“势”,特别强调势位于君主之重要,认为君主只要掌握政府的权威,即可号令人民,莫敢不从。这派代表人物是赵人慎到,他与孟子同时,曾著《十二论》,但失传已久,今本《慎子》,则是伪书。集三派大成的人物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的学说,以势为体,以法术为用,更吸收道家的“无为”,构成法家思想最完备的系统。
  
  (二)韩非的学说
  
  韩非是韩国公子,口吃而善著书,他和李斯俱受业于荀子。他鉴于韩国的衰弱,曾屡次上书劝韩王振作,未被采纳,因此退而著书,力攻时弊。后来他的书被秦王政看到,激赏之余,以武力逼迫韩国把他交出。韩送他入秦,但不久秦王政因听信李斯的谗言,把他下狱,终于自杀于狱中,这是前233年的事。今存《韩非子》五十五篇,其中可能有后人增补的地方,但大体可信是他的作品。
  
  法家论政,总是站在君主的一边,即使有时顾及人民,也是为君主打算,这是法家思想与其他诸家思想的基本不同之处。韩非的学说,便是告诉君主们如何使用法术和权势,来统治其国家和人民。对于儒家的政治学说,则极尽攻击的能事。
  
  他反对儒家的贤人政治,因为世上的贤人太少了。他认为君主只要威权在手,中材之主便可以为冶;即使桀纣一类的暴主,只要有权,臣民也得效忠,而不容违抗或批评。总之,君主是绝对的统治者,无论他的行为如何,臣民是必须服从的。
  
  他反对儒家爱民的理论,君主的爱民,无非想借此取得人民的拥戴,但政府的基础若是建立在人民的拥戴上,则是非常危险的事。君主的爱民,不可能如父母的爱子女;即令能够,也不可靠。世上尽多违叛父母的子女,假若人民一旦对君主不愿拥护,又怎么办?因此他认为只有用严刑峻法,才可以使人民不敢不忠,不敢为非。法不但要严,还得周密,使歹人无所逃避。能如此,虽小人也可以有君子之行;不然,虽君子也会生小人之心。所以法也就是人民道德和教育的标准,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为君主的,只要严格信守着一套完密的法,使它不遭受破坏,便可以垂拱而治。此外,他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两种人是国家之蠹,必须加以铲除。由此申论,一切不便于法令推行的名誉德行,也都是不足取的。
  
  他认为君主所最需要的人民是兵和农,他们是富强的资本,国家必须对他们加以奖励优待,使他们戮力于农战,以达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的目标。奖励兵农的先决条件,必须首先除去游食坐谈之士,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妨碍兵农的振作。凡是不躬亲兵农的人,无论所谈的是什么,都是有害的。
  
  君臣之间,他认为绝无仁爱信义存在,为臣的处心积虑觊觎君主的权位,为君的则处心积虑保持自己的权位,因此他主张君主要用术来控驭臣下。其要点是明察臣下的奸恶,削减私门的权势。要察臣下之奸,必须使明无所蔽,凡为君主者,万不可对臣下私宠偏听,因为这是奸臣培养势力的良机。所以,君主消极的应无所信任,不给臣下窥伺逢迎的机会;积极的应一切独断于心,不给臣下弄权窃势的机会。能够如此,臣下便会成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役,一切惟君主的意思是从了。
  
  秦在列国中,是惟一长期而彻底实行法家学说的国家,它把效率看得重于人道,一切以富强为目标。因此国力能够高度集中,高度发挥,终能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但正因漫无节制的使用国力,又迅速的使它走上灭亡之途。
  
  六、阴阳家
  
  (一)阴阳家的兴起
  
  中国古代,本是最重巫卜的,殷商的君主,几乎无事不卜,周朝的史官,也是以卜为最重要的职掌。到春秋战国,人们的理性大为发达,开始怀疑神鬼的存在,因而卜事大废,一切的神怪说法,也开始为学者所摒弃。但到战国末年,迷信的气氛,又笼罩思想界。这种迷信思想的发源地是齐国,它的民间迷信和哲学化的迷信,渐渐散播至整个中国,传布这两类迷信的便是方士和阴阳家。
  
  前面已经说过,阴阳家的兴起与齐国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此外,也受了当时社会环境与政治局面的影响。战国末年,社会的变动越演越烈,富可以骤然变穷,强可以迅速转弱,暗示着人类社会在按照一个循环的规律进行着。两三百年的战乱局面,久已使人心对当前的时局感到绝望,在绝望之余,只有期待将来盛世的到临,阴阳家的学说,便借这种心理环境普遍的散布开来。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是齐国人,旧史记载他的时代有若干谬误,但可确信他是战国晚期的人。他曾为燕昭王师,昭王对之极为景仰,为他筑碣石宫,执弟子之礼而受业。其后又曾为赵公子平原君的门客,据此,他可能死于长平之战以后。
  
  (二)邹衍的学说
  
  邹衍的著作都已亡佚,他的学说见于他人的著作而留传于今的有二,就是“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
  
  邹衍以前的学者,想象世界是一块大陆,四围是海,海尽处与天相接。儒家所说的“中国”(当时列国的总和),几乎就是大陆的全部,相传夏禹时曾划分为九州。邹衍则认为禹的九州并不就是“天下”,只是天下许多州的一州,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以外,另有九州,每州各有海环绕之,各州的面积也远较赤县神州为大。禹的九州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中国,只占全天下的八十二分之一而已。这就是大九州说,这种说法,无疑把前人想象中的世界的空间扩大了许多。
  
  五德终始说起源于邹衍以前儒家的五行说。五行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原素,即金、木、水、火、土。当时的儒者,又认为一年之中,五行势力轮流当盛,例如春时“盛德在木”,夏时“盛德在火”等。人事应与五行的运转相配合,因此为君王者,于一年中的某个季节便有应做与不应做的事,例如仲春应行庆施惠,不应出兵等。五行论是谁创的,不得而知;荀子认为子思、孟子所造作,大概不确。邹衍又把五行论加以推广,认为自天地剖判以来,人类的历史便为五行的势力(即五德)所轮流支配。在甲德轮值之时,人事上便有代表甲德的甲朝兴起,它的服色、制度以及政治精神,必须和甲德相配,例如周为火德,色尚赤等。到甲德既衰,乙德继之而盛;人事上则有乙朝兴起,取甲朝而代之。在两德相交替之际,照例要有祥征出现。战国末年,五德终始说已成为当时思潮的主流,并且作了当时列国诸王代周而兴统一天下的理论根据。同时谈这种学说的人,更混迹于儒家之中,许多方士和五行论者,竟都儒服儒冠。到汉朝,儒学中渗入大量的阴阳学,造成一个儒学其名阴阳学其实的学派,在两汉的政治社会上,大大的发挥了威力。甚至其后中国的一切信仰和方技,都多少受这种学说的影响。
  
  (文章转自傅乐成《中国通史》第四章《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