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国民政府，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共亲日派，屈服於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在日军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权。
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 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著手组织伪中央政府。经日本策划，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取消，於1940年 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为“国旗”，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其组织机构仍用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等。
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辖区
汪伪政府的辖区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赣、鲁、豫等省小部分。在政治上﹐他们收编国民党降日部队并收买流氓地痞建立“和平建国军”和特务组织﹐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汪伪政权(18张)杀抗日爱国人士。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後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在外交上，1941年11月，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国﹑美国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同年11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汪伪政权主要人物的下场
汪精卫
1940年3月20日，在日本扶持下，汪精卫在南京组建傀儡政权，取代了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伪政府。汪精卫任伪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5月31日，汪精卫以“中华民国政府”首脑的名义，参加了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同年底，汪精卫健康急剧恶化，不得已于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后来遗体运回国，葬于南京梅花山。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派工兵将汪坟炸毁，并将其尸体火化，坟址被夷为平地。后来在原址上修了一个供游人休息的小亭子，不知内情的游人在这里小憩，万万不会想到此地曾是大汉奸汪精卫的葬身之处。1994年在墓地原址建了一个汪精卫跪像，1997年拆除。
陈公博
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1943年，汪伪政权任命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一到日本东京，就向日
陈公博
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 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不过陈的这个“一把手”当了还不到一年，就随着日寇的灭亡而倒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在一处不为他人知晓的公墓中。
周佛海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是该政权的第三号人物。1944年3月，汪精卫去
周佛海
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伪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与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人密谋，讨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以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预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企图为自己寻找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一度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感恩不尽地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跟前。” 1945年9月30日，国民政府下令逮捕周佛海，不久，将周佛海押送重庆，1946年9月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在监狱中，周受到了特别的优待，但是，他最终也没能活着走出监狱。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中。
陈璧君
陈璧君原本是南洋华侨富商之女，后巧遇汪精卫，在铁窗内结成“患难姻缘”。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
汪精卫与陈璧君合影
权后，她夫唱妇随，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 陈璧君生性爱出风头，派头不小，脾气也大。汪精卫的“政事”，没有她的出面干预，常常办不成。汪精卫白天在会上决定的事情，圈内人都知道这不能作数。晚上回到家中，汪夫人一反对，第二天开会再议，汪保准把昨天的决议推翻。而且陈璧君生性泼辣，人称“雷山老母”。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国民政府诱捕入狱。在法庭上，她竟然恬不知耻地大呼小叫，百般为自己开脱，把自己的叛变投敌说成是曲线救国，并在庭审中利用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大骂蒋。虽然她在法庭上痛骂蒋介石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但却不能因此减轻她自己叛国投敌的罪行，后来还是被判处终身监禁。陈璧君于1959年6月17日病死在狱中。
梅思平
抗日战争爆发后，梅思平曾上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召开的谈话会，听到马君武等民主人士的“焦土抗战”呼声，颇不以为然。回到南京便参加了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讥笑抗日是唱高调，还多次想办法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和平”。1938年11月，梅思平与高宗武等一道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进行秘密会谈，经过几天讨价还价，达成了所谓《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主要内容有：汪精卫一伙表示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缔结日华防共协定。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伙人逃出重庆去河内。之后，梅思平因其“先锋”作用，被视为与汪精卫等人一样的“首义分子”，成为汪伪“最高委员会”成员。1939年，梅思平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其地位仅次于周佛海，而且是周佛海的大红人和以周为首的“实力派”的重要干将。1940年11月，梅思平参与了同日本政府签订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思平在南京被捕，关押在南京宁海路25号临时看守所内，后被送进老虎桥监狱。1946年5月，南京高等法院第一庭公开审判梅思平。法庭内外，人山人海，人们都要亲眼目睹汉奸的可耻下场。梅思平在法庭上百般狡辩，拒不认罪。5月9日，高等法院下达判决书：梅思平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他是汪伪政权中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个人。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褚民谊
浙江省吴兴县人，曾赴日本留学，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做媒，同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成了汪精卫的连襟。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立即召见褚民谊，让他谈对“和平”运动的看法。他参加了汪精卫一伙的“和平”运动，积极与日本勾结，进行卖国活动。1939年8月底，在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上，褚民谊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褚民谊任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当时，人们对汪陈夫妇手下的汉奸，以“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并称。日本投降后，褚民谊与陈璧君等先被软禁在广州，后又被押送至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1946年被关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同年3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以汉奸罪判处其死刑。同年8月23日，褚民谊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枪决。
任援道
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汪精卫一样，曾经也是革命青年。1939年6月19日，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伪政府。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援道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后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青岛，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王(揖唐)青岛会谈”，结束后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任援道出任委员，并担任“警卫组长”。1940年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不久，汪伪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任援道从“维新政府”要员一变成为汪伪政府中的巨奸。3月31日，任援道被任命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4月4日，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不久，任援道组建绥靖军军官学校，自任校长，培植亲信。任援道在汪伪政权中先后任伪职有13项之多，几乎兼全了汪伪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抗战后期，他看到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便暗中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抗战胜利前夕，他率军归顺重庆政府。日本投降后，任援道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便以２００根金条贿赂有关方面，举家逃到香港。1949年，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援道感到香港也难以立足，又远飞加拿大定居。1980年死于异国他乡。
李士群
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曾任“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1942年被日本宪兵下毒害死。
梁鸿志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鸿志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在上海沦陷区组织维持会。1938年，梁鸿志在日本人的直接操纵下，在南京成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敌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梁鸿志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长。为了向日本主子献媚和自身的挥霍，公开实施“烟、赌、娼”三大毒化政策，丧心病狂地毒害同胞，榨取钱财。汪伪政权成立后，梁任伪监察院院长，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改任伪立法院院长。日本投降后，梁鸿志四处躲藏，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日在苏州被逮，随即押至上海。1946年6月21日，法庭以汉奸叛国罪判处梁鸿志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
王揖唐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抗战爆发后，王揖唐投敌，频繁与日本侵略者接洽。伪临时政权在北平成立，王揖唐作为“创始人”之一，捞了个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职位。1938年9月，伪华北临时政权和伪南京维新政权在北平成立“联合委员会”，王揖唐任委员。王揖唐还利用汪精卫的势力和影响，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成了华北汉奸的头号人物。1948年9月10日，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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